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谭延闿曾经三度督湘(1911.10-1913.10, 1916.8-1917.8，1920.6-1920.11)，虽然为时短暂，前后仅三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并且处身于政局动荡、乱象迭起，南北军阀逐鹿湖南，政争风潮波滚浪翻的艰难时期，但他仍凭借着自己的政治影响和八面玲珑的处世手腕，在主持湘政时期，大力发展湖南的实业建设，医治战争的创伤，推动了湖南近代工业化运动的发展。但是，长期以来，史学界只注重于谭延闿的政治态度，把他归于西南军阀的行列加以鞭笞，而对他在湖南的实业建设活动却无人提及，因而影响了对谭延闿作出全面公允的评价，也给民初湖南的经济史留下了一段令人遗憾的空白点。

　　一、整顿经济秩序，营造实业建设的良好环境

湖南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相当落后，辛亥革命之前500工人以上的民族资本的厂矿，仅有和丰火柴公司一家，而同时期广东有这样规模的厂矿38家，江苏有66家。谭延闿是踩着焦达峰、陈作新血迹而登上都督宝座的，上任伊始，他首先面对的是“长沙人心浮动，旧派顽劣乘机窃起，危疑震憾不可终日”的政治局面。一些骄态的武人并不把他这个未历戎行的文人放在眼里，他们“以拥立大功，索饷索械，位置私人，稍不遂意，辄露拔箭击柱之态”。其次，湖南经济落后，近代企业并不发达，且是一个“兵多、纸币多、革命‘伟人’多的三多之国”，财政收人往往入不敷出，经济秩序极度混乱，严重影响了近代工业的发展。例如，从1895年至1911年间湖南先后创办的近代企业达183家，但到1912年仅剩下18家。基于这种尴尬的两难境地，谭延闿在其三度督湘时期，除了依违南北军阀之间，逢迎于党派政争之中，以求得湖南政局的安宁外，他始终把发展湖南的经济当作稳固自身统治的重要手段，采取一切措施来发展湖南的实业，极力想在实业建设方面干一番事业。

谭延闿在其时断时续的督湘时期，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优化实业环境的重要措施：

一是厉行禁烟、裁兵、惩治昏庸贪墨官吏，净化社会秩序。

清季湖南鸦片流毒甚深。烟毒不仅严重损害人民的身心健康，而且影响社会安宁，导致金钱的浪费，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谭延闿在第一次督湘时期，就厉行禁烟。“凡各州县及乡镇遍设禁烟分局，编查户口，施放戒烟丸药，禁止苗种，限以民国元年底烟种尽绝，过期有犯，辄枪毙，令甚严”。当时，《长沙日报》屡有处决烟犯的报道。据政府公布，湖南禁烟公所一次焚毁各项土膏91551两。湖南由此成为民国初年禁烟最严厉的省份而闻名全国。

军饷也是民国初年湖南经济不堪重负的一大因素。辛亥革命时，湖南新军“号称六万”。就军饷一项而论，每月将近70万两，全年近840万两，而购买军装器械、行政、司法所需经费尚不计算在内。当时湖南的年财政收人不过600余万两，要供养这么庞大的军队，湖南财政已是捉襟见肘。因此裁减军队就成了谭延闿解决湖南财政危机的一项重要措施。谭一方面以“功成身退，无上光荣”厚给退伍金相诱饵，另一方面又借助黄兴的声望，赵恒惕旅的帮助，将湖南原有六个师的四万多官兵悉数裁撤，导致湖南“新军尽散，巡防营独存”。的奇怪现象。谭延闿的裁兵虽有私心自用，排除异己的嫌疑。但是，他的这次裁军无疑有利于减少湖南的财政负担，至少使湖南每年节省近600余万的军费开支，使得湖南除了应付中央解款和地方行政的各项开支以外，还有一定的资金来资助实业建设。

