随着《新青年》解体，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五四”文学革命也从高潮期转向低潮。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对新文化运动抱怀疑、观望甚至鄙薄的人纷纷挥戈上阵，掀起一股复古热潮。

人称“南有《学衡》，北有《甲寅》”。“甲寅派”即由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章士钊于1925年7月18日复办9年前停刊的《甲寅》，将原月刊改为周刊，并以此为阵地，强行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甲寅派”由此而得名，实乃复古热潮中的一支劲旅。

“甲寅派”的得力成员只有章士钊一人，他与新文化倡导者的论争早已成为历史，而在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即使是当初新文化倡导者的某些驳文中，对章士钊的评驳几乎全是否定的，今天看来，确有并非完全得当之处，甚或因此连章士钊对革命贡献的亮点也被遮蔽得暗淡无光。

要正确评价章士钊的功过，首先还须从章士钊与新文化倡导者的论争说起。

论争的是是非非

如何评价章士钊的一生，毛泽东曾与章士钊之女章含之有过一段精彩的对话：

“毛泽东问章含之：‘你对你那位老人家怎么看？’含之不假思索地说：‘他是代表旧的剥削阶级的爱国民主人士。我是共产党员，对他既是父亲，又是统战对象’。主席又问：‘你说行老(章士钊字行严)是剥削阶级，有什么根据？’于是，含之列举了鲁迅在文章中对父亲的指责，说父亲当过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镇压过学生运动，后来，同蒋介石关系也不错，1949年代表国民党同共产党谈判……”

然后，主席不以为然，问她：“你只知道行老做的错事，但知道多少行老革命的事迹，知道他做过的好事？”含之哑然无语。

随后，主席严肃地说：“‘对一个人要全面地看他的一生，更何况对自己的父亲。你要正确认识行老，他的一生很不简单，走过弯路，大部分是好的’。后来，含之逐步了解父亲青年时代叱咤风云的革命行为：他曾设法营救过被捕的李大钊；为被捕入狱的陈独秀辩护；在国共重庆谈判时，十分关心毛主席的安全等。”

由此可见，从总体上看，章士钊属于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如毛泽东所说：他的一生“走过弯路，大部分是好的”。1924年至1926年，章士钊任北洋政府官职那一段应该属于“走过的弯路”，且不说镇压学生爱国运动，造成流血惨案，就是对新文化运动的着力反对，其大方向也是错误的。因此，在那场论争中章士钊确实说过错话，做过错事，这是不容怀疑和否定的。然而，当我们重新研读那场论争的文章时，章士钊所论新文化运动的有些观点今天看来也还是有他的道理的。

他在《评新文化运动》中提出：文化运动“方式如何。一以当时之社会情况为衡。不能一律”。“盖文化者，与国民生活状况息息相关者也。一国生活状况枯涩纾促之度如何”。“即可以卜其文化高下真伪之度如何”。“要之文化运动。乃社会改革之事”。他例举18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有了劳动者与资本者之分，文化也随之出现平民要求享受文化的权利，而出现无产阶级文化的萌芽，这正是因为社会状况决定文化的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因物质高度发达，国民“晏安鸩毒，沉浸至骨。”不改变这种生活状况，文化也不能发展。我国是农业大国，还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因此，我国文化就不会出现以上状况。可见，国家生活状况决定文化的高下、真伪。他指出：文化与政治、社会现实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凡改革之计划。施于群治。又与文化有关”。这些观点都有其得当之处。

他叙述了文言的许多优点，就文言本身而言，也非尽无道理。如，他说文言内涵丰富，文字精炼，概括力强，尤其是诗词，细细品味，诗情画意尽在其中，具有较高的艺术魅力。这些说法至今仍为人们认可。但章士钊对新文化倡导者当时急于要让广大民众能读懂文学，认为只有靠白话文才能满足这一愿望的构想是不理解的。文言纵然有再多优点，也决不是平民一朝一夕所能把握的，当然新文学倡导者顾此失彼，全盘否定文言文是有偏颇之处的。章士钊仅看到了新文学倡导者这一偏颇之处，就站出来反对新文学。而他又太偏爱旧文学，甚至站到贵族绅士立场上，持着文化原本属于少数贤哲的观点去反击新文化运动，自然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不能正确对待自己，不能正确评估旧文学和新文学。

