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鸦片战争后，魏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对外开放主张，但其对外开放的思想意识却是极其鲜明的。
第一，“筹夷事必知夷情”。这是魏源在认真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认为，林则徐在广东前线由于率先了解外情，知己知彼，认真备战，从而有效地抵制了英军的侵略；而以道光为首的统治集团既不知“夷形”，更不懂“夷情”，导致战争失败。因此，要抵制外侮，办好外交，先决条件是“必知夷情”。他进而对清朝统治者长期来“徒知奢张中华，未睹寰赢之大”的自我封闭政策大胆地予以批判，同时建设性地提出了“知夷情”的必要条件和途径，即立译馆、翻西书、刺夷事、阅新闻纸。从而把林则徐在广东前线的实践总结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在此基础上，他又进而“创榛辟莽”，撰写了开放之作《海国图志》，率先为国人探求世界新知识、了解世界并进而走向世界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条件。
第二，“师夷长技”，引进外国设备、技术，创办军事工业。在《圣武记·夷艘寇海记》中，魏源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师夷长技”的主张。不久，他在《海国图志·筹海篇》中进而全面地论述了“师夷长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解决了这一当时重大的理论课题。他首先指出，泰西确有超出中国的长技即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这是“师夷”的客观前提。接着他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师夷长技”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在鸦片战争以前清朝政府把“以夷款夷”策略作为侧重点是可以的话，那么《南京条约》签订后，“夷瞰我虚实，藐我废弛”，其侵略气焰会更嚣张，因此“师夷长技”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他建议要尽快在沙角、大角建立造船厂、火器局，选拔人才，创建新式水师，来对付敌人的侵略。进而提出，师夷长技，仿洋设厂造船制炮练兵，不仅具有将敌人拒于沿海沿边的紧迫现实意义，更具有全面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民族进步的深远意义。他条分缕析了八点：一能增强中国海上反侵略战争的自卫能力，“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二能增强中国自力更生的能力。“我有铸造之局，则人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三能探求制造船炮的成本价值，为购买西洋船炮提供可靠依据。“有铸造之局则知工料之值，工食之值，每艘每炮有定价”，不致在购买时被洋商“以昂价膺物受欺”；四能增强武装缉私能力。以往英国“鸦片趸船敢于蔓延者，欺我水师之不敢攻剿”，今若水师器良兵精，“鸦烟自不敢来，信银自不透漏”；五可利用战舰护航，保护国家及私商海漕贸易，战舰每年可护运“暹米、吕宋米、台湾米”，内地则“护运苏、松、嘉湖米”，还可为“出洋”之商“护货”；六可充分利用军工企业生产民用商品，如商品船、火轮机、自来火等等，“凡有益民用者”都可制造；七能通过发展军事工业来带动民用工业的发展，而民用工业的发展不仅能生产民用商品，还能对国防发挥巨大的辅助作用；第八，通过“师夷长技”，能使中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推动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到那时“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中华民族就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真可谓高瞻远瞩，具有巨大的洞透力。魏源指出，师夷长技“使西夷之长技尽为中国之长技”是完全可能的。这主要是：中国人民富有才智，清政府只要改革考试制度，就不难选拔真正的人才；清政府只要继续推行移民垦荒、发展农业生产以增加赋税收入的政策，就不难解决资金问题；尤其是，只要官场能坚决“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真正做到“革虚而之实”，，那么师夷长技就不难获得成功。
