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边疆史地之学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范畴，它的出现有其历史的渊源，这可以追溯到清初顾炎武、顾祖禹等以经世为目的的地理学研究以及后来乾嘉学者的对古地理的考证；清朝中叶用兵西陲和疆域版图的扩大也为边疆史地研究创造了条件；好学深思之士的亲历边地则为其发端。而在19世纪中尤其是鸦片战争前后盛极一时，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当时部分有正义感的地主官僚、知识分子有着严重的危机感、关心现实问题和边疆局势，为御侮图强、筹边谋防而献计献策，像祁韵士、徐松、龚自珍、魏源、沈垚、张穆、何秋涛等当时都以讲求边疆史地学而闻名，使边疆史地学成为晚清有一定声势和影响的学术派别。魏源是当时经世之风的积极倡导者，他将经世精神倾注于史学研究之中，主张“史”与“治”相结合、史学研究实践和著述应为社会现实服务，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借鉴和指导，他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就是这种经世史学的重要体现。鸦片战争的惨败和屈辱条约的签订，使魏源感到无比忧愤，忾然触胸中所积，于是搜罗各种史料，“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才风俗进退之本末”，写成《圣武记》十四卷，又在林则徐所译《四洲志》基础上纂成《海国图志》一百卷，晚岁精力复萃于《元史新编》一书，此三者都为救亡图存、抗敌御侮而作，带有很强的经世目的，同时也可说是他在边疆史地研究上的结晶。魏源有关边疆史地的研究概括起来有：（1）有关边疆历史地理沿革的考辨。（2）对边疆民族关系的认识。（3）关于边疆的开发和建设的设想。（4）有关海疆防卫问题的探索。本文主要就魏源有关边疆历史地理沿革方面的贡献稍作阐述。

一、《元史新编》在边疆史地研究方面的贡献

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和盲目虚骄，当时所谓士大夫不仅世界知识缺乏、未睹嬴环之大，甚至连自己的边疆塞防也缺乏必要的了解和重视，因此魏源特别致力于本国边疆地区的山川阨塞、地利情势、沿革掌故的考辨，以服务于现实的需要。魏源对于西北边疆地理沿革的考辨是与元史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的。因此：（1）“元代西域远徼皆西北接鄂罗斯，西南连五印度，与今西洋夷接壤”，研究它对于了解这些地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2）元代疆域版图之广大，亘古所无，宣扬其盖世武功可以激励清朝统治者提高自信心，整饬边防抵御外侮。（3）旧《元史》芜蔓疏陋，于元西北疆域版图尤其模糊不清，如能将其清厘出来，对于了解北部边疆用兵地形，提供经营北边的经验大有裨益。因此，魏源有意识地利用国外的史料来研究元代的历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其实魏源在编撰《海国图志》时就已涉足元史，他说：“源治《海国图志》牵涉《元史》，辄苦迷津，爰取《元秘史》、《蒙古源流》及邱处机、刘郁之书，参以列代西域传记、图理琛《异域录》、钩稽，旁证侧出，遂成一图四考”。（“一图”即《元代西北疆域沿革图》，“四考”即《元代征西域考》两篇及《元代北方疆域考》两篇）。后来，魏源又从英国人手中得到了有关五印度、俄罗斯元裔之始末等史料，又数年旁搜《四库全书》中元代文集数百种及《元秘史》、《元典章》、元文类诸书，乃以邵远平《元史类编》为蓝本，“增益于钱、汪诸氏之考订、徐松之绪论，就《元史》删其繁芜、补其缺漏、订其谬误”，成《元史新编》一书。

