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年前，魏源仙逝于杭州僧舍。在人世上，他虽只生活了63岁（1794年4月23日至1857年3月26日），却是一位举世闻名、影响深远的文化巨人。政治上，他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改革家；学术上，他是著作等身，取得多方面成就的经学家、思想家、史地学家；文学上，他是酷爱祖国山水的诗人和文学家。在当时清朝内外交困的环境中，魏源一生是怎样度过的？他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又为什么能做出这样杰出的贡献？在纪念他逝世150周年之际，特向读者推荐夏剑钦新著、岳麓书社2006年9月出版的《魏源传》，将会使你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夏剑钦是岳麓书社编审、《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为了纪念魏源诞辰210周年，由他任执行主编，岳麓书社于2004年推出了共计20大册的《魏源全集》。他从1999年《魏源全集》整理出版工作重新启动开始，即全力投入对魏源的研究。几年之内，他全部研读了魏氏存世的所有著作，共计1100多万字。这期间，他还沿着魏源当年生活、求学、宦游的足迹，走访了湖南邵阳隆回金潭、北京、南京小卷阿、扬州絜园和江苏东台、兴化、高邮及浙江杭州等魏源的故居与故地，查遍了存留在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长沙、邵阳等地图书馆的魏氏著作，搜集到不少散佚的魏源诗文、楹联和碑刻，拍摄了许多当年出版的魏源著作、手稿的书影及图片，听到了不少当年魏源倡改革、行善政、交师友、育人才的感人事迹。此外，他还广泛查阅了同时代人著作中与魏源有关的各种记载。他感到新收集到的这许多珍贵资料，如不能整理出来，公诸于世，又将会重新遭到淹没尘封的命运。这样，对祖国的文化事业，将造成重大损失。为此，他在《魏源全集》出版发行之后，抱着对魏源“高山仰止”的崇敬心情，立刻全力投入《魏源传》的编著。经过近两年的努力，终于推出了这本求真务实，再现魏氏家世、生平、著作、事功及其思想风貌的力作。

读了夏著《魏源传》，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由于作者对魏源的生平及其著作，进行了深入的考察研究，因此内容十分充实，全方位，多角度再现了魏源的一生。魏源生活于清朝由盛转衰的嘉庆道光时期。他一生的足迹，遍及了除边远地区以外的全国各地。他在各地居留，无疑会给他以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他到处求学问道，与师友交往，对他为人做事，同样会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要透澈了解魏源，深刻理解魏源著作，不可不注意他生存的时代背景、生活环境及其与好友的交往。有关上述的方方面面，作者结合叙述魏氏生平，无不夹叙夹议，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使人读过之后，很自然地会得出结论：魏源之所以能成为那个时代的杰出人物，除了本人天资聪颖和勤奋刻苦等主观因素外，客观的时代背景，社会的迫切需求，师友的提携帮助，也是必不可少的促成因素。

一个人的成长，首先受到的是家庭及家庭环境的熏陶。这些，与一个人后来的性格志向及作风的形成，常常有密切的关系。魏源是在一个怎样的家庭及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呢？作者从生动地描写魏源出生地的秀丽自然风光入手，然后介绍了魏姓的源流，魏源先祖迁徙到金潭后数百年来的繁衍和发展，魏源的家庭及家风，魏源幼年时代特立独行的性格，最后借金潭人之口点明：“是这里的山川灵秀孕育了一代文化巨人魏源的天资异禀”（《魏源传》第4页）。读了《魏源传》后会让人真切地感觉到，这样美丽的山川环境与良好的家庭家风，确实为魏源的健康成长，提供了十分理想的条件。

师友的教导与提携，是一个人顺利成长的重要因素。魏源一生，从发蒙读书起，就受到许多良师的教育与指点。友朋之间的切磋琢磨，也对他的成就产生过重大影响。童年时代，魏源在魏氏族私塾里受教于名重一时的二伯父魏辅邦及恩师欧阳炯明与刘之纲，稍长赴邵阳县爱莲书院读书，均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促使他少时即成为出类拔萃的英才。他参加“童试”中的县考、府试和省里的院试，三考皆成绩优异，受到三级主考官的器重，他和石昌化、何上咸并称为邵阳“三神童”。主持院考的湖南学政、侍读学士李宗瀚，赞扬他品学兼优，是位前途无量的特异人才。后来魏源求学北京，李宗瀚还聘请他为家馆教师，足见十分青睐。

