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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名人资源的发掘与地方史研究的拓展
作者:符太浩
【摘要】近现代以来,湖南西部地区曾经出现过一批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各类人物,他们的活动曾经与近现代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息息相关。近代第一批民族英雄、湘西凤凰籍抗英名将郑国鸿及其桑梓地、美丽小城凤凰就曾与鸦片战争这一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件相关联。
  鸦片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一个半世纪之久,但那场战争中所涌现的抵御外侮的中华民族英雄至今仍令人敬仰,英雄们所张扬的民族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依旧是中华民族前进的巨大动力。鸦片战争时期为国捐躯的湖南湘西凤凰籍民族英雄郑国鸿,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今天,我们纪念和研究民族英雄、抗英名将郑国鸿,对于弘扬爱国主义传统,振奋民族精神,推进区域性历史文化研究,拉动地方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郑国鸿与凤凰边城

根据《清史稿》第三百七十二卷《列传》第一百五十九的记载(P11533-11534),再辅以其他资料(曾国荃等,湖南通志(卷196)·人物志·37·国朝(22),光绪十一年府学宫尊经阁藏板(吉首大学图书馆复印本);凤凰厅续志(卷十一)·人物志·忠烈),可大致复原郑国鸿的基本生平事迹。

郑国鸿,字雪堂,湖南凤凰厅(今凤凰县沱江镇)人。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出生于一个行伍家庭。其祖父郑恂,清乾隆年间担任直隶正定镇(今河北正定县)右营游击。其父郑朝柱,曾担任贵州绿营守备和湘西镇筸镇左营(驻扎在今吉首市乾州镇)游击,嘉庆年间升任贵州上江协副将。其伯父郑廷松曾任镇筸镇千总,乾隆六十年(1795年)随凤凰厅同知傅鼐镇压苗民起义,被义军击毙于永绥厅排打扣。因其无子,便以郑国鸿为嗣,承袭云骑尉世职。

郑国鸿虽出身绿营世家,但在青少年时代接受过较好的教育。嘉庆八年(1803年),他投身营伍,拔补永绥屯守备。后来,历任都司、参将、副将。道光二十年(1840年),已经六十三岁的郑国鸿升为浙江处州镇(今浙江丽水市)总兵,当时正值清朝政府开展禁烟运动和英国向中国发动野蛮的鸦片战争之际。

鸦片战争爆发后,在英军的作战计划中,浙江定海所在的舟山群岛是其首选的攻取目标,因而,防御薄弱的定海就成为鸦片战争期间被英军攻下的第一块中国领土。定海失陷,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震动,但清政府采取的措施不是认真反思、积极备战,而是动摇了当初的禁烟和抵抗政策,尤其是在琦善与英军谈判、侵略军从天津放洋南下之后,更是走向了妥协的道路。但1841年1月27日英国军队突然袭击并攻占珠江口的大角、沙角炮台,一扫“大清天朝”的威严,迫使道光皇帝不得不下诏对英国宣战,并调集各路大军增援广东和江浙前线。在这一背景下,浙江镇海总兵葛云飞、处州总兵郑国鸿、安徽寿春总兵王锡朋率领3000余名将士于2月下旬登陆定海,迫使盘踞在定海的少量英军撤出。三大总兵进驻定海后,认真部署防务,通盘考虑战守,表现出与定海共存亡的决心。1841年8月,璞鼎查率领英国军队第二次沿东南海岸线向北进犯。8月27日,英军攻陷厦门。9月26日,英军进攻定海,定海三总兵率5000守军浴血奋战六昼夜,全军将士壮烈殉国,定海于10月1日再度失陷。定海保卫战是鸦片战争爆发以来最激烈的战事,三总兵及全体官兵的英勇无畏精神在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斗争史上树起了一座巍巍丰碑!

