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他出生在清朝由盛转衰的时代，经历了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渡。在鸦片战争前，魏源抨击时政，力图改革。鸦片战争后，努力探索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1842年，写成《海国图志》，明确指出，向西方学习，强调要了解西方国家的实情，学习西方国家的长处，达到制夷的目的。魏源与林则徐一样，不愧是近代杰出的爱国思想家，他也是近代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

一、向西方学习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

有着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在科学技术领域，公元15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发明298项，其中173项属于中国，占总数的58%。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曾说，中国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拥有难以想象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当欧洲人仍在野蛮的黑暗时代昏睡时，中国已是全世界最进步的国家了。然而，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封建生产方式，以高度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为模式的封建政治体制，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结构，以儒家经学为正统的意识形态，已成为新的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桎梏，同时也促使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由盛转衰。尤其是对外采取闭关锁国政策，拒绝接受先进文化，迅速走下坡路，远远落在世界后面。而西方国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正在进行工业革命，英国则已完成了工业革命，正处在自由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这样鸦片战争发生及其失败也就成了必然。1842年8月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使独立的封建社会的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失败在朝在野都引起巨大震动，民族危机极大地刺激了许多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有识之士，他们开始了解西方的情况，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达到御侮强国的目的。而魏源是这一批进步人士中的杰出代表。他亲眼看到外国资本主义国家“船坚炮利”，也亲眼看到清王朝根本不了解“夷情”，甚至对世界各国在何处，也如“若迷路之子，指东谓西”，“所谓欧罗巴者，尔时不知为何地”（《海国图志·英吉利国二》卷五十二）。因此，魏源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清朝封建统治如“外强中干之人，躯干庞然，一朝瘘木。”（《古微堂外集·拟进呈元史新编序》卷三）。在这种情形下，魏源写了《海国图志》，他遵林则徐之嘱并在林则徐辑译的《四洲志》的基础上，广泛搜集资料篡辑而成，魏源说此书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这部书详细介绍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宗教和自然科学技术，使长期处于闭塞状态的清朝统治者和国人耳目一新。魏源“师夷”的先进思想，对鸦片战争后我国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改革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也曾影响过日本的明治维新。

二、如何向西方学习

（一）必须了解西方

魏源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固然与敌人的船坚炮利有关，但重要原因还在于朝廷昏聩，不识夷情，造成剿抚不当，指挥失策，鸦片战争时，腐败的清朝统治者对世界茫然无知，自以为是“天朝上国”，妄自尊大，迷信“天朝声威”可以“慑服蛮夷”，拒绝了解外国情况，甚至有的当权者还以了解外国情况为卑下，蔑视熟悉夷情，如投降派大官僚琦善在接任林则徐为两广总督之后，竟大言不惭地说，“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道光洋艘征抚记》，鸦片战争第6册第144-145页）。魏源根据实际经验，指出“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他提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者，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筹海篇三·议战》，《海国图志》卷二）。充分说明要战胜侵略者，了解西方是何等重要。

魏源在了解西方的同时，对西方国家的认识和态度与当时的封建顽固派也有所不同。

首先，魏源不赞成以“夷狄”统称外国。他虽然也称外国为夷，但却不象蒙昧无知的清朝统治者那样一律鄙薄外人，统称之为“外化之民”，“蛮夷之邦”，傲慢、轻视和歧视外国，他举出事实说明外国人远非一概落后，有的甚至很先进，“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者，是皆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支，尚可称之四夷狄乎”（《西洋人玛吉士地理备考序》，《海国图志》卷七十六），所以我们不应一律称外国人为蛮夷，而应“怀柔远人，宾礼外国”。从这也看出，魏源对待西方这种开明的态度和封建顽固派有着截然区别。

其次，魏源开始评价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成为改良主义的先驱。魏源肯定西方的选举制，总统四年一选，废除终身制和世袭制，“其章程式可垂奕世而无弊”。认为不设君位，不立王位，择人理事的瑞士，国无苛政，民风协和，是“西土之桃花源”。同时赞赏议会制，“事无大小，必须各官合议，然后准行”。“议事所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循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由公选举，可不公乎。”（《外大西洋墨利加洲说序》，《海国图志》卷五十九）。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魏源不可能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它的阶级实质，但在当时社会普遍认为封建制度优天下，在君主高度集权专制统治下，他敢于冲破束缚，赞扬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这表明魏源对封建专制制度产生了怀疑，并开始发起冲击，我们也因此称魏源是我国改良主义的先驱。

（二）必须把“师夷”与“制夷”结合起来

“师夷”的目的在于“制夷”，“师夷与制夷”结合，也是作为爱国者的魏源富国图强之策。他强调“师夷”主要指学习西方在军事技术上的一套长处。魏源认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通过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就能“师夷之长技以为我之长技”，否则，“鄂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西”（《海国图志·筹海篇三》）的局面。永远不能改变。为此，他提出学习的具体措施是（1）在广州虎门的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和火器局。他强调要“善师外夷”，注意吸收推广使“人习其技巧”，早日做到“自行改造”，“不必依赖于外夷”（《海国图志·筹海篇三》）。（2）引进技术和人才。聘请佛兰西（法国），弥利坚（美国）等国工程技术人员，到船厂和火器局传授生产技术，选中国巧匠精兵，向他们学习使“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海国图志•筹海篇三》）。（3）学习外国养兵练兵之法。他认为绿营、水师应以外国军队为榜样，加强训练，严明纪律，增加军饷。除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外，魏源认为西洋的风力、火力、水力的器械，凡能造成的“有用之物”的技术都应学过来。魏源是近代中国最早提出发展民用工业的思想家。他设想把引进的军工技术推广发展到民用工业中去，军用造船厂既要生产战船，也可兼造商船，邮船供交通运输之用。火器局除造枪炮火器之外，还可生产各种工具仪器，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自来火，千斤秤等。“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是造炮有数而出鬻器械无数”（《海国图志·筹海篇三》）。利用军工设备和技术优势生产民用产品是魏源的一个创造。既搞军用产品，又搞民用产品，有助于近代工业的发展。另外，西方先进技术输入，必将受到民间商人的欢迎，他提出在官办之外，应允许商民设厂制造。“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海国图志·筹海篇三》）。这种商民自办工厂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私营企业，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真正在中国发展起资本主义，也达到“制夷”的目的。若干年后可以“不必依赖于外夷”。他憧憬“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如西海之民”中国必将会站到世界先进的行列之中（《海国图志》卷二）。