游学岳麓，北京拜师访友，是使魏源学业猛进，对魏源成长起到决定作用的黄金时期。《魏源传》中叙述这一时段，作者用大量的笔墨，介绍了魏源的刻苦攻读，叙述了魏源和师友的关系，师友的基本情况，师友对魏源的帮助和评价等等。比如求学长沙岳麓书院，湖南学政汤金钊，对才智独特的魏源就非常欣赏。汤氏通过独特的全面考察，认定魏源是可以造就之材，除多方面给予鼓励、培养外，还将他选为拔贡生，为他赴京求学、应考发放了通行证。魏源抵北京后，“尽交天下士，长读古人书”。一方面不舍昼夜地发愤读书；另一方面拜师访友，广泛结识各地英俊。他在国子监拜师问道，不立门户，不究派别，虚心向各派的名家请教，努力汲取各家优长，充实自己。湖南院试时赏识他的李宗瀚，此时在北京任左教御史。拨贡座主汤金钊，此时在清廷做詹事和内阁学士。湖南籍京官陶澍，早年因家境贫寒，受过魏源祖父的资助，此时在翰林院任编修。还有湘潭周系英，此时升任兵部右侍郎。魏源到京后首先拜见了他们。通过他们的引荐，魏源又得从胡承珙学汉儒家法，问宋儒之学于姚学塽，学《公羊》于刘逢禄，又与董桂敷、龚自珍等切磋古文辞。由于兼采各家之长，学问由是精进。在这期间，他还结识了湖北蕲水人，1819年荣中状元的陈沆。两人从此结成莫逆深交。此外，还结识了山西的李毅，以及同乡贺长龄、邓昱鹤、唐鉴、欧阳厚均等等。由此不难看到，魏源后来在学术上能取得多方面的成就，其基础大体多是在这段时期奠定的。

大量引用魏源的诗词以评述魏源，可说是夏著《魏源传》独具的特色。魏源出生于雪峰山麓，一生酷爱游历大山名川。而且每游一山一水，必有诗词题咏。他曾赋诗戏题：“太白十诗九言月，渊明十诗九言酒，和靖十诗九言梅，我今无一当何有……昔人所欠将余俟，应笑十诗九山水”（《魏源全集》第12册，第644页）。他还自刻小印曰：“州有九、涉其八；岳有五，登其四”（《魏源全集》第20册，第637页）。《魏源全集》第12册共收集他的诗词900余首，其中约70%是吟咏山水。不过，他的诗词除了歌颂祖国的壮丽山河外，也常常借诗抒怀，借诗言理。除了山水诗之外，还有不少政治时事诗、咏史诗。他的政治时事诗，“继承了杜甫、白居易的传统，表现现实，干预生活。他不仅以诗歌为武器来揭露英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抨击清王朝的腐败无能，揭露社会的黑暗，反映人民的苦难；同时还用诗歌来指陈时务，筹划方略，呼吁改革”（《魏源传》第215页）。正因为魏源的诗有这种特点，所以作者在叙述魏源的生平和事功时，大量地以诗证史，以诗注事，有机地把魏源诗词和生平行事结合起来，一方面充实了叙事的内容，同时加深了对事物的理解。

