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山河破碎、主权沦丧、人民涂炭。中国有责任感、有热情的知识分子挺身而出；自觉的担当起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在这风雨如晦的时代，陈独秀和章士钊探索真理、追寻光明，他们在斗争实践中相识相交，结成终生友谊。40年的风雨人生，他们的政治信仰也因价值观的截然不同而背道而驰。他们的个人境遇更是南枝北枝，苦乐各异。但是，无论他们的政治歧见多么深刻、生活境遇多么悬殊，他们的私人友谊依然如初，真所谓“阳春曲调高难和，淡水交情老相知。”
当年文字友 光气莽陆梁
1902年3月，陈独秀在南京经好友汪希颜介绍，认识比他小3岁的章士钊。此时，年青的陈独秀已小有名气；有“皖城志士”之称。次年4月，沙俄背约，拒从东北撤兵，并向清朝廷提出七项新要求，企图永远霸占我国东北地区。沙皇俄国的霸道行径激起留日中国学生的义愤，他们发起拒俄运动，组织义勇队，准备与沙俄在东北血战。5月，陈独秀等在安庆积极响应。17日下午，安庆藏书楼内集结着大约有200多人，他们多是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和桐城、环宁二公学的学生。这天，气候窒闷、大雨倾盆。陈独秀首先登台，他手中拿着一叠信纸，侃侃道来，“我等今日方开演说会，议阻俄约事，适湖北学生转寄来北京师范、仕学二馆学生与各省学堂公函，言之沉痛，恐诸公阅鉴难周，兹特照原函讲读一通。”
这封公函的主要内容是披露了沙俄的七项新要求。陈独秀按照原函内容，逐条批驳沙俄的侵略阴谋。5年前，他随嗣父陈衍庶到过东北，亲眼目睹过沙俄的暴虐行径，他说：“仆游东三省时，曾目睹此情形。中国人坐火车者，虽已买票，常于黑夜风雨中无故被俄兵乘醉逐下，或打死于车中，华官不敢过问。沿铁道居民，时被谣虐者，更言不胜言。前年金州有俄兵奸淫妇女而且杀之，地方老绅率村民200人向俄官理论，非徒置之不理，且用兵将200人全行公毙。俄官试验疫所于牛庄，纳多金者则免，否则虽无病者亦置黑狱中，非纳贿不放。其无钱而囚死狱中者，时有所闻。”
这时，会场内静寂肃然、义愤填膺，更有许多人低头捂脸，唏嘘呜咽。他加重语气说道：“我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天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然视之，不思起而救之。”对此麻木心理，他感到痛心至极，全中国既如是沉梦不醒，“我等既育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人岂非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
他还倡议成立安徽爱国学社“联络东南各省志士，创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凌。”陈独秀的演说使清廷震惊，立即发出通缉，夜色茫茫之中，陈独秀乘一叶小舟潜回上海。
此时，章士钊正在上海《苏报》报馆任主笔，他将陈独秀的演说词和《安徽爱国会章程》在《苏报》上全文刊载，扩大它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影响。不久，《苏报》因宣传排满革命，而被公共租界部局予以查封，这便是震惊全国的最大的文字狱案——《苏报》案。
陈独秀来到上海时，正值夏季，《苏报》案已近尾声。两人相见，分外高兴，章士钊从报架上抽出5月26日的《苏报》，递给陈独秀，“仲甫，你人在安庆，可是你的演说却已风行上海。”
陈独秀看着《苏报》全文刊载的演说词，面露感激之情，微笑着说：“行严，我可是动嘴，说说而已。你可是动笔，煽动人心了。”两人相视会意地大笑了起来。
“仲甫，我正在筹办《民国日日报》，以继续《苏报》未竟之义务。”章士钊拿起茶壶，给陈独秀斟满一杯水，便又继续说道：“你来了，也使我的信心更足了，你文笔犀利、泼辣，有感召力，可和我一同办报，不知仲甫兄意下如何？”
“再好不过了，行严，只要是鼓吹革命，宣传排满，我陈仲甫决无二意。”陈独秀欣然应允道。
8月7日，《国民日日报》创刊，章士钊和陈独秀总理编辑事宜。20多年后，章士钊在忆及与陈独秀共事的情景时，兴趣万分地写道，陈独秀“东游不得志，返于沪，与愚及沧州张溥泉、南康谢继石共立《国民日日报》。吾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亦不浣。一日晨起，愚见其黑色袒衣，白扪星星，密不可计。愚骇然曰：‘仲甫，是何物耶？’独秀徐徐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