魏源指出，元代疆域虽远过汉唐，但旧《元史》于世祖以前四朝本纪及开国功臣列传太过疏陋，“开国所平漠北、西域数十部，地方数万里，旧史并无一传”，其《地理志》末仅附录西北地名两页；而《元经世大典》对于西北藩封之疆域、录籍兵马，也仅“虚列篇名”，《元一统志》则仅载内地各行省，而藩封及漠北、辽东、西域皆不详，致使一代数万里之疆域版图如坠云雾，等诸乌有。即使是后来有志于对旧《元史》纠弊、补修者，也罕有涉足于其塞外舆地的，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汪辉祖《元史本证》于塞外舆地着力亦不甚深，徐松对于舆地，号称专门绝学，但他“所为《元史》西北地理附注及诸王世系表亦未卒业”。因此蒙元一代漠北西域之疆域版图，实直至魏源始稍得明晰。魏源的工作突出表现在：（1）补充了元世祖以前缺略的太祖、太宗、宪宗三朝本纪，充实其内容。（2）补充了一些开国功臣列传，如开国四杰中之博尔忽、赤老温等，至于其他各传如“开国四先锋二部长”，“誓浑河功臣”等，或增补或汰冗，无不一一予以厘正。（3）新增《太祖平服各国传》、《太宗、宪宗两朝平服各国传》详开国平服各国事，与所补三朝本纪及有关传记为表里，参伍互证。（4）增《中统以后屡朝平服叛藩传》记中叶东藩与北藩，以明当时东部和北部边域情形，详当时边徼尾大不掉之势。通过以上这些新增的本纪和列传，蒙元从初起至中叶以后在漠北和西域的历次军事行动如指诸掌，而这些边疆地区的道里山川、风土人情亦于文中反映出来了。（5）补阿母河、和林、辽阳三行省地志。魏源在《凡例》中说：“《地理志》于上都路则证以王恽、□□、周伯琦《纪程》；和林行中书省则证以欧阳原功《高昌契氏家传》、张德辉《和林边堠纪程》；葱岭以西阿母河行中书省则证以耶律楚材《西录》、乌古伦《北使记》、刘郁《西使记》、长春真人《西记》，更加《海国图志》所载英夷印度之事，而西北舆地颇如指掌。”然而，遗憾的是此部分原稿今竟散佚。不过，由《凡例》尚可窥见其梗概，可知其搜讨之勤、胜于旧史，必定卓然可观。经过他的一番努力，“俾穷荒绝域，数百年如堕云雾者豁然者得睹，其方位虽间有疏略，而其高瞻远瞩，辟榛莽而启津途，足以补《禹贡》之缺、步章亥所未穷已”。这应该是他对元史的卓越贡献，也是他在边疆史地研究上的突出成就，对晚清学者有关西北地理和元史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二、魏源对中俄关系和俄罗斯问题的研究

清代，举凡东北老林古靺鞨旧地，漠北蒙古、西北准噶尔、回疆悉皆内属，俄罗斯成了与中国北部直接接壤之邻国。然而，在魏源之前各家之记叙俄罗斯者如艾儒略《职方外记》、张鹏翮《漠北日记》、图理琛《异域录》、方式济《龙沙纪略》、松筠《绥服纪略》、俞正燮《癸巳类稿》等均过于零碎且多舛误，近代综合各书对俄罗斯事详加考证、进行系统之研究则自魏源始，我们只需翻开《海国图志》和《圣武记》一望便知。

魏源撰《海国图志》中有《北洋俄罗斯志》，裒辑《俄罗斯国总记》、《西域闻见录》诸书，于《俄罗斯沿革》末附《元代北方疆域考》两篇（即考元代俄罗斯境，为其一精心结撰之作）。道光二十年魏源第一次修订《圣武记》时即将重点放在论述新疆和俄罗斯问题上；道光二十六年再次修订时，对有关新疆各篇和俄罗斯篇又进行了增订，卷六《国朝俄罗斯盟聘记》采集康熙、乾隆以来中俄交涉事迹对中俄关系史事进行了系统的整理。

