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是我党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善待民主人士、团结民主人士共同奋斗，是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工作。毛泽东在这方面为全党作出了榜样，通过他与章士钊的交往，我们可以窥其一斑。

章士钊，字行严，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早在1903年，他即参加了蔡元培在上海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投身于反清爱国斗争行列。在同年清政府制造的轰动全国的“《苏报》案”中，他以该报主编身份与著名革命志士邹容、章太炎等同遭清政府逮捕，并被判刑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后，他毅然由英返国，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1913年加入反袁行列，为二次革命起草宣言书。失败后亡命日本，与陈独秀等人创办《甲寅》月刊，继续进行反袁斗争。段祺瑞就任北洋政府临时执政，任命他为司法总长，继兼任教育总长。1926年离职去天津。其后任东北大学文学院主任、上海法政学院院长、冀察政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主任等职，并作为社会贤达担任过国民政府参政会参政员。1949年任南京政府和平代表团成员，谈判破裂后，他与邵力子联名写信给李宗仁，揭露国民党真战备假求和的骗局，并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的内战政策，而后留居北京。章士钊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毛泽东与章士钊的交往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那时，毛泽东是杨开慧的父亲杨怀中先生的得意门生，章士钊又是杨怀中先生的至交，通过杨怀中先生，毛泽东在1919年就认识了章士钊。1920年。毛泽东为筹备建立党的组织，开展湖南的革命活动以及组织大批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经费。为此，他在上海找到章士钊.请章先生帮忙。当然他没有讲要建立党组织的事，只是说为一批有志青年赴欧洲勤工俭学筹集旅费。章十钊对毛泽东的要求慨然答应。随即向上海工商界名流募捐两万银元，全部交给毛泽东。这是毛泽东早年与章士钊的一次重要交往，也为数十年后毛泽东“还债”埋下了生动的伏笔。

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虽然章士钊和毛泽东由于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而不通信息，但彼此都未曾忘却早年的交情。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伪装谋求和平，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毛泽东抵达重庆后，章士钊不顾蒋介石耳目，前往毛泽东的住处看望。叙谈中，毛泽东提起1920年为解决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旅费向他求援的事，并表示感谢。谈判后期，有一天毛泽东约见章士钊。当毛泽东征询章士钊对局势的分析和对中共代表团行动的意见时，章士钊沉思片刻，然后在纸上写了一个“走”字，并小声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果然，重庆谈判不久，蒋介石就撕毁了谈判达成的《双十协定》，开始大举进攻解放区。章士钊的一个“走”字，反映了他对蒋介石本质的认识，更表现了他对毛泽东安危的关心。

1949年1月，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压力下，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李上台后，特派邵力子到上海找章士钊，希望利用他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打开和谈局面。章表示愿为和平事业从中斡旋。2月13日，章士钊、颜惠庆、江庸三人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飞往北平，邵力子以个人身份随同前往。22日，代表团到西柏坡拜会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首先接见了章士钊，然后会见其他代表。经过会谈，和平之门打开，他们带着毛泽东写给李宗仁的信飞返南京。4月1日，章士钊又作为国民党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再度飞抵北平，参加与中共的谈判。

谈判期间，有一天章士钊在与毛泽东叙谈时，谈到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发表的那首著名的词《沁园春·雪》。章士钊盛赞这首词气势宏大，魄力非凡，同时坦率地说：“不过，那里面有王者之气啊！”毛泽东幽默地答道：“当时是有一股气，蒋介石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我就是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可我说的‘风流人物’，并不是毛某，而是人民。”他进而问道：“人民就要胜利了，章先生不愿作风流人物之一吗？”章士钊自嘲地说：“我鼓吹过孙先生的革命，却拒绝参加同盟会；赞成代议制，又鼓吹基尔特；接济过袁世凯，又参加反袁斗争；主张复古，又营救过李大钊；还当过北洋军阀的教育总长，受到过鲁迅先生的讨伐；反对白话文，跟胡适打过笔仗，自己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毛泽东说：“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视你为国宝啊！”

国共双方代表团经过唇枪舌战，终于形成国内和平协议草案，但这个协议不合蒋介石的旨意，故南京方面电其代表拒绝签字，使谈判陷于破裂。章士钊愤而谴责国民党当局，宣布脱离国民政府，从此留居北平，加入到“风流人物”的行列。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历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常委、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共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毛泽东敬重章士钊的为人和学识，对这位虽走过弯路，但始终追求光明、经历非凡的“国宝”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颇多。

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时，中共中央在全国政协召开座谈会，征求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对整风的意见。章士钊在会上诚恳地表示，希望中国共产党永远保持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优良传统。他引用“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这句古语，阐释道：譬如一个水果，表皮坏一些不甚要紧，削去一些并无损果子味道。唯果子核心处腐烂生虫，虽表面光泽尚存，但从里往外逐渐腐蚀，最终此果不可食。他说共产党乃国家兴旺之柱石，犹如果实之核心。社会其它的方面有些毛病较易纠正，唯共产党核心之健全最重要。本来，这是一位民主人士对共产党充满期望和善意的肺腑之言，没想到竟引起轩然大波。“反右”开始后，一些人猛烈批判章士钊，说他的那番话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章士钊被迫写检讨，但怎么检讨总是通不过，且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章也愈来愈感到这么搞不对头，于是不顾家人劝阻，挥笔疾书，写信给毛泽东，陈述他给党提意见的初衷及如此批判他之不恭。毛泽东收信后立即批示政协，说：行严虽在座谈会上用了一些过激言词，然用意是好的，不要批评他了。有了这个批示，章士钊很快就“过关”了。