《国民日日报》的宗旨依然“和《苏报》相同，而规模尤大”，篇目编排和文章内容都“较《苏报》新颖。”它分设社说、外论、警闻、政海、学风、实业、短评、文苑等栏目，文章内容多是揭露清朝廷的昏庸腐败和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所以，发刊未久，曾风行一时，有《苏报》第二之称。
旧中国，人民无言论的自由，爱国者办报如履薄冰。《国民日日报》深受人民欢迎，必然招致反动势力的忌恨。上海知县布告不准市民购买和零售《国民日日报》，沿江省抚又查禁《国民日日报》，并不准邮政局代寄。12月初，《国民日日报》被迫停刊，陈独秀秘密返回安庆。章士钊对于与陈独秀共事的这段经历，铭记在心，难以忘怀，以至到了1941年5月，他还赋诗回首往事：
我与陈仲子，日期大义倡。
《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
格式多创作，不愧新闻纲。
当年文字友，光气莽陆梁。
1904年初，陈独秀肩挎包袱、手拿雨伞，风尘仆仆来到芜湖，与房秩五、吴守一、汪孟邹筹办《安徽俗话报》，凡事都已就绪，同仁都为没有印刷设备而犯愁，陈独秀想起章士钊在上海的大陆印刷局，便去函求援，章士钊欣然应允。于是，自3月31日创刊的《安徽俗话报》始，几乎每期的稿件都由陈独秀统审后，寄上海大陆印刷局，印好后又寄来芜湖。可以说，如果没有章士钊的通融合作，《安徽俗话报》的印刷和发行，不可能如此便利顺畅。
恰逢此时，章士钊和杨笃生又在上海成立爱国协会，杨笃生为会长、章士钊为副会长，这个组织是以暴力为主，旨在暗杀清廷的顽固分子。陈独秀应章士钊之约于11月间来到上海，加入爱国协会。他在上海逗留了一个多月，天天学习试验炸药。这时，蔡元培“也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陈独秀和蔡元培也就是这样相识，并短暂共事的。
《甲寅》奇文招来诘问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皖督倪嗣冲列为反袁“要犯”，通缉追捕。陈独秀又逃到上海，躲在亚东图书馆写了《英文教科书》和《字义类例》两本书，由于销路不好，所得稿费难以维持生计。1914年5月，章士钊从日本给陈独秀来信，说他已取消欧洲之行，现在日本办《甲寅》月刊。陈独秀接信后立即复信，向章士钊大略通报国内情况，“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绝断，不独党人为然也。”他还向友人描述了自己的生活窘况，“仆存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阁（搁）笔，静待饿死而已。”6月10日，章士钊在《甲寅》上发表了这封信，并附按语，推崇此信，“了了数语，实足写尽今日社会状态……足下无意书之，故愚宁负不守秘密之罪，而妄以示吾读者。呜呼！使今有贾生而能哭，郑侠而能绘，不审所作较足下为何如！”7月，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来到东京，又和老友并肩协作，共办《甲寅》。
章士钊十分赏识陈独秀的文才，认为他有阮籍、陈子昂的文章风格。还在陈独秀在上海时，章士钊便将署名烂柯山人著《双枰记》交由苏曼殊带给陈独秀，务请作叙。陈独秀是到日本后才作好这篇叙的，他在叙中赞颂赵声等亡友“有道德、有诚意，有牺牲精神，由纯粹之爱国心而主张革命，……”与献身革命的亡友相比，“自感吾辈迂儒之隐忧得未减少，……坠落不堪，愧对亡友。”他还在叙中说，“作者称此书为不祥之书，予云亦然。今以予不祥之人，叙此不祥之书，献于不祥之社会。书中不祥人之痛苦，予以痛哭而道之。”陈独秀明确表示同意章士钊书中的观点，那就是国家应“主张人民之自由权利”，国家的存在应该“维持及发达个体（人民）权利耳。个体权利不存在”，国家“遂无存在之必要。”
章士钊读完这篇叙后，十分满意，只是觉得陈独秀似有未尽之言。于是，他便对陈独秀说：“仲甫兄，你的这篇叙谈国家和个体权利的关系，很有见地，只是还有言之未尽之感，何不趁此再予阐发其间道理呢？”
陈独秀默默地听着，他顺着这话题说道：“是啊，国人对此中道理，往往不甚了了，我是很想做一篇象样的文章，谈谈什么是爱国心。”
“噢，”章士钊似乎想起了什么，指着“叙”上的署名说，“仲甫，你怎么又叫起‘独秀山民’了？”
“怎么，只允许你在烂柯山做仙人，就不许我回独秀山作一介草民，……”陈独秀讪笑着，反唇相讥。
“独秀山民，”章士钊念叨着，突然惊喜的说：“想起来了，你的家乡有座山就叫独秀山，噢，……好，好！”
陈独秀不分昼夜，做起了这篇“象样的文章”，也不知熬了多少个通宵，这篇文章终于做出来了，题目就叫《爱国心和自觉心》。
11月10日，《甲寅》第1卷第4号将署名“独秀”的《爱国心和自觉心》和署名“独秀山民”的《双抨记•叙》同时发表。自此，陈独秀的名字便时时见诸报刊，并铭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