俄罗斯自清立国之始即在我国北部觊觎不已，魏源在《盟聘记》中写道：“当明末季，我大清方定黑龙江索伦、达瑚拉及使犬使鹿各部，东北际海；而俄罗斯东部曰罗刹者，亦逾外兴安岭侵逼黑龙江北岸之雅克萨、尼布楚二地，树木城居之，两师相值各罢兵，既又南向侵掠布拉特乌梁海，夺四佐领”。后遇到了中国军民的坚决还击，雅克萨之战、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其侵略势头受到遏抑。继而复于未定界之北部喀尔喀北境肆行侵吞，终因恰克图议界而止。在《俄罗斯附记》中，魏源又谈到俄罗斯与英国在中亚的扩张：“及乾隆、嘉庆以来，俄罗斯兵由黄海攻服里海各部，又日沿里海南侵；而英吉利亦吞并温都斯坦，溯印度河北上，于是葱岭以西除布尔哈、爱乌罕数大国外，凡近里海之游牧回部号鞑鞑里者，皆并于俄罗斯，凡夹印度河及南洋之城郭回部半属于英吉利矣。”鸦片战争中，中国惨败于英国，俄罗斯亦蠢蠢欲动，魏源虽把英国列为头号敌人，对俄罗斯没有那么多敌意，存在以俄制英的幻想，但对俄罗斯的潜在威胁是预见到了的，他将《圣武记》记叙重点放在与俄密迩的北部边疆就是这个道理。他迫切地想要唤起人们对此问题的关注、增进人们对这一地区的了解，整饬边防，严阵以待。

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暴露出清朝边防的严重危机，拿北部边疆而言，当局对中俄边界的一些具体情形并不十分清楚，历史文献也缺乏明确的记载，许多地区实际上是处于不设防状态，这将给外敌以可乘之机，比如说，与俄接界的东海诸部，自清开国初即已经内属，是祖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也是吉林东部的屏障，因仅设姓长乡长未立专官，是故事迹不彰，赵翼撰《皇朝武功纪盛》“自康熙中讨三藩之役以后悉有述略，而东海之事阙载”，像《一统志》、《皇清通典·边防门》、《盛京通志》、《八旗通志》、《会典》诸大型志书也概付之阙如。故魏源沉痛地指出：“动称国初声教逮于使犬、使鹿，而地在何方？人为何等，茫如绝域。”因此他在修《圣武记》时于《开国龙兴记一》对东北诸部详论及之，搜罗各家撰述，对东海使鹿、使犬、鱼皮各种落之习俗、里至、物产及中央之关系无不详加考究，意在唤起人们对这些地区的重视，也为后之筹边者取鉴。

魏源对北部边疆和俄罗斯问题的开创性研究工作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俄罗斯侵略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起这一问题。后来何秋涛著《朔方备乘》以北徼与俄罗斯关联者为范围，对北部边疆和中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记叙和考证，较之魏源便有了深入。如前面所述东海诸部事，魏源《圣武记》尚止限于附记，而在何秋涛《朔方备乘》中已有《东海诸部内属述略》的专记了。然而，我们只要将两书对校，就会发现何氏受魏源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三、魏源关于边疆地理沿革研究的几点看法

魏源在研究边疆史地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他也很注意对这方面研究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官修志书记叙边疆史地时，要严格类例，杜绝“两不收”情况的发生。魏源指出：“官书之患，莫患于两不收”。由于在官书修撰过程中分门各纂，如果缺乏一定的类例，缺乏统一协商，互不相应的话，就有可能发生某些交叉地方“两不管”、“两不收”的情况。作为国家重要典籍文献的志书，旨在为国家制定政策提供依据，为研究者筹边谋防者提供指导，如果出现严重的漏载现象，就不是个小问题。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乾隆中修《一统志》对于作为清代三朝北路大军驻军之所的科布多、察罕淖尔、乌里雅苏台三地（雍正中北路大军始驻于科布多，后移于察罕淖尔，乾隆中又移于乌里雅苏台）竟一字不及，像这样大型志书对这种“屡朝筑城，屯兵控制西北重地”纰谬如此，不能不说是一个大遗憾。魏源分析原因，认为“盖图伊犁者，既以科布多之东属喀部，非伊犁将军所辖；及图喀部，又以此三地驻官军，非蒙古汗王所辖，故两不收。嘉庆中《会典》虽补科布多及唐努乌梁海图，而于察罕淖尔亦未之及，遂以两朝亲王大将军重兵所在，竟莫知所在”。再如东北濒海诸部，魏源说，《一统志》在“外藩疆域”末曾附言：此诸部是内属，故不列于外藩，那么在东三省的有关部分该有所记载吧，可及至查阅有关文献却又一字不提。这就给后来之研究者、决策者带来很大不便地既不知，也就谈不上重视，如此整饬边防，又何以对付外来入侵？因此官修志书一定要杜绝“两不收”。

