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著述有《圣武记》、《海国图志》、《古微堂集》等多部，是站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起点上的最先具有对外开放意识的、爱国主义的启蒙思想家，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发生剧烈变动时期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经济思想承先启后的代表人物，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开拓者。他的经济思想可以归纳为“缓本急标”论、“黜奢崇俭”论、“除弊兴利”论、对外贸易论和“师夷制夷”论，反映了中国历史新纪元开端的追求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发展的新趋势，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直接前驱，为拉开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序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新旧历史交替之际站在历史最前沿的经济学家，魏源的经济思想不仅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缓本急标”论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本”和“末”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一个对封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态度或立场问题。“重本抑末”思想是自然经济形态的反映，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来一直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到了近代初期，地主阶级顽固派仍然敌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墨守“重本抑末”的教条，地主阶级改革派虽然也同样把封建关系下的农业看作是“本”，并且同样主张“重本”，但就大多数代表人物来说，却不主张或不怎样强调“抑末”。

魏源基本上也是一贯地把农业中所生产的自然形态的财富（“食”）看作“本富”，而把表现为货币形态的财富（“货”）称为“末富”。直到1852年最后增订《海国图志》时，尽管他对西方国家工商业发达的情况已有了相当了解，但他竟然以美国和秘鲁来作“重本”主张的佐证。他说：“美利坚产谷棉而以富称，秘鲁诸国产金银而以贫闻。金玉非宝，稼樯为宝，古训昭然，荒裔其能或异哉！”“重本”思想在他的具体经济改革主张中的表现，是他特别强调“阜食源”，即增加粮食生产，主要办法就是兴“屯垦”。他主张把东南沿海各省的一些“封禁山”尽量开放，“许民屯垦”，尤其主张把靠封建国家赡养过着寄生生活的大量旗民，谴送到内蒙、东北去屯垦。他把“富民”分为“有田之富民”（即地主）和“无田之富民”（即商人），对这两种富民，他都主张保护，但他更重视“有田之富民”，认为他们是封建国家的财富和力量的主要基础，国家的政策必须保护而不能损害他们的利益，以使他们“敢顾家业”，这清楚地表现了他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态度。

如同宋代以来许多封建社会传统的经济思想家一样，魏源也极力宣扬保富论，而他的保富论是和重本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对怎样保富，他说：“天下有本富末富，其别在有田无田。有田而富者，岁输租税，供徭役，事事受制于官，一遇饥荒，束手待尽；非若无田富民，逐什一之利，转贩四方，无赋敛徭役，无官吏挟制，即有与民争利之桑孔，能分其利而不能破其家也；是以有田之富民可悯更甚于无田。”

鸦片战争以后，魏源目睹外国资本主义加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大量白银外流，深感忧心忡忡，为此，在经济思想上对于如何处理本末之间、食货之间的关系，开始有了重大转变，提出了“缓本急标”的经济思想，为他更加重视工商业和商品货币关系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说：“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又先于食。”在他看来，当务之急，已经不是“重本抑末”，而要“缓本急标”，并非“食”先于“货”，而是要把“货”比“食”放在更为优先的地位。

魏源能够踏着时代的节拍前进，“缓本急标”论的提出，使他超越了龚自珍“食故第一，货即第二”和包世臣“本末皆富”的关于“本”、“末”关系的理论，从而使他成为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成为尔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工商为国本”以至“定为工国”的理论先驱，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最初奠基者。尽管魏源在这里还没有冲破传统经济观念关于“本”、“末”区分的藩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缓本急标”论是从地主阶级改革派经济思想过渡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阶梯。

二、“黜奢崇俭”论

   “黜奢崇俭”是先秦诸子普遍提倡的消费观，也是后来封建社会正统经济思想的主要教条之一。春秋战国之际，孔子主张以“礼”为标准安排人们的消费行为。“礼，与其奢也，宁俭。”“奢则不孙（逊），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墨翟认为富国的条件，就是“生财密而节用。”荀况则把“节用裕民，善藏其余”，看作是“足国之道”。如此等等。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历代思想家大多将“黜奢崇俭”视为美德，尽管在衡量奢俭标准方面，每或具有一定的等级性特点。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魏源，同样主张黜奢崇俭，不过，他对此另有一番新的见解。他说：“俭，美德也。禁奢崇俭，美政也。然可以励上，不可以律下；可以训贫，不可以规富。”

