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才常从甲午战争后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到1900年在汉口殉难，其政治生涯仅仅五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的政治活动非常频繁，思想变化也很大。本文将其思想变化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加以考察，以勾勒出他的思想发展轨迹。

一

唐才常思想历程的第一个阶段从1895年初他进入武昌两湖书院学习开始，到1896年他回到湖南开始参加湖南的维新运动。这一阶段是他从一个旧式知识分子转化为初具西学观念和改革思想的知识分子的阶段。

唐才常在甲午战争前基本上是一个深受封建文化熏陶的旧式知识分子。他自己对此曾有过如下的反省：“吾未冠以前，低首摧眉，钻研故纸，瞑坐枯索，抗为孤诣秘理，沾沾自足，绝不知人世间复有天日，复有垢耻之事。”他曾“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试冠军入泮，俗称小三元及第”。直到1895年初考入武昌两湖书院，其思想才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

两湖书院是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以“中体西用”思想为指导的洋务学堂。唐才常进两湖书院学习时，中日甲午战争已经爆发，这一时空环境，对唐才常思想影响很大，使他产生了早期的改革思想和危机意识。

这个时期的唐才常已经不再是醉心于八股科举的士大夫，他在刚到两湖书院时给其父亲的信中谈到：“静观天下之变，时文一道，将来必成废物”。两湖书院的学习环境和师友交游，使他踌躇满志，他不无骄傲地对父亲写信说：“鄂中诸大吏，颇有器重男者。”“院中诸友，亦有可互相砥砺之处；则今日之所为迥翔鄂渚不适志者，安知非天之玉成男者也。

然而甲午战争的爆发以及中国在战争中的失败又使他对民族危亡和国家的前途感到担忧。1895年，《马关条约》刚签订，唐才常就表示了愤怒的谴责，并预见到《马关条约》中割让台湾的条款将引起新一轮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天下瓜分之兆，已先见于台湾矣。”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危机，不仅仅是来自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还在于其他帝国主义都对中国虎视眈眈:“法人占据安南胥江及南天省，以逼广西、云、贵，英人尽有五印度，以逼滇、蜀，……俄人西扼于地中海，改而东趋，其势非尽得新疆及东三省不止。今日本又崛起东方，蚕食朝鲜、琉球、台湾及我奉天之半，骎骎有席卷燕、云之势。”面对这种局势，他对民族的安危表示了极大忧虑：“开辟以来，夷狄之祸，无代不有，未有如今日之四邻环伺，门闼洞开，毫无准备者。”

他认为，更大的危机还在于，统治者对这种危险的局面没有足够的重视。他说：“朝廷亦非不知之。顾惟因循苟且，偷一日之安，而不顾其后。”他对当时清统治集团内部的洋务派、顽固派都痛加抨击：“其以洋务自重者，徒粉饰夤缘以邀厚糈，于制造学术茫无头绪。其以清议自许者，惟痛诋西学，目为异类，以自护其时文试帖之短。”他对这种“拘泥故常，因循不振”的政治局面感到非常忧虑，认为当时的中国是“如人病痨瘠，外强中干，遇事尚能傲狠以相竞；迨血枯气绝，始委顿以死。”他警告说：“如再不变法，亦万无复存之理”。正是这种民族危机激起的忧患意识，使唐才常萌发了初步的改革思想。

这一时期唐才常的改革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在两湖书院的一些课卷里，这些课卷的内容涉及学术、中外商政、钱币改革、兵制、田赋税收等方面。在这些课卷和这一时期他的书信中，可以窥见他的早期改革思想。

第一，他对当时中国的学术文化进行了批判，主张学习西学，改革科举。这一时期的唐才常非常推崇东周以前的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东周以前的学术文化是从“强其学于一己，以求实际”开始，以达到“群其学于天下，以济时艰”的目的的，“西人格致之学，其理多杂见于周秦诸子，其精者不能出吾中国圣贤之道”。但是，这种重视实用的学术文化传统到东周以后就荡然无存了，“东周以降，学校顿衰。……古学既湮，灵台多滓”，于是，“俗学之迁流而不可返也，经史词章，只弋取功名之具”，这种学问，既不能“有济于世”，也不能“无垢于心”。而一些顽固派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下，仍以这种“虚文”的文化为武器，反对学习西学，“拘泥故常，因循不振，虚以圣人之道，自欺欺人”。因此，他主张举办近代新式学校，如格致书院，引进西方教材和仪器设备，对学生“导之以算学，徐进以舆地、兵法、制造诸学”，以“讲求大局，研究实际，为将来干城腹心之用”。他特别对科举时文非常反感：“汉唐别择所以处士之途，词章经义，多立科目，驱天下之人，相率而出于无用之途”。因此，他主张“当变科目以求实在”，“帖括之运，行之数百年，至此亦可以已矣”。

