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与章太炎是结义兄弟，他们一道宣传孙中山，编辑《苏报》，反抗清朝，主张建立共和体制，在辛亥革命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探讨政体问题上，提倡联省自治。但结果事与愿违，为军阀所用。在文化教育观上，他们主张读经，坚持文言，其用意在保存国粹。尽管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与错误，但瑕不掩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二章的功绩应充分肯定。

结义“爱国”，《苏报》震动世界

1903年4月，章士钊受当时学潮影响，与林力山一道，带领从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的三十多名学生来到上海，参加“爱国学社”活动。与章太炎、张继、邹容相识，并结为异姓兄弟。章士钊从友人处了解到孙中山的事迹，十分仰慕，便将日人宫崎寅藏所作《三十三年落花梦》编译出来，改题为《大革命家孙逸仙》，用黄中黄笔名出版。由于疏忽，作者将孙之真名（孙文）与化名(中山樵)的姓连缀成文，于是孙中山之名，便从此传开。章太炎为该书题词，称之为“索虏披昌乱禹绩，有赤帝子继其嗌。掩迹郑洪为民辟，四百兆民视此册。”给予了高度评价。

章士钊到沪不到一月，就受聘为《苏报》主笔。在他所编辑的《苏报》上，由于连续发表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革命军＞序》以及他本人所写的《读＜革命军＞》等反清文章，影响很大。在当年7月7日，被清政府勾结的上海租界当局查封。章太炎、邹容也先后被逮捕。章士钊本人因主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原陆师学堂总办俞震明徇情未被追究。对此，章士钊一直耿耿于怀，他除了在《孤桐杂记》等文中反复申述外，1942年8月在桂林见到当年的同事龙积之后，还专门写了一首词感叹这件事。词的上阕是：

旧事何须说。只当年，孤怀雅抱，一时难越。盖代邹章同速狱，让我名捕独缺。多应是，义声横绝。三十年来新党锢，叹绸螗羹沸无分别。先觉士，口先结。

《苏报》案一个月后，章士钊与陈独秀、张继等马上办起了《国民日日报》，继承《苏报》的事业，并及时发表了章太炎在狱中所写的诗文。章士钊本人也在这个时期编辑、出版了《苏报纪事》、《沈荩》等革命小册子。以后又在黄兴的支持下在东京办起了《甲寅杂志》。章太炎一如既往给予支持，专门写了发刊词。后来胡适曾说：“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刊》；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在这里，胡适将章太炎的《民报》与章士钊主办的《甲寅》相提并论，给予了一定的评价。但值得指出的是，《新青年》大多作者都来自于《甲寅》杂志，就是胡适本人，最早也是在《甲寅》杂志发表文章的。

还应当补充的是，早在二章相识之前，章太炎就与后来成为章士钊岳父的吴保初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他们是好朋友，在唐才常事发后，别人不敢收留章太炎的情况下，吴曾借房给章住，两人互相唱和的诗也不少。《孤桐杂记》曾记下了这段渊源。章太炎后来极力邀请章士钊加人同盟会，并请吴的女儿弱男出马，最终导致章吴结为夫妻，在近代史上留下同盟会与章士钊的关系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佳话。这些都与章太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综观这一时期，他们两人的交往相当之多，是共同战斗的战友，也是胜似兄弟的亲人。在反清、反军阀方面，立下了不朽的功绩。不同的是，章太炎因《苏报》案名声大振，而章士钊本是《苏报》的主笔，是至关重要的人物，但由于恩师的偏爱得以漏网，好事变成坏事，似乎与此案无关了。但公正地评价，章士钊在这一阶段的功绩，也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联省自治，结果事与愿违

建立一个怎样的政体，是辛亥革命前后一直探讨与争议的问题。在这一关键问题上，二章基本上采取了同一步调，这就是“联省自治”。

“联省自治”一说，是二章的义弟张继首先提出来的。章太炎曾说：“方是时，湘川皆以恢复故土为号。余既议湘川同盟，知军政府必不可支，则以自治同盟为说。会溥泉自欧洲返，余为言近事，且云：‘川湘恢复于义为得正。粤人所为，亦川湘之次。然因是覆军政府，于义不可。故余赞川湘，不有尽赞粤军也，唯揣云阶亦终不济，军府亡，则无以拒北贼，独言自治同盟，可尽靖献之义耳，于弟何如。’溥泉为易名日‘联省自治’。”