按照他的解释，所谓可以“励上”和“训贫”，就是要求君主能够去奢崇俭，平民百姓做到安贫若素。否则，“主奢一则下奢一，主奢五则下奢五，主奢十则下奢十”，如此上行下效，必然导致消费资料不足。“不足生觊觎，觊觎生僭越，僭越生攘夺，王者常居天下可忧之地矣”这就是说，“奢”对贫民来说是“非分”之事，如果他们也希望“奢”（要求生活有所改善），那就会造成天下“不足之势”（实际上是指不利于“富民”们尽量加强剥削的要求），所以必须以黜奢崇俭来“训贫”；上层统治者特别是君主如果太奢，则必然要加重对民间的紧敛诛求，这也会加重一些“富民”的赋税负担，所以也应该用黜奢崇俭来“励上”。在魏源看来，富民的“奢”会使他们更多地置备车马、衣裳、酒食、琴瑟等消费品，这将会促进“通工易事”（即劳动分工和交换），有利于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为贫民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这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工商业者的利益来看待“奢”、“俭”问题的，虽然他还没有摆脱传统的“黜奢崇俭”论，但在宣扬“黜奢崇俭”论时，已经不自觉地在这道封建主义经济思想的围墙上扒开了一个缺口。19世纪末期的一些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如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正是沿着魏源所开辟的方向前进，从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来攻击封建主义的“黜奢崇俭”论的。

三、“除弊”、“兴利”论

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一般都是强调“除弊”而不怎么谈论“兴利”，重视“节流”而不怎么注意“开源”。这一特点是由封建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这些思想家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但是魏源却在“兴利”中注入了学习西方技术的新内容，开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先河。

魏源在鸦片战争前的经济主张也差不多集中于除弊方面。他说：“天下无兴利之法，除其弊而利自兴矣。”他所主张和悉心筹划的海运和票盐，其目的都是“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利国、利民、利商”，这和包世臣的“收奸人之利，三归于国，七归于民”的思想是异曲同工的。

在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对“兴利”、“除弊”的提法有了变化。他说：“有以除弊为兴利者，有以节用为兴利者，有以塞患为兴利者，有以开源为兴利者。”从表面上看，他在这里讲的都是“兴利”的问题，但实际上，节用、塞患也都属于“除弊”的范围，只有开源才是“兴利”的问题。对于兴利或开源，他也只列举了别人在鸦片战争前已经提过的屯垦、采金（指银矿）和更币之类。但是在编辑《海国图志》时，他终于对“兴利”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提出了由政府设厂并允许沿海商民自行仿造西方的轮船、枪炮以及其他一些新式工业产品的主张。这种主张已经完全超出了“除弊”的范围，而且也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历来的“兴利”思想中所不曾有过的属于现代工业生产的崭新内容。

魏源能够提出这样新的主张，表明他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兴利除弊思想的界限，因而成为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的关于兴利除弊思想的重要先导。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资产阶级改良派进一步把“兴利”提到比“除弊”更优先的地位，并且把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作为兴利的根本内容。

四、对外贸易论

关于对外贸易问题，鸦片战争前后，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要不要进行和如何进行的争论。魏源认为，应将鸦片贸易与正常的对外贸易相区别，主张禁绝鸦片而开展正常的对外贸易以利于中国的富强。

对于鸦片输入，魏源一再痛陈“岁耗中国数千万计，竭我之富济彼之强”。为此，他主张禁绝鸦片，在不妨碍中国主权和互利的条件下，同外国进行贸易，“互通有无”。只要实现了禁烟，我国对外贸易的形势就会发生重大变化。他曾分析1837年广东的进出口贸易，这一年“共计外夷岁入中国之货，仅值银二千十四万八千元，而岁运出口之货，共值银三千五百有九万三千元。以货易货，岁应补中国银价千四百九十四万五千元”。由此得出结论：“使无鸦片之毒，则外洋之银有入无出，中国银且日贱，利可胜述哉”。

对于正常的对外贸易，魏源充满信心，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主张。他主张在同外商约定不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基础上，进口洋米可以予以减税或免税的待遇，其他商品除征收正税外，裁去一切浮费，外国还可增加对华贸易的出入口税，“以补鸦片旧额”；对武器可以采取以货易货的方式，也可以准许外商以“艘械、火药抵茶叶湖丝之税”；“此外铅、铁、硝、布等有益中国之物，亦可多运多销”。他认为这样照顾外国的利益，“夷必乐从”。从这一点来看，表明他对西方殖民势力的侵略本性缺乏认识，但他不将进口物资限于消费品，还考虑对我国社会经济有价值的社会生产资料，其中不乏为国内生产发展着想的因素，这应给予肯定。

