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作为一种丰厚的精神食粮，在三湘四水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曾经哺育了无数风流千古的历史人物。尤其是近代以来，在民族救亡的战场上，湖南人英雄辈出，群星璀璨。他们与时俱进，积极实践湖湘文化的精义，同时又以不懈的努力，极大地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涵。作为湖湘文化的“反哺者”之一，章士钊以其丰富斑斓的经历、毁誉不一的思想、特立独行的性格，在近代湖湘子弟中颇具典型意义。本文将结合其生平史事，对湖湘文化与章士钊的关系作初步的探讨。

一　　

“我对于孤桐一向就存十二分的敬意的，虽则明知在思想上他与我——如其我配与他对称一次——完全不是同道的。我敬仰他，是因为他是一个合格的敌人。假如我的祈祷有效力时，我第一就希望《甲寅周刊》所代表的精神‘亿万斯年’！”这是新文化运动中徐志摩对章士钊的评价。其中“《甲寅周刊》所代表的精神”，实际上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文化论战中，真正的孤家寡人——章士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风度和品格。

这种精神的养成，自有其深厚的思想背景。一是环境的影响，以典型的湘籍家庭和同龄的湖湘精英的影响为主；二是湖湘学术的影响，即以《王船山遗书》为代表的文化典籍的浸润。

典型的湘籍家庭。1881年章士钊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东乡和佳冲。到20岁以前，他一直生活在这里，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虽说这一时期的生活波澜不惊，但湖湘文化对他的熏陶和濡染已经开始。父亲芗坪公和族兄章寿麟给了他最早的启发和教育。芗坪公被乡亲视为“圣人”。他对于四个儿子寄予厚望，希望他们“少时志王道，治化缅尧汤”，章士钊读书十分勤奋，“夜午不肯息，明发同鸡荒”。17岁时，他接触了曾国藩的著作，其中《欧阳生文集序略》一文，令他心生向往，“隐然以求衍其派于湖湘之责自任”。父亲的期望是无形的，而族兄章寿麟则给他树起了鲜活的榜样。章寿麟曾经做过曾国藩的幕僚。1854年，曾国藩在靖港与太平军作战，兵败投水，被章寿麟从水中救起，章氏家族也因此显赫起来，“此时家声之大，数百年来所未有过”。芗坪公对此非常自豪，常常于人前津津乐道，章士钊受此影响，立志将来一定要博得功名、“言重于世”，“俾吾家盛迹，终赖吾笔传之”。

同龄湖湘精英的影响。1901年秋，章士钊第一次离开长沙外出求学。他在武昌结识了黄兴。后加入爱国学社、华兴会；主编《苏报》、《国民日报》，编译《孙逸仙》，创办图书译印局；与章太炎、张继、邹容结为兄弟；结识杨毓麟、陈独秀等人；参与甲辰长沙起义和革命暗杀活动，可谓少年露峥嵘。这时，革命同志给章士钊以很大的影响，其中以同乡黄兴和杨毓麟二人尤为重要。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尤其是近代以来，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它决定了湖南人特有的性格：刚正质直，勇猛强悍，桀骜不驯，好胜尚气等，也决定了章士钊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近代湖湘文化具有四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士人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责任感，大都具有爱国思想。第二，民心刚正质直，士人讲求和注重气节。第三，民性朴实勤勉，刻苦耐劳，勇于任事，具有一种实干精神。第四，民风强悍，士大夫都具有一种大胆开拓的创造气魄和投身于政治洪流的献身精神。章士钊对于湖湘文化极其认同，因此他的生平思想和活动，莫不带有湖湘文化的印记。

第一，“抱孤心，临万端”的忧患进取意识。自王船山目睹满洲之祸，发为微言宏论，以启发后来之同胞，近代湖湘文化的精义即变成了湖湘子弟对于家国民族强烈的忧患意识。章士钊说：“船山之史说宏论精义，可以振起吾国之国魂者极多。”因此他作《王船山史说申义》，着重强调“种性之辨”和“经世致用”。他指出：王船山“言种性之辨，不外风习、血液二者”。这是针对清王朝的腐朽统治而言的，而要推翻满族贵族的统治，改变民族衰落的现状，实现民族振兴，必须强调经世致用，“所谓抱孤心，临万端，亦惟知者之哀其愚而已”。抱孤心即以拯救天下为惟一理念，临万端即推翻清室、建设新的国家时困难重重，要勇敢面对，力任时艰，不可畏缩退避。船山以后，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唐才常等人把湖湘文化与具体时代相结合，赋予其崭新的面貌，章士钊较为清醒地继承了这些思想文化遗产。对于曾、左，他在辛亥革命前是极其排斥的，认为他们昧于大义，效忠清室，“大奋其奴隶之力，翦灭我同胞之革命军，而举世方传为口碑，谧为命世，曷曾有以民权革命之眼孔眇及洪杨者？嗟呼！吾不料膻虏之恶德，沁人肝脾之至于是也”。