章士钊所持的文学应有承接关系的看法也是正确的。不仅文学，科学、文化也同样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承接关系，因为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几千年人类智慧的结晶史。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化也要发展，但这种发展应当在原有文化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可割断历史和文化的渊源关系而全部推倒重来。新文化倡导者在这一点上也是有偏颇之处的，然而每每在创造一种崭新的事业时，如果不出以摧枯拉朽之势、矫枉过正之态，也是很难冲破旧的桎梏的。因此，历史老人总是很宽容地给这些拓荒者让路，当路基奠定后，历史老人又来慢慢整理、铺平，除去杂石，添加土方，使之完善美观。章士钊的新旧承接关系说自有其道理，然而他的新旧循环往复说，甚至新的就是旧的、旧的就是新的等说法，又把新旧承接关系简单化了，以致使他不肯承认新的，并反对革新，仍然又犯了当肯定一种倾向时，又掩盖了另一倾向的毛病。由此看来，新文学倡导者与“甲寅派”的论争不能视为敌我斗争、革命与反动之争，它应该属于文学阵营内部的论争。总体上看，双方都是从文学发展的方向上思考问题的，但论争确实也存在着意气之争，因而论争仅停留在表层次上，这便影响了对如何建设新文学问题的深入理解。

章士钊之女章含之在《风雨情》中回忆其父曾谈到与鲁迅的这次论争所产生的芥蒂时说：“鲁迅要是活到解放，我和他很可能是朋友呢！”他还说：拿“现在的眼光看，对于学生运动的事，鲁迅支持学生当然是对的”。章含之开玩笑地问章士钊：家中没有鲁迅著作，是不是还对此事耿耿于怀。章士钊大笑道：“早过去了。不过我到现在还是顽固的复古派，你看我的书架上哪里有一本白话书？”这场论争的是是非非由此可见一斑。

鲁迅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章士钊与新文化倡导者的论争虽不能把它视为敌我矛盾，然而它也的确起到了阻碍历史发展的副作用。如今当我们反思这一段历史时，又该如何公允地审视章士钊彼时的思想才合乎实情呢？

“历史循环论”的误导

唐钺指出：“吾国人最相信循环论”，“我们常听说‘物极则反’，‘无往不复’等话头，好像这是一个普遍的原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以摧毁封建专制文化和以“文言文”为正宗的封建载道文学，建立以“白话”为正宗的社会的写实文学，人道为本的平民文学以及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为根基和土壤的新文学为终极目的。而当五四运动的高潮过去之后，在新文化运动低潮时期，复古派们错误地认为历史将出现循环，必倒退到封建文学时代，于是趁机向新文学发起反攻。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它有其社会背景，正如郑振铎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中所说：当时“社会又陷于苦闷之中。外交上虽没有十分的失败，而军阀的内哄，官僚的误国之情状，却依然存在。局势是十分的混沌。一部分人是远远的向前走去了。抛下新文学运动的几个元勋们在北平养尊处优的住着；有几个人竟不自觉的挤到官僚堆里去。新文学运动在这时候早已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之中，而‘甲寅派’却只认识着几个元勋们，而懒洋洋的在向他们挑战。而这种反动的姿态却正是和军阀、官僚们所造成的浑沌的局势相拍合的。章士钊也便是那些官僚群中的重要的一员”。郑振铎又指出：“胡适写了一篇《老章又反叛了》，吴稚晖也写了一篇《友丧》，也都是懒洋洋的在招架着他的。根本上不以他为心腹之患。”郑振铎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和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分化情形，作了清晰的概括，指出两者都处于一片混沌之中。新文学倡导者胡适等少数几个人投入官僚军阀的怀抱，与段祺瑞执行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往来于杯酒之间，心灵达成默契：“你不攻来我不驳。”胡适最终甚至退出《新青年》，另组《努力周报》，力主“好人政府”；随后，胡适又给青年大开国学书目，打出“整理国故”的旗号，这便给了章士钊以口实，作为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重磅炸弹。新文学阵营如鲁迅《彷徨•题辞》所写：“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显得沉寂冷寞，轰轰烈烈的热闹场面已成为过去。唐钺在《文言的优胜》中也描绘了当时的情景、当时流行一种说法：“白话文试验几年，现在已经到了‘强弩之末’；文言文自然而然地要中兴了”。章士钊等复古派看到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文学革命发难者的退却又导致了文坛创作出现不良倾向，文学青年和小资产阶级作家对前途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新文学的创作成绩不太可观，白话新诗尚未在艺术上得到普遍的认可。白话小说优秀之作极少，长篇尤为空缺。小品文佳作也不见多。因此在文学革命初期保持缄默的反对派此时蠢蠢欲动，以历史循环论为理论依据，掀起了一股古文回归热的浪潮，与新文学阵营抗衡。