魏源还指出“吾言勿骤停贸易”与“世俗亦言不当停贸易”根本不同。后者只是求“不生衅”，“至于鸦片烟竭中国之脂……则不计也”，这实际上是“养痈”；而他所主张的对外贸易的根本目的在于“自强自修”，换言之，就是想通过这一渠道引进西方的新生产技术，使“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

可见，魏源主张开展正常对外贸易问题，是他的经济思想中关于对外关系方面的一个重要内容，其总的目的，都是为了发愤图强，振兴国家。一般地说，关于对外贸易收支状况，决定于一国的对外经贸体制、进出口商品结构、贸易规模和贸易条件，也是某一国家经济实力的反映。特别是他运用贸易差额概念比较清晰地阐述如何正确处理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维护国家利益，这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前人从未论及过的外贸观，确属至理名言，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能有如此深邃的认识，实为难能可贵。

五、“师夷制夷”论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魏源的思想受到极大的震动，他认真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努力研究世界形势，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在1842年“海夷就款江宁（指清朝廷同英国签订中国近代头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条约）之月”写成《圣武记》和随后在林则徐编就的《四洲志》的基础上，扩充编写成《海国图志》这样两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应变求强之作。

魏源认为要抵御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首先应设法做到熟悉夷情，也就是“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制夷患，必筹夷情。”因此，他严厉地批评了封建王朝对外夷实情愚妄无知和昏庸无能的状态，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作了比较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阐述了他的关于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兴办中国新式工业的经济思想。

魏源在对西方和中国进行深入比较后，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和技术等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于是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对外开放主张，认为中国应该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和工业技术，才能使中国得以富强和有效地反抗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魏源以大无畏的勇气和远见卓识提出这一主张，是对中国传统观念的一个重大冲击和突破，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公开提出要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思想家。同时，他对当时保守派把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的错误观念进行了有利的驳斥。“奇技淫巧”论是地主阶级保守派利用中国封建社会重本抑末和贬黜工商的传统思想来作为排斥西方国家先进工业技术的一个理论武器。魏源明确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认为“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利民用。”他把“奇技”和“淫巧”区分开来，并认为西方的工业技术都是有用之物的“奇技”，这对当时开始提倡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工业技术和兴办新式工业来说，无疑起着解除封建传统观念桎梏的振聋发聩的作用。

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要旨，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工业设备和技术，在中国以自设造船厂和火器局为开端，建立和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新式工业，以求实现富国强兵。他建议在广东虎门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聘请法国和美国工程技术人员，“司造船械”和“司教行船演炮之法”。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建立的新式工业不能仅限于军火的生产，也要制造民用的工业品；而且不能只限于官办，应该允许商民自行设厂以发展新式工业。他说：“盖船厂非徒造战舰也”，“凡有益于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又说：“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魏源这种主张不仅大大超越了反映封建社会一般商业资本利益要求的“用商”、“利商”观点，它已经进一步从商业流通领域扩展到了工业生产领域；而且他所建议的由商民制造现代工业制品而自行设置的工厂，实际上已经是有利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和发展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这反映了魏源越来越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魏源不仅是主张主要由商民私人投资办新式工业的首倡者，而且实际上起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先驱者的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魏源关于中国人要自己掌握先进科学和工业技术的观点和最先提出赶超西方先进国家的抱负。魏源在建议设立船舶、机械等新式工业时，虽然主张一开始须聘请外国技术人员来指导制造船械和传授技艺，但是却坚决反对依赖外夷，始终强调建立独立自主的新式工业和自己掌握工业生产技术的必要性。他主张必须“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我有铸造之局，则人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同时，还进一步主张打破传统的封建科举制度，把提倡学习与掌握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同培养与选拔人才结合起来。他说：“今宜于闽浙二省武试，增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机、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御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者，为行伍出身。皆由水师提督考取，会同总督提拔，送京验试，分发沿海水师，教习技艺。凡水师将官，必由船厂、火器局出身，否则由舵工、炮手出身。使天下知朝廷注意在是，不以工匠舵师视在骑射之下，则争奋于功名，必有奇才绝技出其中。”如果认真学习和掌握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以发展自己的新式工业，中国今后一定可以赶上和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达到国富兵强，再也不受外国的侵略，从而跨进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他满怀信心地说：“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乃至可以达到“反甲西洋”。这不但充分反映和代表了中华民族赶超先进的西方世界的伟大抱负和志气，而且充分反映了中国近代追求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发展的总趋势。魏源乃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值得称赞的首倡改革开放的、爱国主义的先进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