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1903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年代。在此之前，尽管清政府已经腐朽不堪，孙中山等革命志士也在不屈不挠地进行着反清革命活动，但整个社会的主潮却是爱国救亡；在此之后，由于清政府的一系列倒行逆施，特别是由于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反清革命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在当时宣传民主思想、鼓吹革命风潮方面，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及《警世钟》、章士钊的《孙逸仙》等著作发挥了特别大的积极作用。但不知因何原因，《孙逸仙》至今没有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本文即拟就该书成书的经过、内容及其在清末革命宣传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一初步探讨。
一
《孙逸仙》一书是由章士钊(出版时署名黄中黄)编译的。1903年初，受当时罢课风潮的影响，正在南京陆军师范学堂读书的章士钊，与林力山等30余名学生毅然退学，奔赴上海，“蚁附爱国学社，公言革命，。在这里，章士钊初次结识了章太炎，并受到其重视。1903年4月，留学日本的邹容、张继和陈独秀因严惩湖北留学生监督姚文甫，为避免日本方面的迫害被迫秘密回国。陈独秀返回家乡安徽办报，邹容和张继则留在了上海中国教育会。章太炎在日本时就与张继相识，此时又与邹容相识。虽然四人在年龄上有一定差距，但共同的志向、爱好，使他们很快成为挚友。据章士钊后来回忆说：“壬寅、癸卯间……士风丕变，新党麏集上海，昌言革命，以吾家太炎先生为之魁。……一日，先生挈钊与继、容同登酒楼，开颜痛饮，因纵论天下大事，谓吾四人当为兄弟，僇力中原，继首和之，一拜而定。之后，章士钊前往主持《苏报》，而邹容则经常前去闲谈，“谈每午夜不去”。一天，邹容突然问章士钊：“大哥（章太炎）为《驳康有为书》，我为《革命军》，博泉(张继)为无政府主义，子何作？”当时章士钊刚刚投身革命，“而于东西文字，全不通晓，主义胡别，如菽与麦，即欲发奋著书，而不可得”，所以，邹容这一问，使其甚感惭愧，只得“笑谢之而已”。也许问者无心，听者则有意。此事之后，章士钊不仅发愤为学，而且在当年8月就以日本宫崎滔天所著的前半生自传《三十三年之梦》为底本，编译成《孙逸仙》一书。
宫崎滔天原名寅藏，别号白浪滔天，日本熊本县玉名郡荒尾村人，出身于一个行将破落的武士家庭。早年受自由主义、基督教的博爱和平等的人道主义以及虚无主义的反权力反体制思想影响较大。后受其二兄宫崎弥藏的影响，开始留心中国问题。1897年在横滨初交孙中山后，一见倾服，矢志追随，开始了支持中国革命的艰苦生涯。《三十三年之梦》是宫崎在惠州起义失败后，在经济极度拮据、心情极度怨愤的情况下撰写的前半生经历的回忆录。全书共28节，前半部叙述了自己的家世，早年受教育的经过，思想的变化和在南洋、泰国等地的移民活动；后半部详细记载了其投身中国革命的经过，包括如何与孙中山结识和受日本政府之命与平山周一起到华南去营救康有为、梁启超，受孙中山之命帮助菲律宾革命志士运送武器，促成华南、华中等地的哥老会、三合会与兴中会的合作，参与策划惠州起义等，而以惠州起义失败后投身浪花节界卖唱为生一事结束。由于该书不仅记载了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而且文笔优美，态度纯真，所以1902年初版之后，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后来先后发行过10多版。
章士钊的《孙逸仙》是根据该书初版本编译成的，距该书出版仅一年。在此之前，章士钊对孙中山的了解，“较之秦力山所谓海贼孙汉，不多几许”。一天，章士钊在湖北王侃叔(慕陶)处见到孙中山所作的手札，长至数百言，用日本美浓卷纸写就，字迹雄伟，大为惊叹，因起“心悦诚服”之意，从此不敢再以草泽英雄视孙。他“既因王侃叔而知先生之抱负与方略，复求得滔天先一年壬寅所发行之新著作”，遂“本其一知半解之日文知识，择要途录，成此短书。”章士钊将《孙逸仙》一书译完后，当年即作为“荡虏丛书”的第一种刊行，一时风行天下；同年黄藻曾将第一章大部分内容以《孙逸仙与白浪花滔天之革命谈》为题编入《黄帝魂》一书；1906年古今图书局又曾重印；1956年被收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一卷；1962年台北文星书店也曾将该书影印。