谭延闿为了净化社会秩序，为近代经济发展创造比较良好的条件，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抑制不法官吏，如宁远县官绅于定章外加收田赋受到申斥。石门知事与该县劣绅狼狈为奸，侵蚀公款，被撤职查办。此外，对那些廉正官吏则给予褒扬。所有这些措施，无疑为湖南的实业建设创造了一个比较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是兴办交通，优化实业建设的投资环境。谭延闿继任都督后，仍不忘怀于在辛亥革命前夕多方奔走，积极主张铁路商办的那段往事，他委任陈文玮为湘路公司总办，不久又联合湘路股东组织了湘路促进会，决心把兴筑铁路的计划纳人他实业救国的整个蓝图之中，1912年6月，谭延闿致电北京政府交通部等，就袁世凯政府再度宣布铁路国有政策逐条予以驳斥，力争湘人自办铁路，后经粤汉铁路督办谭人凤多次致电劝说，谭延闿虽同意湘路干线收归国有，但拟新修支路4条。一自长沙至常德、辰溪以达川、黔；一自湘潭至金竹山以达黔、滇；一自醴陵以达赣、闽；一自衡州以达全桂。虽然在湖南境内商办4条铁路支线的计划，因诸多条件的制约，最终成为泡影，但也明显地体现了谭延闿等人把奔走多年从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手中争得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经济权益的理想，纳人民国初年在湖南掀起的实业救国热潮之中的爱国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其改善投资环境，开发利源的迫切希望。

此外，谭延闿还在1913年春天，组织设立了湖南军路局，以省方收人之节余部分用来兴筑长沙至湘潭段公路，全长90余里，当时全线已同时动工，及至年终，谭延闿因参与“二次革命”被袁世凯免职，继任督军汤萝铭则以积久开支过巨为由，下令全线停工，谭复主湘政，继续修筑，才于1921年冬勉强竣工。从而推动了湖南的实业建设。湖南龙骥长途汽车公司因之出现，带来了湖南汽车运输业的发展，谭延闿的首倡之功不应忽视。

三是大力支持实业建设方面的舆论宣传，积极扶助实业学校，为湖南的实业建设保驾护航。谭延闿非常注重实业的舆论引导，以便让更多有钱的士绅投资于近代的实业建设。辛亥革命前，湖南仅有《长沙日报》等少数几家报纸，谭延闿第一次督湘后，积极支助创办各类报刊杂志，尤其是关于鼓吹实业方面的报刊更是实力提倡。据初步统计，辛亥革命后湖南新创办的报刊有《国民日报》、《大汉民报》等10多种，这些报刊在抨击封建主义残余，颂扬资本主义制度，为湖南的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活动大造舆论，起了积极的作用。

谭延闿深知，要搞好湖南的实业建设，培养实业人才是关键。1911年，谭延闿、龙璋等感到湖南实业学堂造就人才太少，于是倡议设立中等工业与商业学堂各一所，并附设教育讲习所，以培养实业建设方面的人才。谭延闿第二次督湘虽只有1年的时间，但他倡导振兴湖南的实业，对实业学校不仅在资金方面尽力予以支助之外，还在技术设备方面给予照顾。1917年春，谭延闿召集长沙各高等、中等工业学堂校长开会，强调实业学校，工业之科应用最为广泛，但设备最难齐全，“盖非备有实习工厂，其操作技能莫由造就，非图合营业现状，其职工事业难以推行”。为了实事求是地解决这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谭延闿拟定了有关改进办法4条：(一)无论何种工校，均应完全设立工厂，其组织设备一律照普通工厂办理；(二)凡属学生能作之业，即以学生为职工，除必须在教室内讲授之学科外，尽可能就工厂内施教，实地工作以资练习；(三)金工、木工、染织、窑业、漆工、藤竹诸科所制货品，务必体察地方情形，期以适用，力求改良；(四)各工厂制成之产品，即由学校售卖，除开支原料、器具、杂费外，所有余利可照普通工厂之例以一部分作为职员、职工红利或奖励，其余部分作为学校扩充设备之用。谭的这些改革措施，体现了教学与生产实际相结合的方针，既可使学生把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立刻在校办工厂实习运用，有利于快出人才，使这些有用人才毕业后分赴各实业单位，如矿山、工厂、公司等等部门任职，以推动湖南全省实业的振兴和发展。

正是由于谭延闿的实力提倡和注重经济环境的改善，使得民国初年湖南出现了投资近代实业的热潮。据1912年英国驻长沙领事基尔斯在有关长沙商务报告中称“自从辛亥革命以来，发起工厂企业得到很大的动力，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公司注册，其最大的目的是尽可能使湖南在工业上不仅不依赖外国，而且不依赖其它省份”。可见，谭延闿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是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表现，因而赢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

　　二、大力鼓励和支持湖南的实业建设

谭延闿在督湘时期，对湖南的实业建设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谭延闿上台后，雄心勃勃，“希冀洞庭以内月发起无数公司，洞庭以外日发起无数公司”。为实现这一宏伟蓝图，谭延闿采取了一系列发展湖南实业的措施。

