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籍安徽庐江，家住县城以南15里远的凤凰山麓。我的祖父吴保初，生长在清光绪年间，虽因世袭关系（我的曾祖父吴长庆曾任浙江提督、广东水师提督）做了两年小京官，但一直不满腐朽无能的清廷，主张变法维新。因此，在我父亲20岁、两个姑母13岁左右时，就亲自送他们去日本读书，从而使他们兄妹在进步思潮的影响下，参加了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洪流.后来大姑母吴弱男适湖南章士钊，二姑母吴亚男适华侨徐瑞霖，皆旧民主革命的先驱。我童年失去双亲，依靠大姑父、大姑母教养成人。现在他们都已去世多年，但他们的事迹，却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东京初相识，伦敦结连理

姑父章士钊，字行严，是湖南长沙人。在武昌两湖书院求学时，与学友黄兴为莫逆之交，后又共读于南京江南陆师学堂。1903年发生拒俄运动，江南陆师学堂学生起而响应，姑父是该学堂学生领袖。不久，应《苏报》馆主人陈梦坡之邀，担任这份鼓吹反清革命最积极的报纸的主笔。

1903年7月，《苏报》被查封，章太炎、邹容等人被捕入狱。姑父因得查办大员、江苏候补道俞明震(原江南陆师学堂校长)的暗中徇情，得以幸免。《苏报》被封后，姑父先随黄兴去长沙筹建华兴会，后又到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继续进行反清革命宣传。1904年11月，皖籍革命党人万福华因行刺原安徽巡抚王之春被捕入狱，姑父前去探监，也被逮捕，关押达40天，由于黄兴、蔡锷等人营救方获释。同年冬，姑父被迫流亡日本东京。

姑父到日本后，看到该国明治维新后的进步与繁荣，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检讨过去的革命活动，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躁妄致敌，未达壮年，了无学殖”；主张大党初建，应有所分工，“显其才力，资其性分，缓急文武，各任所宜”；提出苦读救国，立志留学读书，因此他便进了东京正则学校，专攻英语，为去欧洲留学作准备。在此期间，他受聘实业女校，教中国留学生古文。他用学习到的英文文法，讲解《古文词类纂》，深受学生欢迎。于是他将讲稿整理成册，名为《中等国文典》，寄回国内出版。该书出版后，风行一时，不少学校用它作教材，有位教授认为“这是开眼界的第一课”。

这时，姑母弱男已早两年到东京，在青山女子学院攻读英语，行将毕业。她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在《民报》社任处理中山先生英文来信秘书。据她回忆：“同盟会最初女盟员不多，加盟最先者为何香凝、秋瑾，余姊妹略迟。此外尚有廖仲恺之妹冰心及孙少侯之妻，冰心患肺病早死，孙妻系家庭妇女，始终未出头露面。吾兄(炎世)妹(亚男)三人入盟之介绍人为合肥吴旸谷，吴是皖人入盟之第一人。”章太炎出狱后，也流亡到东京。他经常和我祖父通信，因初到无固定住址，祖父回信总由姑母转交。经章太炎的介绍，姑母与姑父开始结识。当时同盟会初建，留学生纷纷参加，惟独姑父立志苦读书，不愿入盟。孙中山先生爱他的才，知道他一向钦佩吴弱男，又嘱姑母做他的工作，然而始终未能改变他的主张，党人非常失望。最后还是黄兴表态：我深知行严的性格，敢保证他忠贞不二，听他自己决定算了。后来姑父回忆说：“当同盟会旗鼓大张之时，正鄙人闭户自精之候。”1907年4月，他的《中等国文典》在上海出版，收到稿费，他便用这笔钱离开日本，经上海前往英国，进入爱丁堡大学，攻读法政，兼攻逻辑。当年同舟赴英的有杨昌济先生(即杨怀中，杨开慧烈士之父。回国后在北大任教授)和合肥李寅恭、张绍南夫妇(李回国后任中央大学森林系主任)。姑母毕业回国后，在天津女子师范及苏州景海女校任英文教员年半，然后也前往英国。他们于1909年4月在伦敦结婚。在英5年期间，姑父在北京《帝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政论文章；1910年《民立报》在上海创刊，他负责拍发伦敦专电，对当时的政坛起了不小的影响。当时，宋教仁就经常从报上剪下他的文章，装订成册，作为参考。因此，后来有人说，章士钊是宋教仁的灵魂。

