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共北平和谈破裂后，作为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成员的章士钊没有南返，而是留在北平，参加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新政协筹备会，章士钊被选为新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开国大典，并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之后，1956年，由周恩来提名，又担任了中央文史馆馆长。

章士钊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新中国，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也选择了他做中共诤友的无悔人生。

第一次上书——因为讲了一个比喻，差点被打成右派

1957年，在全国政协召开的中共向民主党派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章士钊对执政党如何不被黄炎培先生说的“周期率”击倒甚是关心，忠爱之殷，溢于言表，他希望中共不要走国民党的那条腐败自毁丢失政权的路子，能够永远保持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优良传统。

他还十分关注中共高层的团结，关注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同舟共济，不生胡龋，不希望像国民党那样，尔虞我诈，分崩离析。在那次会上，他引用古语说，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他说譬如一个水果，表皮坏了一些不甚要紧，削去一些并无损果子的味道。唯果子自核心处腐烂生虫，虽表面光泽尚存，但从里往外逐渐腐蚀，最终此果不可食。章士钊这番话不是讲反腐败的，而是讲领导层的团结的，他直截了当地说，“共产党是国家兴旺之柱石，犹如果实之核心。社会其它方面有些毛病较易纠正，唯共产党核心之健全最重要。共产党的核心团结和健全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是革命的政府，不能像宋太祖一样，得到天下后就杀功臣。”

他的这番话完全是对中共的热爱，是对历史反思后得出的真言，也是肺腑之言，然而，随着反右派运动的勃然兴起，扩大化后就走了极端，章士钊因苦口良言不中听而得罪，成了许多批判会上的火力喷射目标，大会小会要作检讨，狼狈不堪，又总通不过。批判他的人当然是矫枉过正，调子越来越激越，有人提出，要把章士钊划入“章、罗联盟”中去，划为大右派。

章士钊一听，气不打一处来，不喝酒的他那晚开了一瓶酒，并不喝，只是借酒气发力，他干干瘦瘦一老人，拍案而起，怒斥道：“搞的什么名堂，我就不相信可以这样搞的，我要给毛泽东写信。”

毛泽东接到章士钊的信后，沉思良久，当晚给全国政协写信，发出指示，信中说，章士钊虽然有些言论过火过激，但他对共产党是没有恶意的，他的用意是好的，大可不必对他兴师动众，他是我的师长，以后不要大会小会批判他了。有了毛泽东发话，章士钊才没有被拖进右派行列。

第二次上书——对“文革”打倒刘少奇提出异议

毛泽东70寿辰，请了两桌饭，除了亲戚，还邀了四位湖南老乡，他们是章士钊、程潜、叶恭绰和王季范。

就是在这顿饭席间，跟章士钊一起去的女儿章含之深得毛泽东喜爱，毛泽东聘她为自己的英文教师。之后，因为章含之每周要去毛泽东那儿教英文，顺便成了毛泽东向章士钊借书的送书员。毛泽东每次都是还清上次借的后再借新的，一次都不含糊，章含之感到纳闷，毛泽东开玩笑地对章含之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章士钊与毛泽东私交甚厚。论辈份、章士钊是毛泽东长辈，他与毛泽东的老师、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是至交，杨昌济很欣赏毛泽东，章士钊当然也喜欢。1920年，章士钊拿出二万大洋，资助毛泽东勤工俭学，这笔钱实际上缓解了毛泽东闹革命困窘时的燃眉之急。

一饭之哺，当涌泉相报。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章士钊生活也很困难，节衣缩食，但很快就不忍饥挨饿了，大年初二，中央办公厅的同志专门踏访，送来毛泽东给他的两千元人民币，这是毛泽东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来专门给他的，说是报答他当年资助二万大洋的还债之举。

还债当然是个借口，但毛泽东一送就是十年，每年农历初二，毛泽东都派人准时登门，并带去问候。一些重要的统战活动，毛泽东、周恩来要亲自出面宴请，总是要德高望重的章士钊作陪。香港曹聚仁的到访，末代皇帝溥仪的出狱，毛泽东在丰泽园宴请时都请章士钊作陪。在“文革”风云起来时，毛泽东加强与章士钊关系的具体做法是，让他的女儿章含之除了做自己的英文老师，还做翻译。

