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立军事件中，历来流行这样的观点：在起义前唐才常曾通过日本人与张之洞联络，表示自立军拥立张之洞据两湖独立，而张之洞犹疑莫决，对自立军的早期准备活动持默认态度。如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及张篁溪在《自立会始末记》两文献中均有记述，说“唐至汉，以北方无政府为辞，借日本人通殷勤于鄂督张之洞，讽以自立军将拥之挈两湖宣布独立。张犹疑莫决，然对于党人之活动虽有所闻，未尝予以发觉，似非全无好意者”。黄鸿寿著《清史纪事本末》也说，“方才常在汉也，尝借日本人为通殷勤于鄂督张之洞，讽以自立军将拥之挈两湖宣布独立。之洞先颔之”。更有学者据此得出张之洞后来捕杀唐才常是杀人灭口、销毁罪证的结论。如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说，“唐才常在准备起义前，还曾经过日本人去同张之洞联系，表示自立军可以拥戴张之洞据两湖而宣布独立。张之洞没有马上答复他”。后来因“东南互保已经成立，他不需要借助于唐才常。在军官告密以前，其实他已经知道自立军的谋划，因此，他很容易地把这场起义扑灭掉。他立即把唐才常等人处死，显然是杀人灭口。唐才常事先同他联系，而他没有立即采取镇压行动，是可以成为他的一条罪状的”。上述说法的结论为：张之洞确实有过与自立军合作据两湖独立的打算，只是后来形势的变化才使他改变了主意。笔者认为，为了更准确地认识近代史上的张之洞，认识自立军失败的原因，很有必要对这一历史事件加以澄清。

比较后发现，从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张篁溪的《自立会始末记》到黄鸿寿的《清史纪事本末》，他们不仅行文用词甚至口吻语气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似乎是出自同一蓝本。而且他们共同的也是致命的弱点就是没有提出一条令人信服的证明材料，甚至持与冯自由、胡绳等相似观点的学者皮明庥先生也认为“关于唐才常运动刘坤一、张之洞‘独立’之事，目前尚未找到确切史料以资证明”。这样也就使人不得不怀疑他们所说事情的可靠性了。更令人疑惑的是，参加谋划自立军起义而又幸存下来的一些关键人物，在对其亲历之事所作的记述中，却没有一人谈起唐与张联络而张犹疑观望及双方互有默契的事情。始终亲历起义谋划全过程，后来又与唐才常同时被捕的自立军军事顾问人员甲斐靖，和以“东文译社”名义掩护革命、主持自立会机关报《同文沪报》且“得与闻自立军进行计划”的田野橘次，他们两人在自立军事件中都曾随同唐才常于1900年8月9日溯江西上汉口，协同组织起义。但事后他们对所亲历之事的回忆、记述中都没有有关唐才常与张之洞联络而张之洞犹疑莫决的记录。曾经参加1900年自立会活动的唐才常弟唐才质在其所作《自立会庚子革命记》一文中也同样未见只字提及唐才常有拥张独立的具体行动。

那么张篁溪、冯自由等人所述又是从何而来的呢？笔者认为，在1900年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连革命党人都有“疆臣重吏，观望依违，定乱苏民，究将谁属”的认识，而有章炳麟致函李鸿章，劝其“明绝伪诏，更建政府，养贤致民，以全半壁”的举动，更何况与张之洞还有师生之谊的唐才常呢？所以，自立军有拥张或促张据两湖独立的计划和企望并不奇怪。张篁溪、冯自由等说可能就是依据这些进行推测，他们所述也很有可能是参考了田野橘次在起义失败后写成并于1900年刊行的《最近支那革命运动》，此文是对自立军起义所作的最早的文字记述。文中说田野橘次与唐才常等人于1899年底由日本回国着手起义的准备工作，后来田野与沈荩、林圭等人于12月以办学校和新闻工作的名义往湖南活动，曾与张之洞发生联系，“偕向汉口进发，欲往湖南，必于汉口转船。且欲创立学校及新闻之事业，不能不知会于张之洞，以利用之也”。后因上海三日本人“从中播弄”，湖南之行目的落空，田野因故感叹“盖此事之关键，因不能笼络张之洞，倘往湖南，则余辈之生命，恰如风前之灯，甚危险不可言喻”。此事应当是自立会人员与张之洞联络“以利用之也”的最早活动之记录，但他们所为与“促张独立”还相差太远，其目的只是取得办学校及新闻事业的合法地位以掩护起义的准备而已。有趣的是张篁溪、冯自由等有关许多文字的描述都与田野《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的记述极为相似，只是从时间顺序上作了一些颠倒而已。

张篁溪、冯自由所述均有以下相似的描述：“时值北方拳乱变起，林圭认为机不可失，促唐赴汉口谋速发难。唐至汉，以北方无政府为辞，借日本人通殷勤于鄂督张之洞，讽以自立军将拥之挈两湖宣布独立。张犹疑莫决，然对于党人活动虽有所闻，未尝予以发觉，似非全无好意者。唐设法促张自决多次，张无所表示，唐以为无望，乃扬言于外人曰：‘倘张之洞奉清廷之命以排外，吾必先杀之，以自任保护外人之事。’张闻而恨之。”