当时湖南处于南北军阀的拉锯混战之中，人民受害最重。而属于北方的湖南督军张敬尧更是对人民实行残酷野蛮的统治，老百姓称他叫“张毒”。1920年湘军总司令谭延闿驱张后，利用群众自治的愿望，于7月17日向全国发布“筱电”，宣布湖南自治宗旨，想超出南北战争之外，予省民休养生息的机会。由于得到了一些名流的赞同，谭便于这年8月间，邀请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来湖南演讲。章太炎一直关心湖南的政局，认为谭文人督军，“智略可任”。他又看到四川的熊克武的势力可以稳定四川，便写信联络，结成川湘联盟。他接到谭的邀请后，便于9月间到了湖南长沙，宣讲他的联省自治主张，得到了各方面的赞成。当年冬天，全国各省都开展了争取自治的活动。各省的通电与各省代表到京请愿实行自治的新闻，占满了当时的报纸，“自治”运动成为“五四运动”之后规模最大的一项运动。

这以后，章太炎奔走于四川、湖南等各省，并主持了1925年湖南的县长考试。至1926年看到身为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发动战争，祸国殃民，章太炎感到联省自治主张的失败，联省自治也从此基本结束。

在这场运动中，章士钊作为章太炎的义弟，又是湖南人，当然非常关心，是一位积极的鼓吹者与参与者。他写了《草新湖南案成放歌》，赵恒惕的联省自治就职词也出自于他的手笔。当时，章士钊正在国外考察，通过中外比较，看到了他过去主张的联邦制说的行不通，一度提出“农业立国”的主张。以后，他根据国内的情况，又提出毁弃国会的观点，并为段祺瑞出谋献策，取名号为“临时执政”，使之得以兼任总统总理两职，章也因此当上了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使自己走上了人生最大的误区。可以说，这些都是联省自治的发展与变化。

按章太炎的想法，联省自治“本分三期，有省自治而后而有联省自治，有联省自治而后有联省政府，节次稍差，便为躐等”。而实际上，各省自治都是徒有虚名。以首开自治之名的湖南为例，就一直处于军阀互战之中。孙传芳的五省联盟更是大鱼吃小鱼，无怪乎，联省自治说一开始就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据报载，当时段祺瑞就“怕联省自治说”。孙中山、毛泽东等人对此也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当然他们的目的截然不同。

追溯联省自治的思想根源，实则由来以久。从章士钊这方面来看，则是早在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就提出了“毁党造党说”，主张解散一切政党，根据不同政见分为两党进行竞选，得多数拥护的政党管理国家。可以说，他是我国最早的两党论者。以后，他在1914年创办《甲寅》杂志，首期就开宗明义主张为政有容，提倡联邦制。当他看到国外资产阶级政体行不通后，他与章太炎一样，转而求之于古代，主张联省自治。章太炎则早在1899年就在他的著名论著《馗书》中写下了《藩镇论》和《分镇》两文，认为“封建之说未必非，而郡县之说未必韪”。主张全国设五个道，道各以督抚才者制之。这种以中国典章制度来对当时政体进行改革，当然是针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提出的，有其一定的进步性，但根本行不通。后来，他转向革命时，批判了自己的这个方案，并在《代议然否论》中反对过章士钊的联邦制说，认为必然会出现南北战争那样的分袭局面。但当他看到军阀主宰国家，祖国处处连年战争，弄得民不聊生时，又回到了原来“分镇”的主张上来。

联省自治说，除当时北京、上海的各界名流拥护外，更值得一提的是胡适也是积极的支持者。他在《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中主张以联省自治“来和军阀作战，来推翻军阀。后来，胡适还提出过“好人政府”的主张。现在看来，联省自治、农业治国、好人政府这些主张都只是书生之见，水中之月，不可能成气候。这以后，二章基本上退出了政治历史舞台，开始专门从事著述与讲学。但人们从这些主张中也确实可以看到当时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关心与对政体的重视。这种探索也是难能可贵的。

坚持文言，一意保存国粹

在文化教育观上，二章也是一致的。早在东京时期，章太炎就设坛讲学，培养了一大批文化精英，为后来北京大学增添了新力军，对新文化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钱玄同、二周等均是“五四”新文化的干将。联省自治失败后，他退回书斋，专心研究古籍。晚年在苏州设立“章氏国学讲习所”，他本人亲自主讲传统文化。终其一生，始终坚持文言，主张读经。章士钊早年写过一本《中等国文典》，主办过风靡一时的《甲寅》杂志，曾在我国文化领域起过一定的作用。曹聚仁就曾说《中等国文典》“那是读，不是看，每星期一小时的‘文法’，就用这本书作教材。”但他是一个顽固的守旧者，一辈子坚持用文言。特别是他担任教训总长时主张读经，反对白话文，产生过不好的影响。