（三）必须改革腐朽封建制度

早在鸦片战争前，魏源曾揭露过许多清朝社会弊病，并提出一些改革水利、盐政、漕运等方案。鸦片战争彻底摧毁了“天朝”外强中干的面纱，犹如石破天惊。封建地主阶级内部一些开明人士清醒地看到，如再不改革弊政，中国将国将不国。他们奔走呼号，倡导改革，封建顽固派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拼命反对社会改革，提出“天地之理不能变，”“圣人之道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的谬论，魏源鉴于当时官僚机构腐朽瘫痪，统治集团昏聩愚昧，贪赃怕死，妥协投降，更是深恶痛绝，提出革除旧习，以御外侮的主张。他说，“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须先平人之心中之积患。”魏源认为当时之患有二：一是“寐”，即昏庸无知，二是“虚”，即空虚无实。他强调应当“祛二患”，并指出“祛二患”的推动力是“愤与忧”，也就是对中国战败的愤慨以及对中国前途的忧虑。魏源又说：“国家欲兴数百年之利弊，在棕核名实始，欲棕核名实，在士大夫舍楷法贴括而讨章程讨国故始，舍胥吏例案而图讦谟图远猷始。”（《圣武志》卷十一）。这里提出废除书法八股，学习法律历史等实学，正是后来改良主义的主张。

（四）必须重视人才

能不能富国强兵，能不能“制夷”，首要的问题是人才。魏源说：“国家之有人才，犹山泽之有草本”。山泽有丰茂的草木，便可以“荫然羽仪”；国家有众多的人才，便可以使“国臻富”（《魏源集》第5页）。魏源认为当时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和取士制度有毛病，出现了“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魏源集》第37页）的恶果，因而造成人才奇缺。怎样培养人才？在学习内容方面，他主张不光是读圣经贤传，还要鼓励人们学习和运用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使学和用结合起来。怎样选拔人才？魏源认为，除了靠明君圣主发现和安排之外，还要在实践中让人才自己冒出来。他说“天下非多难，豪杰不豪杰；九死之病，可以试医；万变之乘，可以试智”（《魏源集》第54页），有了人才，“国家何患于四夷，何忧于御侮”，国家当然就强盛起来了。

三、向西方学习思想的深远影响及局限性

魏源是近代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使“严夷夏之辩”的传统观念受到严重冲击，并最终突破“夷夏之防”。这是中国封建文化向近代化过渡的真正思想解放，正如魏源所说，“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对近代中国有深远影响。

首先受魏源“师长”思想影响的是洋务派。魏源的学习外国先进军事技术和养兵练兵之法，建立自己的国防工业和近代化军队，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国民族工业，都直接被洋务派所接受。洋务派的重要代表左宗棠，曾应魏源族孙邀请为重刻《海国图志》作序，他认为自己“设局制造”就是继承魏源遗愿，“此魏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洋务运动后期的代表人物张之洞称魏源为“豪杰之士”，他在《劝学篇》中说，“近人邵阳魏源，于道光之季，译外国各书各新闻为《海国图志》，是为中国之西政之始。”

其次维新派也受魏源思想的影响，早期维新派冯桂芬，不仅研读过《海国图志》还对其中的地理资料提出订正意见，他的著作大量吸收魏源的观点，王韬也是。另一维新运动领袖梁启超把魏源的“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概括为“三大主义”，认为“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尤未脱离净尽”。他们提出君主立宪思想是对“师夷”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是中国近代化的新阶段。

魏源向西方学习的先进思想，在国外也产生重大作用。《海国图志》在1850年以后先后传入德国、英国和日本等国，日本于1854年将该书中的《筹海篇》和《墨利加篇》首次公开发行，其后翻刻成风，到1856年已有各种版本22种，《海国图志》成为追求海外知识的日本进步人士的必读书籍。明治维新的先驱者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桥本左内、横井小楠等无不竞相捧读。《海国图志》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帮助他们树立了新的对外观念，对开拓民智、倒幕维新起了思想启迪作用。

但魏源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有明显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局限性。仍然没有摆脱封建传统观念地羁绊，也没有动摇对传统观念的信仰，比如“天朝大国”观念的影响，在《海国图志》中多处违背客观地理实际，力求证明中国处于各国之上，他认为中国“生齿之繁”，“天时之适中，均为世界之冠”，为“东方之主”。他还认为，世界文明创自亚洲，创自中国，然后“流被于欧罗巴”。另外，他虽然在《海国图志》中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新知识，承认西方有优长，但他只主张学习西方的“长技”，他的“师长”主张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毕竟他主张的向西方学习，是在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之基础之上的。

今天，我们分析魏源向西方学习的思想，给我们许多启示，以史为鉴，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闭关锁国，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魏源向西方学习是和抵御外国侵略结合在一起的，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现在搞对外开放，必须严防崇洋媚外，要把民族、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位，在这一方面，尤其需对青年一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