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新中国准备以武力解放台湾，后因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遂使武力解放台湾的计划搁浅。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也由武力解放台湾转为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为让台湾当局了解我新的对台方针政策，在两岸都有重要影响的民主人士从中牵线搭桥，通过写信、喊话，甚或去香港面谈，沟通两岸高层，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作出了贡献。这当中的突出者当属张治中和章士钊。

一、张治中喊话、写信，宣传我对台方针政策

张治中与国民党有着长期的联系，加上他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使其在国民党内有较大的影响力和较高的声望。1949年底，随蒋氏父子去台的旧军政人员中，有些是张治中的故旧，有些是他的学生、部属。因此，建国后张治中担负的一项重要任务，即以各种方式对昔日的故旧、部属、学生做一些“开导、解释、说服的工作，以唤起他们的觉悟，毅然来归，完成祖国的完全统一”。

1954年，张治中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了题为《告在台湾的人们》的对台广播。他先回顾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二十多年的历史，严肃地指斥这个统治是“错误的，反动的，罪恶的”，因此，它必然要失败。张治中接着又介绍了新中国建设的成就，指出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已经得到空前的提高。“祖国的人民，无论男女老少，都在愉快地生活，热情地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国民党要“反攻大陆”，是不切实际的愚蠢妄想。他殷切希望在台的老友、部属、学生及其他旧政府的人员，“主动地尽自己一切可能靠拢祖国和祖国人民”，在此重要关头，“为国家、为人民、为自己和子孙着想，你们都应该听从我的忠告。”张治中的广播讲话，是大陆对台广播中较早的一篇原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讲话，它在台湾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尽管有公开反对的，但较多的是在私下欣赏、品味张治中的讲话内容。英国《经济学家》曾对此作了如此的评价，它说：“在台湾的许多中国国民党人，无疑觉得听听前国民党政治军事家张治中——他告诉他们，与人民在一起的生活是多么美好——的讲话，要比阅读最近国民党报纸或其他‘谍报机关’所创造的消息更有兴趣一些。”“所有流亡在台湾的人都希望返回大陆，现在他们愈来愈觉得复兴和恢复世界知名的最伟大的一个民族的任务，正在没有他们参加甚至受到他们损害的情况下进行着，因此，在国民党的讨伐性干涉主义后面的情绪，现在正在开始找到新的出路。……”

1956年，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了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方针。对此，张治中接受了《团结报》记者的采访，谈了自己对上述方针的感想，指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也期待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1957年2月，张治中出任民革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在当年3月召开的民革三届二中全会上，张治中就和平解放台湾的问题作了专题发言。发言指出，周恩来总理在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扩大会议上宣布的“争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的方针是非常正确的，它代表了人民的心愿，因而受到了人民的一致拥护。他指出，以和平方式争取台湾解放的方针，已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在台湾内部和华侨中反应更为强烈。关于实现这一方针的条件，张治中分析后得出了以下四点：一是新中国的强大所产生的吸引力。在台湾的军政人员，自命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信徒，应是具有爱国思想和爱国精神的，现在看到几年来大陆飞快发展，日益强大，他们在今昔对比之下，自然心向大陆。二是国际的动向。国际上除了美国及其几个仆从小国外，大多看不起台湾，也没有来往，这点对台湾的影响很大。三是台湾自身前途无望。兵源不足，加上经济一天天败坏，美援也不可能久持，因此，人心涣散。四是美蒋矛盾日益激化。美国已发动倒蒋运动，利用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分子，主张毁党救国，要蒋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领袖。他们在香港出版反蒋的小册子，提出反共必先倒蒋。蒋是相当敏感的，这给他的刺激很大。当然，台湾对国际局势抱有幻想，对美国和共产党都还有顾虑，这就使和平解放台湾的道路反复曲折，不可能是直线的。但张治中相信和平解放台湾还是有极大可能的。通过分析这些情况，张治中认为民革要做的工作主要是：认真研究台湾情况，打好基础，要做好对台宣传，多讲道理，晓以大义，态度要平心静气，诚恳；在可能情况下，实现通信与交往；与政府配合做好其他工作。

1958年10月，张治中写了一篇题为《台湾应主动抛弃美帝》的短文，号召台湾的故旧毅然抛弃美帝，回到祖国怀抱。他充满感情地写道：“你们离开祖国九年了，人寿几何，经得起几回沧桑巨变？鸟倦尚且知还，人情谁不思乡？每当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翘首北望，宁不神伤！你们回来吧！家人亲友在盼望你们，祖国人民在召唤你们！”

1958年12月，张治中又在民革四大上就台湾问题发表看法，认为以蒋介石为对象，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是完全英明、正确的。此后，他利用各种机会，作演讲、发表文章、作广播讲话，呼吁台湾当局“爱国一家”，“争取通过和平途径，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来。”他感觉这样才算“尽到作为一个故旧在道义上的责任”。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了改变。美国一方面加强与中国政府的接触，另一方面又向台湾当局施加政治、经济压力，继续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美蒋矛盾加深扩大。毛泽东认为这是我们开展对台工作的好时机。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经与周恩来研究商讨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确定了对台的总方针是：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给下一代去做。毛泽东还提出了对台的具体政策，周恩来将其归纳为“一纲四目”。