这篇文章洋洋洒洒4000多字，观点新颖，文笔洗练，直面延续几千年的传统观念，提出崭新的国家概念。他首先写道，“范围天下人心者，情与智二者而已。”所谓情即是感情，所谓智即是智识。他认为自古以来，中国人要么凭感情用事，如屈原满腔热情，“愤世忧国，至于自沉。”要么智识超凡脱俗，如老子虚谷无为，“了达世谛，骑牛而逝。”这两个极端，都是不足取的。可是，“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所谓无情，便是缺乏爱国心，所谓无智，便是缺乏自觉心。“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这就更为可怕了。
他还将东西方的国家观念进行比较，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人历来将皇帝同国家混同，自古以来的统治者，根本就不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建设国家者”，纵是百年难遇的“圣君贤相”，他们所作所为也“旨以谋一姓之兴亡。”陈独秀认为这样的国家，“实无立国之必要，更无爱国之可言。”
他在文章中写道，袁世凯窃得的中华民国，政治黑暗，法纪松弛，官吏贪污，兵匪日盛，“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所以，他感叹，“予则云，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就是今天的一些人读来，也难以苟同，何况在80多年前，它无疑似一石激起千层浪，掀起轩然大波。许多人投书章士钊诘问叱责，“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章士钊理解陈独秀的良苦用心，他对陈独秀说：“你的文章功不可没，功在唤醒沉睡麻木的国人。你之所以危言耸听，正话反说，其目的是在争国民的自由人格和权利。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这句话说的实在好。‘东方欲明星烂烂，汝南晨鸡登坛唤。’仲甫，你就是汝南晨鸡先登坛唤。”
章士钊和陈独秀已不仅是情趣相投的朋友，而且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吴稚晖在《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中回忆道：“黎元洪由副总统代任大总统时代的内阁，即定于上海霞飞路章(士钊)先生的宅内。陈(仲甫)先生却复演赤壁之战：章先生充做诸葛亮，他充做鲁肃，客散之前，客散之后，只有他徘徊屏际。”如果说倒袁以前，陈独秀是章士钊的助手，是“鲁肃”，那倒也是实情。但是，倒袁以后，陈独秀张臂迎来的“新文化运动”，则另是一番情景，他再也不是陪衬、助手，而是主将和领袖。
函章士钊 我和你绝交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名《新青年》），高扬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章士钊和《甲寅》也在上海。说起《甲寅》迁上海，还有一段风流轶事。章士钊在日本办《甲寅》时，竟和一位日本帝国军人大佐的夫人恋爱，这位大佐侦知后怒火中烧，写信给章士钊约定时间、地点，要和章士钊比武决斗，以决胜负。章士钊一介书生，怎禁得寒气逼人的锐利刀剑？陈独秀和苏曼殊知道后，都劝说他快快逃避。这样，章士钊和《甲寅》便回到上海。
1917年1月，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进京任文科学长职，《新青年》也随之进京。几乎与此同时，章士钊也在北京恢复《甲寅》。陈独秀虽然办了《新青年》，可是，他对《甲寅》仍有割不断的情愫。他向在美国的胡适约稿，“《甲寅》准于二月间可以出版，秋桐兄不日谅有函于足下。《青年》、《甲寅》均求足下为文。”他在给“蜀中名宿”吴虞的信中说：“尊著倘全数寄赐，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也。”这一时期，他在网罗文友、征求稿件时，总是《新青年》、《甲寅》并列，毫不见外于《甲寅》，可见，他们之间依然是互无猜忌，心心相印。
1918年5月，南方桂系军阀排挤孙中山，改组广州护法军政府，岑春煊为主席总裁，章士钊被岑春煊委任为秘书长。次年2月，章士钊参与上海和会的谈判。陈独秀对军阀和政客，从不抱任何幻想，他认为所谓“南北议和”的“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什么裁兵废督，不过说说好听，做做面子”，还将“上海和会”和“巴黎和会”比作“两个分赃会议”。他主张中国问题非“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显然，陈独秀的政治主张和章士钊的政治设想是大相径庭的。
