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孤桐等，湖南长沙人,近代知名的政治活动家、学者和报人，激扬文字，纵论天下，气吞如虎，获得了很高的文名，时人誉之为“文虎”。但这只文坛之虎却是非常复杂多面的。

“苏报案”的幕后人之一

1903年，22岁的章士钊被聘为《苏报》主笔。在朋友的支持下，章士钊对《苏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坚决地树起了反对清政府和保皇党的革命大旗，使《苏报》的面目为之一新，成为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之一。

邹容写成《革命军》不久，章士钊就在《苏报》上对此文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宣传，认为它是“今日国民教育的第一教科书”。同时还发表了章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即《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摘录)一文，太炎先生在文中大骂光绪皇帝是“载湉小丑，未辨菽麦”，致使全国上下，为之震动。清政府遂勾结上海租界当局逮捕章太炎、邹容及《苏报》办事人员。7月7日，《苏报》亦被查封，这就是震动一时的“苏报案”。作为《苏报》的主笔，章士钊本来也应在拘捕之列，但由于办理此案的江苏候补道俞明震与章士钊有师生之谊，才使他逃过一劫。

《苏报》被封一个月后，章士钊又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在上海创办了《国民日日报》，由章士钊任主编，继承《苏报》的优良传统，宣扬民主、自由和革命思想。

主笔《民立报》，“务持独立二字”

《民立报》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的主要言论阵地。1912年初章士钊从英国回国后，很快被社长于右任聘为《民立报》主笔。

在办报过程中，章士钊形成了自己的办报理念，那就是“独立论政”与“朴实说理”。他入主《民立报》时，就“与右任要约，务持独立二字”，主张《民立报》不受同盟会一党一派主义的限制，要发表不偏不倚的“中道之论”。所以，章士钊在主笔《民立报》时，更注重的是个人意见的发表，不让《民立报》变成同盟会的传声筒，有时甚至与同盟会的主张背道而驰。这样就激起同盟会会员的强烈不满，他只好辞职。

在被迫离开《民立报》之后，章士钊很快与王无生创办了《独立周报》，该刊的英文名字就是The Independent，仍然标榜“言论自由”，以司佩铁特(the Spectator)即“袖手旁观”和“不偏不倚”超然而立的姿态，针对时势，阐发学理，消除党见。

南有《学衡》，北有《甲寅》

在章士钊主办的众多报刊中，以《甲寅》最为著名，但与《苏报》、《民立报》和《独立周刊》相比，《甲寅》却集中代表了章士钊不甚光彩的一面。《甲寅》于1914年创刊于日本东京，月刊，不久即停刊。1925年改为周刊在北京复刊，共出39期，因《甲寅》封面有“THE TIGER”的英文字样，故也称“老虎报”。当时新文化运动从高潮转向低谷，而复古热潮被掀起。章士钊素来反对白话文，毕生以古文著书论文，成为复古派的领袖人物。《甲寅》自然就成为他强行复古、攻击文学革命和白话文的阵地，加之他当时身兼北洋军阀政府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二职，所以《甲寅》在当时的文化界颇有市场，与复古派的另一阵地《学衡》并称“南有《学衡》，北有《甲寅》”。

但《甲寅》毕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一份杂志，所以也未能坚持多久便在与新文化健将的较量中败下阵来。甲寅派的政论文在民国初年几乎成一个重要文派。但可惜的是，“这一派的文字，既不容易做，又不能通俗，在实用的方面，仍旧不能不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