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二十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林伯渠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作为林伯渠同志家乡的人民，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怀念这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革命前辈。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林伯渠同志始终站在最前列，经受了历史的严峻考验。他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理想毕生追求，几十年如一日，一贯维护党的正确路线，严于律己，不谋私利，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不愧为共产党人的光辉楷模。
（一）
一八八六年三月二十日，林伯渠同志出生在湖南省临澧县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师家庭。清朝政府的腐败和民族灾难的深重，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有十分强烈的忧国忧民思想。一九○四年春天，他东渡日本，探求救国救民的道理。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很快接受了孙中山先生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使中国富强起来的革命主张，加入了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这一反清秘密团体，踏上了拯救民族危亡的漫长征途。
林伯渠同志加入同盟会以后，先后回湖南和东北等地从事联络会党、绿林豪杰和运动新军的工作，参加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历次革命斗争。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以后，他又积极地参加了湖南讨袁护国之役，失败后亡命日本。在革命的低潮中，他毫不气馁，毅然追随孙中山先生左右，积极进行革命活动。
旧民主主义革命，一次一次地遭到挫折和失败，反动势力依然此起彼伏地统治着中国，政局的澄清遥遥无期。出路在哪里？他陷入迷惘之中。就在这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中国。他在挚友李大钊同志的帮助下，很快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五四运动的爆发，促使他认识到了人民力量的伟大，“知道了劳苦大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知道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墓本动力”。一九二一年一月，他由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从而完成了由一个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飞跃。从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林伯渠先后任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农民部长，在帮助孙中山先生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农民部长、全国农民运动委员会主席。一九二五年八月廖仲恺遇刺后，递补为中央执委常委。他为推动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全国农民运动的高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他坚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正确立场，毫不犹豫地与国民党决裂，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并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财经委员会主席。
大革命失败后，一九二八年，他奉命前往莫斯科学习，一九三二年底回国。次年三月进入江西苏区，先后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和财政部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力排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组织苏区人民发展生产，实行没收征发和开展对白区贸易，以其卓越的理财能力，保证了前方的物资供给，有力地支援了红军的反“围剿”斗争。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担任了红一方面军役收征发委员会主任和红军总供给部长。行军途中，他一手提着马灯，一手拄着拐杖，以年近半百之躯，一边随军艰苦跋涉，一边为部队筹粮筹款。
在后来的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艰苦岁月里，林伯渠同志也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艰苦奋斗，勇往直前，不怕任何困难，不计个人安危，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高尚品质。
（二）
在林伯渠同志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担任过党务和政权建设工作，还较长时间地负责过财政工作。无论是在哪个工作岗位上，他从来都是严于律己，不谋私利，认真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爱戴。
早在民国初年，林伯渠同志曾一度担任过湖南省财政厅长。时逢母亲寿辰，他仅以两匹平江青布相赠。离任时，他将款项一一封存，两袖清风，分文不取，一时在湖南传为美谈。
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以及红军初到陕北时期，林伯渠同志都是负责财政经济工作和部队、机关的供给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尽管条件极其困难，经过林伯渠同志手的教项和物资，也并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但他公私分明，一尘不染，不搞任何特殊。
在艰苦的窑洞岁月，为了克服日伪军“扫荡”和国民党派的封锁给根据地造成的严重物资困难，他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一面带领边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面身体力行，带头增产节约。一九四四年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曾为自己订立了一份生产节约计划，并身体力行。作为边区党的高级干部，公家曾给他配了一辆小汽车，他尽管年岁已高，却很少乘坐，经常骑着毛驴下乡。一有空闲，就割草、锄地，参加生产劳动。他穿的衣服，总是补丁加补丁，晚上睡觉，连枕头也没有，把棉衣脱下来一卷就当枕头，甚至腰间用的裤带，还是一根麻绳。
在出任中共中央驻陕党代表、领导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工作期间，按照规定，他每月有五元钱的津贴费，可是每次他只是签个字，就让会计室把钱转到救亡室，用这些钱为同志们购买书籍和文化用品。因为他身材高大，公家发的军被，他盖上老是短一截，冬天为了脚不伸出被外，每晚睡觉前总是用麻绳将被头捆起来。就这样他在西安“八办”那间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度过了几个严寒酷署。