第二，“扎硬寨，打死仗”的坚忍不拔态度。章士钊虽然否定曾、左的思想取向，但欣赏曾、左做事的态度。他“夙爱诵曾文正公‘扎硬寨、打死仗’两语，……所难者处至贫极贱之时而无忧患心、营逐心，则非素有定力者不能，直须铁铮铮竖起脊梁”。如他在执政府教育总长任上受到八面攻击的时候辩解说“人生者，竞争也，人生逻辑所悬之境，非经苦战奋斗，决不能几。世有扎硬寨、打死仗而不得者乎？未之闻也”。而且处境越是艰难的时候就越要苦力坚持，决不轻言放弃。

第三，“持其理，行所安”的坦荡自信风度。章士钊对此有过最为经典的论述：“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近代以来，湖湘人的卓越品格与贡献，使章士钊有充分的理由自信。他认为在过去和近今，无疑湖南人功业厥伟：“天生傲骨难自弃，计从辛亥到如今，十年哪役无湘士。”他坚信在未来，湖南人会创造更大的辉煌，湖南“此十七万之中十之六七即孟子所谓志士”，“至其勤苦耐劳，本质之佳，世界无两，加以有此地大物博之地土，使设法改良。即以湖南而论，五年之后，亦可与世界争衡。”表现在章士钊身上，就是平生对于自己的绝对自信，他的政治主张、思想观点，往往以十分规范的论文和专著的形式出现，带有浓厚的学理色彩和深厚的逻辑功力，即使遭到最严厉批评的时候，也有相当多的学人给予支持，这远非吴稚晖讽刺的唱“双簧”那般简单，更多的时候，应该是他“吾，湘产也”，“吾德不孤”心态支持下的自信。

但是，作为一种区域性文化，湖湘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因为它根植于小农经济，在历史上与宗法等级制度及专制政治联系在一起，多属维系封建统治的官方意识，因此它具有精华和糟粕混杂、封闭与开放并存的两重性，通常会出现两极化倾向，湖湘文化铸就了湖南人以天下为己任、敢为天下先的开创奋斗精神，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舍我其谁的自大的病态人格。“湖南人的思维方式常常表现出明显的封闭性、静止性和单向的特点，他们常常从湖南去推论天下，而不是以天下来推论湖南”。章士钊对于湖湘文化的局限性也有所认识，他认为“湘人质美学不足”，湖南人“保守性特强”等。这些缺点在他身上表现得也同样明显，如在他宣传“农村立国”的时候，没有从全国和世界的角度来考察农村立国的不合时宜，相反他自信湖南人会成功，“中国大乱人生悲，今有湖南何惧为？有时乐观良有以，治国可自湖南始”。

20岁前后，是章士钊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期，他在回忆自己涉世之初的这段经历时，曾有“时吾廿三耳，意气绝轩昂”的诗句，从中不难看出他的棱角和激情。然而，在刺杀王之春的行动中，却表现出了他年轻幼稚甚至卤莽的另一面，使他有浓郁的挫折感。事后他东渡日本，开始了“苦读救国”的生命旅程。直到1911年，他不问政治、专意学问。社会学原理告诉我们：“新成员进入新天地后反显得脆弱，但与此同时，他获得机会提高效率，因而变得对群体更有价值，利大险多的事实说明他又在群体过程的新阶段上操作了。”从1905年到1911年，他先后到日本、英国留学，研究法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之后把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和湖湘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彰显自己的个性和风格。

二　　

章士钊还是一位湖湘文化的反哺者。勿庸置疑，其基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是湖湘文化决定的，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随着知识增加和视野的开阔，尤其是西方近代理论功底逐步深厚，他对湖湘文化又有个人发挥，使湖湘文化进入新境界，呈现新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弱化质直，提升柔和的努力。章士钊历来主张调和，表现在个人处世态度上就是温和。湖南人特有的性格，如勇猛强悍、桀骜不驯、好胜尚气等，表现在他身上，均不明显。相反，从1911年开始，章士钊在文风、性格等方面，均表现出温和的态势，保持谦谦君子面带微笑的从容和镇定。他毕生主张为政尚异，强调观念调和与“有容”。他认为凡事要从大局、大势着眼，没有必要去“呕起几根头发气”。如他这样评价沈荩“负性尤奇绝，不能受人牾，有牾之者辄奋拳殴之。盖其性直，不能容物，故每与人相龃龉。其得力处在此，所以失败之故亦在此也”。再如民国初年，对于部分革命党人的蜕化，他有过深刻的观察，发表过许多批评性文章，这遭到偏狭的革命党人的激烈报复，他们坚信“中国可亡，而章行严之名誉不可使存”，采取不正当手段攻击章士钊。但是他没有针锋相对，而是写成《与杨怀中书》予以回应。该文情理兼容，深刻厚重，当时有人称赞说：“《与杨怀中书》，尤为至情充溢。叔季之世，得此一文，最低效力，当可感化若干意志薄弱之青年。”是之谓：不辩而辩，以柔克刚。