2.关于塞外山川地名的音译。塞外山川地名，往往因音译兄弟民族语言，诘屈聱牙，晦涩难懂。魏源觉得只有《大清一统志》体例最善，“如外藩各部山川，皆以汉语大书而蒙古语分注其下”。像“居延山”，下注“蒙古语昆都论”；“狼山”，下注“蒙古名纬农托罗海”，等等，地从主人，名从中国，使人看起来非常方便。但是即使是《一统志》也未能坚持到底，“每部落惟见于前数行，后此则仍用蒙古语大书，并无译义”，这是很可惜的事。魏源认为今人叙外藩事最好能效法这种汉蒙并书的做法。还有，记塞外山川最好能标明“山”、“泊”等字样，使人一目了然，如额尔齐斯河、拜达里克河、噶顺河、乌隆吉河、塔密尔河、博罗塔拉河、噶斯泊、色尔腾泊等，“诸书皆无‘河’字、‘泊’字，则乌知其为地名乎？水名乎？”像阔舍图岭、博克达山、本博图山诸书皆无“山”字、“岭”字，人们又怎么知道它是水名还是山名呢？这些在当时修撰者来说是举手之劳，但却会给后之研究者带来很大的方便，因此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3.地理位置切忌疏阔不详。魏源认为，金石典册之文，“当使后人知地利、知兵法、知贼情”，除了穷荒绝域实在无法详明外，一般都应该交待得具体清楚，不可如同稗官小说一般以幻为奇。举例来说，袁枚记岳钟琪追罗卜藏丹津之役，“言军至一处，但见红柳毵毵，土人曰：此桑骆海也，路且自此穷矣”。魏源对此写法很不满意，他说：“究竟桑骆海在何方？贼酋丹津遁往何地？与官军何路相左？概置不谈，竟若穷荒绝域、茫无边际者。”他批评那些方略、军报、动言遇贼于某村某岗某沟，败分几路窜遁，却不言此村此冈此沟处于哪州哪县，使人一头雾水。他指出：“若不以州县为纲维、山川南北为经纬，但见村、冈、沟、径，纷错驰击，茫然不知方向，不又几同小说乎？”从这里可以看出魏源作为史家所具有的识见和谨严。魏源非常注意研究山川形势走向，其文集中有《释道山三条四列》之类的文章十来篇；他自己撰史，对于那些边疆地望，都交代得十分明晰，如在《圣武记》中对于塞外山川一般都以自注的形式标出，包括本名、异名、译称、里至等，有时也对其战略地位及有关重要特征稍加介绍。如他介绍“雅尔”，自注中说：“雅尔即塔尔巴哈台，在伊犁极北，与哈萨克连界。塔尔巴哈台者，蒙古语，‘多水獭’也，在伊犁东北一千九百里。”再如“博罗塔拉河”，自注云：“博罗塔拉河在伊犁东北三百里，为南北两路会合之区，山川、水草、形势皆胜，故阿逆叛后即踞此地，以号召南北。”其他各地望，大多类此。

4.官书间矛盾当折衷一是。塞外山川地名有同音不同地者，也有因翻译各异而实即同一地方者，错综复杂，各书间记载亦往往相互歧异，使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对于此种情况，魏源认为当广泛征引史料，彼此对校，择善而从。如《盛京通志》与《皇清通考·四裔考》关于《魏书》所载“乌洛侯国”和“于已尼大水”当今到底指东北何处？再如《西域图志》与《外藩王公功绩表传》关于回教在葱岭以东的传播情形也是各不相同。对此，魏源都详加考辨，务求妥当。这种例子很多，这里就不一一细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