二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一卷所收《孙逸仙》一书，共计4章67小节，如加上序、凡例和目次，约3万余字。《三十三年之梦》本来是宫崎寅藏撰写的自传性回忆录，经过章士钊这一“翻译”(实质是改写)，就变成了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斗争史。
章士钊在“翻译”过程中主要作了以下的改动：
第一，书名。原书名为《三十三年之梦》，章士钊翻译时将其改为《孙逸仙》，对此，章在该书《凡例》中说：“是书标题《孙逸仙》，乃从吾主义之所在，而亦为原书中特别主脑，故易以此名，无所不合。”
第二，人称。原书为自传性的回忆录，因此用第一人称，章士钊翻译时为了叙事方便，将其改成第三人称，对宫崎寅藏则直呼其名。对此，他在该书《凡例》中也有说明：“是书乃从日人白浪滔天所著《三十三年之梦》译出，口吻皆出自滔天，今虽易其口吻，而大致仍从原书，故言事多偏而不全。”
第三，内容。在内容的取舍上，章士钊对原书进行了大量的删汰，据章士钊说：“是书不过取原书十分之四，复有裁汰，故所存无几”。另据林启彦说：《孙逸仙》一书，“篇幅上不及原书的五分之一”。据笔者所查，《孙逸仙》一书只选译了《三十三年之梦》的后半部（第17节以后）与孙中山早年革命活动有关的内容，对宫崎在书中所写的大量风华雪月之事，一概删汰。对此，章士钊说：“以多关滔天一己之琐事，不合于译者之主义也”。“原书体近小说，且滔天乃风雅之英雄，其所谈留香女史政子女史等事，想其得意之笔，今皆汰去。”
需要指出的是，章士钊在对原书进行大量删汰的同时，也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原书中的一些段落加以调整，对一些内容加以发挥、歪曲甚至增写。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主义”，亦即宣传反清革命的政治主张。此外，书中也有译错的地方。
作为孙中山个人的早期革命斗争史，《孙逸仙》一书当然主要是介绍孙中山的早期反清革命活动和政治主张。但问题是，章士钊之翻译此书，不单纯是为了歌颂孙中山，而是把孙中山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象征来介绍的，借以鼓吹反清革命，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在自序中，他首先充分肯定了孙中山在当时反清革命斗争中的领袖地位：“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认。”接着他指出，自己之所以著录此书，标之日“孙逸仙”，并不是为了给孙中山树碑立传，歌功颂德，为什么呢？“孙逸仙者，非一氏之私号，乃新中国新发现之名词也。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则孙逸仙者，实中国过渡虚悬无薄之隐针。”他甚至断言：“天相中国，则孙逸仙之一怪物，不可以不出世。即无今之孙逸仙，吾知今之孙逸仙之景与罔两，亦必照此幽幽之鬼域也。”他还反问道：“世有疑吾言者乎？则请验孙逸仙之原质为何物，以孙逸仙之原质而制作之，又为何物。此二物者，非孙逸仙之所独有，不过吾取孙逸仙而名吾物，则适成为孙逸仙而已。即知此议，则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非孙逸仙而能兴中国也，所以为孙逸仙而者能兴中国也。则孙逸仙与中国之关系，当视为克虏伯炮弹之成一联属名词，而后不悖此书之宗旨”。
在译完《孙逸仙之略历及其革命谈判》一章后，章士钊又特地在书中插一段按语，将清初吕留良等人的反清复明活动，咸同年间洪秀全等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了分析对比。对吕留良、曾静、齐周华等人的反清复明活动，章士钊一方面肯定他们“于网罗密布之朝，曾一发其狂赚，至今谈革命者，犹想望其风采，阐扬其绪论”，同时指出：“然寻其意例之所出，则多以去明未远，不能忘情于朱氏而已。是则以革命之精神，而倾注于既死不可复生之一私姓利，不问篡窃之属于谁氏。”他还指出：“夫一言复明，则即令其继世者，为吾之本种，而或有优于明，亦在所当革之列。”这就弄清了清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清初反清复明活动的本质区别。