章士钊于1925年2月5日，在与胡适合影照片后题的那首白话诗，实际上是全面与新文化运动较量的一个信号。按胡适的理解，它是章士钊的投降书，其实，这首诗应该被看作是章士钊继《评新文化运动》之后，向新文化运动发出的又一支冷箭。诗中明明写道：“你讲甚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章氏新旧界限很分明，新文学属于你胡适，并不属于我老章，我老章只要开口就还是老腔。“还是”两字，分明是说尽管文学革命已为国人默认，行使有八、九年之久了，但我仍岿然不动，不予承认。“老腔”自然是指“旧文学”——文言文。“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虽然你我以友相称、相待，但在新旧文学的观念上却是泾渭分明的。“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这一句分明是林纾的“吾辈己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辩之者”的老调重弹，意蕴全然一致。更是“历史循环论”思想的使然。“我写白话歪诗送给你，总算老章投了降”这句，分明是章士钊示意“投降”的条件：胡适要承认白话诗是歪诗，不能登大雅之堂。由此看来，这首诗并非章士钊“似乎蠢蠢欲动参加新文学运动的行列”，而应视为他从来就没有赞同过新文学运动，这只是他的一种不急切，徐徐“以俟期会”、以静待动的策略的表现。终于他等到了新文化统一战线分化这一时机的到来，5个月后，复刊《甲寅》，便是他的策略变为现实的一种爆发。

章士钊只知历史循环，而不知历史是循环螺旋似的发展的，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可能会出现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决不可能还原历史，历史不会出现完全的复制。章士钊恢复了《甲寅》并改月刊为周刊，而且在该刊重新刊发了《评新文化运动》，相继又发表了《评新文学运动》、《答适之》以及主张读经、恢复科举、镇压学生运动、为执政府广造舆论的文章。一时间，《甲寅》竟恢复了当年的气势，至少从销售数量看，超过了当时同性质的期刊。它与《学衡》南北呼应，又有“整理国故”之风刮起，一阵古文回归热的现象重新在文坛升温。这便是孕育章士钊复古的温床。

爱惜自己的羽毛

章士钊曾以学者、知识界领袖身份，在新文化运动前的文坛上颇负盛名。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他不愿失掉博古通今、逻辑学家等一顶顶桂冠，一味固守自己创办的《甲寅》阵地，深恐自己的羽毛凋谢。

章士钊早年致力于反清爱国运动，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爱国知识分子，但他总想有自己的阵地，为一方之王，不愿屈尊他人之下。辛亥革命前，他两次举义旗，发动反清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弃学从戎。一次次革命的失败，令他灰心失望而专事学问，坚守“求学救国论”。在文化界，他早有名气，清末就出任过上海《苏报》主笔；避难日本时，于1914年创办《甲寅》，他的文章严谨，言论精辟，《甲寅》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实力，是一份很有份量的刊物，章士钊因此名声大躁，被誉为博古通今的学者、知识界的精英，他也以此而自负。1916年初，《甲寅》停刊，他回国后，正值张勋复辟，也正是胡适、陈独秀倡导文学革命之时。他亲历“张勋之乱”，对政治更感失望，埋首学问，从事教育。对新文学运动漠然处之，他后来回忆说：“七年前，愚与适之同入北大为教授。即为言尝试白话之未可。愚虽自始非之。而未或用力止之”。其间，他曾出国学习社会诸学，“卒不得当”而回国。1923年，他寓居上海，在《新闻报》供职颇不得意，时逢新文化运动正日趋落潮，他发表《评新文化运动》，首次表示对新文化运动的不赞成态度。1924年，他时来运转，春风得意，步入官场，出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上任伊始，新文化运动落潮大势已定，学生爱国运动频频兴起。章士钊为爱惜自己的羽毛，为保全自己的地位，不得不为执政府的统治卖力，因而一面向新文化运动反击，一面镇压学生运动。

