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1881-1973），在近百年历史舞台上，是一位相当特别的文化名人。早年他是个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政论家，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晚年退居书斋，完成了一部百万字的巨著《柳文指要》，一生斑斓丰富，很难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概括其功过是非。他曾经对中国的“现代性设计”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但是现实政治粉碎了他的社会理想；他抱着“志在从政，非止求官”的初衷踏上政坛，却一再地陷入政治漩涡，最终也未能成为一位成功的政治家；在段祺瑞执政期间，他推行“整顿学风”政策，限制学生运动，又违背时代潮流，举起复古大旗，发起“读经运动”，与新文化阵营进行论战，因而遭到进步作家的攻击，从此，“士钊之名，士人所不齿；士钊之文，君子以羞道”。他的被称为“现代之母”的《甲寅杂志》，他的“头号政论家”的文名，他的“一以衷于逻辑”的独特文体，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历史灰尘。

民国初年，章士钊的政论在文坛上独树一帜，其文体影响了一批政论作家，被称为“逻辑文”或“逻辑文学”，罗家伦称他为逻辑文学的集大成者。古代的议论文与记叙文同属于散文家族的两大谱系。说理和叙事向来是古代散文的两大基本功能，二者都包含了两个价值层面的要求，即应用和审美。应用价值层面主要是指它作为表情达意的语言载体的功能；审美价值表现为使这种表情达意变得鲜活生动，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古代议论性的散文也很注重文采，基本创作倾向是“以说理为其‘神魂’，主‘理’轻‘情’，救治以‘文采’。”所以，说理文也可以被当作美文来读，政论文中不乏琅琅上口的散文佳作。曾是散文一大宗的政论，现代文学之林中却没有了它的位置。“政论文学”这一概念在新文化运动初期还能被广泛接受，后来则渐渐不被认可，而逻辑文的这种分化倾向与章士钊的文学观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文学界说
　　
少年章士钊埋头苦读，一心想走文学之路。十三岁时，他在长沙购得一部柳宗元的文集，从此将柳文带在身边七十多年，一生研习，可见其嗜好之深。对于清初的钱牧斋、吴梅村等一代文宗他也十分向往，并隐约有志于在他的家乡湖南，把桐城派文学发扬光大。如果不是走出湖南，章士钊也许会成为一个以读书入仕的旧式文人。近代湖湘的学风给了他深刻的影响。“由陶澍、魏源等人倡导的经世致用为特征的近代湖湘学风，经过湘军人物的弘扬，已基本成为湖南士人的一种学术传统和风格，成为一种定势的学术心理积淀，影响着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结构、素质，并树立了人才成长的价值导向目标”。章士钊既有志于文学，又受到湖湘学风的熏染，所以他一生所作的文章，第一要义就是经世致用。

1902年章士钊入江南陆师学堂求学，在那里他又接受了新思潮的洗礼。其时，社会新思潮此起彼伏，由“师夷主变”而“新民”“启民”，由维新变法而反清革命，“自以为壮志毅魄，呼啸风云，吞长江而吹歇潮”的章士钊，在风起云涌的时势中，迅即成为学潮领袖，反满志士。1903年他走上废学救国的道路，加入上海的爱国学社，被盟兄章炳麟（太炎）推荐为《苏报》主笔，开始发表政论。《苏报》自有了章士钊后，接连抛出大改良、大注意、大沙汰和大感情等告白，所发文章几乎无日不排满，篇篇谈革命。其中包括章炳麟为《革命军》所写的序言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士钊本人的政论，如《读〈革命军〉》、《驳〈革命驳议〉》、《箴奴隶》等，情绪极端、言辞激烈，反映出当时激荡的革命思潮。《苏报》很快被清政府查封，章太炎、邹容被捕入狱，逃脱文网的章士钊旋即又和陈独秀、张继等创办了《国民日日报》，该报被称为《苏报》第二，思想内容也很激进。这时候，章士钊不仅是一个积极的革命宣传者，他同时还进行着一系列诸如筹款、组织暗杀、策划起义等革命实践活动。后来，他逐渐意识到这些与他的才性并不相符，当时，师夷的主要内容已不再是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而是转向传输西方民主制度、政党学说，章士钊对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十分向往。他认为，不学无术而空谈革命，其实于革命无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弟自癸卯败后，审交接长江哥弟，非己所长。因绝口不论政事，窃不自量，故退而治文学以自见。”他这里所提到的“文学”，所指的含义是什么呢？