笔者以为此段描述疑点甚多。疑点一：林圭促唐赴汉口在京津极度混乱的8月初，8月9日唐才常与甲斐靖、田野橘次等从上海溯江西上，此时大通起义已于当日爆发并失败，唐才常到达汉口后，拟定于8月22日起义，但却在21日被捕。试想唐要在到达汉口后至21日被捕前短短几天内运动张之洞，并且在大通起义已为刘坤一所破败，刘、张频繁电报往来，共谋防“匪”的情况下，要与张之洞达成默契，是多么滑稽的事情。疑点二：是“借日本人为通殷勤于鄂督张之洞”之日本人，只是一个至今仍无人考证的猜想人物而已。当时唐才常身边可利用的日本人，一个是军事顾问人员甲斐靖，主要负责军事布置工作，并不见有联络张之洞的记录；另一个是田野橘次(也即是上年底湖南之行致“笼络”于张之洞之人)，但其事后对自立军起义所作的记述，从未见有什么拥张独立、张犹疑莫决并对自立军活动示好的记录。可见，这一日本人是猜想人物，或许在张篁溪、冯自由的想像中指的就是田野橘次，那他们所说更不能成立了。疑点三：在时间与事情之间的编排上十分矛盾。考“唐扬言于外人曰：‘倘张之洞奉清廷之命以排外，吾必先杀之，以自任保护外人之事。’张闻而恨之”一语，很可能源于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所记：8月9日，唐才常与甲斐靖、田野橘次等溯江西上汉口，唐对田野橘次“击楫而语余曰：‘此行专欲纠合武汉之同志，巩固自立会之根底。张之洞倘奉北廷之伪敕，以出于排外之举动，则余惟先一蹶彼，而自任保护外人之权利耳’”。从重点号文字来看，该两段文字的渊源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可见，唐才常扬言于外人的“外人”即田野橘次，而时间及地点是在8月9日溯江西上途中击楫而语，绝不是像张篁溪、冯自由等所述“唐至汉……设法促张自决，张无所表示，唐以为无望，乃扬言于外人曰”那样，而扬言之外人即田野橘次，更不会出现“张闻而恨之”的结果。

以上说明，所谓唐才常在起义前曾通过日本人与张之洞联络，表示自立军可以拥张之洞据两湖宣布独立，张之洞犹疑莫决之说是没有根据的。需要说明一点，笔者并不否认自立会有“拥张独立”或“促张独立”的计划及行动，所要质疑的是这样的活动是否曾起到张之洞对自立会活动犹疑莫决、示好甚至达成默契的效果。客观地讲，唐才常等在1899年底由日本回国，此后在1900年春夏具体准备起义的整个活动过程，正是中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北方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侵华，南方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督抚与英美策划“东南互保”的复杂时期。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立会成立前后曾有游说张之洞据湖广宣布独立的计划也是正常的，但他们本身也意识到这是相当困难的事情而没有寄以太多希望。据康有为说，主持汉口自立军中军的林圭，曾企图以任侠的行动逼迫张之洞实行独立，给康所制止：“林圭网罗侠客，有四人已登督署屋瓦，吾电止之。”此事一方面反映了自立会想要控制张之洞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却又折射出张之洞绝难与自立军合作。唐才常在溯江西上汉口之始即有了“张之洞倘奉北廷之伪敕，以出于排外之举动，则余惟先一蹶彼”的议论，更说明了唐才常对张之洞能合作与否是不抱多少希望的。尽管如此，自立会从起义的发动、准备过程中，并没有放弃对张之洞据两湖宣布独立的幻想。如1900年7月，自立会在上海发起的中国国会召开时，即有“拟借重张之洞”之辩论。而此前也有过自立会与励志学会组织的回国请愿团游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脱离清廷“自立”之举。但这些辩论也好，请愿也好，都远未能与张之洞达成什么“默契”，他们到底与张之洞有没有发生过实质性的联系，也还大有疑问。

以上事例说明自立会“拥张独立”只是一厢情愿的近于幻想的希望而已，而也正是由于他们对张之洞认识上的幼稚及缺乏应有的警惕和应变措施，才会有后来的惨败。他们对张之洞是否合作虽然不抱多少希望，但总以为张之洞还不至于对他们采取过激的行动，以为随着起义的顺利发展即能造成既成事实，迫张就范。康有为在《与张之洞书》中所说“乃者唐才常哀悯中国，思救圣主，以日本复幕之举，出于义士胁迫强藩之为，乃欲以此望之执事”云云，即是这一心态的极好写照。而起义失败后，田野橘次对于唐才常、林圭等惨遭诛戮所发的激愤之论说：“张之洞当时所处之地位，及其所能掌握之势力，阻遏守旧之潮流，鼓励维新之风气，实优为之，乃计不出此，借志士之鲜血，博虏廷之欢笑，倒行逆施，至于斯极，不知是何居心矣！”这一方面反映了自立会人员对于张之洞突然举措之彷徨难解之心态，另一方面又反映他们对张之洞幻想破灭后悲愤而又无奈之情，但并没见到有片言只语谈及张之洞对待自立军的反复无常。