鸦片战争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第一次与高于自己文明水平的西方列强之间的大规模较量。这场战争,清军惨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清朝军队没有打过一次胜仗,没有守住过一个重要阵地,更未凭借实力收复过一座城池。战争死亡的清军将士在2万人以上,殉难的军政高级官员计有总督1名(两江总督裕谦),副都统2名(海龄、长喜),提督2名(关天培、陈化成),总兵7名(张朝发、祥福、江继芸、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谢朝恩)。郑国鸿及其他抗英将士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昭示着一个王朝的没落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开始。

为国捐躯的郑国鸿,是中国历史名城凤凰的骄傲。他是中华民族反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斗争中涌现的首批民族英雄,是中国步入近代以后湘西地区出现的第一位名人。郑国鸿开启了近现代湘西凤凰人才辈出的先河,他是“郑国鸿——田兴恕——熊希龄——沈从文——黄永玉”这一串凤凰名人链条中最重要的开创型人物。

二、凤凰名城与鸦片战争

凤凰在清朝是湘西地区政治、军事第一大重镇。这里既是凤凰直隶厅的治所,也是闻名天下、全国66个设有总兵的驻军单位之一的镇筸镇镇标的驻扎地,还是辰沅永靖兵备道的所在地。这一特殊地位,使得凤凰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人才辈出、人文荟萃、作用凸现、影响至深。

纵观鸦片战争的全过程,东南沿海的战局与湘西凤凰这座美丽的小城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其一,鸦片战争前线指挥中的两位重要将领都在凤凰任过职。被道光皇帝任命为参赞大臣的杨芳(1770—1846)虽是贵州松桃人,但在道光十六年(1836)被委派为湖南镇筸镇总兵,供职于湘西凤凰。因林则徐的保荐,又于1838年2月升任为湖南提督。杨芳是林则徐的下属,也是林则徐、魏源的好友。他到达广州后,经常与已经被革职的林则徐一起商量用兵之道,其思想并不僵化保守,在抵御外侮的过程中已尽到最大的责任。有人指称杨芳在乌涌之战中实施“马桶”战术,这是一种误传。因为乌涌炮台是在2月27日失守,而杨芳3月5日才抵达广州。因此,杨芳不可能亲自指挥乌涌之战,大角、沙角、虎门、乌涌等炮台陷落,其责任应由琦善担当。此外,先期在广东前线直接指挥作战的祥福是当时在任的镇筸镇总兵。两任镇筸镇总兵先后抵达广东前线指挥战事,从侧面反映出凤凰这座小城与鸦片战争的关系极为密切。

其二,鸦片战争时期的兵力征调也与凤凰相关。1841年初,清廷下令调湘、川、黔4000营兵援助广东,湘西镇筸兵是其中主力。2月21日,湖南镇筸镇总兵祥福、游击沈占鳌、守备洪达科统率营兵抵达广州,见过林则徐后就立即投入战斗。26日,英国军队攻下虎门,守将关天培战死。祥福奉命前往距广州城60里的乌涌抵抗英军。27日晨,镇筸兵在乌涌炮台给英军以重创,后因弹尽援绝,许多湘籍营兵在退却过程中溺水身亡,总兵祥福也不例外。沈占鳌、洪达科等筸军将佐31人,营兵415人阵亡,乌涌炮台陷落。这次战役牺牲的主要是凤凰、永绥、乾州、保靖的营兵。史载:“是役湖南兵弁,最为奋勇。”

其三,凤凰籍总兵级人物郑国鸿,是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攻占的第一块领土劫后余生的守土军官,是鸦片战争全过程中规模最大、战斗最为激烈的定海保卫战的捐躯者,是被整个中华民族公认的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近代第一批民族英雄。郑国鸿在鸦片战争和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这种突出地位,使他的影响已经突破了湘西凤凰这一狭小的地域,成为在全国范围里具有知名度的著名人物。以至于人们一提及鸦片战争就要联想到郑国鸿,一提起郑国鸿就要想到湘西凤凰。因此,凤凰这座美丽小城与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反侵略战争在某种程度上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纪念郑国鸿与湘西地方史研究