一是提公款支持兴办实业。由于湖南工业起步较慢，底子薄弱，加之绝大部分有钱的地主士绅怕担风险，宁可将资金投人土地的购买和经营，以获取稳固的收人，因而没有过多的资金来投资近代的实业，谭延闿为鼓励民族资本家投资近代实业，在湖南财政极为艰困的情况下，仍旧想方设法拨出许多公款来支持兴办近代工业。如胡子靖等人呈请拨给地址以建设开办章楚纸业公司，请求由公家拨款1万两的报告送达后，谭延闿即批伤财政局“即便转饬湖南银行遵照办理”。在当时的湖南，每一个这样的公司的创办，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谭延间在资金上的支助，数额以1万至60万两不等。据初步统计，从1912年9月至1913年5月，不到一年的时间，湖南新办的和正在筹办的银行、工厂、企业公司就有25个以上。企业的范围包括轮船、炼铁、开矿、制革、造玻璃、畜牧以及土木工程等各个方面。其中最为著名的工矿实业公司有谭延闿亲自发起组织的洞庭制革股份有限公司、黄兴和龙璋等人组织的汽船公司以及经华纱厂、长沙自来水厂、湘潭玻璃厂、五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富国矿业有限公司、江华厚生锡矿公司、湘潭惟一膏盐矿公司、醴陵百炼公司等等。后来有人在追述民国初年湖南工矿业发展的兴旺景象以及同谭延闿在资金上实力支助的相互关系时说：“湖南的工业本极幼稚。民国元、二年间，一般人士都说振兴工业是救国的第一要着，又是我们湖南税金的第一要着。正当那谭组安做都督的时候，提了许多的公款来‘振兴工业’。当时的什么实业公司和某项工业筹备处的招牌，到处皆是。有官办的，有商办的，也有官商合办的。”美国著名学者周锡瑞称之为“都督主动地鼓励资产阶级工业化”。

　　三、兴办矿业，广开利源

湖南矿藏丰富，锑、铅、锌诸矿甲于全国，是湖南财政的利源所在，也是各帝国主义列强急欲染指的对象。谭延闿第一次督湘时，就明确表示要“关心大局，冀开源以减少外债”，对湖南的矿业建设倾注了极大的精力。1912年7月23日，他分别致电北京政府国务院及工商部，先是“拟求总统、总理各部于借款内筹拨300万元先开矿业银行，聘矿师购机器，设炼厂，派员督办”。并聘张通典整顿矿山，着手改进保矿技术，以免矿砂“售诸外人”，导致“利源外溢”。后因向北京政府借款事“宣布作罢”。谭延闿即想方设法从本省财政收人中尽力资助各地矿业，“使得湖南矿务近益发达，已行开采者百余处，续办者尚复不少”。 11910年湖南省产毛砂27240吨，铅砂2553吨，锌砂7789吨，磺砂44吨；到1913年增为毛砂43273吨，铅砂3164吨，锌砂10319吨，磺砂182吨。增长率为32%至3倍以上。谭延闿第二次督湘，仍把兴办矿业作为其振兴实业的重要内容。他一方面委派专员切实调查湖南矿务现状，制订发展矿业的计划，训令民政厅将“已经核准之案，注册之探采各项与现今停办之矿，此外运单出口数量与税收数目衰旺情形，统应分别查明，任凭考核”，并指令以后每3个月汇报情况一次，以3,6,9,12月为造报之期。以便确立矿业发展重点，有针对性地制订发展方案；另一方面力争湖南矿务局归为省有，防止中央将湖南矿权私售外人，并严格规定各矿山矿砂销售统一由湖南矿务局经手，不许任何人私自进行。再次保护湖南矿产秩序。谭延闿应湖南矿商之请，收回了日本兴亚公司在袁世凯政府时期从湖南攫夺的各种矿山利权。为消弧矿山抢盗之风的盛行，谭恢复了矿警制度，并指令军队加意保护矿山，使矿业公司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湖南矿业在谭延闿第二次督湘时期里，不仅原有矿山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而且新的矿业公司和矿山先后出现，以至旅居外省之湘籍要人亦纷纷创办矿业公司组织开采新的矿山。如北洋政府农商部谐议官欧阳振湖鉴于湖南新产之矿石大多由于不能自行提炼，致产生“贱售外人”之弊，拟与日商合资创办一炼砂厂，呈请谭延阁批准，谭转令财政厅妥议覆核后加以开办；又如曾任福建都督的孙道仁亲自回湘，“专为筹办矿务”具呈谭延闿，“请领用公家采矿机器”开采矿山。正如湖南《大公报》所言：“湖南实业迩来渐有起色，如华昌炼矿公司、光华公司投资之踊跃，实出吾人意料之外，近闻又有组织自来水公司及承顶纺纱厂者，此实吾湘实业前途之光也。”即使谭第三次督湘仅5个月时间，但他仍旧没有放弃对湖南矿业的关心。