第二，他反对历代封建政府的重农抑商政府，主张重视商业和商民，发展近代工商业。唐才常在其课卷中对西方国家重视商业和商民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认为“西人雅重商民，多方护持”，并认为这正是西方各国富强的重要原因：“西人之不歧视商民而倚为生命，安得而不强且富者也”。而中国“自秦以来，商政废弛，日甚一日，甚或沦为异族，百计挫抑”，这正是中国日益贫弱的重要原因。因此，他主张效法西方，发展近代工商业，并提出许多发展近代工商业的具体措施。特别是他从重视商业出发，提出了商民参政的问题。他介绍西方各国“无论君主民主之国，商民胥得自达于其主。有大役，必使议政院与商民杂议，然后施行，务使上下之情，无所壅蔽”。他主张中国效仿西方进行变法，要做到“士商联为一气，官民呼吸相通”。这实际上是不自觉地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参与政权的愿望。

第三，他揭露了当时军队骄惰，国防废弛的危机，主张效法西方进行军事制度的改革。他在课卷中对中国古代和西方近代的军事制度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清政府在军事制度方面存在的弊端：“其绿营驻防兵，自嘉道以来，已成强弩之末，近益以老弱充数，不知锋镝为何物。岁费千百万金钱，养此委琐无用之”，“湘、淮各军，虽平巨寇未久，而将领狃于无事，刻薄寡恩，军饷半充私囊，每营十虚其五，简阅军实，褒如充耳。遇大敌则仓卒驱乌合之众，骈死枪林炮雨间”，“创立海军三十余年，而骄惰习气，牢不可破，近不识测量之准，远不谙沙线之则”。针对这种弊端，他提出：“为今之计，当力振积习，仿泰西之法，参以古人精意，汰制兵，修军政”。据此，他提出了废除养兵制而实行征兵制、广设武备学堂以实施近代军事教育、实求矿务以裕军饷之源、广兴制造以改善军队武器等主张。

综观这一时期唐才常的民族危机意识和改革思想，明显可以看出很大的局限性。他由民族危机激发形成的忧患意识，还只是在外敌侵略情况下一种本能的民族意识的反映，还缺乏一种更理性、更深层次的思考；其早期改革思想也大都为纸上谈兵，很多主张缺乏必要的论证；特别是他的改革主张主要局限在学西学、重商政、修军政等方面，基本上没有涉及政治领域，更没有对于封建伦理纲常的批判。这些都反映了他的思想基本上还停留在“中体西用”的阶段。

二

唐才常思想历程的第二阶段是从1896年5、6月间(农历四月)从两湖书院返回湖南到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这一阶段是他直接参与维新运动，并成为一个活跃的维新思想宣传家和政治活动家的时期。

甲午战争后，面对由西方列强瓜分狂潮引起的空前的民族危机，唐才常一方面继续对西方列强的侵略野心进行揭露，另一方面对引起中国民族危机的原因进行了更理性和更深层次的思考，更多地是从近代国家关系和国家主权的角度来分析。他认为：“数十年来之主持清议，相厉以忠义奋发者，不曰‘用夏变夷’，即曰‘闭关谢使’，且动以本朝海禁之开相垢詈。……夫国于地球之上，必欲孑焉而独立，微独今日所不能，亦且古无此理。”也就是说，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不能仅靠所谓“忠义奋发”，更不能靠“用夏变夷”和“闭关谢使”，而应该主动面向世界，与各国“开诚布公，与之交际”。他认为“万国公法”本来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但在当时的世界，又往往是“弱肉强食”。因此，西方列强“往往以盛气相陵，不顾情法之安，或者屏中国于公法外”。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务饱其谿壑之欲，”而使中国“全失自主之权”。而“堂堂中国于一切交涉之务，褒如充耳”，“不谙公法律例之学”。这样，“西人习知中国大吏，惟以兵胁，始俯首帖耳，就其圈苙。每一兴师，增一利益；一国沾利，诸国尾之，遂举中国前此疆吏之抑勒其人者，抑勒中国而不止”。他认为这正是造成中国主权丧失的重要原因。因此，他主张设立“中西条例馆”，研习中西公法律例，废除与万国公法精神相违背的不平等条约，以此来保护中国的主权。这种观点夸大了万国公法在处理当时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也反映了他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模糊认识。但是，希望清政府运用各国公法律例来进行外交斗争，却是一种富于近代意味的思想，其积极意义也是值得肯定的。而且，唐才常在主张运用各国公法律例进行外交斗争的同时，强调既要“去其骄心固心”，又要“去其畏心葸心”，也就是说既不能盲目自傲，闭关自守，又不能一味退让，任人宰割。这种外交斗争的方针是值得肯定的。