在文白之争中，二章充当了先锋，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刘半农到上海拜访章太炎，一见面，章就给他一个下马威，不予合影。接着大谈白话文古已有之，并反问刘的白话文标准，认为许多字音不是汉人的，而是满洲人的。高谈阔论，弄得刘下不了台。胡适送书给他，并写上“太炎先生指谬”，在两人的名字旁加上了“——”。章弄不清标点符号的作用，见自己名字旁边划上一条黑线，不禁勃然大怒，大骂：“何物胡适？竟在我的名字上胡沫乱划！”当看到胡的名字旁也有同样的黑线后，认为双方抵消了才释然。章的门生黄侃则在课堂上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以此证明文言比白话文优秀。章士钊则写下了《评新文化运动》等文章，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亡文化运动。他担任教育总长时，虽然“五四”运动已经五六年了，他却规定中小学以文言文为教材，吹起了一股读经风。受到了胡适等新文化名人的批判，也碰上了吴稚晖等先前老友的指责。吴写了《友丧》、《读经救国》等讽刺文章，使章哭笑不得。他又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和《我所请愿于章先生者》。他说：“章先生近来拿腐败的理论来批评他，必是年来半夜里散局回来，路上撞着徐桐、刚毅的鬼魂附在他身上，所以不由他做主，好似‘同善社’‘悟善社’的人们天天在乱盘里说话了。”

在反对文言文，主张读经上，二章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是，章太炎培养了大批学生，他们浓厚的古文底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了贡献。他本人也写过一本白话文的著作。章士钊曾在北大等高校担任过教授，但几乎没有知名的学生，他在《甲寅》杂志培养的作者，大多也与他分道扬镳。除了写给胡适的一首白话诗外，他很少写过一篇白话文。到了始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仍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写作出版了用文言写成的《柳文指要》，真可以说得上是冥顽不化。

现在看来，他们的坚持文言，主张读经，并不仅仅是为了反对白话文，而是将语言这种工具上升到了保存国粹的高度。提倡白话文的人也不是仅仅当做语言之争，而是当成一场政治斗争。当事者多少有点意气用事。究其事实，当时的情境并没有我们后来想象的那样严重。就是在受到人们普遍反对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中，章士钊也是从辩证的角度看待新旧文化的。他认为：“新者对夫旧而言之，彼以为诸反乎旧，即所谓新。今即求新，势且一切舍旧。不知新与旧之衔接，其形为犬牙，不为栉比，比如两石同投之连线波，不如周线各别之二圆形。”确实，有成就的新文化运动者，如陈独秀、胡适、鲁迅，古典文学的基础都相当扎实。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中谈到文白之争，认为矫枉必须过正，当时是正确的，但实际效果不大，并以自己亲身经历证明读文言文的长处。同时，连胡适自己也否定了当初认为文言文已死的观点。

章太炎1936年去世，参加上海追悼会的人不满百人。鲁迅为此专门写文，认为是辛亥革命后，“先生则排满之志早伸，但视为最要紧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励种性，增强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本)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大总统之门，大垢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二人；七被追捕，三人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章士钊则到1973年才去世，他不仅经历了八年抗战、解放战争，而且经历了全国解放和文化大革命。他本人也充当过和平使者，参与国共和谈，并出使香港，晚年还写作出版了他的学术著作《柳文指要》。他去世后，港京两地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北京的追悼会算得上是倾朝出动，毛泽东送了花圈，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出席了大会。可以说是极尽哀荣。

华东师大教授苏渊雷在《章太炎与孙中山早岁论政之异同》中说：“太炎少厄亢龙，遭时多屯，平生学行，未能大白于世。后世小子，往往震其高名，雄篇巨著，艰于籀读；对其晚年志事，多不相谅。抑知其早岁参加革命之奋勇，弼佐中山先生之忠贞，谋国之老成远虑若是者乎？沈变以述，章氏大声疾呼，主张读史以增民之自信；取法儒行，存刚中之气，以应非常之会。晚岁讲学，一本此旨。世人不学，亦遂河汉斯言。”这些话，对于二章都是非常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