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炯，字鄂生，贵州贵阳人，1829年4月24日(道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生于湖北省天门县。其父唐树义官至陕西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护理湖北巡抚和二品顶戴补授湖北按察使等职，曾率兵在湖北黄州、武昌、汉阳等地与太平军为敌而被杀。

唐炯继承父志，亦与农民起义为敌。1855年夏，唐炯在成山守制时，贵州各族人民起义反对清王朝，他即效法曾国藩，呈请官府批准创办团练，名“忠孝团”。团分十二局，每局推举“父老之公正殷实者主之”；贫者出人出力，富者出钱出粮；选择其子弟之壮健者数十人，勒以什伍，教以击刺；购置枪炮、火药、刀槊、旗帜，各存于局；听候唐炯总调遣。1856年初，成山附近巴香汛少数民族龙丹山起义，唐炯一面调其团练沿贵阳城外南明河岸防守；一面亲率五百人，配合在籍翰林院庶吉士丁宝桢所率兵勇进攻巴香义军营垒，迫使义军撤退。

1859年2月，唐炯署南溪县知县。10月，云南昭通李永和(李短鞑)、兰朝柱(兰大顺)、兰朝鼎(兰二顺)起义。唐炯又令南溪县“四乡备器械，联保伍，练丁壮”；“城中适中地设城防局”，“富者捐资，贫者出力”，昼夜严密防守。并亲率练勇八百人主动攻击李、兰义军。历时八、九月，“野处露宿”，“扶疾行军”，“患疫痢几殆”，仍“每以孤军独当一面”，被义军讥讽为“唐拼命”。唐炯也因此以试用人员骤擢至同知直隶州，赏戴花翎。

1861年初，唐炯调署锦州知州。彭县谭盛友、朱二九起义，唐炯奉命率部进剿，未逾八日悉平，遂擢任夔州府知府。尚未赴任，兰氏兄弟突率义军十余万人围攻锦州。唐炯掘壕登碑，百计防守，坚持达四个多月。骆秉章曾说：“论平蜀之功，唐鄂生第一”。

1861年，石达开部太平军入川围攻涪州。唐炯奉命率其新组建的安定四营前往解围。

1868年3月，唐炯奉命统领川军入黔，与岑毓英部滇军，席宝田、苏元春部湘军一起，镇压已持续十四年之久的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5月，川、湘军联合攻陷乌江北岸的义军主要根据地——偏刀水，唐炯得赏兵备道衔。7月，擒斩黄号义军首领老教主刘仪顺、杀人王王超凡等，将黄号义军彻底镇压下去。唐炯为此连得恩赏两次：先赏按察使衔以道员请旨简放，后赏二品顶戴和法克精阿巴图鲁勇号。

8月，唐炯率川军向黔东南张秀眉领导的苗族义军进攻。后因疫疠大作、粮绌饷缺而擅自退军于瓮安牛场驻扎，为贵州巡抚曾璧光、四川总督吴棠等劾奏，唐炯被“著先行摘去顶戴，以示薄惩”。12月，又被解除兵柄，旋赴成都听候查办。尽管如此，在镇压农民起义方面，唐炯始终是态度坚决且不遗余力。

1877年唐炯的旧友、贵州平远人丁宝桢接任四川总督。唐炯遂在四川重新得到任用，历在藩库盐库督办盐务，迭署川东道、建昌道和盐茶道。1882年3月，因“法人谋占越南北境，并欲通商云南”，唐炯被清廷“特简”为云南布政使，负责办理云南边防。唐炯乃于是年6月22日“将经手四川官运盐务清厘交代清楚”，启程赴滇。由此，这位封建官僚以其言行充分表现了他面对外来侵略妥协派的立场和态度。

8月11日、唐炯抵云南省城昆明。28日接印受事后，赴开化、广南等地察看边防。当时，云贵总督刘长佑主战，曾奏准由云南、广西、广东三省出兵援越抗法；云南增募练军二十营(此时招募了十四营)，由道员沈寿榕统领，分别驻扎于临安、开化、广南及越南宣光省安平府之都竜、社度地、归化州之田鸡塘、文盘州镇安县馆司关，并援助退守保胜的刘永福军，“以系其心而资其力”。9月6日，唐炯离开昆明启程巡边。刘长佑即将其布署及援助刘永福军的道理“再三商嘱”于唐炯，相信唐炯“老成历练，必能悉心体会，动出万全”。