可见，自立军虽然对“拥张独立”有过企望、计划，或许也有过行动，但却没有收到如期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更谈不上张之洞对自立军活动有过默契合作。那么，为何在大通起义于8月9日发生后，张之洞又迟至8月21日深夜才捕杀唐才常呢？这也是持“默契”论者所关心的问题。化名黄中黄的章士钊就说：“大通前军之败，距唐、林授首已十余日，之洞固已熟闻之而未发者，则以有风以自立军拥己挈两湖宣布独立者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大通起义早发，本来就是由于自立军总部原有计划于8月9日各地同时举事，后因筹款未至数次延期，大通自立军统帅秦力山却不知，再加上起义计划外泄所至。期间，唐才常还远在上海，在林圭催促下才于8月9日溯江西上，到达汉口后拟定于22日起义。此时张之洞对于自立军活动虽有风闻，但因汉口自立军大规模集结未至，他无从入手，只能是加强防范而已：“作为预防措施，他额外招募了两千人，还设置了特殊的江河巡逻。”另据叶德辉《觉迷要录》所载，“上月二十三(8月17日)洋务局委员李朋生明府，忽奉督宪张香帅密谕，至唐寓所盘诘。时香帅只知道康党来汉，不料其蓦起祸端也”。可见唐才常到汉口后一直是张之洞防范和监视的对象，只是仍未发现有大规模行动的迹象，才没有采取行动而已。但到了8月19和20日，大批秘密会党成员陆续集结汉口，19日和21日又发生大火。在汉口自立军起义已弯弓待发的关键时刻，张之洞才断然采取措施，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常对策，同时也说明了张之洞之老谋深算。这就是张之洞为何迟至8月21日深夜才对唐才常等动手的主要原因。此外，汉口自立军总部一直设在汉口英租界内，张之洞对自立军的谋划虽有所闻，但由于英国人对待唐才常及会党活动的态度尚未明了，在此情况下他对于受租界保护的唐才常等也不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但到了8月21日，在大批会党成员云集及两次大火的明显迹象下，张之洞终于有把握取得英领事的支持，才采取断然措施。

美国学者周锡瑞所著对此有以下论述：8月21日，张之洞向英领事爱德华•弗勒塞要求得到对谋叛者的逮捕证，获顺利批准，其原因正如爱德华对其上司电报中所讲，“秘密会党在汉口的一次崛起，三个城市所有不遵法度的乌合之众，就会在我们头上放纵恣肆，也因为至今仍在这里致力于维持秩序的现任当权者，要比一个只有动听的目的但在经验和能力方面都值得怀疑的自行组成的政府要更好一些”。此电报说明，虽然英领事最终下决心与张之洞合作，镇压自立军，但也可看出英国对于唐才常等自立会的活动，确实曾考虑过利用。而在自立会计划中也有“其将举事之日，欲向在汉口各领事外人公启之，乃由自立会宣言兴义兵，以革新中国之意旨”等等打算，它说明了唐才常对于能获得英国等外国政府的同情是抱有希望的。故此，张之洞不能不有所顾忌，他选择在大批会党开始集结的时候，也正是英国等外国人最为担心出现“匪乱”的有利时机，以便于取得英国领事允许进入租界捕人，一举摧毁起义于将发未发之中。应该说这是张之洞出于维护清朝统治立场之最佳选择。

综上，在自立军事件中并不存在张之洞对唐才常拥己据两湖独立犹疑莫决，因而对自立军示好甚至默许的事实。唐才常等虽然希望能促成张之洞据两湖宣布独立，但他们的努力并未奏效。张之洞之所以捕杀唐才常等自立会成员，完全出于其一贯的维护清朝统治的立场所使然。他在时间上的选择也完全是基于当时形势需要，绝不可能是政治投机心理之所致。张之洞后来以雷霆之势迅速镇压湖南、湖北各地自立军，也是他基于当时严峻的内外形势及其“东南互保”宗旨等考虑所使然。张之洞当时与各方来往的奏折、电文中曾说：“窃查北方开战以来，各省匪徒咸思蠢动，臣等钦遵谕旨，保守疆土，欲防外侮，必须先清内匪”；“窃惟目前时事虽棘，上下同心，力图振作，尚可勉筹补救之方。若该会匪各省蜂起，外人乘之，则中国真将有危亡之势矣！”张之洞捕杀唐才常也不可能是什么杀人灭 口、销毁罪证之举，因为事实上并不存在唐才常与张之洞在“独立”问题上的任何实质性交往。并且唐才常被捕在8月21日深夜，被杀于23日凌晨，期间经历了大量的审讯、录供之工作，且审讯之主持即为与张之洞屡有抵牾的湖北巡抚于荫霖。另据刘禺生《世载堂杂忆》所记，张之洞对唐才常等颇欲从轻治罪，后因于荫霖力主处以大辟而作罢。如果张之洞有什么“罪状”把柄可抓的话，他绝不会作这样的安排。可见杀人灭口一说也是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