主编《民立报》，主张两党制

武昌起义后，中山先生从海外归来，路经伦敦，希望先生担任他的秘书长，一同回国。因家累关系(时章可、章用两表兄已在英出生)，迟迟未能成行。次年春，又奉电召，才不得不放弃即将取得的硕士学位，全家离英，返抵上海。到宁时，秘书长职已由胡汉民担任，黄兴要他当部长，他说：“我有铁饭碗在，难道公忘却？”于是，他担任了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的主笔。时值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乘炮艇去汉口，与副总统黎元洪会谈，姑父与姑母都以《民立报》记者身份，充任随员前往。姑母回忆：随行妇女仅4人，除她外，还有宋霭龄和中山先生的两位女公子。《民立报》社设在上海。他担任主笔后，主张独立办报，言论自由；对国民党组织，他提出“毁党建党说”，主张通过政见协商，组成两个党，共同参政。由于他的政见有别，引起了国民党内一部分人的不满与责难。有人责问于右任：党报为何要非党人士主持？同时，在建都与汉冶萍借款问题上，还发生了报纸社论和政府相对立事件。虽文章都不是出自姑父手，而他是总主笔，不得不负其责。为此，他提出辞职。黄兴、于右任一方面做党内工作，一方面坚决挽留，特别是报社协理吴忠信含泪相留，他坚决未肯。他说：“凡事都有个理，不可以感情用事。”离开《民立报》后，他和扬州王无生另外办了一份《独立周报》，他照旧执笔不倦，但锐气已一落千丈。不久得知王无生接受袁世凯的津贴，不禁大为扫兴。从此搁笔，报纸停刊。

拒绝袁氏收买，参与讨袁护国

1912年2月，清朝皇帝溥仪退位，孙中山辞职，窃国大盗袁世凯登上了总统宝座。我的曾祖父吴长庆与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有旧。1881年，他以浙江提督(后任广东水师提督)，帮办山东海防军务，驻守登州时，袁世凯在河南家乡没有出路，率领数十人投奔。曾祖父只将袁一个人留下，其余都给资遣散。最初，叫袁在营随张骞（南通张季直，清光绪廿年状元，时在军幕中）读书。1882年朝鲜发生内乱，他奉遣出兵朝鲜，袁随军前往，从此发迹。袁当上总统后，屡劝祖父赴京任职，月致千金，均被谢绝。后因南京兵乱，祖父移居上海姑母家，不久便病倒不起。从生病至逝世，袁两次寄赠巨款，目的在结好姑父母，以期为他效力。但他们始终未为所动。

1912年冬，袁世凯邀请黄兴赴京议国事。黄央姑父同行。这时，他仍因《民立报》事遭到毁谤而不快，本想暂离上海，前往北方，观察形势。因此，他便先趋天津，而后赴京。姑父会见袁世凯的经过，他自己有较详叙述，谨摘译如次：“抵京后，会见杨度（杨已出入总统府，为袁服务）。杨屡次劝说：总统原已派孙毓筠赴沪请你，此次来如不进谒，于礼不合。于是不得己随杨进见。不久，便与袁较接近。稍知袁的秘密后，我十分内疚，然苦不得脱身。袁早知我是庐江吴氏之婿，他说：‘君自家人，有所见，恣言毋隐。’我闻之大为震动。这时，我妻吴弱男在沪得到袁的信（要一家迁居北京），十分焦急，函电交加，嘱我决不能为‘裙带官’，以免自污革命党人身份，为同党耻笑。其实，我本无求官意，北京大学校长的聘书已发出，我辞去不就。不久，宋教仁被刺事件发生，宋的遗电送到总统府时，我正与袁共餐，袁太息说：‘遯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瞟了一下电文，只见到‘开诚心，布公道，尊重宪法’十个大字。我心中暗笑，遯初受袁的骗，到死还不知道。……后来，袁竟欲将杀害宋教仁的罪名强加于黄兴，诡称：头一天，黄与宋在上海同孚路黄宅议事，两人争当国务总理而决裂。我听了无比气愤，未发一言，离去。第二天，我独自一人逃出寓所，潜赴车站，驰返上海。”