第三，延聘西洋技师来华制器司教和效法彼得一世“游于他国学习工艺”。魏源积极主张“行取”法、美两国技师来华制器司教。他连举三例，以具体数据向国人说明西洋人造船费用低下，延聘他们制造和传授，中国所费不巨，用时“一二载”就能“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这样无非是向国人宣传：引进外国人才、技术是中国学习西技掌握西技的一条花钱少见效快的捷径。魏源对沙皇彼得一世走出国门到西方国家调查、学习的举动十分赞赏，公开颂扬这位能“微行游于他国船厂火器局学习工艺”，回国后传授，“所造器械反甲西洋”，使沙俄由此勃兴的外国统治者“英明奇杰”。这含有对清朝最高统治者昏庸腐朽、深闭固拒的批判，对统治者效法彼得一世立足本国、面向世界、走出国门求师的提倡。
第四，“持鸦片初约以通市”。魏源反对闭关，主张保持和发展对外贸易。他对开展对外贸易有超出时人的认识和主张。他说：“吾不停贸易以自修自强。”这就是开展对外贸易的目的。他看到，外国先进的船炮只能通过对外贸易才能获得。他也看到，对外贸易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有利于国计民生。他以道光十七年中国在正当贸易中顺差1400多万元为例，说明中国只要严禁鸦片走私，开展正当的中外贸易，那么“外洋之银有入无出，中国银且日贱”，产生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将是不可“胜述”的他还看到，对外贸易有利于改善中外关系，甚至有利于中国开展禁烟。指出，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期间，由于推行了既严禁鸦片又允许正当贸易的政策，因此“禁烟令初颁，各国遵令……惟恐卸货之不早，鹜利之不先”。他对道光帝禁止中英贸易的做法极不赞成。他认为，只要各国商人遵守初约，不挟带鸦片走私，就应允许他们来华贸易，即“持鸦片初约以通市”。魏源积极主张为扩大海外贸易创造条件，要求严厉打击海关受贿官员，清除被中方人员中饱私囊的各项浮费，降低外商交易成本，保护外商正当贸易的收益。他主张大力生产海运船只，不仅主张由国家办船厂，而且主张放手让沿海商民设厂造船。尤其是，他主张清政府派专舰为中国商船护航，建议：“江浙舟师宜专护海运”，“凡内地出洋之商愿禀请各艘护货者，听”。为充分发挥对外贸易“以自修自强”的功能，魏源认为必须根据实际需要采取灵活的贸易政策。为迅速改变中国军事装备落后的状况，他除了主张直接向西方国家购买战舰武器外，还主张以出口货兑换武器，允许外国商人“以船炮售官抵税”，甚至主张允许中国商人从外国“购船炮，缴官受值”。从上述可见，魏源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较全面认识开展对外贸易重大意义的人。他希望通过利用私人商业资本扩大国际贸易的途径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个思想在当时确是异彩闪烁，弥足珍贵。魏源对海外贸易的高度重视，不啻是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大胆突破，反映了魏源要求清政府走出世界，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的强烈愿望。
魏源以上从打开窗口了解外情，学习西方长技，引进外国人才技术、走出国门求师，以及到保护和发展对外贸易的四大基本主张，无不是以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为宗旨的。这四大基本主张连同宗旨，就大体构成了一个较完整的对外开放的理论体系，并且它还提出了实施这些主张的具体措施。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魏源的对外开放观实际上成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对外开放纲领。而这一纲领主要是在《海国图志·筹海篇》中提出的，因此《筹海篇》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纲领性文献。