早期，章士钊对文学的认识是笼统的，模糊的，可以说是指一种书斋生活，包括学术和创作活动。1905年他东渡日本，在东京实践女校一边教授汉语，一边自学英文，准备去英国留学。其间，他拒绝了昔日同志的邀请，未加入同盟会。1907年他编撰了一部语法书，书名《中等国文典》，拿到稿费后，他便奔赴英国，在阿伯丁（又作厄北淀）大学攻读法学和政治、经济，并师从戴维逊教授学习逻辑学。1910年起，章士钊开始给国内一些报纸、杂志投稿，鼓吹政党政治，发表的大都是政论。这些都是他所谓的治文学。辛亥革命后，章士钊回国主持了多份报刊杂志，形成了自己的文风，他的文学观也逐渐清晰。

章士钊对章太炎十分钦佩，经常在文章中提到“吾家太炎”，在学术和创作方面，他都受到太炎先生一定的影响，胡适就曾说过，“他又很崇拜他家太炎，大概也逃不了他的影响。”但是章士钊又是个思想独立、极有个性的人，他对文学的认识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一方面，他赞同太炎先生“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的观点，所以对自己论政的文字，一直十分看重，他并不怀疑其作为文的价值和意义，对自己在文坛上的地位也非常自信，他曾很自傲地说：“愚自掉鞅文坛二十年，所创文体，至终未变。”另一方面，他又有意识地将政论文和文学区别开来，在提法上，政论属于文的范畴，而文学则和文艺含义相近。这其实并不矛盾，也就是说，在他的理论和创作中，出现了一个含有两个层次的文学概念，一个层次是广义文学，另一个层次是狭义文学，章士钊的意识中，这二者有着相当明显的界限。章士钊在对文学本质的认识过程中，比较清楚地体现了他的“分业”观。随着西方文学观念的输入，新文化运动前期，文学观也开始有了现代性的萌芽。“古无分业之说，其思想论辩不由名学，古文常以一科之学，包举万类。欧洲古代学者，举一切物理心理政治道德之理论悉归于哲学，吾国自古亦以一切学问，纳之于文。”西方在近代已经基本完成了知识的分化，中国以文来涵盖一切的观念也亟待打破。章士钊即在留学期间耳濡目染了西方的科学精神，而且于逻辑学（即名学）素有研究，他对知识的分化、学科的立界，比平常人要更多一份关注，他对于文学分化的认识是与现代科学思维相联系的。

早在1914年，他评论康率群的《雅言》杂志时，就清醒地将政论文字和文学相对了。他说，“……而有《雅言》，针砭政俗，旁及文学，时流作报，信乎寡俦。”“旁及”两个字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立场。在他自己主办的《甲寅杂志》中，发表各类政论之外，另设文艺一栏，专门发表文学性的创作或译文，主要是小说和诗文。例如，苏曼殊的小说《绛纱记》和《焚剑记》和他自己的中篇小说《双枰记》，都发表在该刊文艺栏上。

此外，章士钊还曾把文学与美术、音乐并举，认为它们具有贵族性。他说，“驰骋于美术音乐文学之场，出人头地者，大抵少数俊秀之夫。且若而辈，又皆不劳而食，暇日孔多，断非熙熙扰攘之徒所能效法。”不过，这也导致了他对于当时正在萌动的新文学思潮不以为然，在社会变革方面，他认为政论理应起到主导的作用，而不是文学。新文学早期的一位倡导者黄远庸曾和章士钊论及这个问题。黄来信说：“愚见以为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说起，洪范九畴，亦只能明夷待访。果尔，则其选事立词，当与寻常批评家就见象为言者有别，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综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史家以文艺复兴，为中世改革之根本，足下当能语其消息盈虚之理也。”章士钊答信中说：“提倡新文学，自是根本救济之法，然必其国政治差良，其度不在水平线下，而后有社会之事可言。文艺其一端也，欧洲文事之兴，无不与政事并进。”