抵沪后，姑父拜会孙、黄，报告袁氏阴谋，并积极主张用兵讨伐。他说：“即败，亦必为之，以免后世见责。”中山先生赞成其主张，遂派他往说岑春煊（时任汉粤川铁路总办，广西实力人物），以便联合讨袁。岑一说即合，孙、黄二公大喜。于是，姑父乃在沧州别墅私邸设宴，宴请孙、黄和岑；应邀参加的还有汪精卫、胡汉民、陈英士、于右任等。姑父与姑母各就座于席尽头之一方，起立举杯，为合作成功，共同干杯，表示祝贺。后来姑父把这次集会称之为“革命豪帅东南盛会”。

讨袁之役失败后，姑母说：“我等只有两条路可走，非逃即降。降则为帝制派，逃则为民党。势不可复留”，于是二次逃亡日本。

是时，孙中山先生也逃居日本。他发现伦敦《泰晤士报》、上海《字林西报》等报有袒护袁世凯的倾向，对民党不利。但当时袁勾结日方，监视孙、黄甚严，行动不便。为此，中山先生嘱咐姑母，以她的名义致电英国康德黎博士（英国著名内科医生，曾援救孙中山伦敦脱险），说明袁的统治势难持久，奉劝各国仍应信任民党云云。电文由姑母缮写，由先生送邮局拍发。电达后，康即以本人名义致函《泰晤士报》，对袒袁提出意见。英报素重视康，将原电刊出。《字林西报》主笔英人寿优是姑母素识，该报因此亦转变了此论调。于此同时，姑母还用从英国带回的打字机，为中山先生打出了不少寄往欧美的信件（该打字机后被李大钊借用，这件珍贵文物现存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

1915年底，云南爆发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海外党人纷纷返国讨袁。次年春，岑春煊在两广策动桂系军阀陆荣廷讨袁，因缺乏军械，约姑父去日本争取外援。日本政府眼看袁即将倒台，改变了策略，借给了100万元和两个师的炮械。5月，岑被拥为两广护国军都司令，并成立军务院，任命章士钊为军务院秘书长。6月，袁世凯的“皇帝梦”彻底破灭，暴病身死。

再办《甲寅》，两赴欧洲

1914年夏，姑父曾在东京创办《甲寅》杂志，后移至上海继续出刊，总共出了10期，便被取缔。袁世凯死后，姑父于1917年1月在北京恢复《甲寅》，邀请李大钊、邵飘萍、高一涵任编辑。他还向在美国的胡适约稿。《甲寅》的第二次复刊，是在1925年夏，宣传复古思想，违背历史潮流。

1921年2月，姑父得黎元洪的资助，再次赴欧洲，对大战后的西方政治进行考察。在英国，他受社会学家潘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影响颇深，特别对潘蒂的复兴农业的主张发生兴趣，当时就写了一个小册子《农业救国论》，后来又写了一个体现“农业立国”精神的《新湖南发展方案》。1922年回国后，就出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

1928年底，姑父率全家第三次前往欧洲。1930年，他一人回国，应张学良之聘，出任东北大学文学院长，直到九•一八事变时为止。为照顾3个儿子在外读书，姑母在德国著名的大学城格廷根定居。旅欧8年期间，大表兄在意大利从名师学画，二表兄在格廷根大学数学系攻读，三表兄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姑母好读书，除操持家务外，还专心致意地学德文、意大利文以及拉丁文，从而使她能精通英、日、德、意和拉丁多种语言文字。在此期间，她曾应牛津大学和格廷根大学校长邀请，出席该校专门为她举行的宴会，并即席发表演讲。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们都从欧洲返国。二表兄在浙江大学任数学系教授，学术上颇有造诣，三表兄从事译著工作。不幸他俩在抗战期间因病早逝，二老伤心事，莫过于此。