尽管私交很厚，章士钊没有闭嘴不说话，屡屡触犯毛泽东。在“文革”那样翻江倒海一边倒的气氛下，连革命老帅说几句话都被无情地打成“二月逆流”，章士钊不识时务，还是要讲话，要一吐为快，急得在毛泽东身边的已是中共党员的女儿章含之提出要与父亲划清界线，还是毛泽东阻止了章含之，毛泽东也没有对章士钊动怒。

那是为了刘少奇的被打倒。1967年3月，章士钊对章含之说，这么搞下去，国家要完了，不能打倒刘少奇！他要章含之给毛泽东带话，被章含之拒绝了，只得又一次提笔给毛泽东写信。他也不兜圈子，开宗明义对毛泽东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走上了建设之路，国家的兴旺发达，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核心，又是建立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团结一致基础上的，希望毛泽东和刘少奇能够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刘少奇什么做法不妥当，可以检查，但千万不能打倒。

章士钊是真的不愿意看到中共高层内部干戈相见，不愿意党和国家为此受累，影响建设事业，因此，他主动做起了两面劝和的角色，他又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说现在给刘少奇强加的许多不实诬陷之辞，他是不会相信的，但为了大局计，他建议刘少奇忍受委屈，做一些检查，缓和一下紧张气氛，也给毛泽东一个台阶可下。但他没有想到，他的这封信已经不可能送达堂堂国家主席手中了，刘少奇已失去了人身自由。

毛泽东很快给章士钊回了信，是3月10日。毛泽东在信中说，“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毛泽东信发出后，知道很难说服章士钊，又令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将有关刘少奇的专案材料送给章士钊看，工作人员特别叮嘱章士钊，这是尚未公开的党内机密，许多中共高级干部都没有权阅读，是毛泽东特别指示给章士钊看的。章士钊还以为真的能找到刘少奇的什么叛党叛国的罪行，实际上，看了半天，除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外，实在是看不出什么名堂，章士钊的心情越发沉重，仰天长叹：我老了，不中用了，我的进言没有人听了，国家要遭难了。翻来覆去，茶饭不思，他对女儿章含之说，“少奇同志的这些罪状，都是经不起推敲的，看来，这不是法治是人治，有人要蓄意置他于死地。”一连数天，他都会对自己唠叨不已。

第三次上书——抗议红卫兵冲击民主党派人士住宅

红卫兵冲击民主党派知名人士住宅后，章士钊十分气愤，于8月30日提笔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接信后，第二天就通过总理办公室给章士钊回信，毛主席的回信是：“行严先生：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祝健康。毛泽东九月一日”毛泽东把章士钊的来信复印后批给周恩来总理，他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立即派出警卫员保护章士钊家，同时指示解放军三0一医院接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错、李宗仁入院保护，周恩来由此亲自拟定了著名的应受保护的民主党派人士名单。

章士钊早年被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文章中骂过，“文革”爆发时，章含之受不了政治压力，要与身为民主人士的父亲章士钊划清阶级界限。她把这想法与毛泽东说了，毛泽东对她的这种想法进行了“规劝”，毛泽东说，“我的朋友中确实也有反对派呢，不过行老不是的，你知道不知道《苏报》案？要讲再近点，你知道不知道他对共产党的帮助？行老一生做的好事很多，他当然不是唯物主义者，我在成为共产党之前也不是嘛，我曾经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后才相信共产主义。你父亲历史上做过几件错事，那是很早的事，他当教育总长，不喜欢学生闹事，雇了一批老妈子硬是把罢课的学生架了出去，学生有气，砸了他的家。至于与鲁迅打笔仗，不必太认真看这事，打笔仗么，总会言过其实，行老因为《苏报》案而坐过牢，流亡日本，后来和孙中山一起推翻清王朝，这些都是革命的，作为后辈，你应该知道。”毛泽东继续说，“你是中共党员，我很高兴，不过你要知道，我高兴你参加共产党，并不是要你去造行老的反，去和他斗争，你要好好了解他的一生，要代表共产党去照顾他，爱护他。你既然是共产党，那你在家里就是党代表了嘛，要替共产党照顾好他才对！”

第四次上书——苦心之作《柳文指要》成为中美交往的礼品书

1965年，章士钊用文言文写作的钻研柳宗元的巨著《柳文指要》杀青了。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支持章士钊写作这部巨著，因为毛泽东本人对柳宗元十分喜爱，在这点上与章士钊可谓心有灵犀了。