对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他一方面肯定其“建邦策命之宣告，易尝不以恢复汉种为职志”，同时对太平天国的失败表示了深切的同情：“然扫除清虏，未尽其域之半，而卒以颓败恣肆，未竟其业。读中兴之史，岂胜遗恨。”对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曾国藩、左宗棠等湖南同乡，章士钊则表示了无比的愤慨，说：“曾左起于湘中，大奋其奴隶之力，翦灭我同胞之革命军，而举世方传为口碑，谥为命世，易曾有以民权革命之眼孔眇及洪杨者。嗟乎！吾不料膻虏之恶德，沁人肝脾之至于是也。”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指出：“当康有为伪说之风靡天下，天下之人，无不惑之，而有立于反动之点，与之对抗，收集一部之人士，与之鏖战者。而爱新觉罗之王气，至此泄止，中国一线之血脉，正赖以延。伊何人？伊何人？得毋今之所称孙逸仙其人者乎。”他接着写道：“孙君者，其出现之日不久，方之吕曾，为能实行其主义，且洞见非我族类之不可污我一寸土，且必不可有丝毫兴灭继绝之假托。方之洪杨，则成功乃逊之，然力为行星之初出地平，当行之轨道，正不可测。且其宗主、其方略，多洪杨之所不能望者。夫由孙而溯之，与吕曾之相去，已二三百年，洪杨之相去，亦四五十年。世界之进步，运会当与之为变迁，人才者由运会而生者也。则今日之有孙，与康乾之有吕曾，咸同之有洪杨，其难易之比较，第一之孙起，当有无量之孙以应之。噫！何以二万万方里辽阔之幅员，竟如阒其无人也。是故二十世纪新中国之人物，吾其悬孙以为之招，诚以其倡革命于举世不言之中，争此不绝如发之真气，深足为吾国民之先导。”
对章士钊的上述看法，当时的一些革命党人也有同感，如章太炎在为该书的题词中就把孙中山比作刘邦，将其事业视为郑成功、洪秀全的延续。与孙中山非常熟悉的秦力山在序中更进一步指出：“四年前，吾人意中之孙文，不过广州湾之一海贼也，而岂知有如宫崎之所云云者。……大盗移国，公私涂炭，秦失其鹿，丧乱弘多。而孙君乃于吾国腐败尚未暴露之甲午乙未以前，不惜其头颅性命，而虎啸于东南重立之都会广州府，在当时莫不以为狂。而自今思之，举国熙熙皞皞，醉生梦死，彼独以一人图祖国之光复，担人种之竞争，且欲发现人类公理于东洋专制世界，得非天诱其衷天锡之勇者乎？”
值得注意的是，《孙逸仙》一书中还保留了大量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活动的资料。对此，章士钊在该书《凡例》中说：“此书于康党之行动，言之亦详，以孙康二派，非对勘无以见其真。”也就是说，保留康党活动的资料，是为了辨明革命党与保皇党两派之间的区别。
为了弄清革命与保皇的本质区别，章士钊不放过任何机会对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进行抨击。在该书《自序》中他就将康党称为“世之私谊而标榜主张伪说迷惑天下者”，在上面所引的按语中他又写道：“迩年以来，累经外界之激刺，民间之动力，亦骤增几度。清日之役，举国若狂，号称维新之领袖者，初犹矜矜于保中国不保大清之说，一睹其改革之伪诏，遂乃一归于保皇，此可以告无罪矣。而其党人，亦至遭满奴之僇辱。夫天王明圣，臣罪当诛，僇辱亦何足惧。食其迷而无所发，遂乃一变其派为勤王，而勤王亦卒莫逃后党之搜获。戊戌之菜市欤？庚子之汉土欤？是蚩蚩者，岂不获已哉。”
为了划清革命与保皇的界限，章士钊在翻译此书时进行了随意发挥。如宫崎为促成孙、康两派的联合，曾给康的学生讲解当时改良实较革命为难的道理，指出：“现在假定有罢免原有大官，实行改良的决心，当然就需要武力。但是所谓兵马大权，都掌握在大官的手中，清谈之士无权过问。而中国历来的秘密结社，又都打着倒清扶汉的旗号。武力既不能取之于大官，又不能得之于会党，那么，从哪里求得兵马的后援呢？由此看来，改良现状的方案恐怕是等于空想。所以我说，中国改良之难，实较革命为甚。”章士钊将上面这段话译为：“兵马之权者，皆大臣所专有，而谈论之士之所无也。谈论之士之所谋改革，必无所利于其大臣。彼已筹之极捻，所当尽力反抗，以保全其禄位者也。今既不能夺其所有之权，而欲以一纸空文从容厘革，谁实闻之。则其所以筹集兵马之道，觅之温和变法之中，殆无可布置。而支那现时之秘密结社，无不以倒清扶汉为旗帜，欲于此求兵马之后援，则其一段之惨剧，与此番组织之宗主，不无凿枘。吾念至此，支那现政之改革，殆尽空望。吾敢断言曰：‘改革与革命，中有绝大之鸿沟。支那今日之救亡，惟有斩钉截铁之一法，曰革命。欲言改革，则其难有甚于革命万万者也。’”“吾敢断言曰：‘改革与革命，中有绝大之鸿沟。支那今日之救亡，惟有斩钉截铁之一法，曰革命。’”这句话很明显是章士钊为宣传反清革命、批判保皇思想而随意发挥的。
