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云莽莽草堂深——赵启霖故居

在晚清时，曾有一位刚直不阿、卓然独立，敢于触犯权贵重臣的御史赵启霖，名声远播，广为人知。

赵启霖，字芷孙，号瀞园，系湘潭县明道乡森梅村梅家冲人，生于清咸丰九年（1859），卒于1935年。他的故居，名曰思古堂。

“这是一栋传统的湘中土砖瓦房，一进四横，前有槽门、围墙，南有菜园，后有树林、竹林。槽门横额有‘思古堂’三字，联曰：‘稼穑为宝；山川出云。’大门上有‘福’字，字上悬挂茶盘匾，蓝底上嵌有‘翰林第’三字。大门联曰：‘淡泊明志；辉光日新。’室内联曰：‘胸蟠杜甫千间厦；气压陈登百尺楼。’都是赵启霖亲笔题写。室内悬挂横匾曰：‘铁面耆臣’，是赵启霖四川同僚题赠。辛亥革命后，赵启霖曾把居室命名为‘二鲁轩’，取鲁仲连义不帝秦和鲁阳挥戈返日的意思。并题诗《山居新署二鲁轩》曰：‘山云莽莽草堂深，匣里泉阿时一鸣，蹈海回天俱负负，鲁连孤愤鲁阳心。’”（长江《赵启霖故居》）。

我们若造访此地，便会知道赵启霖故居确实是典型的“山居”，周围茂林修竹，芳草萋萋；晴岚雨雾，萦绕屋宇；鸟声虫吟，触耳可闻。在当时来说，这里应是相对闭塞与偏僻的，绝无车马之喧，是读书和静思的佳处。以其形制规模而论，作为一个“翰林第”，我们又会觉得它过于寒素，不仅是“土砖瓦屋”，建筑上无任何奢侈气象，同时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亦小，不过是一“草堂”而已，从中可看出赵启霖的心性、品德。以他历年居官的格局，或是清高自许，廉洁奉公，决不获“意外之财”，也就没有更多的财力来建构自己的栖身之所；或他有此财力却厌恶铺张奢华，崇尚节俭，能伸展自如已为心足。但从此中透现出的文化气息，却可推断他的书斋里定然满列图籍，几案上摆着文房四宝，以供他读书、撰著之用。

赵启霖于光绪八年（1882），以优贡任麻阳、武陵、澧州训导，时年23岁。10年后，他才考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尔后自京归湘，任永州沪溪书院主讲、苹州书院讲席，也就是一个教师的资格。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补河南道监察御史；到秋末，执掌江苏道监察御史；又过了两个月，兼署山西道监察御史。

他在任御史期间，曾多次上疏，吁请澄清吏治、培养人才，禁绝鸦片、改革教育、赈济灾民。特别对于列强的虎视眈眈，不断地向最高统治者发出警告讯号：“东三省为根本阵地，近来介于两强（日、俄）之间，协以谋我，日甚一日。”

所谓监察御史，负有监督、考察官员的政绩、德操之责，人皆趋之若鹜，尽相巴结逢迎。赵启霖若想发财致富，是极易之事。但他从不为所动，一切秉公办理，自洁自律，保持自己清白的操守。当他发现吉林将军达桂等人朋比为奸，贪污受贿，立刻上疏弹劾，达桂等人遂被革职查办。

庆亲王奕劻任军机大臣，其子载振为御前大臣，领农工商尚书，领侍卫大臣，可说是红极一时。此时，直隶后补段芝贵，以一万余两白银从天津大观园戏馆买歌妓杨翠喜献于载振，又从天津商会筹银十万两为奕劻祝寿，故而得到黑龙江巡抚的官职。此事虽朝野皆知，但都三缄其口，只有赵启霖愤然冒死参奏，向皇上递交《劾段芝贵及奕劻、载振疏》。结果是官官相护，段芝贵虽被参倒，奕劻父子却安然无恙，赵启霖却以“查访不实，诬罔亲贵”而被革职。但舆论哗然，皇上只好收回成命，恢复赵启霖的官职。

宣统元年（1909），赵启霖先后任湖南高等学堂监察、四川提学使。第二年，以母老需人侍奉为由，辞职回到他的湘潭故居，此时他不过50岁。几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