“五四运动”爆发后，两人的政治歧见益深。但是，政见归政见，友谊归友谊。6月12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章士钊知道后，十分着急，急忙写信给北京政府代总理龚心湛，说明自己与陈独秀是“总角旧交”，对于他的“人品行谊，知之甚深，敢保无他，愿为佐证。”要求尽快释放。在各方的有力声援下，陈独秀仅被拘押了98天，便被释放。
在新旧思潮已成水火之势时，章士钊却扮演起不偏不倚的“和事佬”角色，他在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上，以“新时代之青年”为题，发表演说，鼓吹新旧调和的论调，认为今日政治腐败已远甚于前清，究其原因“其所迎者新之伪，而旧之真者则已破坏无余也”。所以，拯救中国应该是“新机不可滞，旧德亦不可忘，挹彼注此，逐渐改善”。陈独秀针对老友的错误言论，从人类进化的观点，指出“新旧调和论”是人类进化，社会进步的“罪恶”，他说：“新旧调和只可说是由人类惰性上自然发生的一种不幸的现象，不可说是社会进化上一种应该如此的道理。”
1921年2月，章士钊由黎元洪资助，第二次游访欧洲，考察西方的政治。陈独秀得知这消息后，立即在报上表示了欢迎的态度，他说：“前在报上见过章秋桐论‘败律’那篇文章，后来又听说他出洋读书去了，我很赞成他这种态度，我并且希望政学会诸人都取秋桐这种悔惧的态度，方不是精神上永远绝对的失败。”这里所说的“悔惧”，指的是章士钊对自己所推行的代议制的抛弃。
次年秋，章士钊回国大力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积极宣传农业救国的思想，主张恢复旧道德，以科举取士。他的这一套言论，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陈独秀对章士钊的“农业救国论”进行剖析，指出所谓农业立国，其后果将是拒绝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回复古代之简陋的生活和文化”，是开历史的倒车。此时，章士钊又正在登报，集资10万元重办《甲寅》。陈独秀讥讽道：“行严君！以10万元办一周刊，”就是在日本也不敢想，“何况中国”，比较一下“现在中国人之生活与文化更简陋的社会，”难道有此“穷奢极欲之需要可能”？
章士钊还成了段祺瑞的亲信，担任了司法总长，他上台后便帮助段祺瑞实施军人独裁专制，训令共产党为非法政党，犯有“内乱罪”。陈独秀对章士钊的变化，已经觉得“令人骇怪了！”他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上，写了一封致章士钊的公开信，直言，“老朋友！你所长的司法部如果真有这道训令，便实在令人不解了！”他针对章士钊的中国是农业国，故不应有政党的谬论，指出，“若不能绝对否认中国也有工农阶级之存在，便不能说中国不应有共产党。”“我们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已存在了5年，……”“其言为天下人之所欲言，其行为天下人所当行”。在中国真正犯“内乱罪”的是“不依法律不由民意以武力夺政扰民窃号自娱”的军阀和政客。最后，陈独秀还在信中奉劝章士钊，“我记得先生是一个深知政本的人，是一个反对好同恶异的人，我还记得先生是曾说有志研究马克思学说的人，并且俄德共产党曾传说旅欧中国人中有一个倾向共产主义的章行严先生，所以我还不象一般人那样轻蔑先生，希望先生对于我以上的陈述有一个公开的答复。”
1925年4月，章士钊除了任司法总长外又兼教育总长。7月，他在段祺瑞等的资助下、再次恢复《甲寅》，以此为诋毁新思想的阵地，公开提倡恢复旧礼教，攻击白话文，并与一班旧文人纠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复古的“甲寅派”，用鲁迅的话说，章士钊们主张尊孔读经，实质是“用旧习惯、旧道德，或者凭着官办将一切新生力量压下去。”陈独秀为老友，这位昔日的“论坛健将，现在也跟着康有为开倒车”而深深惋惜。他在党的机关报《向导》屡屡发表文章，揭穿章士钊逆历史潮流而动，尊孔复古的反动实质，他一针见血的指出，“《甲寅》周报乃是段祺瑞的机关报”，章士钊的《甲寅》，“现在不恭维段祺瑞，这周报那来的经费出版，而且教育总长的位置又如何保得住？”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徐谦、李大钊等领导下，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在大沽口的侵略挑衅和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为，队伍行至段政府门前遭到血腥镇压，死亡40多人，伤150多人。鲁迅称这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时在上海的陈独秀来到亚东图书馆，气恼的自言自语，“秋桐啊，你怎么如此沉沦，竟然向学生开枪。我两从小一道革命，你现在怎么这样的糊涂了，我和你绝交。”他把写好的信简好，嘱咐汪原放快信寄出。