为了把中共和谈的诚意和信息传递到台湾，1962年，周恩来邀请张治中、傅作义、屈武等在钓鱼台吃饭。席间谈到台湾问题，周恩来希望他们写信给台湾当局，告诉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后来，屈武给于右任写了信，张治中、傅作义给蒋经国、陈诚等人分别写了信，转达了周恩来的意思。

这些信起了一定的作用，陈诚的思想有了一些转变。鉴于陈诚思想的发展，周恩来进一步抓紧了对台工作。1963年初，周恩来请张治中、傅作义致信陈诚，阐明台湾的处境与前途，说明今日反台者并非中共实为美国，而支持台湾者并非美国实为中共。中共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之不可侵犯性。谈到对台湾的政策时，信中除重述过去对台湾回归祖国后的建议外，还对这些建议作了更具体的说明。

1965年3月，陈诚病逝。在他的遗言中，既没有提“反共”，也没有提“反攻”。陈诚的这种态度说明他还是有爱国心的，也说明张治中等人的工作取得了成效。

二、章士钊写信、奔走为统一

张治中利用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关系，不断地喊话、写文章，宣传我党的对台方针政策。其他民主人士也用各自的方式促进祖国统一，其中，章士钊就曾写信给台湾当局，在信中阐释了我党的对台方针政策。

章士钊做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基于他特殊的个人经历，他在国民党中有许多故旧，好些国民党头面人物是他的好友。此外，他和毛泽东是同乡，并且早就相识。

正因为章士钊的特殊条件，使他成为沟通两岸高层的合适人选。

1956年春，章士钊受我党委托写信给台湾国民党当局，呼吁国共第三次合作。在这封信里，章士钊列举了我党提出的两岸统一的具体办法：

第一，除了外交统一于中央人民政府外，其他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改革将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并与台湾各界人民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的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信的结尾写道：“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意在表明蒋家墓地和住宅均完整无损，并不像当时的港澳报纸所报道的“蒋氏墓庐已在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的运动中荡然无存”。

共产党提出的这四条，应当说对台湾当局是照顾的，条件是宽容的，而对蒋介石本人也是尊重的。蒋介石自1949年逃台后，虽暂时稳下脚跟，但日子并不好过。朝鲜战争已结束三年多，他靠驻台美军保护也不好受，蒋介石与美方一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但他一直坚持一个中国，因而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共产党和蒋介石国民党有着共识，所以两岸统一有着共同基础。

蒋介石考虑了一年，1957年初，他终于决定派人到大陆进行试探性接触，实际了解一下我党的真实意图。蒋介石选中宋宜山来大陆，因为宋宜山是宋希濂的胞兄，可以说是去大陆探亲，顺理成章。遗憾的是，最后还是没有结果。

1958年夏季，大陆炮击金门的举措震惊了台湾当局和美国。美国加紧推行“划峡而治”的阴谋，与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方针产生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反映了蒋介石对美政策的两面性和维护“一个中国”的民族性。为此，中共中央作出了令世人皆惊的异乎寻常的决策：停止炮击金门，实行“联蒋抵美”政策，让金门马祖暂留在台湾当局手中。10月6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举行谈判，和平解决台海危机。在炮击金门的硝烟尚未散去时，毛泽东就有了嘱托：请章士钊写信给蒋介石，把“联蒋抵美”方针事先告诉台湾。章士钊欣然应命。章士钊是国学大师，古文极好，这封信写得很有特色。信中说：“溪口花草无恙，奉化庐墓依然”，“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希诸珍重”。毛泽东对这几句特别欣赏，但他认为把台湾看作“南天”不恰当，后来改为“南云”。

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章士钊不仅写信与台湾当局高层沟通，还曾三赴香港。

第一次赴港是在1962年。章的香港行，立即引起海外传媒的各种猜测。港台许多报纸发表消息，称章士钊是中共的“和谈专使”，拟通过私人关系向台湾高层转达中共的和谈条件。但是，台湾当局对此没有作出积极响应。1964年，章士钊再度赴港，试图架设海峡两岸的桥梁，但台湾当局还是没有响应。1973年5月，已是92岁高龄的章士钊最后一次赴港。这位老人想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架起大陆与台湾和谈的桥梁。他的女儿章含之在谈起父亲最后的香港之行时说：“到了最终那几年，父亲常常谈到他见不到国共合谈，祖国统一，是他一大遗憾。我感到他一生最后的一个愿望是两岸统一。”由于连日劳累，这位老人不幸在香港去世，把遗憾留在了香港，也把未竟的事业留给了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