这里，二人显然都把政论排除在新文学之外。黄远庸强调要普及新文学，以唤醒民众，达到改造国民精神的目的；章士钊认为政论对社会改良的作用更为直接，甚至文学的发达也需要政治来做保障。在章士钊的意识中，政论是用以针砭政俗，议论政治得失，探讨典章制度的，它必须有益于社会政治，为改良政治服务；而文学呢？“大之有裨于世道人心，而小之文人所当满意踌躇之胜事”，其作用只在娱人娱己之外，再有一些教化作用。这样说好象有点轻视文学，但也未尝不利于文学个性的发展。他还批评新文化运动抹杀了文学的独立性，说“要之文化运动，乃社会改革之事，而非标榜某种文学之事”。这在众人模糊了文学、政论和文化界限的当时，是非常清醒的文学意识。

在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言论中，一向重质的章士钊为了批判恶滥的白话文，特意强调文学的形式。他不止一次的说：“盖文学者，形式之事多，精神之事少”，又说：“有内无外，又安足当文学二字耶？”为了与白话文学对抗，他特别留意《甲寅周刊》上的文艺栏，期望有名手相助，以旧体诗文的艺术性来压倒白话诗文。当有一名读者建议他削去文录以下各栏，专作政治批评的时候，章士钊回复他说：“夫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儒者之义，有藏有息，读本刊而为政论学篇所腻，偶以小诗短记疏之，恍若厚饔之余，佐以姜豉，未始不为一适。”这里也反映出他对别一种文学的认识，几乎道出了纯文学的本质，即它是使人为之兴感怡悦的。

近代散文的变革，正是从散文内部的应用散文变起，表现最突出的是政论文首先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证明了自己不是文学。在最后阶段，通过周氏兄弟的努力，真正从观念上、范畴上彻底解决了何为文学的问题。广义和狭义文学在近现代之交，通过散文内部分化而引起的这次分离，导致了现代文学的转型。一位现代文学的研究者认为现代纯文学的观念是在现代科学、道德、艺术分治的原则上展开的。他说：“文学的功能并不能够孤立的认识，文学作为一种知识与其它知识是共处于整个知识的网络之中的，它的内涵是由与其它知识的关系来决定的，而现代的所谓文学自主或文学独立的要求是与整个现代知识的分化相关的，恰恰是现代性推展的结果。”

（二）散文创作论
　　
上面介绍了章士钊对文学的认识，对于散文，特别是当时还逗留在散文园地里的政论文的创作，章士钊有哪些具体的见解呢？

章士钊认为，政论创作首先需要有理性的态度。王国维曾经说过，中国思维缺乏系统，要用西方的方法来补充，章士钊可以说是开了现代理性思维的先河。他把逻辑学诠释为“思辨之学”，每发一论，都要拿出实证，运用逻辑推理的科学方法加以论证。研读柳文一生，章士钊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凡爱好柳文者，其人大抵习于名数，性与科学相近，”章士钊自然也是这种偏于理性、爱好思辩的散文家，他对柳宗元政论的嗜好，正是为其强大的逻辑力量所折服。当时的论者好持绝对之论，惯于攻击谩骂，章士钊对此极其反感。他提倡“朴实说理”，要求和自己论辩的作者必须有以下资格：心平气和，毫无成见，头脑冷静，略通逻辑论法，具有普遍常识而于所讨论的问题夙有研究或正着手研究。他把《甲寅杂志》创刊的宗旨表述为：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主旨。欲下判断，先事考求。与曰主张，宁云商榷，即乏架空之论，尤无偏党之怀，惟以己之心，证天下人之心，确见心同理同，即本以立论。这一态度促使政论文向着条理、严谨和朴实的方向发展，从而也使民国初年的论坛大大改观。

章士钊能把逻辑文学发展到完备的境界，和他的体裁意识密切相关。章士钊有很强的体裁意识，他认为成就高的作家大都“作一体如无他体”。他要求作者能明辨各体，对于政论这种论辩文体，其基本要求便是条理清晰、朴实说理。这样，政论文才有可能以科学性压倒文学性，以理性因素替代一切非理性的文学因素。但是，朴素的说理并不意味着抛弃对“美”的追求，应该说，政论文所达到的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审美。所谓“理实气充”，“理势”就是说理文不可或缺的审美要素。章士钊嗜好的柳文，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章士钊称它们大抵有关当时朝局，堪称“精悍无匹之作”，他则从柳宗元那里直接继承了古代说理散文的优秀传统。