尽管赵启霖作为清王朝的“忠臣”，恪守他的人生信条，做了一些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但对于清王朝的覆灭，却充满了悲懑之情，这就是他的历史局限性，也是他个人的悲剧。故居中的“二鲁轩”题匾，表示了他对这场革命运动的不理解和抵触情绪，渴望有一天清王朝东山再起。从史料中，我们看到他也就是发发牢骚而已，并不像那些前清遗老为复辟奔走呼号，竭尽全力，。他所能做的，无非是“淡泊明志”，“自此归隐田园，以诗文自娱，不复从政。工诗文，擅书法，且为制联高手”（《湘潭文艺家辞典？诗词楹联卷》）。

他在《郭君涵斋出示前年见怀之作口占奉酬》中写道：

辽鹤归来狎涧阿，金盘别泪恨如何！

旧栽松菊存三径，新荐蘋蘩续九歌。

万劫江山孤抱在，百年文献一家多。

惭君饰奖乌台事，至竟无由奋鲁戈。

这首诗写出了他退隐后的复杂心理，他深知大势所趋，清王朝难以复兴，“至竟无由奋鲁戈”。

尽管如此，他依旧关心地方教育事业，曾倡办伍赵福田学堂、伍赵福田女子职业学校，又捐谷40石在青山桥设立一所育婴堂，还曾出任船山学社社长。

赵启霖一生遵循读书人的传统规范，入世则兼济天下，出世则独善其身。不管他执何种政治观点，有一点是不变的，即保持清高的操守，在任何情况下，都力争做于国于民有益的事情，这是难能可贵的。

1935年，他患重病，自感于世已无多日，作自挽联一副：

故国竟何如？千秋自有公评在；

浮生长已矣！万事惟余积虑多。

赵启霖逝世后，与祖父照德公合冢，葬于森梅村桐子围场后山。“墓围、墓顶都是三合土筑的，封土堆高约0.6米，底径2.5米。有三块墓碑，中间是照德公墓碑，汉白玉质地，镌刻‘光绪辛丑岁仲夏，赠奉直炔祖考伍赵照德府君墓’。左右两块都是谷山青石，左边是赵启霖墓碑，镌刻‘清四川提学使赵启霖墓’，右碑镌刻通议公、提学公生卒年与墓地”（长江《赵启霖墓》）。

我读赵启霖墓碑字样，就曾想过他为什么不挂上“御史”的头衔，而偏写“四川提学使”呢？我猜想，尽管“御史”官名赫赫，但赵启霖出于书生本色，仍认为“四川提学使”更符合他的身份！

所谓提学，“宋崇宁二年（1103）在各路设提举学事司，管理所属州县学校和教学行政，简称提学”（《辞海》）清末则称“提学使”，辛亥革命后废除此职。

纵观其一生，他很多的时间都厮守在教育岗位上，育人多矣。墓碑上镌刻此职，也说明他对自已“诲人不倦”的肯定！

刘烈士祠——刘揆一故居

我家一直住在湘潭雨湖区的平政路，自此向西，步行不到半小时，即可到达刘烈士祠。儿时因好奇而数临其地，及长渐知人事，也就常怀着景仰之情前去谒访了。

刘烈士祠是纪念为中国民主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位同盟会会员，也是留日学生中因反对清廷被杀害的第一人刘道一，于1913年设立的。刘道一的胞兄刘揆一，亦是一位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随之携家住入刘烈士祠，以朝夕陪伴弟弟的烈士之魂，故此处即成为刘揆一的故居。

刘氏兄弟，祖籍湖南衡阳，尔后其族迁居湘潭。刘揆一于1878年生于湘潭县白石铺八斗冲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派名谦唐，字霖生，亦字启后，号培英。从事革命活动时，一直用“刘揆一”的名字。晚年，人咸称霖老。

刘道一，字炳生，号锄非，生于1884年，1904年参加华兴会，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书记、干事等职。1906年，在领导萍、浏、醴起义中不幸被捕，于同年12月31日被清军杀害，时年22岁。