　　四、谭延闿的实业政绩是民国初年湖南其他几位督军无法相比的

要评价谭延闿的实业政绩，还必须结合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来进行分析。谭的三次督湘都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进行的。他的第一次督湘，是在焦达峰、陈作新两位首义都督被乱兵所杀的状态之下，他所面临的是一个“危疑震憾不可终日”的局面，外有袁世凯，革命党人的双重压力，内有“焦督士兵复仇”、新军内江以及革命派、旧官僚、立宪派等多重矛盾的冲突，处理稍有不慎，就很可能引发一场新的棍战，好不容易获得的和平短暂局面就很可能被断送，尽管他凭籍自己多年官场交际练就的圆滑善变的政客手腕，左拱手，右陪笑，暂时平息了各方的怒意，达到了暂时的安宁，但是在他督湘期间，这种矛盾冲突的潜流一直未能得到彻底的根除。他就是在这种勉力撑持危局的状态之下，拉开民初实业建设的序幕，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一般来说，和平时期，实业建设的成效容易显现，政局混乱时期，实业建设的功效微弱，但是在谭第一次督湘时期，湖南资本主义工矿业，其数量之多，速度之快，成效之显，都是前所未有的，虽然说帝制的推翻，鼓起了民族资产阶级投资办厂的激情，但是如果没有谭延闻的积极倡导和支持，湖南的实业建设要形成这样的发展规模，也是不可能的。在一个法治不健全的国家里，要兴办实业，没有地方官的支持和保护，要取得比较良好的成效，那是非常困难的。谭的第二督湘是在汤萝铭在湖南实施残暴统治、工矿企业遭到严重推残、湖南财政面临崩溃的艰难困苦之下。正如湖南省议会在弹劾汤芗铭案给北洋政府内务部的报告中所言：“前湖南都督汤芗铭莅湘……不及三年，杀人一万五千有余，卷款至千数百万，且滥发钞票为数五千余万，态为吞蚀，无数可稽”，从而导致湖南各地“百物奇昂，生活极艰”，就其用款而言，谭延闿第一次督湘期间，“全省收支两抵尚不过亏空六百万”；而汤芗铭继任，大肆侵吞公款，两年零8个月，“浮滥支用竟超过预算一千一百万元之谱，均无确实用途”。因而谭延闿既要弥补因汤芗铭造成的巨额财政亏空，又要在实业建设方面有所作为，才能培植湖南的财源，以对付段棋瑞政府由北洋军占领湖南以征服西南的意图，谭延闿面对段棋瑞政府处心积虑进行易督威胁，他仍旧对湖南的实业建设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曾亲自过问华丰造纸厂恢复生产的问题，认为“该厂停办日久，厂中机件搁置可惜”，特布告各地“以资保护”。他对实业学校的鼎力扶持和给予资金上的资助，对矿业公司倾注的关心和支持，无疑对湖南的近代化建设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他是一个造福乡梓富有远见的政治家。难怪有人说：“湖南无畏公秩序难于保全，畏公与湖南人民的利益是联在一起的。”谭的第三次督湘是在南北军阀相继蹂嗬湖南，张敬尧纵兵殃民，导致“商民流离，老幼被戮”，“工商教育摧残殆尽”的严重局面之下，加之在任仅五个月时间，就被赵恒惕驱逐下台，但他仍旧关注鼓励湖南工矿企业的恢复和发展。谭延闿三度主湘，对(经华)纱厂十分关切，筹备了2百万资本，以袁家普担任厂长，自德国购人发电机，自英国购人纺纱机，纺绽4万枚，以“第一纱厂筹备处名义从事整顿”。由此可见，在谭延闿三次督湘期间，不论形势多么恶劣，他都始终如一的把振兴湖南的实业作为自己为之奋斗的重要目标，这种为湖南争利权，谋发展、图长远的实业建设精神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在地方官吏中也是不多见的，因而应该给予客观的肯定。