在直接参与湖南维新运动的过程中，唐才常的改革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维新变法思想。

在经济方面，唐才常在参与了湖南很多近代工矿企业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发展近代工商业的具体规划和措施，如《拟设赛工艺会条例》、《拟自造各种机器遏洋货利权议》，提出以机器“垦荒、治河、开矿”，以及“废漕运、创银行、行国债、修铁路、设民厂、立邮政、广商轮，及凡织造枪械，百端并举”。

在文化教育方面，唐才常进一步提出了废科举，兴学校的主张。他把废科举，兴学校同国家之兴亡联系在一起，认为“变通学校，最为当今急务”。同时，他还提出创办专门学校，培养专门人才，派留学生出国等建议。这些主张体现了“新民，新学，新心，开民智”以及为发展资本主义培养人才的精神。

唐才常在政治上的变法主张，用他自己的话可以概括为：“张师统，以孔子纪年；易官制，以泰西为准；开国会，以日本作则；改律法，与公法相通。”所谓“张师统，以孔子纪年”，其目的不外乎是“凭籍师统之权，以改制变法”，为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和变法主张寻找在当时条件下合法存在的依据。同时，也有限制君权的用意。所谓“易官制，以泰西为准”，就是废除科举制度，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人制度，“设学部以总其纲，破年资以收其用”，“大选全球之政法，尽网仁侠之奇才。其奋勉求新者，则引赞机宜；其因循守旧者，则放归田里。亟抚士民以同权之意，特假督抚以变法之全权”。总的来说，就是要任用维新人士，淘汰守旧官员。所谓“改律法，与公法相通”如前所述，就是主张“急宜设公法科与泰西律例之学”，“开中西条例馆”，修改一切不符合国际公法的本国法律和不平等条约。这一主张，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用意；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反对列强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维护民族利益。

所谓“开国会，以日本作则”关系到唐才常对封建专制政治的批判和对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学说的认识，是唐才常社会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他以后的思想演变以至自立军起义的宗旨都有直接影响，不能不详细加以论述。

唐才常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中吸取了大量政治养料，萌发了具有初步民主精神的民权思想。他说：“夫吾中国以四万万人而国者也，吾既为四万万人中之一人，则剖国权为四万万分，吾既有其一分，而可以搘拄之维持之”。历代封建统治者都“视天下为其囊橐中之私产”，不允许人民有任何政治权力。唐才常却大胆宣布“国者非一人之国”，每个国民都有一份政治权力，而且这一政治权力是应该自己掌握、维持，任何人都不能剥夺的。这一思想无疑是对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否定。

在这种认识基础上，他对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暴秦以降，恃压力之重，私天下之宅，严巷议之诛，立腹谤之律，赤大侠之族，成党锢之狱，草芥臣民，牛马士类，黔首何辜，丁兹厄运？盖自开辟以来君民上下之界，始断潢绝港，各怙其私，则秦为之也。浸淫至于前明，科条益密，法律益苛，时事天文，俱悬厉禁，驯至大夫以廷杖为荣，奸庸以讲学丑正，天地惨但，日月晦冥，于斯剧矣”。这一段文字义正辞严批判了历代封建专制统治。虽然在当时唐才常还不敢直接谴责清朝的专制统治，甚至还不得不吹捧“圣清受命，仁德如天，网罗大驰，士气宽和”。但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在把中国政治制度与西方政治制度比较时无意间流露他不满清朝专制统治的真实思想：“今夫泰西政术，自会盟、征伐、爵赏、刑律，下逮闾巷纖悉之事，无不与国人谋之，而大旨趋重于全民生，去民害，保民权。中国则辗转秦汉以来二千余年之桎梏，近日始有倡为民政民权之说者，而二三庸夫，骤闻斯旨，攫然惊愕……”。显然，“秦汉以来二千余年之桎梏”，指的是上文所批判的封建专制统治。而他要说明的是这种“二千余年之桎梏”一直延续到当时，所以才有对“民政民权之说”感到“攫然惊愕”的庸夫。这反映了唐才常对清朝专制统治也是持批判态度的。