魏源是道光、咸丰间经世派探求泰西知识的集大成者。这不仅仅在于他借鉴了林则徐、徐继畬等经世派官员、学者的探索成果，撰写出了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地介绍世界史地社情的宏篇巨著《海国图志》，更在于他超越了他们而开创性地提出了自己的对外开放理论。这一理论具有鲜明的爱国性、进步性、选择性和与改革观同步的统一性。它起到了林则徐、徐继畬等经世派的思想主张所不曾起到的伟大启迪作用。如众所周知，中国人自明末清初后就渐凝了一种“天朝上国”、“傲夷鄙夷”、闭关自守的思想沉淀和由此而形成的定向性思维。要破除这种封闭性的定向思维，把中国推向世界，推向近代文明，不是英国的大炮所能解决的，也不是一本几本普通的世界知识读物所能解决的。它极需开拓性的理论批判和建树，来洗刷积淀，武装头脑。例如，“天朝上国”的人们为什么极需把目光投向外部世界？视艺技为“淫巧”的中国为何还要学习西人的艺技？从来就严“夷夏之防”的大清国为何还需要把“番鬼”请到国内来为师？素诩“无所不有”、“区区关税何足计论”的大国为什么还要保持和发展与“桀傲不羁”的“英夷”的贸易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在当时称得上是难点、疑点而又带有忌讳性的症结问题，魏源都尽可能地依据自己的认识无所畏惧地解答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魏源的对外开放观标志着中国的思想文化从清朝中古式的封闭向近代式的开放迈出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步，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正是从此开始，中华民族才“违寐而之觉”，急切地去探求世界新知识，扬起以夷为师的风帆，摇起对外开放的大桨，一代又一代地去追赶近代世界的潮流。
二
魏源对待西方民主制和西学的态度问题直接关系到魏源开放观处于何种层次的问题，因此有必要论及。笔者认为，魏源对西方民主制的赞美，表明魏源的思想已从肯定西方的物质文明发生了向肯定西方制度文明的飞跃。这种飞跃否定了清朝统治者长期来轻视“西夷”制度文明，自诩中国文物制度优越的观念。它唤起国人对西方民主制度探讨的热情。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们和戊戌维新志士们不能不受魏源这一认识的启迪。而洋务官僚探讨的结论，则认为中国的文物制度远胜西人之上，把中国的政治制度推到了举世至善的地位，这比魏源的认识要倒退了一大步。换言之，魏源在肯定西方民主制这点上已大大超出了多年后的洋务派。
但我们也不可对魏源赞美西方民主制估价过高，认为他有引进的愿望。第一，魏源对西方民主制的认识是浮光掠影和支离破碎的，他还认识不到由君主专制进步到民主制所必备的前提条件和途径，更认识不到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这就必然使他感到，西方民主制对具有二千多年专制传统的中国来说，具有不可逾越的地域性。第二，魏源肯定西方民主制并不表明他已对君主制不抱希望。魏源对中国封建官场的弊端有所批判，指出要“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要“革虚而之实”，但对君主专制危害的认识并不深刻。他把中国政治的清明寄托在贤明的君主身上。在1843年的《海国图志·原叙》中，他对“仁勤”的道光帝充满信心；1853年他又撰写《元史新编》，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并拟托浙江巡抚何桂清奏进，供咸丰帝资治，以防止清朝被太平天国运动倾覆。这表明，魏源从思想上并没有摆脱那个时代一般士民和封建官僚效忠君主的窠臼。第三，在魏源看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儒学是不能动摇的。为捍卫儒学的尊位，他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进行了排斥，并在批判天主教时有殃及西学之嫌。下面就这一点予以专门探讨。
在《海国图志·筹海篇三·议战》中，魏源把天主教斥为“邪教”，并与“毒烟”并提；批评清朝统治者长期来不师西技，只接受这类毒品，“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那么魏源为何把天主教视为“邪教”呢？这可从他在《天主教考》一文中的看法得到说明。在是文中，魏源站在维护儒学和佛教的立场上，对福音诸书进行了诘难和非议，认为“福音诸书，无一言及于明心之方、修道之事”，“又非有治历明时、制器利用之功”，连说教的“条理”还“不及天方教”，因此它是不能与儒学和佛教相比的。福音书说上帝“无形气，无方体”，却又说上帝“降声如德之国，勒石西奈之山”，这就“殆甚于赵宋祥符之天书”了。福音书中还有其他许多说法都经不起诘问的。如儒家鼓励舍生取义，但福音书认为“人之灵魂最贵，故人不可杀，亦不可自杀，即殉难自杀亦必陷地狱”，照此说，难道“申生、扶苏、召忽、屈原，皆地狱中人，反不如临难苟免之人乎”？又如儒家认为妇女必严守妇道，还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福音书说“上帝初造人类时，止造一男一女，故人各一妻。妻即无道不可议出，即无子不可取妾”，照此“则何以处淫悍不孝？”等等。因此，天主教除了有关“神理论颇近吾儒上帝造化之旨，余皆委巷所谈，君子勿道”。至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之所作所为，更是非邪教所不举。