营救李大钊，为陈独秀辩护

姑父、母开始认识李大钊，是1915年在日本东京，时姑父方创办《甲寅》，李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时常前来投稿，大约每月会晤一次，有时留在寓所共餐，因而逐渐熟识。回国后，姑父邀李任《甲寅》编辑。1917年秋，推荐李接替自己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职务（自己专任教授，讲授逻辑学）。此后，图书馆经常向国外发函订购书刊，李每次都要和姑父商量、征求意见，并请姑母为之斟酌文字，于是往来频繁，如是者3年有余，关系更加密切。1920年1月，李赠送给姑母半身照片一张，亲笔题字，以“同志”相称(该照片为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征去)。1925年，姑母请李为3个孩子讲授社会学，每周到家上课两次。由于家庭间关系密切，李叫女儿星华认姑母为干妈。据姑母说，当时李与苏联使馆人员已经常接触，首先会面的是代办齐乞林。李能操英语，会齐时亦用英语交谈。李办事非常认真，每次会齐前，总要作充分准备，就所谈问题要点，预拟语句，请姑母为之斟酌、润色。苏联使节最先来华者为越飞，继之者加拉罕，李早与之秘密联系，对促成《中山越飞共同宣言》的发表，贡献独大。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遭奉系军阀逮捕，27日遇难。烈士被捕前后，姑母有如下回忆：“守常被捕前，避居苏联使馆已三月余，我尝假借为儿子签护照，去使馆见守常，劝其火速设法出国赴苏联，并建议先化装离开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到我家暂匿。行严知风紧，亦力主速行。而守常殊镇定，迟迟未行动。不久，北方政府取得各国使馆同意，突派军警包围苏联使馆搜查，拘守常等。行严闻讯，由津遄返北京，企图设法转机。先见张学良、杨宇霆陈说，谓共产主义在国内犹在空洞谈论经济理论阶段，不宜穷治，可判彼等有期徒刑，准其等带《资本论》等书籍，移押沈阳监狱，情节较轻者，可迳行开释，如此既可遏止党人活动，亦可免生枝节。张学良首肯，杨宇霆亦同意，于是入见张作霖。张作霖踌躇，谓此事不可独断，须与京外十一将领商量。至是行严知已无望，但仍请张分别函询十一将领，不以联衔通电方式。顾不久十一将领联名电至，坚称李等并非仅空谈理论，应对罢工罢学负责。于是守常等终于牺牲。”烈士蒙难后，姑母首先赶往府右街朝阳里三号李宅向李夫人（赵纫兰）慰问。后来，又和姑父一道去长春寺奠祭。烈士生前生活恬淡，自奉甚俭，而急人之急，则从不吝惜。因此，身后家中无分文积蓄。姑母与其亲友商拟筹款3000元赡养遗属。经分头奔走，有力者怕连累，躲避不及；有心者只机关学校教职员工，以及少数同乡，而又力不从心。结果只筹集到2000多元。当时以棺木过薄，就中支取260元，另购棺木改殓；丧葬事毕，仅存1000余元。由烈士同学白眉初及陶玄等管理，以利息支持遗属生计。

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6月，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被捕。当时姑父任南方政府和议分代表在上海开会，闻得消息后，立即写信给北京政府代总理龚心湛，要求释放。信中说：“钊与陈君总角旧交”，“于其人品行谊，知之甚深，敢保无他，愿为佐证。”

1932年10月，陈独秀等10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被押到南京。次年4月开庭审讯，因案情重大，无人敢为他们辩护。然而姑父却自动出来为陈辩护，他以言论和行动两方面说明陈等并未叛国，进而从法理上辩论说：“法律上并无共产党即为犯罪之规定”，因此被告之罪不能成立，要求宣告无罪。他的辩护词洋洋洒洒数千言，文理并茂，旁听席上为之震惊。但陈独秀对辩护辞中说他与中共分裂，组织托派以反共的说法不满，辩护刚结束，陈便立即站起来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其个人之观察与分析，并未征求本人同意。”“至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这一突如其来的行动，使姑父非常尴尬。最后陈被判刑8年，免了死罪，这与先生辩护不无关系。此后，先生常对人说，交友遍天下，唯有3个人难交，陈独秀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他们以后的私人关系还是保持始终。抗战时期，先生以参政员身份住在重庆，陈独秀在江津，他还去看过陈。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北平伪临时政府成立，群丑粉墨登场，以王克敏为首的一伙汉奸劝诱姑父入伙，被他拒绝了。于是姑父与姑母不得不离开北平，经上海，前往香港。1939年姑父到达重庆，任参政员。旅渝期间，闲暇无事，从事著作，1943年出版了《逻辑指要》，在陆军大学和警官学校讲授了1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伪装和平，3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毛泽东抵达重庆后，姑父前去看望了他。毛提起1920年为解决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旅费向先生求援的事，并表示感谢。谈判后期，有一天毛会见姑父时，问他：你看怎么样？姑父在手上写了一个“走”字，并小声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没多久，蒋介石撕毁了《双十协定》，开始全面进攻解放区。由此可见。姑父是深知蒋介石其人的，当时对毛泽东的安危是非常关心的。“文革”期间，周恩来有一次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还特别提到了这件事。