抗日战争时期，林伯渠同志领导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在党中央的直接指挥下，努力贯彻“三三制”的政权方针，广泛团结民主人士，为建立民主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在边区努力发展军事、经济、教育、卫生、新闻、文艺等事业，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了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全国抗日战争的总后方。正如吴玉章同志所评价的那样：“抗战中心陕甘宁，建设辉煌薄海钦。领导全凭毛主席，伯渠协力有殊勋。”然而，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林伯渠同志并没有满足，而是对边区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作了全面的、虚心的检讨。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林伯渠同志先后作了多次发言，在检查政权工作时，他针对部分党员存在着严重的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等错误，摆了大量现象，并对产生的根源作了深刻剖析。他指出，一些同志在政权工作中强调形式，忽视内容，强调民主，忽视集中，强调团结，忽视必要的斗争和无视边区处在革命战争环境这一根本特点，忽视养活军队、拥护军队的重要性，希望边区关起门来，搞所谓的正规化建设等等错误思想，都是右倾思想的表现。有些同志坚持自己的这些错误，是有意无意地抵制中央与西北局的领导，“这就是政府工作中闹独立性与自由主义的主要根源”。
在检查抗战以来边区财政工作的缺点时，林伯渠认为在思想方面存在着保守观念和教条主义。保守观念表现在单纯地为财政而财政，只看到有限的收入，而不想财政的来源。并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他说：“我过去对财政工作做得不少，在辛亥革命后，办过地方财政，在国民党中央做过财政工作，在南昌暴动时，做过财政工作，在中央苏区，也做过财政工作，老一套很多，这就容易产生保守思想。”“我这种保守的观点，表现出来的就是为财政而财政”，“现在我们的高级干部，财经干部应该懂得，在经济财政上，这种保守的观念，是要不得的，这对于我们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财政是不适合的，我们的财政要从大量的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中来解决。”
我们今天重温林伯渠同志这些肝胆照人的教诲，不仅可以学习到他那宝贵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而且这些教诲对于指导我们今天的工作仍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林伯渠同志始终不渝地坚持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务求尊重客观规律，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长征路上，当部队进入湘桂边境的越城岭山区时，这里山高路陡，人烟稀少，加上桂系军阀胁迫老百姓坚璧清野，使部队的供应越来越困难。为此林伯渠同志常常带领战士们去打土豪。因为这一带多是少数民族居住地区，他便教育战士和干部：“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我们是保卫劳动群众和少数民族的，只能打土豪，不能伤害群众和少数民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一次，他和同志们去筹粮，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那个地方的老百姓把粮食都藏了起来，人也跑光了。他们走了好几个村庄，才发现一户人家草席下藏了两百斤玉米，同志们正要往口袋里装，林伯渠同志却强调一定要弄清物主是谁。如果是地主，我们按政策没收，并将没收委员会的告示放在那里，如果是一般老百姓，则要按市价收购，并说明我们是红军，是帮助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经过调查分析，认定物主是一户中农，大家便按林伯渠同志的指示，把信和钱留下，才将粮食背走。
在领导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期间，林伯渠同志更是经常深入群众，到边区各县调查研究。一九四一年冬天，他虽已年近花甲，仍然冒着严寒飞雪，亲自率领一支二十多人组成的考察团，赴甘泉、富县进行调查研究，连春节也是在基层度过。他这次出巡，事先没有通知县政府。当他们一行突然出现在甘泉县城时，消息马上传开了，老乡们纷纷迎上来，和这位手拉马缰、风尘仆仆的布衣长者谈起家常。林伯渠同志每到一村，总是走家串户，和群众促膝而谈。老百姓也象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向他倾诉衷肠，或向他提出对政府工作的建议，或揭露某些干部以权拘私的事实，甚至连一些家庭纠纷也向他谈起。群众亲切地说：“这才是我们的主席呀，没有一点官架子！”他在这次调查中，了解了不少具体情况，为边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边区广大千部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兴调查之风带了个好头，为即将全面开展的整风运动做了准备。
全国解放后，他仍然保持了这种优良作风。多次到全国各地视察工作，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一九五五年五月下旬到六月初，他回到阔别四十多年的故乡临澧视察，一到县里，便约集了各界人民代表和县、乡干部座谈统购统销、生产、生活和治安等问题。他对家乡群众生产的肥料来源、耕牛情况，以及副业生产、开荒、生产救灾、市场情况等等都详细询问，并且一一记在笔记本上。当他了解到当时在统购统销中临澧也向农民购了过头粮时，非常关注。他向陪同前来的省委书记周里同志指出：湖南在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中提出“多余多购，少余少购，不余不购”的口号压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正确的办法应当是“依率统购，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并指出临澧出现统购任务过大的情况。购了过头粮，不能光责怪县委，省委、地委也有责任。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应承认它、正视它，还要认真解决它，这就叫实事求是。他的这次故乡之行，在家乡人民的心底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一九五九年七月，林伯渠同志参加了党的庐山会议，在政治局会议上，他反复强调应该掌握客观规律，全面执行党的政策，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需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会议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他在发言中，强调与彭德怀同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因而被指责为“同情彭德怀”。当时他的心情十分矛盾，把发言记录改了又改，涂了又涂，最后还是决定不登简报。会议期间，他心事浩茫，有某些事情虽不能直陈其言，但他仍写了不少寓意深刻，充满哲理的诗作，如他在《庐山即景》一诗中写道：
五老峰头气象新，
居高临下一身轻。
空中蝴蝶迷茫梦，
大计熟筹问耦耕。
花木怡然属自我，
阴阳终在影乾坤。
规律客观不可忽，
自有群众作结论。
不难看出诗中鲜明的政治倾向，闪耀着一位忠诚的、正直的革命战士高尚情操的熠熠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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