1961年，我国经济由于前几年的盲目冒进而出现严重困难局面，毛泽东有意在生活上接济一下章士钊。一日，他对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当时她在教毛泽东学英文）说：“我还欠了你父亲一笔债没有还呢！”然后向她介绍了当年他向章先生求援和章先生慷慨相助的情形。毛泽东说：“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来造反闹革命了！”他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两干元，十年还完两万元。”几天之后，毛泽东果然派秘书送去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

毛泽东的举动使章士钊十分不安，他让女儿转告毛泽东，说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向社会名流募集来的，他不过尽了一份力量罢了。自己拿不出这笔巨款。毛泽东听了章含之的传话后微笑着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得了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那许多人。”

此后，每年正月初二，毛泽东都要让秘书给章家送去两干元，一直到1972年，累计送满两万元。1973年春节过后不久，毛泽东问章含之今年给老人家送钱了没有？章说：“今年没有送。”毛泽东问为什么，章说：“主席忘了，当初说定十年分期偿还，还足两万。去年已是最后一笔，主席当年借的两万已还清了。”毛泽东笑道：“怪我没说清，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家的补助，哪里能真的十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章含之说：父亲肯定不会收的，他当初说定只收十年。毛泽东说：“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后开始还利息。50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这个钱一直要送到行老不在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你们这一代要靠自己，不要靠父亲的遗产。”随后，又让秘书送去两千元，这是章士钊收到毛泽东的最后一笔“还款”，也是他渡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毛泽东在学术研究上对章士钊鼓励、支持也很多，并表现出对不同学术观点的宽容精神。章士钊1943年曾在重庆出版过他在1917年的旧著《逻辑指要》，北京解放后的某一天，毛泽东见章，问曰：“闻子于逻辑有著述，得一阅乎？”章蹴躇答道：“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吾以此上呈一览，是侮公也，乌乎可？”毛泽东笑曰：“此学问事，庸何伤！”后来毛泽东看完《逻辑指要》，又对章士钊说：“吾意此足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1959年，章士钊修订此书，准备再版，付印前呈毛泽东阅。毛泽东阅后立即致信予以支持，信曰：“读悉，甚谢！实事求是，用力甚勤，读金著而增感，欲翻然而变计，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随后，他还亲自为此书写了出版说明。

1965年，章士钊完成他研究柳宗元的宏著《柳文指要》。全书上下部共百万字，前后费时7年，汇集了他六七十年研究柳宗元文集的心得。出成之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得非常仔细，所有誊写错误之处都一一予以改正。他一方面充分肯定此书“颇有新意”，“大抵扬柳抑韩，翻二五、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另一方面指出：“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尽管毛泽东对此书的某些学术观点有不同看法，但他仍然强调：“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这部在历史观方面存有“大问题”的巨著，由于毛泽东的首肯，1971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时年91岁高龄的章士钊在兴奋之下，特仿陆放翁诗，题七言长句一首：

“人生修短本难必，伊谁八五（放翁生年八十五，自称：九十衰翁心尚孩）谁九一？两人相遇应同坐，少长僧儒堪指摘。九十一翁不识公，语胡自至吾岂怿？幅巾随处一悠哉，声闻自迩宁不忆？古寺茶毗一个僧，孤忠血化千年碧，忽然讲经忽坐化，存原可取去勿惜。诗虽不如寿过之，人意胜天齐损益，胜负也干马力见，辕下一鸣人已识。吁嗟呼！长途焉用咫尺为？久暂至今持一息，二十年间试回想，新生万木森森立，老夫蠡此事何事？徒抱雄心沸衷臆，诗成笑比坠驴人，遮莫夔龙纷满壁。”

1972年，周恩来总理将《柳文指要》作为纪念品送给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这部巨著至今仍收藏在白宫国会图书馆。

从毛泽东身上，章士钊看到了共产党人与民主人士肝胆相照的赤诚胸襟。作为对共产党和新社会和回报，他在垂暮之年，仍辛勤工作，不遗余力。建国后他不仅致力于学术研究，新论迭出，硕果累累，而经常奔走于京港之间，为祖国统一大业出力。1973年春，章士钊已是92岁高龄，仍毅然决然地表示要前往香港探亲访友、寻求和平统一的途径。他的愿望得到了党和政府的支持。周总理十分关心他的健康，亲自为他作了安排。5月25日临行时，周总理又亲往机场送行。不幸的是他到港后因年龄太大、气候不适而病倒，并在那里辞世。他为祖国统一大业献出了他最后的一份力量，也为他的人生旅途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章士钊是民主人士与中国共产党精诚合作的典范，毛泽东是善待民主人士、团结爱国民主人士一道奋斗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