而唐炯在巡视途中却“不将细故置胸间，旦晚清斋向午眠；绝似香山老居士，袛无蛮素两婵娟。”——到处悠哉游哉！

就在唐炯出巡之时，经李鸿章及署直隶总督张树声举荐，福建巡抚岑毓英接署云贵总督。岑毓英的主张是：攘外必先安内”。10月22日，他在昆明接到军机处密寄的9月22日上谕：“法人意在尽据北圻，殊为叵测，著刘长佑等懔遵叠次谕旨，酌量情形，相机因应；刘永福一军，可为防军声援，亦应设法笼络，俾为我用；总期预杜外人窥伺，亦不致启衅端；如能保护北圻，即以固吾疆域”。但岑毓英不从“预杜外人窥伺”、以攻为守方面去理解；注重的只是“不致启衅端”消极退守一面。因此，10月24日，岑毓英即奏请将深入越境最远的副将谢敬彪一营滇军，从越南镇安县调回云南河口驻扎，将游击龙文藻一营滇军从越南归化州田鸡塘回靠近云南边境的木厂，并饬令身染瘴气的沈寿榕撤回就医；将新招募各营练军凡不服水土者，陆续裁并更换，以节饷需。

唐炯本无心主战，故对岑毓英：“攘外必先安内”、为“不致启衅端”而消极退守的思想发生共鸣。11月1日，唐炯返抵昆明，向岑毓英禀报巡防情形时，即称“沿边内外现尚无虞”。接着，又向岑毓英密陈了一份关于宁愿退兵通商，不宜用兵开衅，为李鸿章所赏识并引以为据、在整个中法战争中较早、较典型的妥协报告。在这份名为《密陈越南情形片》的报告中，唐炯大肆渲染出兵越南的困难，并提出：“耗三省之力而为越南守土，在彼无丝毫之益，在我有邱山之损”；主张清军“只宜分布边内要害，暗资刘永福以军饷、器械，使之固守，以拒法人”，亦即“所谓鹬蚌相持，渔人获利”；认为通商云南，“既已许英人，则法人正未便拒绝，使彼有所借口，别生枝节”；最后，还说什么“疆场之事，尤戒粉饰，务一时主战之虚名，贻将来全局之实祸”。

10月21日，岑毓英将唐炯的《密陈越南情形片》全文附奏，并决定唐炯留驻昆明，料理通省吏治、钱粮、厂务等藩司“本任公事”。至于边防，则分为开化、广南、蒙自三路，分别遴委岑毓英、唐炯带入滇的黔、川军旧部——总兵蔡标、提督吴永安和记名提督周万顺，以及黔军二千余人、川军安定二营、云南练军六营，“分任防守”，要求“各专责成”，“不敢深入越境，恐启衅端”。而“其余各营练军，汰弱留强，分驻省城及各要隘，养精蓄锐，与边军轮流更换”。此后数月，唐炯几乎置“攘外”于不顾，专心从事于所谓清察库帑,裁革夫马、办理厂务、归并厘卡、清丈田粮等“安内”事务。清廷原以为唐炯久历戎行，“素称知兵”，“特简”其办理云南边防。殊不知，唐炯面对外敌入侵，却是一个害怕打仗、退缩不前的“腐儒”！

1883年3月，法军撤回在天津与李鸿章谈判的使臣宝海，并加强对越南北圻的进攻，3月27日，攻陷南定。4月中下旬，清廷迭连三次谕旨云贵、两广督抚：“督饬关外防军，选派劲旅，扼要进扎”，“饬令唐炯迅速出省统率防军，择要扼守”，“要必壮我声威，用资镇慑”。5月中上旬，岑毓英与唐炯“悉心商酌”后，两次覆奏具陈：“拟即派参将张永清、游击林大魁等挑带能耐烟瘴练军二、三营，先往红水河大滩及山西、兴化一带择要驻防”；唐炯“定于四月十五日(5月21日)带印出省，驰往蒙自、开化边界，督同各镇将领择要防守”。岑毓英、唐炯实际行动却是搪塞、敷衍。其所派赴前线的张永清、林大魁两营云南练军，皆非岑毓英、唐炯嫡系“劲兵”，“火器亦均不利”；且每营仅有勇丁三百七十余名，两营不过七、八百人。以此少量劣勇开赴前敌，岂能“壮我声威，用资镇慑”？唐炯驻守蒙自新安所以“统率”远在二千里外的越南山西的防军，又谈何容易？

5月13日，唐炯驰抵蒙自新安所驻扎。此前，5月初刘永福军已主动进驻距北圻法军首要据点——河内城二十里的怀德府，并迭连攻击河内。于5月19日在纸桥设伏将北圻法军最高指挥官李威利擒杀。6月15日岑毓英在奏陈中，却说：“上年藩司唐炯出省查看边防，永福来到木厂求见，深恐兵单饷细，力不能支。经该藩司善言慰许，暗为接济。该南将感激涕零，誓图报称。今仰仗天威，有此一捷，歼除首要多名，洵足大快人心，堪以上慰宸廑！”致使清廷误认为岑毓英、唐炯有功，竟下旨将岑毓英正委云贵总督；7月25日，下旨将唐炯擢升为云南巡抚。