1814年，魏源出湖南北上求学，第一次见到大江大湖，第一次见到无边无际的华北大平原，心胸陡然开扩，其兴奋之情难于言表。作者叙述魏源此次北上的背景，大量引用魏源本人的诗词，来衬托魏源当时的心情，显得有血有肉，更加有力。比如他乘小船经湘江，入洞庭，在诗中描写沿途的景色是：“鸟鱼骄九曲，竹树醉千峰。人入琅玕国、天围翡翠墉。”“树色骄帆色，湘声乱雨声。舟行岳变化，棹犯水空明。”“量已乱蠡勺，滩难辩马牛。谁吞七泽水，醉尽五湖秋。鸥鹭双蓬梗，乾坤一钓舟”。（《魏源全集》第12册，第651、652页），湘江的九曲千峰，洞庭的烟波浩渺，这种壮丽景色，只有身历其景的魏源，才会有这样的切身之感。随后到了华北，见到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魏源在诗中描写见到的景色是：“千里河南北，高下寸地无。岂其扶舆气，磅礴为平芜”。以魏氏本人的诗代替作者的叙述，自然显得更加真切。当时水利失修，黄河灾害连年，广大贫苦人民成年在死亡线上挣扎。魏源就沿途所见，在诗中描写了所见所闻，表达了对穷苦百姓的深切同情。“浊河决千里，一淤辄寻尺。屈指三千年，几决几淤积”。（《魏源传》第24页）他期望有朝一日能写出一本兴修水利的著作，大修水利，借以解救大河南北农民的疾苦：“旅客有奇梦，梦游古华胥。手成水利书，副以井田图。拜献神禹前，斯民免为鱼”（同上，第25页）。读到这类诗词，很容易把读者的心思带到当时灾难深重的黄河两岸，有如亲历其境，发思古之幽情。这比单纯叙事，自然更能感人心田。

魏源少年时代得意，青年以后的科举道路却很不顺利，两次参加顺天乡试，均只中副榜，第三次参加顺天乡试，才得考中举人第二，成为“南元”。但此后5次参加会试，由于遭当权派的忌尅，五试皆不中。到1835年第5次赴北京参加会考失败后，曾绝意科举。他回到南京后，用自己从事票盐获利的巨资，在扬州买了一座别墅，名曰絜园，作为奉献母亲六十大寿的厚礼。从此，絜园成了魏源后半生养亲、居住、读书写作和继续从事幕政活动的重要场所。看来，魏源购得絜园后，尽管科场重挫，还是相当满意。他在园中各处题写的对联，足可洞察出他此时的心情。万堂前的对联是：“眼明写正群经字，脚健穿残万岭云。”秋实轩前的对联为：“尚志诗书，句搜六代三唐后；怡情山水，人在千岩万壑中。”古藤书屋则题有两副对联：“读万卷书求圣道；行千里路得民情。”“一园花术足高趣；万卷图书发古香。”（《魏源传》第104页）从这些对联中不难看出，魏源此时已淡出科场，决心以诗书、山水自娱，同时还关注着世情民隐，希望能为社会贡献微薄之力。

求真务实，寻根究底，是夏著《魏源传》的又一特色。魏源的一生，尤其是他的晚年，是在很不安定的环境中度过的。因此，他的著作，不少在战乱中散失了。百多年后再来寻找魏氏当年著作，的确难度很大。夏剑钦作为《魏源全集》的执行主编，为了把《全集》编好，尽量做到真实完美，花了很大力气从事版本研究，寻找佚文。功夫不负苦心人，由于他寻根究底的执著追求，一些沉睡图书馆百多年的珍贵文献得以重见天日，有些疑难问题也因此终得解决。比如《诗古微》一书，道光庚子（1840年）刊本，目录及《序》，均作22卷，正文实只20卷。《古微堂集》和《湖南文征》卷80所收录的《诗古微序》，皆作22卷。究竟是多少卷？很难断定。后来他在复旦大学图书馆找到一个“道光庚子刊”本，在《序》文里发现有魏源改正的手迹，将“凡二十有二卷”五字改为“凡为卷二十”。同时在这个珍本中又发现夹有一则魏源于咸丰五年（1855年）写的“识语”，原来也写“凡得书二十有二卷”，后又将“有二”两字圈去（《魏源传》第238页）。足证《诗古微》直到魏源晚年，也只有二十卷。这个疑点由于有这个新发现，终得涣然冰释。又如《诗比兴笺》咸丰五年刻本，署名“蕲水陈沆撰”。这样该书作者看来毫无问题。可是，《魏源传》作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查到一本《诗比兴笺原稿》，经过比对和参考其他记述，证明此书并非陈沆著作，而是魏源“以笺古诗三百篇之法，笺汉、魏、唐之诗。”魏源之所以要署陈沆，是因为陈沆的著作太少，早就深感无法报答挚友‘知人之明’的魏源，便想到自己倒可以从诸多的著作中整理一种尚未成型的《诗比兴笺》来为亡友增加一项“名山事业”。（《魏源传》第241页）这一发现，既表现了作者的求真务实精神，也反映了魏源的高尚道德。