（二）克制激情，偏向理性的倾向。1903年以后，章士钊的思想、活动都转而趋向理性思辨的道路。表现在历次思想文化论争上，就是他不偏不倚、朴实说理的文风和作风，“逻辑文”是其结晶。逻辑文作为一种别具特色的文体，“亲切而不鄙俚，典雅而不炫耀”，是在章士钊笔下诞生的。在1914年前后的《甲寅》杂志周围，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黄远庸、易白沙等人以章士钊为中心，都严格遵守三条原则：“一，心平气和，毫无成见。二，头脑冷静，略通逻辑论法。三，具有普遍常识而于本问题夙有研究”。运用同一种“修饰的、严谨的、逻辑的”、“冰清玉润，文理密察”的文体表达他们的共同思想，几乎形成一个甲寅派。他们自觉运用逻辑力量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以平易的文风表现思想，矫正了新文体“浮薄、叫嚣、堆砌、缴绕种种毛病”，根除了党派气味、绝对之论和人身攻击的不良习气。如果我们把逻辑文放在中国文学近代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就不难发现，它代表了一种现代性的方向，“在散文变革中，代表了朴实说理的理性方向，并最终促成了论说文与狭义的散文相互剥离”，只是章士钊因为反对新文化运动而遭到新文学阵营的伐挞，加上它古色斑斓的文言外壳，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我们对于章士钊及其逻辑文做出公允的评价，但我们不难看出章士钊的逻辑文，博采古今中外政论的长处，在语言、结构上别具一格，改变了自新文体以来的腐化浮躁文风，至今仍发散出强烈的理性光辉。

（三）长于笃实，善于鸣高的性格。综观章士钊一生的思想活动，他既继承了湖湘文化中勇于任事、坚忍不拔的传统，同时又有“鸣高”现象，即对于关系重大的事情，保持一种盲目乐观的态度，并公之于众。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他1924年处理的“倪道烺案”。1921年6月2日，安徽学生界派代表赴省议会请愿，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时任凤阳关监督的倪道烺竟然下令军警毒打学生，打伤学生40多人，其中学生姜高琦因“胸腹颈项洞穿”死亡。此案一出，舆论哗然，但直到章士钊1924年出任司法总长之前，倪道烺一直逍遥法外。执政府成立后，此案再次成为舆论焦点，纷纷要求惩办倪道烺。章士钊顺应民意，支持法办倪道烺，大有新官上任之慨，随即下令把该案由江西移到京师审理，同时声言：“倪案数年不决，耸动天下之耳目”，一定要“公开审理，以抒众愤而昭大公”。而实际上，该案背景异常复杂，倪道烺又有段祺瑞作靠山，章士钊既要尊重和服从段祺瑞的意思，又要维护法律的“尊严”，这就使他自己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结果本案之中，他竟以司法总长之尊，“公信”未立、法纪未申、浇风未警，而自己先后两次成为被告。最后倪道烺还是逍遥法外，竟又出任天津长芦盐运使。平心而论，该案中章士钊的言行初衷是无可非议的，我们不应作诛心之论。但是他在明知自己“依托军阀必无善果”的情况下，加入“万无自存之理”的执政府，以一介书生，笨拙手段，操切鸣高，虽有一腔热血、万丈豪情，也终必幻化成灰。

（四）淡化权术，秉持公心的追求。章士钊一生与中国近代政坛有着不解之缘，终生徘徊于政治和学术之间。纵观他一生从政的经历，其政治活动着实有可圈可点之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淡化权术，秉持公心，即“天下弃愚，愚何能弃天下”，任何作为，不问成败利钝，不计个人得失，“唯询报国究如何”。即使是执政府期间，章太炎以大哥身份劝他做官不做事，但他却明确表示一定要有所作为，“今天下之大患，在人情翻覆太甚。凡爱国救民一切之义，俱为反复小人囊中禽犊，亵辱无地，目击此情，忧怀如捣，区区之私，亦惟本吾至拙，与天下之巧相持，谤誉成毁，在所不问，稍觉心安理得而已”。即如女师大风潮期间，我们通过当时报刊的报道，也可以说明他这方面的态度。当时北京报刊中，《京报》反对章士钊可谓全力以赴，尤其是其副刊，连续两个多月，连篇累牍刊登反对章士钊的激烈文章，如第284号，共登文章8篇，其中有6篇针对章士钊。但就是《京报》也曾发表过这样的一篇访谈：