为了抨击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章士钊不惜对原著进行歪曲篡改，如宫崎在香港促使孙、康联合失败后作过如下反思：“然而，从康先生当时的情况来讲，我对他的希望是个过分的要求也未可知。他以一个草莽书生，感激皇上破格的知遇，抛弃了一向的主张，而为清朝服务，方有今日。要想三易其说而成为革命党，是他所不能为的。这不仅从皇上和他的情谊上来看如此，即从已往经过的情形来看也不得不如此。”由上看来，宫崎对康有为的不合作态度是理解的。但这段话到了章士钊的笔下就变了味道，“皇上的知遇”变成了“伪朝之殊遇”，康有为的不合作态度也被提高到了不顾“节义”的道德高度：“虽然，以康当时之际遇言之，即滔天一派之游说，而亦无可希望，如决彼之不能有为。盖彼以草莽书生，感激伪朝之殊遇，不惟掷从前之主义，屈仕满清。初非不主张民权共和之论，至于此时，则已三变其说。革命党者，彼视之，退避不暇者也。心即然之，万不敢一泛其言论，侵之革命之界线，授人口实，以妨碍己之前途，而丧其出人腐败社会之资格。何也，彼以为为王前驱，皇上与彼一己之情谊当然，至节义上之当然与否，不逗顾也。”
又如，康有为到日本后，因拒绝孙中山的造访，宫崎又曾将其与李鸿章进行比较，作过一次比较全面的评价：“作为个人来说，康有为本没有什么了不起。度量似乎亦狭隘，见识既不丰富，经验也不足。然而，他以一介草莽书生，受到皇上的知遇，却是事实；说动皇上，唤起他改良中国的决心，也是事实；而且辅佐皇上，颁布变法自强的上谕，也是事实；因而震撼了四百余州，也是事实；使李鸿章一时在清廷中失去威力，也是事实。虽然不幸一败涂地，一切计划都归泡影，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而且这些事实，是进取的、改良的，也是事实。仅从这一点上，我便认为李渺小而康伟大。因为他志在挽回国家大局，其名誉心也是为此而动。世人认为康渺小，只是因为不了解中国的现状，以及不知道比较判断的分寸。……由此看来康氏实不失为中国之豪杰。”由上看来，宫崎对康有为的评价是客观的，因为他把康放在当时中国缺乏人才的历史背景下，通过比较来进行评价的，但章士钊却将这段话译为：“以康之个人论之，其度量之不广，见识之不熟，经验之不足，岂足与于英杰之名义。虽然，以草莽无赖之书生，极一时之知遇，动清帝使起支那改革之志，至发变法自强之通谕，以震动四百余州，致李莲英一且无力于清廷者，皆康有为之事实也。惜乎其挟持之无具也。余惟以此一事，小李而大康。……故必有孙党以破康党之伪，而后支那之真命有所归，此亦自比较上得之也。……而康于此，乃适成为支那过去之英雄矣。”在章士钊笔下，不仅李鸿章变成了李莲英，而且“草莽书生”变成了“草莽无赖书生”，不惟如此，章士钊还私自加上了一句话：“故必有孙党以破康党之伪，而后支那之真命有所归，此亦自比较上得之也。”既然康有为是“无赖”，康党是“伪党”，需要孙党来破，中国之真命才有所归，也就谈不上客观评价。
章士钊除随处发挥、歪曲原著外，有时还把整段整段的内容增加进来，如书中在论述孙、康两派合作时，突然出现这么两句：“直（真）情者，孙党也。洒落者，三合会派也。而康党则圆滑近策士一流。”这几句话是章士钊随意增加的。再如宫崎促使孙、康两派联合失败后，章士钊又在文中加有一段文字：“旧本人之志存支那大陆者，以为康既遭清廷之摈逐，对于清廷，已有十分之绝望，前之温和改革，欲利用最高团体之一部，或亦具有苦心。今其苦心无一人之能谅，何所施其利用，则不由温和而趋于激进，以与激进党戮力中原者，是可以见康有为之确为伪物也。”
三
如果纯粹从翻译的角度看，章士钊的上述做法是不合适的，但是从政治宣传的角度看，章士钊的上述做法又是极为见效的。该书出版后，“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竟成鼓吹革命之有力著述”。有人认为：“论清末的革命宣传，《孙逸仙》一书的流传及其收效之宏，足以和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比驾。”该书在清末革命宣传中，在以下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在宣传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活动和政治主张，提高其在清末革命知识界的声誉，确立其在当时及后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的领袖地位方面，该书起到了其他著作无法替代的作用。