章士钊的这些举动，一方面是他总不甘心屈尊于人的领袖欲的驱使。如胡适所说：“行严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他却又落伍而不甘心落魄，总想在落伍之后谋一个首领做做。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反动派，立志要做落伍者的首领了。梁任公也是不甘落伍的；但任公这几年来颇能努力跟着一班少年人向前跑。他的脚力也许有时差跌，但他的兴致是可爱的。行严却没有向前的兴致了。他已甘心落伍，只希望在一般落伍者之中出点头地，所以不能不向我们宣战。他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里曾骂一般少年人‘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其实行严自己却真是梦想人人‘以秋桐为上帝，以长沙为京’，一味于《甲寅杂志》中求文章义法！”章士钊早年流亡日本，尽管因对政事冷漠，专注于“学问救国论”，然而竟不愿在章太炎的《民报》上发表文章，而另办《甲寅》，似乎也存在章士钊向来不屈尊于他人之下的个性因素。新文化运动倡导期间，章士钊出国留学，对新文化运动毫无贡献，自然也没有他的一席之地。而新文化运动落潮之后，他又正当官场得意，按照循环论观点，旧文学该回归了，章士钊便急忙恢复《甲寅》，不多时，《甲寅》便恢复了当年的影响。章士钊此时又集官僚、学者为一身，文坛首领的地位更是非他莫属。这也使章士钊与新文化运动的论争变得越发激烈了。

虔诚信仰传统文化

当然，章士钊反对新文化运动，决不仅仅只是为了争一个文坛首领的地位。究其根本，还在他对传统文化虔诚信仰的本质。他虽然也同“学衡派”们一样留学深造，向西方学习过文化。但他是“卒不得当”而回。这说明，他对西方文化的感悟并不太深，兴味不浓，或者说，他认为西方文化就不如东方文化，因此他所受西方文化影响并不很大。而新文化运动是在西方思潮影响下发生的，其表现形态有全盘西化，否定祖国文化遗产的偏颇，再加上当时西方精神文明发生危机，“东方文明救世论”思潮迭起，章士钊对西学的不以为然，而崇奉传统文化的思想意识便一触即发，多年积蓄在内心里对新文化运动不满的情绪终于找到了迸发口。

以往，人们把章士钊与“学衡派”诸公归纳为一个类型，其原因之一是认为他们都曾留过学。但这仅仅是表面的相同，实质上，“学衡派”对西方思潮兴趣甚浓，尤其对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信奉得五体投地，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方式，反对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所持的否定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章士钊则对西方文化并不崇拜，而依仗北洋军阀政府的政治势力和自己手中的权力，以对传统文化的虔诚信仰维护旧文学。显然，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维护，对新文化运动的不满情绪是相同的，但其理论依据则是迥然不同的。而对传统文化维护的共同点，又导致他们都对“东方救世论”的认同，从而在同一时期，从不同的文化观审视新文化运动，虽然其结论相同，但最终目的又并非一致，“学衡派”维护的是文化的整体观，尽管“甲寅派”也含有这一因素，但更多地是以儒士之身维护王权统治。

章士钊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失败后，厌倦政治，表现出失望冷漠之态，至新文化运动倡导之初亦不为之所动。在这一点上，他又与鲁迅有相似之处。但鲁迅在日本却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听演讲、赶集会，参加光复会。而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后，他积极投身其中，听从前驱者的将令，写出了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而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主将。文化运动低潮时，他仍“荷戟独彷徨”，在苦闷中苦苦寻找新的出路，以勇猛之势反击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维护新文化、新文学的成果。鲁迅受旧学的熏陶也是相当深的，但他在对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的敏锐观察和亲身感受中，痛感旧文化的弊病是造成中国不治的根源，同时又有选择地吸纳西方文化，形成自己不断吸取、不断扬弃的特点，既不因循守旧，又不排斥异端的现代开放型的文化观，从而达到超越自我，永不停滞地发展、前进的良好状态，成为时代的前驱。章士钊却没有鲁迅那种对中西文化的正确态度，而对传统文化异常地偏好，甚至看不清其局限性，致使他总是跟不上历史发展的步伐而成为落伍者。可见，章士钊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并不取决于他厌倦政治、专事学术，而是由他的政治观、文化观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