毛泽东十分喜爱柳宗元的《封建论》，认为这是一篇永垂千古的政论文，柳宗元对周、秦、汉三代兴亡的考察是准确的，他透彻地分析了封建制的弊端，肯定了有利于国家统一的郡县制的正确。毛泽东可谓是柳宗元的千古知音，因此，在章士钊写作过程中，他就主动提出要章含之将书稿带来让他“先睹为快”，章士钊将书稿分两部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不仅是通读了书稿，读得非常细，逐字逐句地研究，提出修改意见，还改动了几个地方。毛泽东将书稿看完后，当然同意出版，他又将书稿推荐给康生看。谁知，半路上杀出了程咬金，康生并不知道章士钊与毛泽东的关系，身为“文革”红人，他的阶级斗争之弦当然是绷得比毛泽东还要紧，这叫“左”比右好。他看了没几页，就觉得这部书稿与“无产阶级专政”是两回事了，极力反对出版。

“文革”中康生可是红人，一个不会写文章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乱挥棍子而已，毛泽东只得又把已经还给章士钊的半部稿子要来，让康生细看，毛泽东还给章士钊写了一封欲言又止的信，信是这样写的，“行严先生：来信及指要（注：指《柳文指要》）上部都已经收到，已经读过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批评。……”

康生原意是想在批《柳文指要》上捞一把政治资本，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要知道，想当初他就是靠批判小说《刘志丹》发家的。这次毛泽东没有同意他批章士钊。毛泽东的一些谈话和给章士钊的信，都说明他对《柳文指要》是持肯定态度的，康生自然很会察言观色，马上急转弯，说章士钊八十五岁了，能写出如此著作，实非易事，毛泽东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这样，倾注章士钊后半生心血的著作，终于算是在政治上通过了。

但当要出版时，“文革”全面夺权开始，出版机构瘫痪了，一直到1970年，才开始着手出版，欲开机印刷时，康生又节外生枝，非要章士钊按马列主义观点将全书修改，章士钊极为愤怒，对“文革派”随意用古人打今人的做法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而这本《柳文指要》是得到毛泽东的赞同他才进行写作的，为什么说变就变了，连柳宗元也要为“文革”来服务了？否则就要一棍子打死？章士钊心中无名怒火窜了上来，他破了戒，又提笔给毛泽东“进言”了，他在信中说，我不相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也没有听说过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毛泽东接到章士钊的来信后，表示此书可以出版，但并没有弃康生而同意章士钊的观点，只是批示说，对像章士钊这样的老先生，这样的党外人士，“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故不必改动了”。

著作终于在1971年出版了，在整个“文革”期间，中国大陆出版的有关古典文学的著作就只有两本，一本是借古说今紧跟“路线斗争形势”的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另一本就是章士钊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文化著作《柳文指要》。章士钊的这本专著还作为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的礼品书，由周恩来总理送了一套给他，现在珍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

《柳文指要》出版后，周恩来总理想到要给他一笔稿酬，但由于“文革”时取消了稿酬制度，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把稿酬制度废除了，不过总不能让行老辛苦十年没有一点报酬啊！”周恩来指示不以稿酬名义，只说是酬谢章士钊的艰苦创作，送了他一万元。章士钊非常感谢周恩来的悉心关怀，这笔钱他从未动用，章含之去美国参加联合国会议时，章士钊要章含之将这一万元换成美元，买点营养品给毛泽东、周恩来送去。因为政策原因，美元没有换成，但毛泽东、周恩来都领了章老的心意。

章士钊在香港去世后，毛主席专门派专机在广州迎接他的骨灰。飞机抵达北京时，廖承志、罗青长、乔冠华等到机场迎接。章士钊先生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送了花圈，周恩来、邓颖超、朱德、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王震、廖承志、郭沫若、许德衍、阿沛·阿旺晋美等同志出席。追悼会前，周总理和邓颖超会见了章士钊的亲属，总理说，“行老一生做了许多好事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好朋友。毛主席知道行老去世是很难过的，要我转达慰问。虽然行老不在了，还是欢迎你们和行老其它在海外的亲属常常回来看看，含之在这里，史家胡同的房子我们早就说过是给予行老和他的亲属住的。欢迎你们常回来。”

这就是诤友、挚友，肝胆相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