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其在辛亥革命中的领袖地位，主要是由其完整的民主革命理论、不屈不挠的革命活动及突出的领导才能奠定的，但与革命党的宣传工作也分不开。我们知道，在1903年前后出版的鼓吹反满革命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和章士钊的《孙逸仙》。其中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主要是批驳康有为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中散布的保皇谬论，宣传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邹容的《革命军》重点是鼓吹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和自由民主学说，号召用革命手段扫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建立中华共和国。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则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反动腐朽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强调要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进行革命，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章士钊的《孙逸仙》虽然也宣传反清革命，但该书与其他著作不同的是，它首次把孙中山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象征来加以歌颂，并首次将其摆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的地位，这在此前甚至此后的革命宣传品中是不多见的，这对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政治主张，提高其在清末革命知识界的声誉，确立其在当时及后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的领袖地位，无疑起到了其他著作无法替代的作用。
其次，本书在批驳康有为的保皇思想主张，肃清其影响等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在1903年之前就有，在1903年之后也有；对康有为保皇思想主张的批驳，在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有，在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中也有，因此，《孙逸仙》一书在批驳康有为的保皇思想主张方面，既不具开创性，也不具独特性，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孙逸仙》一书在批驳康有为的保皇思想主张，肃清其影响等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上，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虽然直到1907年才取得了胜利，但革命与保皇的界限，在1903年已经划分清楚。而在这方面，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章士钊的《孙逸仙》，孙中山的《敬告同乡书》等著作，都曾起到重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孙逸仙》一书在批驳康有为的保皇思想主张时，不是简单地否定其思想，而是将其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放在一起进行分析比较。这在当时的其他宣传革命的著作中也是不多见的。
最后，此书在鼓吹反清革命方面的积极作用也不应低估。由于这是当时鼓吹革命，宣传民主共和思想的各类著作的共同特点，也就不再展开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