独秀幽居著书，似犹得所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他这时是刚刚统一的中国托派总书记。章士钊和陈独秀自“3.18"惨案后，两人已成了政治上的对手，后来又各自奔波，天北地南，几乎继绝了音讯往来。这次，陈独秀身陷身陷囹圄，章士钊已是闻名国内的大律师，他主动承担陈案的辩护律师。两个早年的挚友又不计前嫌，同归于好。章士钊来到南京时还赠诗于陈独秀。
龙潭血战高天下，一日功名奕代存；
王气只今收六代，世家无碍贯三孙。
廿载浪迹伤重到，此辈青流那足论？
独有故人陈仲子，聊将糟李款牢门。
次年4月中旬，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三次公开审讯陈独秀等人的案件。公审的消息传出后，来自镇江、无锡、上海的旁听者，挤满了法庭，而且，一次比一次人多。当时的《申报》曾这样报道，“唯有庭地不敷容纳，后至者多抱向隅”，“有立于座次两旁者，有立于记者席之后者，有立于室外者。”当法官宣布开庭，陈独秀在法警的押解下，走人被告席，庭内顿时寂静无声，众目睽睽下陈独秀镇静自若，含笑向旁听席的各界人士颔首致意。
检察官摇头晃脑宣读起诉书，“查被告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执行常务委员首席，是一党之主脑。其个人行动，及发表之反动文件，应负责任，固无论矣。即以中共反对派名义刊行之反动传单宣言书，及其指挥之行动，亦应由其完全负责。”起诉书还说，陈独秀与中共一样，“主张打倒国民政府和（实行）无产阶级专级”，“都是危害民国”，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章士钊在起诉书宣读完后，从辩护席上站起，他指着摊在桌上的小册子，其中有托派中央的《政治决议案》、《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诲告民众书》，以及陈独秀发表的《中国将往何处去？》、《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道》等，面向法庭，开始他的辩护。他说，起诉书依据这些作为犯罪的“事实”，请问陈独秀在这些小册子里主张的“法定之选民投票”，取得政权，“何得为罪？”“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政府）或人物既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遂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不取，即于法理不当。”章士钊还不惜粉饰陈独秀的托派倾向，他说，陈独秀鼓吹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但不冲突，“而且是一个好朋友”。况且，他与国民党曾有过“合作”的历史，担任过广东国民政府教育厅长，在《汪陈宣言》中苦口劝阻“主张打倒国民党的人”。陈独秀既由中共党内分裂出来组织托派，就“不得视其为表里如一，首尾一贯之共产党。……托洛斯基派多一人，即斯大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斯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最后，他呼吁，“应请审判长依据法文，谕知无罪，以保全读书种子，着重言论自由，恪守法条之精神，省释无辜之系累。”
被告席上的陈独秀聚精会神的听着，当章士钊说到“托洛斯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时，他再也耐不住性子了，禁不住离开座位站起，被法警捺住，如是者数次。章士钊辩护完，陈独秀即拍案而起，郑重声明，“章律师之辩护，以其个人观察与批评，贡献于法院，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