“查西洋之天主教不可知，若中国之天主教”，华人“方其入教也，有吞受药丸、领银三次之事，有扫除祖先神主之事，其同教有男女共宿一堂之事，其病终有本师来取目睛之事。”牧师为何要取中国教徒的眼睛？“闻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文银八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而西洋人睛不济事。故西洋病终无取睛之事，独华人入教则有之也。”魏源把这种荒诞不稽的传闻作为确凿之事载入《海国图志》，是有耸人听闻、故意贬损天主教的意图的。魏源除本人斥天主教为“邪教”外，还收录康熙时杨光先的《辟邪论》一文对天主教予以批判，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有关提要予以“略录”，借清朝著名学者之口对传教士利玛窦等人的有关著作予以否定，进而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案语摘出，说：“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尤存深意”。这样，魏源虽然本人对西方学术的看法未置一词，但他不加分辩地摘出这段案语，就有由批判天主教进而殃及西学之嫌了。诚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魏源对西学不可能有较全面、深入的理解。他的西学不含西方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也不含美国的民主制“章程”，更不包括深刻影响中国近代思想界的西方两大理论即民权论和进化论。他对西方的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是肯定的，对美国的民主制“章程”是包容的，赞美的，而当时民权与进化两论尚未引入中国。魏源的西学主要指西方的宗教理论，即使对于此，他的认识也是肤浅的片面的，他把西方的宗教神学理论与中国的政治伦理理论儒学等量齐观，并过分地估计了前者对后者的潜在危险。这样，他把西方宗教神学几乎等同于西学，并由抨击天主教进而不加分辨地引出否定西方学术的案语，就不足为怪了。以上这些，是人们在评价魏源西学观时必须充分看到的。
但我们也不必为尊者讳，既然魏源从维护儒学的立场出发抨击天主教并进而不加辨析地引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案语，就难免从负面影响到国人对西学作深一步的探讨和认识，影响到国人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圈的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后来洋务官僚突不破中学的圈子，这与魏源引出否定西学的案语并非毫无关系。二十几年后的左宗棠尽管已看到“异学争鸣，世教以衰，失道民散，邪慝愈炽”的败局，清楚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圈在西学的进攻面前已无招架之力，但他在《重刻海国图志叙》中，仍要大喊“以儒为戏不可长”，并说这是魏子的告诫。
魏源的思想是精深于儒学的内核之中的，在尚无深层次的力量推动的情况下，魏源很难站在儒学和传统统治秩序的圈子之外把目光投向外部世界。由于焦距太远，他只能看到外部世界几点突出的表象。何况，当时研究如何抵御西方的军事侵略是当务之急，魏源注重的又自然是“西技”这个“硬件”，而非西方民主制和近代民主政治学说这个短期内难以见成效的“软件”。另外，魏源基本上是依靠有限的文字资料来探讨西方，没有具备专门知识的西人给他介绍和答疑，而这对于西方知识尚处于启蒙阶段的人来说又是相当重要的。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不能不使魏源的开放观具有表层次的局限性：他赞誉西方的制度文明，却无意将它引入中国；为维护儒学和传统的统治秩序，他不能容纳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并进而有殃及西学之嫌。
魏源有限的开放观是中西方文化处于初始碰撞阶段的产物，它符合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审视自我所遵循的从器物到体制到思想学术这样一个由表入里、由浅而深的客观规律。魏源开放观所具有的既反传统但又囿于传统的双面性格，正是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审视自我尚处于最初阶段的反映。人们既没有理由因魏源排斥天主教并有殃及西学之嫌而予以责难，也不必过高估价他对西方民主制的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