参加北平和谈

1949年1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的压力下，蒋介石宣布下台，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李上任后，为打开和谈局面，派邵力子到上海找姑父从中斡旋。姑父表示愿意效力。于是南京方面组成代表团，准备飞往北平。不料，在代表团人选问题上，新华社突然发布广播，予以挡驾（先拒绝彭昭贤，后拒绝甘介侯）。李宗仁得知消息后，十分紧张，于是亲自前往上海，登门找姑父，商量办法。后来，决定由颜惠庆（国民党已退休的最老的外交官之一）、章士钊、江庸（名律师）3人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先行飞往北平。邵力子以个人身份随同前往。在征得北平军管会的同意后，他们于2月13日飞往北平。22日，代表团到西柏坡拜会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首先接见了姑父。以后，其他代表也一一分别被接见。经过会谈，和谈之门打开，他们带着毛泽东写给李宗仁的信，于24日飞离北平南返。

4月1日，以张治中为团长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从南京飞抵北平。姑父又作为代表团的成员，二次北上，经过谈判，达成国内和平协议。但国民党方面拒绝签字，谈判于是破裂。姑父与邵力子联名写信给李宗仁，揭露国民党真备战假求和的骗局。同时，姑父还以个人名义，在报纸上发表了声明。从此，他便留居北京，积极从事和平解放工作。

“文革”期间出著作

1949年9月21日，姑父作为人民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后历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常委、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姑母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文史馆员。从50年代起，先生便开始奔走于京港之间，为祖国统一大业出力。从政之暇，致力于学术研究，将自己长期以来研究柳宗元文集的心得，写成《柳文指要》一书，于1971年出版。这部著作是集姑父六、七十年之心血，花费7年时间而写成的。全书共百万字，其资料之丰富，研究之深广，见解之新颖，都是绝无仅有的，对柳文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这部著作是用文言文撰写的。姑父在书跋中指出：“……吾之此一臃肿庞大之陈旧述作，分明一无价值，而视为两千年来传统文字体裁之最终结穴，要不为过，……”上部书成后，曾送给毛泽东主席审阅，毛主席看得非常仔细。所有誊写错误之处都一一予以改正，并写信给先生说：看了，引人入胜，希望下部写好，及时送给。盖毛主席与姑父同嗜柳文也。此书出版时，先生已达91岁高龄。兴奋之下，特仿陆放翁诗，题七言长句一首：

人生修短本难必，伊谁八五谁九一？两人相遇应同坐，少长僧儒堪指摘。九十一翁不识公，语胡自至吾岂怿？幅巾随处一悠我，声闻自迩宁不忆？古寺茶罥一个僧，孤忠血化千年碧，忽然讲经忽坐化，存原可取去勿惜。诗虽不如寿过之，人意胜天齐损益，胜负也于马力见，辕下一鸣人已识。吁嗟乎！长途焉用咫尺为？久暂至今特一息，二十年间试回想，新生万木森森立，老夫轰此事何事？徒抱雄心沸衷臆，诗成笑比坠驴人，遮莫夔龙纷满壁。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我国时，周恩来总理将一部《柳文指要》作为纪念品，送给了他。这部巨著将永远收藏在白宫国会图书馆里。