记者：外间喧传，教育界将发生绝大风潮，先生有所闻否？

章：尚不得知，惟是非听之公论，绝不向任何方面疏通运动，并希望新闻界对我加以尽量批评。

记者：假使见诸事实，先生如何应付？

章：余本系司法总长，今舍平稳之司法而任教育，系因鉴于年来学风败坏，故抱牺牲二字以图整顿，并非以做官为目的！即令发生事变，使我平昔所抱之主义不能实行，余自应辞职以谢国人。余对各方绝不以感情用事，惟主义既定，绝不趋避。

可见，当时他整顿学风的初衷并非玩弄权术以保住官位。正如他自己所说：“章士钊者，一笃于个性，不存机心，情理交战，迭为胜负之人也。惟笃于个性也，故其行动，不肯受党派之羁绊，而一生无党。惟不存机心也，视天下之事，无不可为。胜负之数，瞢然不知。有时为人暗算，肝胆胡越，彼乃不信，一旦势异，负尽天下之谤而亦无悔”。虽然他最后失败，我们亦不能因此否认其在任期间所作的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如清理积欠教育经费、补发教员薪金、甄别教授、宏奖著述、创办国立编译馆等，钱基博说“以考试慎选举之资格，以试验重大学之课业，矫厉学风，宏奖编译，虽以召闹取怒于昨昔，而卒创制显庸于方今。功不必自我成，士钊倘有以自慰于迟暮矣”。这足以说明他与那些终日钻营的政客官僚相比，实在有可敬之处。

（五）公交私谊，舍利取义的原则。章士钊自称“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他与人相处，坚持“无争”的原则，颇有古义士“平日闲居，则相称美之不暇；为国议事，则公言廷诤而不私”的风度。他追求“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两不相损”的境界。他最常引用的格言是“君子之同，盖同其道。小人之同，则同其利。同其道者，以同而异。同其利者，以异而同。”陈独秀被捕之后，他毅然担任陈独秀的辩护律师，当时的舆论赞扬他有古义士之风。陈独秀寓居江津以后，生活困难，章士钊对其关心备至，就连陈独秀用的信笺都是他选上好宣纸印刷后奉送的。高一涵在《甲寅》时期追随章士钊，其逻辑文学“尤得士钊之神”，后转向激进，因为“倪道烺案”曾经把章士钊告上法庭，但以后他们还是亲密的朋友。1942年章士钊由重庆到西北考察时，曾到兰州会晤高一涵，并题诗相赠：“共君白社挥毫日，未计衰残同作客。玉关万里壮神泉，也未诗人开霁色。人生快意当前决，那有东西南与北。蜀州今日在兰州，落笔便须参甫白”。

众所周知，毛泽东十年还债的事情。为组织同志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曾经赴上海，请章士钊筹款，章士钊筹资两万大洋送给毛泽东，这些钱，一部分支付赴法费用，大部分被毛泽东带回湖南用于革命。章士钊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及其革命用意，因为他的老友杨昌济1920年时曾致信章士钊，向他推荐毛泽东、蔡和森，信中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以其所为，义也”。因此章士钊此举，既可以说是对年轻毛泽东革命道路的支持，是为深明大义，也是对老朋友重托的兑现，是为注重情义。

当然，章士钊在其他方面也很有特色，如在固守与通变、求真与务虚、独立与参与、浪漫与现实等关系的处理上，如上述五种关系一样，都是源于湖湘文化，又都超出来源本身，达到了一个新境界，这就是徐志摩所说的“《甲寅周刊》所代表的精神”。虽然章士钊在处理这些关系的时候，并不都是完美无缺的，他自己也没有全部信守不渝，但我们至少能够感觉到他一直在努力，所以也应该祝愿它“亿万斯年”，因为其中包含的优良素质和基本品格，对于我们从事文化建设事业有着深刻的启迪和教育意义。

湖湘文化哺育了章士钊，章士钊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湖湘文化，这是近代湖湘文化和湖湘子弟协调发展的一个缩影。究其原因，就在于湖湘文化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其中深藏的民主启蒙意蕴和吐故纳新的精神，决定了它必然不断发展。具体到章士钊身上，就是发扬湖湘文化的进取精神，确立西方思想的民主方向，采用儒家士子的平和方式，三者的积极因素单独或统筹发挥作用时，就会使那些本来优良的素质得到强化，表现为突出的优点，因而具有示范性和影响力。同时湖湘文化、西方思想和儒家传统在章士钊身上也造成了一种矛盾的思想形态，这种形态决定了章士钊思想的复杂性：当三者统一在追求民主的节点时，他便能顺应时代潮流，登高一呼，引领一代风骚；反之，就会偏离近代化方向，朝遥不可及的幻想冒进或向人猿揖别的方向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