郑国鸿是一位近现代名人,《清史稿》传记载有他的生平事迹,中国近代史方面的著述都把郑国鸿与定海之战连为一体,鸦片战争的断代史和近代军事专门史中对郑国鸿及其事迹的记载更为详细。在郑国鸿的殉难地浙江定海建有郑国鸿和葛云飞、王锡朋的“三忠祠”。今天,浙江省舟山市和定海区已将郑国鸿视为当地重要的历史人物,有关他的生平事迹和各种纪念物已被列入当地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郑国鸿的相关资料也已进入当地的网站,舟山市政协文史编辑部相继推出《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和《鸦片战争在舟山》等专题著作。

其中,《鸦片战争在舟山》一书收录有关郑国鸿的文章就有近10篇。在郑国鸿的祖籍地湖南溆浦县大江口镇大江坪村,也建有他的专祠。作为郑国鸿成长和步入营伍之地的凤凰,有关他的传说和遗迹更多;郑国鸿作为一位地方知名人物和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已经进入湘西地区自编的中学乡土教材中。但是,与郑国鸿捐躯之地浙江舟山相比,作为郑国鸿出生地的湖南地区,对郑国鸿的研究则大为逊色。这种状况应当引起地方政府和本土学人的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包括郑国鸿在内的地方名人资源的挖掘,从广度和深度两个层面进一步加大研究的力度。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湖南经济最落后的大湘西地区,近现代却诞生了一批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著名人物,其分布的密度绝不亚于本省相对发达的其它地区。纪念抗英名将郑国鸿,可以引发我们对大湘西地区地方名人资源的思考,并在研究和开发层面作出有益的尝试,可望出现一批有特色的成果。因此,对包括郑国鸿在内的近现代湘西籍名人进行系统研究,意义十分重大。

首先,有助于拓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领域。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整个历史研究中,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重要学科,并在长时期内处于“显学”地位。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学术研究旨趣已由沿袭多年的关注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悄然转向社会史、生活史、文化史的层面和对一般性人物、地方性事件的探讨。这既是对以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过于注重宏观叙事这一研究思路的纠偏,也是兴起不久的社会史、生活史、文化史在研究方法上的主动追求。因此,对包括郑国鸿在内、在全国范围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湘西近现代系列名人进行研究,是对当代学术史演变大趋势的一种有力回应。同时,这种选择还可避免学术选题方面的重复和撞车,增强学术研究的原创性,进而获得一批有价值、有特色的成果。

第二,有利于对地方资料的搜集、整理,进一步充实湘西地方史志研究的内涵。湘西地区历史上虽属边荒蛮远之地,但同时又是一个独具魅力的特殊区域。这里既有土家族、苗族的原生态文化,也有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互动。以湘西凤凰为例,这里既是苗族群众的聚居区,也是外来官宦、商旅、将士往来驻留之地,苗汉文化的跨文化背景构成了近代以来湘西凤凰人才辈出的重要社会环境。对湘西地区知名历史人物的深入研究,必然要涉及到他们的生息状况和成长环境,涉及到湘西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制度、习俗等层面,从而大大扩张地方史的研究内涵。

第三,有利于开展对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湘西籍的历史人物,不仅具有很强的地域性,而且凸显出很强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一方面体现在他们的族别身份上,另一方面又体现在他们所传承的文化上。因此,透过对湘西历史人物的研究,可以更好地发掘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传统。

第四,有利于挖掘地方人文资源,为各地旅游开发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历史学科与现实的关系用“若即若离”一词概括最为恰当。一方面,它对现实有某种独立性和超越性;另一方面,它又与现实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研究湘西籍的历史人物,既是为了接续传统,也是为了开辟未来,更好地为当前的各项建设服务。以湘西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为例,目前在自然风光开发方面已取得很大的成效,武陵源、天门山、凤凰都已成为知名品牌。但在人文旅游资源开发方面还缺乏有力措施,效果尚不明显,尤其是地方名人资源进入旅游资源开发的渠道还没有完全打通,使湘西地区的旅游形象呈现出“重自然、轻人文”的“跛脚”现象。因此,大力发掘地方名人资源,深化对地方历史的研究,并设法将地方人文历史资源引入旅游领域,将会使湘西地区自然风光与人文景点交相辉映,旅游品牌形象更加丰满,旅游发展空间进一步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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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吉首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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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湖南图书馆 20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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