上书毛泽东主席

在十年动乱时期，姑父、姑母得到政府的特别照顾和保护，他们非常感激。“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社会上出现了要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逆流。姑父认为，这样搞法是会把国家搞垮的，随便打倒一个国家领导人，中国是要遭大难的。于是他本着知无不言的精神，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党中央领导互相团结，如果有错误，可以批评，不要一下把他打倒。毛泽东接到他的信，很快就回信表示：为大局计，彼此同心。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姑父在国家危急之计，以他的卓越远见，毫不顾虑个人的得失，敢于坦率直言，这完全是出于对党、对国家的热爱和对国家领导人的爱护。

“主席想得真周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向我国招募大量华工。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首，组织勤工俭学学会，号召青年去法国半工半读。姑父、姑母当时都是这个学会的赞助人。毛泽东、蔡和森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参加赴法勤工俭学的达1700余人。由于出国经费都是募集而来，比较困难。1920年春，毛泽东在上海为留法学生筹集旅费，向姑父求援。他随即向上海工商界名流募捐了一笔巨款，以示支持。

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有一次毛泽东对姑父说：共产党不会忘记为她做过好事的爱国人士。当初你支援留法勤工俭学的那笔款子2万元，是我经手借的，一部分给了去欧洲的同志，一部分带回湖南开展革命活动。接着又诙谐地说：现在有稿费可以“还债”了。从此以后，每年农历正月初二，便有一位秘书送2000元到姑父家，直到1971年，整整10年。后来停了1年，毛泽东发现后，又对左右同志说，这个钱不能停，还要还行老的“利息”呢！于是1973年春节，又有一位秘书送来了2000元。这时姑父已经住在北京医院，接到这份馈赠时，他激动得双手发颤，对家里人说：“主席想得真周到，他是要在经济上帮助我，怕我钱不够用。主席怕我好面子，不肯收，故意说是还钱还利。其实这笔钱是当时向社会名流募捐的，我不过是尽了一份力罢了。”

1961年10月，北京召开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大会，姑母作为辛亥革命老人赴京参加了这次庆祝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周恩来总理一再向姑母祝酒，称姑母“吴先生”。周总理的念旧心情，不言而喻。

为祖国统一大业鞠躬尽瘁

1970年1月，姑父90岁生日前夕，我赴京看望他，为他祝寿。在他身边10天中，亲聆教诲，得益良多。他除对我的工作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外，并且晓以养身之术。他说：“我能够活到这样大年纪，主要是一生心平气和。”他还对我说：“国家交给我的任务，我还没有能够完成，等身体稍好些，我还要去一趟香港。”离京后，他亲自给我写了两封信，询问我的工作情况。1972年1月，在北京医院写的最后一封信说：“前接书，正拟作复，适检书跌倒，右腿受伤，验云骨折，入居医院，已达两月。……我留病院尚不知多久，能否出院与否，也未可料，故我在病院时愿得复书。……”老人如此高龄，在病中仍对我放心不下，使我接到这封信时，不禁心酸泪下。

1973年春，老人已经92岁高龄，他果然提出要前往香港探亲访友，寻求和平统一的途径。他的愿望得到党和政府的支持。周总理十分关心他的健康，亲自为他作了安排，5月25日临行时，还亲到机场送行。到香港后仅仅1月，因年龄太大，气候不适，便病倒了。周总理得知后，立即指示派医疗队，护送回京治疗。然而，当医疗队赶到时，先生已于7月1日凌晨与世长辞！他临终前写下的几句话是：赶快报告总理，接我回去，我要回北京。先生逝世后，香港各界举行了公祭，港澳各界同胞1000多人参加了公祭仪式。骨灰由专机运回北京后，7月12日又举行了追悼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郭沫若等出席了追悼大会。毛泽东主席送了花圈，郭沫若致悼词说：“章士钊先生为国家的统一大业，不辞劳苦，鞠躬尽瘁，始终怀念在台湾省的故旧，盼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

同年4月1日，姑母已先在上海病故，享年87岁。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上海市政协举行了追悼会，政协领导人陈望道、吴若安、武和轩、赵祖康、贾亦斌等出席了追悼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等送了花圈。

转眼间，二位亲人离开我们已经13个年头.回首往事，不禁黯然，但他们的业绩却永留青史，永远为我们所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