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陈独秀在上海被捕。这时他已被中共开除出党，但在国民党和一般人士心目中，他仍然是共产党领袖，许多军政人员纷纷致电南京政府，“恳请严办”、“迅予处决”。1933年4月，此案在江苏省高等法院公开审判，由章士钊担任陈独秀的辩护律师。当时胡适、蔡元培都曾向陈推荐律师，章士钊和陈是老朋友，毛遂自荐，陈独秀选择了他。

当时南京政府的检察官，指控陈独秀“一面藉口外交，竭力宣传共产主义，一面则对于国民政府冷讥热讽，肆意攻击，综其要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之团体或集会，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按照这个法律，陈独秀可能判处死刑。

章士钊的辩护状是用文言写的，长达六千余言我们且看他是如何驳斥检察官，为陈独秀辩护。

他首先说：“本案当首严言论与行为之别。”现代国家的人民享有言论自由，“一党在朝执政，凡所施设，一任天下之公开评荐，而国会，而新闻纸，而集会，而著书，而私居集议，无论批评之酷达于何度，只需动因为公，界域得以‘政治’二字标之，俱享有充分发表之权。”因此，“人权得所保障，治道于焉大通。”“倘适伦敦或纽约，执途人而语之，反对政府应为罪否？将必以为病狂之语”。但在中国，“时至二十世纪，号称民国，人民反对政府，初不越言论范围，而法庭遽尔科刑论罪”。这种“惨淡”气象“诚非律师之所忍形容”。总之，他认为起诉书所列罪状，“无中无西，无通无别，一切无据”。

他又分析反对政府的行为，可分为合法的和非法的两种。用合法手段，可说是推翻政府；用非法手段，可说是颠覆政府。因此他断言：“颠覆有罪，推翻势不能有罪”。他又引证国民政府的《刑法》第103条内乱罪：“意图以非法之办法颠覆政府……”，可见用合法手段推翻政府是无罪的。但起诉书指控陈独秀“推翻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岂不是自相矛盾？“孙中山恒言，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现在“有人谋代国民党而起，易用他种岐体以行使准备交迁之政权，何得为罪？”

有人说，陈独秀是主张暴动的，岂能无罪？章士钊为他辩护：“陈独秀之暴动，谓与国民党打倒北洋军阀时所用之策略正同，核之恒人心理中之杀人放火，相去绝远且亦只谓‘应’如何而已，谓之曰应，是理想，不是事实。”章士钊又指出：“法律之事，课现在不课将来。”例如，孙中山曾说过：“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那么，“如谓将来之举动，当受刑事制裁，则以共产嫌疑先陈独秀而应被处分之人，恐非法庭之力所能追溯。”这话说得很幽默。

起诉书指控陈独秀“叛国”。章士钊断然加以否定：“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即政府）或人物，既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遽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检察官指控陈独秀宣传共产主义有罪，章士钊又举孙中山的话加以反驳。孙中山一再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个好朋友”。但是，“今孙先生之讲义，全国弦诵，奉为宝典；而陈独秀之杂志，乃竟大于刑辟，身幽囹圄。天下不平之事，孰过于斯？”

章士钊进一步指出，陈独秀等所以反对国民政府，理由有三：一是国民政府“实行刺刀政治”，“以强暴之力强抑天下人之口”；二是国民政府“实行搜括手段”，“聚敛所得，悉数寄存外国银行”，而对“商市萧条、农村破产”，竟不肯一顾。三是国民政府“抗日无诚意”，听任十九路军“孤军转战，不予接济”，“甚至民间宣言攘外”也遭到压制。陈独秀等这些主张，与民意一致，甚至与国民党内某些高层人士意见一致。如果因此而对陈独秀等治罪，岂不是与明代于谦之狱、熊廷弼之狱相同，“其何以示天下后世”？

章士钊所举以上五点，理直气壮，不仅是为陈独秀辩护，可以说是为所有革命派和民主派辩护，是对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的无情揭露和鞭挞。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当时的中国，只有章士钊这样的硬骨头，才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中如此驳斥检察官、痛骂国民党。即在七十年后读来，仍有快人快语、石破天惊之感。

章士钊为了救陈独秀，在结尾一段，强调陈独秀已经脱党，甚至说托派既反对斯大林派也即有功于国民党。他刚刚讲完，陈独秀立即郑重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随即重申他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三大理由，显然他只是对章士钊所说“托派于国民党有功”的说法极为反感，他决不肯为了活命而在敌人面前暴露党内矛盾，他不愧为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