作者对魏源著作版本的研究，同样表明他的求真务实作风。魏氏的著作，有些生前就有多种版本。通过版本的研究，不仅可以看出魏氏对著作的修订情况，同时可以考察魏氏思想的发展变化。比如《海国图志》，魏源生前曾刊刻过50卷本、60卷本、100卷本。作者对这三个版本的增删均作了仔细的比对，使人一目了然。由于50卷本存世很少，又因为其子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未曾提及50卷本，以致造成诸如郭嵩焘、田梓材、陈善圻等人均误认为60卷本是《海国图志》最早的本子的错觉。作者却在湖南图书馆找到道光二十二年扬州刻的40册的50卷本（笔者按：武汉大学图书馆也藏有甲辰聚珍版50卷本），证明60卷本决非最早的版本，道光壬寅本（1842）才是《海图图志》的第一个版本。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快要结束时，经过魏源五个月的紧张工作，于当年十二月编成赶印出来的。此外，《圣武记》等也有类似情况。    

最后，文图并茂也是本书重要的特色。作者由于对魏源著作在编辑《魏源全集》时进行了反复的研究，而且对百多年来学者对魏氏的研究也很熟悉，因此写起来纵横捭阖，得心应手，文字通畅，前后呼应，读来有一气呵成之感。特别是书中相应附了一些他亲自拍摄到或收集到的，反映那个时代与魏源本人的一些珍贵图片，尤其增加了不少真实感。比如在考证《诗古微》究竟是20卷还是22卷时，在旁边插上复旦大学藏《诗古微》所附魏源识语真迹的图片，使人清楚看到魏源亲笔把“凡得出二十有二卷”中的“有二”两字圈去的墨迹，自然足以有力证明作者论断的绝对正确性。

自然，人无完人，著作也不可能毫无瑕疵。本书也不例外。作者由于是研究中文的，对历史知识稍有欠缺，因此在书中有一些错误或不妥之处。比如书中两次提到琦善“擅自与英方议订《穿鼻草约》”（见该书第127、137页），此事学者已经过反复考辨，证明并非事实，纯为义律一手编造。琦善虽在致义律照会中同意赔款，答应“代为奏恳”，允予英人“寄泊之所”，但两人并未谋面，哪来《草约》的签订，再如第265页说，“咸丰四年（1854），英、美、法三国向清政府提出修改《南京条约》等要求”的提法也欠准确。1854年，英、美、法要求“修约”，乃是曲解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的条文，提出“修约”的要求，并非“提出修改《南京条约》等要求”。又如该传第211页提出，1850年11月，林则徐“是奉咸丰帝之诏赴广西镇压刚起事于桂平县金田村的拜上帝会而中途病死的。”提法也与实情不符。一是当时广西天地会在各处发动起义，引起全省骚动；二是当时拜上帝会虽发布了“团营”命令，却尚未正式起义。刚继位的咸丰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主要是由于“广西各属盗匪充斥”，要他赶赴广西，“会同郑祖琛、向荣……悉心剿抚”。（《林则徐全集》第4册，第545页），并非“赴广西镇压刚起事于桂平金田村的拜上帝会”。而且近年有人考证，“拜上帝会”也是一个子虚乌有的组织。洪秀全倡导拜上帝是实，是否有“拜上帝会”这个名称，尚待进一步考证。最后，关于魏源后裔的交代也不全面，问题是注重男系，忽略女系。据查，魏耆这一支，至今可能已没有男性后裔。但是，魏源之女魏秀均，嫁给郴州陈善圻，育有4男10女，其后裔则大有人在。而今提倡男女平等，生男生女都一样，旧的“重男轻女”的传统应该改变。

以上这些只是小毛病，提出来仅供将来再版修订参考。总观全书，瑕不掩瑜，主流是很好的，应该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