陈独秀所说的“本人文件”，即是他于两个月前写的《辩诉状》，他在这个文件中，首先回顾自己30年的经历，为争取工农劳苦人民的解放斗争，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此即予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他还坦然陈述中国共产党的终极目的，及自己从事政治活动的责任，并从法理上阐释自己只是叛国民党，而并非叛国，真正叛国的是“对日本侵占国土，始终节节退让”的国民党政府，表示“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法院若不完全听命于特殊势力，若尚思对内对外维持若干司法独立之颜面，即应毫不犹疑地宣告予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间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
陈独秀之举使章士钊怅然若失、尴尬无趣。后来有人与章士钊谈及此事，章士钊并无怨言，他说：“我弱冠以来交友遍天下，唯有3人难交，陈仲甫便是其中之一。但是，大家相知有素，朋友关系始终如初，故而从无垢谇。”月26日，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开庭判决，陈独秀、彭述之“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处有期徒刑13年。次年5月，又改判有期徒刑8年。当时《实报》曾载，有人认为陈独秀一案，全赖章士钊之力，方“得免于死，而判刑8年。”这种评价显然过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章士钊的出庭辩护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
1933年5月，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将审理陈独秀案件的文字材料汇编成册，印刷散发，书名为《陈案书状汇录》，主要收录章士钊《辩护词》和陈独秀《辩诉状》。这本书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章士钊的辩护和陈独秀的辩诉深谙法理，逻辑严密，且又文采飞扬，上海沪江大学和苏州东吴大学还将其选为法律系教材。
可是，陈独秀对章士钊的辩护却始终不满，尤其是对其中的一些段落，越看越不顺眼。一天，汪原放前来探望，告诉他社会上对章士钊的辩护，反映极好，认为他有古义士之风。陈独秀从床头拿出《辩护词》，对汪原放说，“是啊，行严倒有古义士之风，可是，他却陷我于不义呀！你看，这里……还有这里……”
汪原放顺着陈独秀所划的范围，只见这一段所写的是，“清共而后，独秀虽无自更与国民提携奋斗，而以为干部派摈除之故，地位适与国民党前线之敌人为敌，不期而代为缓冲之一团。即以共产党论，托洛斯基派多一人，即史太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斯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便无不可。即以此论功罪，其谓托洛斯基派有功于国民党也且不暇给，罪胡乎来哉？”
“删去，一定要删去”，陈独秀已是满腔愠色，“唉，行严真糟！依他所言，我岂不是与国民党穿起联裆裤子了吗？你看了罢！……这……这成什么话啊！”
章士钊并不责怪陈独秀，他到上海后，还特意来到亚东图书馆，拿出一些钱存放于此，告诉汪原放得便时，可带去给陈独秀贴补牢中生活。7月，陈独秀在狱中胃病复发，而法医又治疗无效。于是，陈独秀又致函章士钊，请他务必让上海中医黄钟来南京一趟，此人曾常给陈独秀治病，深知脉理。黄钟到了南京第一模范监狱，不消几剂药，确实将他的病治好了。
1934年9月，陈独秀又给汪原放写信，并捎去宣纸一张，请即送交章士钊，写一条幅，信中说，他“拟择朋友中能书者4人，各书一幅，合为一小屏，朝夕瞻对，以释消愁。”章士钊便写了一首诗，赠与老友。
夜郎流客意何如？犹记枫林入梦初。夙鄙诸生争蜀、洛，那禁文网落潘、吴。议从刻本威矣在？煎到同根泣亦徒。留取心魂依苦县，眼中台鹿会相呼。
三十年前楚两生，君对扪虱我谈兵。伯先京口长轰酒，子谷香山苦嗜饧。昌寿里过梅福里，力山声杂博泉声。红蕖聚散原如此，野马风棂目尽迎。(佛罗依德画一囚室，其人目送窗棂间，日光一线，生平梦想事件均可浮动于中)
独秀兄近自江宁函索拙书，因便为长句写寥。世乱日亟，衣冠涂炭，如独秀幽居著书，似犹得所。奉怀君子，不尽于言。
士钊甲戌初冬
陈独秀听从老友的劝告，“幽居著书，似犹得所”，他搜罗了很多书籍，在狱中做起了学问。他写了篇《老子考略》的文章，转存章士钊处，委托他“售诸书局出版”。3年后，陈独秀提前释放，后来便逃难入川，过着清贫的晚年生活。这时，章士钊也在重庆，偶有闲暇还去看望老友。但是，当陈独秀由重庆来到江津后，他们便基本断绝了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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