刘揆一和刘道一，世称“湘潭刘氏兄弟”。“五十年来，为轻重于国者，必推湘人士，远而曾、胡，近而蔡、黄，其最章章在人耳目者也；而二刘实先后乎其间。余交大刘刘霖生，深敬其人，而霖生为余叙其弟炳生之志事、之行谊至纤细，以较湘先辈之二李，则希庵、迪庵良未易轩轾也”（梁启超《刘道一传》）。梁启超对“二刘“之推崇，认为他们可跻身于曾国藩、胡林翼、蔡锷、黄兴之间，当然此中性质是有差异的，曾、胡是为清王朝效命，“二刘”是为推翻清王朝而奋斗，与蔡、黄乃为一途。又比之于湘潭的“二李”兄弟及他人，则是以兄弟情谊深厚而论。

谭延闿在《刘道一行状》中也说：“（刘道一）光绪甲辰，随兄揆一，游学日本江户，密谋起义，因与马福一通。马福一者，湖南会党头目，强力多智，拥徒众数万，雄踞江湘间。……丙午秋，受揆一命，归湖南，与会徒萧克昌等，图再举，择萍乡、醴陵、浏阳为首义地。部署稍定而谋泄，道一被逮。”

刘道一被捕后，面对清军的刑具，“狱中与人书曰：‘道一必不忍以父母所爱之躯，为毒刑所坏，彼若刑讯，吾则自承为刘揆一，以死代兄，吾志决矣。’有司既不得道一事，视其所佩印文曰‘锄非’，遂以定狱”（章炳麟《刘道一传》）。刘道一不仅革命意志坚决，视死如归，而且在被误认他是刘揆一时，甘愿“以死代兄”，其风义令人感佩。

刘道一壮烈牺牲，令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肝肠俱断，悲恸万分，纷纷以诗文予以悼念。

孙中山的《挽刘道一》云：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

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

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黄兴《挽刘道一》云：

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淡中原侠骨香。

我未吞胡恢汉业，君先悬首看吴荒。

啾啾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旗日有光。

眼底人才思国士，万方多难立苍黄。

刘烈士祠原为清政府湘潭县守备署，建于光绪十五年（1889），属于官衙建筑样式。刘道一牺牲几年后，清廷被推翻，举国“光复”。湘潭县议事会根据孙中山先生《批陆军部请抚恤刘烈士刘道一并附祀忠烈祠呈》，于1913年将守备署改建为烈士祠，世称刘烈士祠。

原烈士祠，前后四进，共有房屋40余间，成为具有纪念堂及住宅双重性质的建筑群。据一些老人回忆，前大厅为纪念堂，正中墙上悬挂着烈士刘道一的遗影，两边陈设着孙中山、黄兴等政要、名人的悼诗、悼文、挽联；两边的厢房，辟为展室，陈列着烈士生前用物、珍贵照片等等。此外，还有会客室、书房等设置。后进则为刘揆一一家的饮食起居之所。在最后面还有一个小花园，种植着一些花树，充满着幽静清凉的气氛。

烈士祠到解放后仅剩最后一进7间，其余房屋为居民所住。“1981年4月，政府将后进7间156平方米复原维修。1986年12月再次维修，开辟陈列室正式对外开放。周谷城题名为‘刘烈士祠’。近年，因白蚁为害，又由刘揆一后裔刘成孔、刘成亮等人出资约17万元，于2000年拆除重建”（灿子《刘烈士祠》）。

几年前，我陪本省著名散文家李元洛、王开林专至湘潭，瞻仰刘烈士祠。既感慨刘道一于韶华之年慷慨就义，为国捐躯，又钦服刘氏兄弟的情深意长，肝胆相照！

这座建筑物，坐北朝南偏东，门前有一长条形空坪，坪中有柚子树3株，是当年刘道一的嫂嫂洪稚荫亲手栽的。一到秋天，满树结出黄金果，香飘诱人。祠宇横排7间，两层，砖混结构，上盖小青瓦，门首高悬周谷城所题的“刘烈士祠”匾额。右边三间通作一大间，辟为展室；左为刘揆一卧室，桌几床椅仍保持原貌。

作为刘道一的纪念祠及刘揆一的故居，我到底觉得有些简陋。以他们在近代史上的地位，理应更恢宏更庄肃一些。我曾走南访北，见过一些活着的艺术家的纪念馆，其形制远在此之上，也就顿觉怆然。

