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林伯渠的友谊，可以说是近代中国进入20世纪后政党政治中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民主主义者并肩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一个典型。

在那灾难深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先后走上了爱国主义的道路，李大钊和林伯渠也不例外，他们为寻求救国之道走到一起，相识、相交，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

林伯渠曾两次赴日。第一次是1904年春东渡日本求学。l905年8月20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不久，经黄兴、宋教仁的介绍，林伯渠加入了同盟会。1906年初，他被东京同盟会总部派往湖南工作，翌年秋前往吉林工作，1911年8月又到上海工作。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惨遭杀害后，林伯渠悲愤至极，坚决支持孙中山武装讨袁。7、8月间，革命党人领导的“二次革命”遭到失败，林伯渠被通辑，只好第二次东渡日本。为了继续革命，1914年7月，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曾被派回国内，到武汉、长沙从事反袁的组织工作，并于年底返回日本。

李大钊，1912年冬在天津经曹百善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党，次年2月担任社会党天津支部干事。8月，社会党领导人陈翼龙因从事反袁起义的准备工作被捕，并惨遭杀害，李大钊也因此受到牵连，在避难期间，李大钊不仅为革命党人“二次革命”的失败而优虑，更为社会党反袁起义的失败而苦闷。为了寻求新的救国道路，他决定到日本去学习，探求革命的真理。1914年l月，他到达日本东京，9月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本科学习。

第二年1月18日旧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李大钊等积极行动起来，四处散发传单，筹备成立留日学生救国组织，共同谋划反袁救国的方策。21日，留日学生2000多人在神田美士代町青年会馆冒雨举行集会，一致决定：（1）电政府力拒日人要求，并请宣布该条约内容；（2）发布印刷物，警告全国父老；（3）自国民立脚点，对于友邦发表国人所持之态度，（4）派遣代表回沪组织暂时机关，联络海内外爱国之士合筹对外方法；（5）筹备全体学生回国之事。李大钊受留日学生总会之托，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在留日学生中引起反响，扬名东瀛。时隔不久，林伯渠和李大钊在东京一见如故，结为知交。共同的志趣，共同的遭遇，共同的革命理想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开诚布公、充满革命激情的交谈，不仅加深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而且在筹划建立反袁组织和进行反袁活动上取得了共识。李大钊十分饮佩林伯渠那种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而林伯渠则羡慕李大钊大文豪的风采。他们相互支持，相互配合，李大钊利用林伯渠等人建立的乙卯学会，积极联络一批志同道合者，于是年冬组建起中华学会。

1915年底和次年初，李大钊和林伯渠的革命友谊不断升华，他们为筹建反袁秘密组织神州学会而同甘共苦、努力工作。据高一涵回忆说：“守常（即李大钊）因帝制发生，因约余与湖南申文龙、云南王九龄等，秘密组织神州学会，作革命机关，一时入会者甚多。”神州学会由中华学会、乙卯学会合并而成，成立于1916年1月，李大钊、林伯渠是重要发起者和组织者，其成员曾合影留念，照片存中国革命博物馆，同年2月5日，神州学会召开第一次例会，100多名会员一致推选李大钊为评议长，林伯渠以及广东留日学生容伯挺等为干事。神州学会“每于星期六讲演一次，并讨论祖国政治及世界大势”。可见，神州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留日学生爱国反袁斗争的进一步深入，也凝聚了李大钊和林伯渠不少精力和心血。为此，他俩特别高兴，结为拜把兄弟，成为在日本时最好的朋友。

1916年3月4日，林伯渠为推动湖南的反袁斗争，启程返湘。4月26日，湖南宜布独立，公推程潜为湖南护国军总司令，林伯渠也被任命为湖南护国军总司令部参议。5月上旬，李大钊也为推动反袁斗争毅然辍学回国，中旬抵达上海。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一片声讨声中病死于北京，由黎元洪代理大总统。10月，李大钊回到北京，多次与友人商讨救亡图存之大计，积极从事改造中国的活动。闲暇之余，他一直想念着在东京结识、正在湖南从事革命活动的挚友林伯渠。

李大钊和林伯渠在日本留学期间，都接触到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他们通过相互交换进步书刊，进行思想交流。这为他们后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为革命携手前进莫定了思想基础。

1917年3月12日，俄国发生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政体。密切关注俄国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李大钊，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后，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连续发表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俄国大革命之影响》、《大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等文章，不仅阐述了俄国二月革命的梗概，而且指出了俄国二月革命对中国及世界政治前途的影响。这表明他在开始重新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把学习目标由日本转向俄国。这一新的觉醒和转变，在当时的中国，李大钊还是第一人。

1917年11月7日，俄国在列宁的领导下，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在北京的李大钊和在湖南的林伯渠，都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兴奋、而思索，并且相互启发，进而从十月革命中看出中国未来的曙光。此时期，密切关注俄国革命的李大钊。不仅四处搜集文献资料，深入地思考着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等问题，还把自己的思考和认识。首先写信告诉林伯渠。1956年10月，林伯渠在写《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一文中就说：“约在1918年3、4月，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详细给我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得到很大的启发。如何联系群众，如何组织军队，在实际生活中有些新的认识。”从林伯渠的回忆来看，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李大钊和林伯渠是站在时代的前列，迎着十月革命的曙光携手前进的革命密友，并且都从激进的民主主义开始向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转变。

1919年，在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爆发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迅速从沉默中警醒，正在他身边工作的林伯渠也深刻思索着这一运动的巨大意义。同年10月，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决心顺应时代前进的潮流。林伯渠在上海继续协助孙中山工作。在此期间，林伯渠陆续看到了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名论文，不断激起他对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思索，并从多年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是救中国的唯一真理。1920年初冬，林伯渠接到李大钊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谈及陈独秀已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共产党组织，他自己和张国焘、邓中夏也在北京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并提议林伯渠去上海会见陈独秀。看完信，林伯渠感到兴奋不已，遂决定尽快去见陈独秀。同年12月，林伯渠来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拜见陈独秀，就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理论等问题交谈。交谈中，林伯渠多次表示了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愿望。1921年1月，他经李大钊、陈独秀的介绍，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从此，林伯渠对共产主义坚贞不渝，为中国革命事业始终不懈地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