关于国家政体问题，唐才常认为：“五洲之国分三等：曰君主，曰民主，曰君民共主。君主邻于私，民主，君民共主邻于公”。唐才常当然不可能从本质上区分和认识封建君主专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君主立宪制的差别，但他从“公”与“私”的角度将其区别开来。关于“公”与“私”的概念，他是如此解释的：“屏亿兆京垓人之人，而主一二人之人，私之至也；萃亿兆京垓人之人，既主亿兆京垓人之人，公之至也”。可见，唐才常认为封建君主专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君主立宪制的区别在于，前者摒弃天下人的意志只从君主个人的意志出发统治天下，而后者是集中天下的意志出发统治天下，这样就能做到“民气舒而国基固”。这种解释当然远远不能揭示出它们的本质区别，但却能满足资产阶级维新派力图改造封建上层建筑，限制君权，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要求。基于这种思想，唐才常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主张限制君权，认为“权不能侧重于上”，“君权尊则民变亟”

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唐才常的认识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盛赞美国的华盛顿“首创民主联邦治体”，认为美国的富强是“民主之裨于治”的明证；另一方面又认为法国的民主是不可取的：“若法民则以鸱张之焰，遏抑君权，使之必为民主以怙其私，则同是民主而有公私”。很明显，唐才常的政治态度更倾向于君主立宪政体。他认为：“天尊地卑乾坤定，卑高以成上下位，有君即有臣，有臣即有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亿兆京垓人之天下也，不能齐亿兆京垓人以统于一，而天下争，不能推一以及亿兆京垓人，而天下乱”。因此，他称赞“英之君民共主，最称公私交便”。

这种看法表明唐才常还未完全摆脱“君权神授”思想和封建忠君思想的影响。这也是他最终没有走上革命道路，而是死于“勤王靖难”旗帜下的深刻思想根源。但他毕竟接受了一些民主民权思想，认识到天下不是某个人的，而是“亿兆京垓人”的。因此他认为一方面应“齐亿兆京垓人”统于君主，不然天下就会分裂；另一方面，君主应代表“亿兆京该人”的意志，不然天下就会大乱。这样，君主立宪当然就是最理想的国家政治制度了。由此可见，唐才常之所以坚持君主立宪的政治的主张，从其阶级属性来说，是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软弱妥协性的反映；而就他本身来说，则是封建传统观念与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在他思想上混杂的反映。唐才常认为君主立宪是最理想的国家政治制度，也就致力于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他的“易官制”、“开国会”等政治主张都是围绕这一政治理想而提出的。他曾表达他为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而不惜身败名裂的决心说：“夫国者非一人之国，君者非一人之君。吾能使吾君公权于国，公国于天(下)，赫然如俄之大彼得，日本之睦仁，尽变祖宗之成法，与天下更始，则吾虽犯天下之大韪，负天下之恶名，粉骨齑身，所忻慕焉”。

如上所述，唐才常的国家政治理想是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民权学说为主干，又融合了中国一些封建传统观念，因而存在许多矛盾，有许多地方甚至不伦不类，牵强附会。但不管有多大的矛盾和缺点，它的基本原则仍是要将旧的封建上层建筑改造成新的资产阶级上层建筑，以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当时革命势力还很弱小，民主共和在中国尚未正式提上议事日程的历史条件下，他和其他维新派人士所憧憬的君主立宪政体是有极大的吸引力的，他们的主张符合历史条件，因而其进步意义也是很明显的。