“刘揆一是辛亥革命时期重要领袖人物之一，曾代理黄兴主持东京同盟会本部工作达四、五年之久，几乎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齐名；民国初年，他又出任过北京政府的工商总长，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过积极的贡献。毫无疑问，他在辛亥革命史上所应有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林增平《刘揆一与辛亥革命》序）。国民党元老居正在所撰的《刘霖生先生揆一七十寿序》中说：“克强（黄兴）雄武，渔父（宋教仁）坚定，先生（刘揆一）沉毅，俱同时推举，予与交并善也。”

刘揆一的一生中，爱国，爱民，反对独裁专制，重情重义。民国初立，当宋教仁被暗杀，刘揆一悲愤交集，“此次至京，当日即提出辞呈表。我良心昧不下去，此次回去，总要设法，否则对不起死友，又对不起生友”（《民立报》1913年4月2日），表示出他鲜明的反袁立场。在抗战期间，他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亦十分不满，并写诗予以针砭，因而引起一些高官的嫉恨，以致“被解除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顾问之职，其子孝叔（时任行政院参事）‘亦被子撤职’”（饶怀民《刘揆一与辛亥革命》）。

且读他在抗战时期所写的一首七律：

誓不生还入玉门，国殇何处许招魂？

松为故垒留英气，柳替长城补裂痕。

会见杜鹃愁望帝，空教鹦鹉话开元。

三边多少遗民泪，洒向苍茫叩九阍。

全国解放之后，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位民主革命的斗士，于1949年10月被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可说是一种殊荣。1950年3月14日和4月14日，毛泽东连续两次给他去信，向他征询有关政策方面的意见；同年秋，毛泽东亲自派人到湘潭，邀他去北京治病和晤面。可惜，刘揆一由于年高病重，无法成行。1950年11月1日，他病逝于刘烈士祠故居，享年72岁，葬于后园。

刘揆一墓，其实是他与夫人洪雅荫的合拱墓。坐东朝西，墓围、墓顶均以水泥浇注，围口之花岗石镌刻“衡山正气”四字，系黎元洪所书，墓碑上刻着楷书“先父刘揆一老大人之墓”。墓右侧，立着周谷成书写的“刘揆一先生之墓”的石碑。

刘揆一平生著述甚多，他的诗更写得才情四溢。在《惜花萼楼诗笺》一书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近代诗十首》，表述了他对“918”事变后局势的高度关注，同情苦难的人民，怒斥日寇的胡作非为，歌赞那些浴血奋斗的抗日英雄儿女，一时传诵甚广。

在弟弟刘道一牺牲后，他以《哭弟诗》八首表达自己的悲痛之情，并以此自励。试录其一、三首七律如下：

党锢横飞误楚谣，瘦肥相代海天遥。

苍生风雨床前梦，菽水潇湘夜半潮。

早识燕京空击筑，何如吴市且吹箫。

国亡家破吾还在，独立苍茫赋大招。

厉声可杀不可辱，争传烈士死能甘。

狰狞官为虚前席，桑梓人谁脱左骖？

阙下金鸡刚入树，云间旗鹤已归山。

赤虹剑血千秋恨，三舍无戈挽日还。

刘揆一既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战士，同时又是一位真正的激情诗人！

1952年，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于右任、王宠惠等23人，曾联名向蒋介石写信，呈请褒扬：“先生效忠革命，早岁赞襄总理，组党开国，每列前躯，自后隐居三十余年，宏学履道，一介不苟。当其慷慨赴义，则奋不顾身；当其淡泊为怀，则务在明志。敬恒等或共梓桑，或同奋斗，始终无间，深切观靡，不惟开国之勋贤，实亦潜修之君子。”蒋介石当即发布褒扬令文，准予题颁“勋昭行洁”四字匾额一方（见《刘揆一和辛亥革命•结束语》）。

我曾于去岁之秋，与四弟鑫汉，再一次谒访刘烈士祠，前坪后院的柚子树，正结出累累硕果，金黄耀目。刘揆一之后人，从祠宇左边的另一座房屋中走出来，对着我们微微一笑，似带着一种感铭之情，然后说了一句：“柚子树又挂果了。”

秋风飒飒，其香远飘。而刘烈士祠将永远留存下去，正如近代史中一个精彩和章节，永远不会被人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