要肯定谭延闿在实业建设中的功绩，还有必要对民国初年先后担任湖南督军或省长的其他几位人物加以比较，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从1911年到1920年底，除了谭延闿三度督湘外，担任过湖南最高军政长官的还有汤芗铭、曾继梧、刘人熙、傅良佐、谭浩明、张敬尧等6人。因曾继梧代理都督仅2天，刘人熙仅1月，傅良佐仅3月，谭浩明仅4月，因而他们来不及推行任何发展实业的措施，就更谈不上实业方面会有什么建树了。那么任职二年零九个月的汤芗铭（1913.10-1916.7）二年零三个月的张敬尧(1918.3-1920.6)在湖南的实业建设方面又如何呢。在汤芗铭督湘时，大肆聚敛财富，滥发纸币，巧取豪夺，致使湘省“纸币充盈，汇水日涨，市面恐慌，达于极点。……商户因此倒闭者，更不知凡几”。新化锡矿山以盛产优质锑砂闻名于世，也因其破坏“则大形衰歇，贻害滋名”，新华昌公司亏折至数十万元，其他如公益保和福畴富等公司莫不皆然。汤芗铭还将经华纱厂收归省有，“纱厂一再易长，一无成效”。此外，汤芗铭还置国家主权于不顾，擅将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抵借外债，先借200万元，复欲增抵500余万，“以为权位不保，即行卷逃之计”。并挪移教育经费，“以为广蓄侦探之资，学校因此倒闭或缩小范围者又不知凡几”。不仅导致了湖南实业的衰退，而且摧毁了湖南实业建设的人才资源。张敬尧督湘期间，除了纵兵扰民，滥杀无辜外，更是不遗余力搜括民脂民膏，摧残湖南本已脆弱的近代工业，他不顾湖南人民的死活，除了大量贩运鸦片和加收盐税之外，还设立裕湘银行和日新银号，滥发纸币，中饱私囊，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他盗卖湖田，拍卖湖南人民的公产，如省城门口的菜场，湖南银行所有省城各处房屋，矿务局所管的宁乡田产、汉口地皮，以及价值有限的湘吉轮船，南学会书籍等，均被售卖尽净。张敬尧还与日、美商人勾结，妄图盗卖湖南的主要工厂第一纱厂和主要矿山水口山铅锌矿，只因遭到湖南人民誓死反对才未能得逞。熊希龄1905年创办的瓷业有限公司也因“兵资为患，公司陷于停顿”。更有甚者，张敬尧还强占实业学校的场地，克扣教育经费。乙种工业学校的工场被张的部队占用，不能实习，甲种工业学校的机器，竟被张部拆往陆军工厂。驻军时常毁坏房屋器具，甚至将图书作柴烧，拿仪器作玩具。各校长迭次交涉，张敬尧置若罔闻。1918年秋季还通令不准招考新生，致使学校班次不相衔接。同年10月，省立第一师范，第一工业学校以及公立商业专门学校5校校长因张敬尧克扣教育经费，使他们办学经费毫无着落，只得联合向张敬尧辞职。而张敬尧在统治湖南期间，搜刮湖南民财多达2000余万元的惊人数目，其搜刮所得，除以充军饷和任意挥擂外，并不投人资本主义的生产，而是大量购置土地，实行超经济剥削。他在原籍安徽霍丘县的80余个村落，“共计置买田地三万余亩，契约概注张百忍堂勋记字样”。 (张敬尧别名勋臣)。如果我们把汤芗铭、张敬尧同谭延闿加以比较，就不难看出，不管是对实业建设的态度和所作所为，谭都与他们两人有着天壤之别，谭顺应了民初历史发展的潮流，而汤芗铭、张敬尧则逆历史潮流而动。在近代，工业化既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也是中国摆脱落后，走向富强，争取民族独立的主旋律。谭在三次督湘期间，首设湖南实业科，创办湖南金工厂、陆军工厂(后改为湖南机械厂)、省农事试验场、模范制丝厂、茶叶讲习所，开办陆军讲武堂和邮电学校，发布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训令，这一切振兴实业的举动，充分说明谭延闿已经牢牢把握住了发展工业化这一时代的脉搏，代表着社会进步的力量，这是汤、张所无法相比的。当然谭的发展实业的措施从某种程度上说含有巩固自己在湖南统治，取信于民的意图，并且也出现过志大“财疏”，力不从心，没能完全兑现给每个企业以补助的承诺，导致有些新公司最终破产的弊端，但是谭发展实业的一系列举措，客观上确实推进了湖南的近代化建设，鼓起了民族资产阶级实业救国的热浪。谭没有完全兑现给予企业以补助金的承诺只是因为湖南政局动荡不安，加之汤萝铭、张敬尧相继祸湘，使湖南本已艰困的财政雪上加霜，根本拿不出钱来应付这笔开支，但是谭延闿却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资助实业建设，并为振兴湖南的实业办了不少的实事，这是其他督湘的要人所没能做到的，因此他对湖南实业建设的功绩应该给予充分肯定，而不应该超越时代去责备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