8月中旬，法军一面决堤淹没怀德城，迫使刘永福军退扎丹凤。一面则大举进攻越南都城顺化，迫使越王投降并下令刘永福军停战退驻山西。正当刘永福军进退两难、处境危艰之时，9月初岑毓英、唐炯为了免启衅端，却派人赴丹凤与刘永福面议退守山西，并饬令唯一深入越南前线的张永清等二营滇军由山西退扎大滩，刘永福军因此军心涣散，“有回驻保胜之议”，旋经主事唐景崧多方劝勉乃止。岑毓英、唐炯为此均被清廷“传旨严行申饬，即著懔遵前旨督饬防军扼要进札”。

也就在越南前线刘永福军、滇军先后退扎不稳之时，9月17日唐炯以“我边防稳固”为辞，在未奉有谕旨的情况下，竟率行启程离开蒙自新安防所。 21日返抵昆明接受巡抚印篆，准备“赶将署内公事清理”，置边防于不顾。此事被清廷斥为“殊属不知缓急，著即迅速出省，驰赴防所”。

10月30日，清廷准备正式对法宣战，唐炯被“著摘去顶戴，革职留任，以观后效；如再退缩不前，定将从重治罪”。嗣后，清廷又迭谕唐炯“迅赴前敌，不准稍涉迟延。

11月13日唐炯启程离开昆明。22日驰抵蒙自新安防所。12月6日张永清等二营及增派的都司徐世和一营滇军重新进扎越南山西。12月14日唐炯始率领其嫡系旧部——川军安定二营出关，18日行抵保胜。这时，法军六、七千人(一说八、九千人)已于12月14日辰刻向山西省城发起猛烈进攻，刘永福军及张永清等三营滇军、李应章等二营粤军奋勇抵抗，从而揭开中法战争帷幕。12月16日申刻，法军攻入山西，加之部分驻城越军叛变，刘永福军及滇、粤清军前后受敌，寡不敌众，遂弃城而败退兴化。

中法战争首战山西失利，岑毓英、唐炯当为罪魁。唐炯经清廷“特简”办理云南边防，却率行退扎，擅离职守，以致越南北圻西部防线薄弱而被法军攻破，其罪责尤大。

11月28日，清廷为改变越南前线的不利局势，批准由岑毓英统兵二十营出关接替唐炯；饬唐炯即回昆明办理所有筹济饷需及吏治、厂务事宜。1884年1月8日岑毓英驰抵保胜。1月12日唐炯启行回昆明。

2月中旬，岑毓英率军进抵兴化。3月中旬，法军相继攻陷北宁、太原。兴化成为孤立。岑毓英以“越事万难补救”，与唐炯函商，准备放弃兴化，退守滇越边境。唐炯完全赞同岑毓英的意见，并于4月3日炮制了一份重中其失败退让论调的妥协报告《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书》。这份报告首先列举了太原失守后的种种困难情形。提出一个放弃兴化、宣光，由刘永福军“自为战守”，清军退驻靠近云南的保胜等地，岑毓英退驻云南开化，“即今敛兵”，“自固吾围”充满妥协退让思想的方案。最后，还危言耸听地说什么“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转瞬江水涨发，彼族来攻，教匪内应……彦卿(岑毓英字——笔者)宫保设有蹉跌，于国体所伤实多”！

正是根据与唐炯函商的意见，4月7日、8、9日，岑毓英便在未奉谕旨的情况下，率行将兴化营盘、城楼毁平，令全部赴越滇军陆续退扎保胜、白马关、新街等滇越边境沿线。中法战争第一阶段入越滇军的抵抗行动，遂因唐炯、岑毓英的妥协、失败论调和措置而全部结束。

唐炯对敌妥协退缩言行，当时就激起许多主战派官员的愤慨。早在1883年9月唐炯率行退扎和擅离防所时，掌河南道监察御史陈启泰、日讲起居注官右春坊右庶子盛昱等人即奏请将其“迅即革职，拏交刑部治罪”，“立寘重典，另简公忠大员督师出关，责以滇事”，等等。唐炯亦被摘去顶戴，革职留任。越南山西、北宁、太原相继失陷后，又有江南道监察御使吴峋、户科掌印给事中臣邓承修、稽察清河粥厂通政使司参议延茂等人奏请将唐炯及负责办理广西边防的广西巡抚徐延旭一起“严办”，治其“失律之罪，以儆效尤”；即不忍“立正典刑，亦应将其拿问来京，议以斩监候律，暂行监禁，以免将来效尤之弊”。1884年3月26日清廷亦分别谕旨将唐炯、徐延旭“革职拿问，派员解京交刑部治罪”。1885年1月27日，经军机大臣、大学士、刑部会同定拟罪名，奏奉谕旨：“已革云南巡抚唐炯出关督师，并不听候谕旨，率行回省，以致军心怠玩，越南之山西、北宁等处相继失陷，实属罪无可官。著照所拟斩监候，秋后处决。钦此。”谕旨宣布后，唐炯还想诿过于人，说什么“独恨二、三庸竖，贪功生事，卒使害归国家，已亦复不能保，为可叹也！”坚持其反对主战的妥协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