章士钊认为，创作应基于掌握广博的知识，具备充分的积累，他说“文必无所不有而后能极其才云者，即博而后约之谓也。博而趋约，乃自然之文序，不博而侈言约，直犬羊之郭耳，实不足以言文。”可以看出这是受了柳宗元论文的影响。柳氏在《答韦中立书》中主张“文以明道”，不以务采色、夸声音为能事，并提出以五经为本，旁及子史，融汇各家散文和《诗》《骚》的优点，形成自己的文风：“参之《谷梁》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章士钊补充说，“夫于气则厉，于支则畅，于端则肆，于趣则博，于幽则致，于洁则著，相引以穷其胜，相剂以尽其美，凡文章之能事，至此始观止矣。”

融汇各家之长，方能使文章众美皆备。但在这诸多要素中，对章士钊最有启发、影响最深的是太史公之“洁”。而章氏推崇柳文并终生研习，也是因为柳宗元独能得司马迁为文尚洁的真传。

柳文的峻洁，前人有过较多的评论，章士钊把“洁”字放到一个全新的历史语境中，赋予它以一种崭新的含义。洁，不仅是指字精句当，也不仅指结构清晰，它直接与文章内在的质地相关。“无论何国之文，表一义者不止一字，构一思者不止一式，其于逻辑，凡记事说理，具各有最惬心贵当之字与式在，维能得之，乃为圣手。”又引清人黄与坚的话，“以文而言，莫高于太史公之作，柳子称之，不过曰洁曰峻而已，何以能然？唯其明耳。文之不洁不峻，皆不明之害也”，肯定黄氏“以明释洁与峻，可谓深通柳志”，指出要达到明，不仅要词句简洁明了，不可含糊其词。更重要的是，首先要做到题旨明确，如果文章义理杂沓，就是最大的不洁。

章士钊在留英期间，曾大量接触了西方的政论。他深研逻辑，又注重发掘中土的逻辑思想资源，善于将中西进行调和，他的逻辑文实际上即是

中西合璧的产物。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章士钊又对“洁”字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他的《文论》中有下面一段话：“夫子厚之文果胡独异乎？以愚观之，凡文自有其逻辑独至之境，高之则太仰，低焉则太俯，增之则太多，减之则太少，急焉则太张，缓焉则太弛，能斟酌乎俯仰多少张弛之度，恰如其分以予之者，斯为宇宙至文。”为文需把握“度”，与中国古代文论中对“恰切”的要求是一致的，而这里章士钊却把它和西方的逻辑联系在一起了。他接着又说：“愚见夫自来文家，美中所感不足，盖莫逾洁字之道未备……然则为之之道奈何？曰：凡式之未慊于意者，勿著于篇。凡字之未明其用者，勿厕于句。力戒模糊，鞭辟入里，洞然有见于文境意境，是一是二，如观游涧之鱼，一清见底；如察当檐之蛛，丝络分明，庶乎近之。”自1914年《甲寅杂志》创刊至1915年《甲寅杂志》终刊，章士钊共发表政论约40篇。这些政论的逻辑性很快被读者注意到了，有读者来信说：“逻辑之名，自足下倡之，操觚之子，虽不必一律采以入文，而要见为一般人士了解，仆甚喜其名不滥。”黄远庸亦在信中说，“以今日号称以言论救世者，惟足下能副其实……每与同人论议，以为今之作者，当推足下，非惟名理通论，足以抉发隐微，生人哀感，既其文体组织，符于论理，亦足为一大改革家。”

现代文学格局中，小说和戏剧等原本处于文学边缘的体裁进入文学中心地带，成为和诗歌、散文并列的文学正宗。在文学变革的过程中，小说、诗歌和戏剧增添了大量的新质，这种变革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蜕变式”的。而散文，却是在传统古文的基础上，通过分化演变而成，表现为纯文学散文从杂散文体系中分化独立出来。纯散文的形成，与新文学作家们的探索是分不开的。但是，逻辑文作为说理文，以它的鲜明文体特点，构成了一种新的文类，即应用文和学术文章，也对狭义散文从广义散文中完全分化出来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其中，我们不能否认章士钊的作用。他与纯散文倡导者们正好处于相反的方位，对现代散文施与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力，促使现代散文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总而言之，在散文变革的过程中，逻辑文的作用是潜在的，也是相当深刻的，章士钊的文学观，在这一阶段也显示了一定的超前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