三

唐才常思想历程的第三个阶段是1898年9月戊戌政变到1900年8月被张之洞杀害于武昌。在这一阶段，他的民主思想进一步发展，并体现在他组织和领导自立军起义纲领中。

戊戌政变后，深感失望的唐才常“遂萌举兵除奸之想”。于是他周游香港、南洋、日本，联络侨胞，并与逃亡在外的康有为、梁启超进行接触。在此期间，他主要做了两件工作：一是在上海主编《亚东时报》，更积极地鼓吹“砭旧”，“改革”，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民权学说；二是组织领导自立军起义，包括发起召开中国国会。

应该说，戊戌政变后，唐才常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唐才常发表在《亚东时报》上的一系列文章和诗赋中可以窥见其思想的变化。

第一，他对清朝专制统治的批判更激烈和直接了。如果说戊戌政变前，唐才常还不便在公开舆论中指责清朝专制统治，那么戊戌政变后的唐才常则已没有了这种顾忌。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清朝专制统治的公开的、直接的批判：“今中国弊政窳制，弥望皆是，百孔千疮，扁华束手”。“嗟彼官场，颂声甫作，而敲尔肌吸尔髓之方法随之”他的诗赋中出现了“嗟我神州黑暗狱，奇忧坌涌诗小旻。东南膏血西北烬，利尽锥刀穷丝緍。迩来二百五十载，蚩蚩牛马劬且贫”的诗句。这些都说明他已经把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矛头直接对准了清王朝。

第二，他已经公开表示了与以西太后为首的“满洲政府”决裂的政治态度。在他这个时期的诗文书信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把自己看作是满清政府的对立面。他提到清王朝时，已经不再用“朝廷”、“国朝”等称呼，而是用“满洲政府”、“清廷”等称呼。甚至斥之为“至愚极捍”的“守旧愚民之政府”。特别是他已认识到必须用武力推翻以西太后为首的“满洲政府”，才能“复维新之制”，因此决心“拔刀誓斩候臣头”，并将这一决心付诸行动——组织和领导了自立军起义。

然而，唐才常仍对光绪帝寄予很大的希望，就在他决心“拔刀誓斩佞臣头”的同时，又担心“瀛台秋水多”，并“自惭无策救神京”。他在反对满洲政府的同时，又认为戊戌政变后，“改革与反对两党，判然霄壤；其介于新旧而骑墙观望者，亦复肺肝若揭，面目纷呈，以待有心人之从容考核，定厥比例，为异日行政用人之准的。迨时机既至，刮垢磨光，不啻助我皇上知人之明而贻之玉尺”。这说明他对光绪帝重新掌握权力仍抱有幻想。

自立军起义是唐才常一生政治活动最辉煌的一页，也是其思想归宿的重要体现。应该说，自立军起义过程中，唐才常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这只是维新派思想的最高水平，而很难说达到了我们通常所说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水平。

首先，唐才常发动自立军起义的计划是他在日本与康有为和梁启超共同筹划的。在这一计划实施过程中，唐才常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但并没有与孙中山以及其他革命派人士商议过武装起义的计划。曾有记载称唐才常于1899年夏秋之际赴日，“由毕(永年)介绍谒孙，筹商长江各省与闽、粤合作事”，或称“孙中山临行面授机宜”。唐才常于1899年夏秋之际赴日之说已经专家考证为子虚乌有，那么，他与孙中山筹划起义计划也就不可信了。而在自立军起义过程中，毕永年、章太炎等革命派人士确实与闻，但终因“宗旨不合”，与唐才常决裂了。

其次，从上述我们对唐才常戊戌政变后的一系列诗文书信中可以看出，唐才常在这段时间里还没有产生进行民主革命的思想基础。他的“拔刀誓斩佞臣头”是为了“复维新之制”；他反对以西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政府，是为了恢复光绪帝的权力。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很难产生民主共和和反清革命的主张。

再次，更重要的是，唐才常领导自立军起义所制定的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如章程、文告、宣言等，都没有反清民主革命的内容，倒是有反对、排挤革命派之嫌疑。这些纲领性文件的内容与同时期康有为所发布的《海外报告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其思想水平也处于同一层次。由此只能得出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发展的归宿的结论。因为这个问题本人已有专文论及，在此不再赘述。

纵观唐才常思想的发展过程，可以认为：唐才常的一生是不断追求进步，探索救国道路的一生。尽管他的思想也存在着种种缺陷，而且最终没有走上革命道路，但他毕竟为中国近代思想宝库留下了一笔十分宝贵的遗产，不失为一个先进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