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宋庆龄应宋子文之托，安排董健吾前往陕北，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寻求与共产党接触谈判的信息。3月，董健吾从陕北带回中共方面的五项答复条件，由此，中断了近十年的国共两党中枢的直接联系开始得以沟通。宋庆龄以她特殊的身份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为国共两党接触谈判牵线搭桥，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在这一过程中，有一则人们未知的重要情节，即董健吾从陕北带回了林伯渠1936年3月3日写给宋庆龄的一封重要信函。信文如下：
庆龄同志：
不通音问弹指十年，每从报纸得悉言动，知耿耿此心虽海角天涯，而如在一室也。正值红军东进抗日之时，忽奉到先生珍贵慰劳品，万众欣□腾欢，奚啻挟纩，感慰无既（疑为“亟”之误）。九一八事变后，苏维埃政府即宣布对日作战。形格势禁，未遂所怀，不得已绕道二万五千里，访问了瑶、苗、蛮、番藏、回诸民族；凭吊了石达开殉义之遗墟；跨过了亘古不化之雪山和千里无人之草地，达到预定地点，开始直接向日作战这神圣民族革命战争。国魂犹在，华族不亡。革命主张已为全国民众所共识，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及召集抗日救国会议，已得到各方拥护。此因又可为先生告慰者也。
先生自大革命失败后，艰苦奋斗，姜桂之性老而弥辛。痛山河之变色，愤大盗之横行，午夜闻鸡岂能自己。如何而领导民众实现此间提出救亡之组织和纲领，其有赖于大力者正多。
苏区民众和红色战士对先生实抱有无限之敬意也。
我在苏区负财政之责已历四年，虽支出浩繁，限无陨越，只是大战开始，依靠全国民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智识出智识”，举国一致起而救亡，财政上有待各方面之援助，无用（应为“毋庸”）讳言。特寄来抗日基金筹募条例一份，收据一组，望大力为之筹划焉。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对海外华侨宣言，佩仰其历来帮助中国革命之爱国举动。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及全国民族爱国人民，已继承太平天国以来之英勇事业，决心挽救中国于危亡，而致之于富强隆胜之域。革命全国胜利之日，即华侨得到解放之时。一切卖国政府引导华侨于沦亡、于奴隶牛马之政策，均当彻底铲除，而代之以积极保护华侨之政策。在目前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排斥、驱除之侨胞，苏维埃给以托庇的权利，并欢迎华侨资本家到苏区发展工商业。此一政策希详为海外华侨宣布解释。在我们率领广大民众走上神圣民族革命战争之战场时，爱国侨胞必然予以热烈协助也。旌旗在望，握谈有期，书不尽言，敬候明教。
民族革命的敬礼
三月三日于
抗日后方瓦市
读毕这封林伯渠热情洋溢的信，使我们深感中国共产党与宋庆龄之间久已存在的亲密关系。
林伯渠在信中赞扬的文字，正是对此最好的写照。这是发自内心的感谢，而不仅仅是礼节性的言辞。当在陕北的我党后方领导人收到宋庆龄的慰问药品后，特意在给东征前线领导人的电报中报告了此事，而林伯渠专门写信赞扬、感谢宋庆龄，这种通过文字集中表达情感的方式，在中国共产党与宋庆龄亲密关系史上，属于较早的一次，是十分珍贵和重要的。
在信中，林伯渠还以充满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笔触，向宋庆龄讲述了红军长征的英雄壮举，文字虽短但高度概括，读后顿能使人对红军将士在艰苦历程中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产生由衷的无限敬意。林伯渠在信中还着重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政策，在表明对苏区发展经济高度重视的同时，特别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对待华侨包括华侨工商业者的政策，指出苏维埃革命“全国胜利之口，即华侨得解放之时”，希望和“欢迎华侨资本家到苏区发展工商业”。为此林伯渠在信中给宋庆龄“布置”了具体的工作：“特寄来抗日基金筹募条例一份，收据一组，望大力为之筹划焉”，而这也是目前人们尚未了解的一个重要情节。那么宋庆龄在收到林伯渠的信后，又如何反响呢？
在抗日战争艰苦岁月中，宋庆龄通过她发起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眼”，一方面向海外华侨和世界同情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人士募集医药和各种物资；一方面向全世界宣传抗日运动，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妥协投降、对内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为了阻止国民党扣押募集的物资，她常以“孙夫人”名义亲自在寄送的物品上签字。当时，很多珍贵的药品和医疗器材就是这样运送到内地的。宋庆龄自己也节衣缩食，并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支持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在宋庆龄的大力号召和影响下，华侨在国外各地组织救国救乡的团体，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进行大规模的爱国宣传和募捐活动，以大量财力、物力支援祖国抗日斗争。许多华侨青年不顾困难，不怕牺牲，毅然归国参加抗战，有的奔赴延安，有的直接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等抗日队伍，许多人为保卫祖国英勇捐躯。当年林伯渠的这封回信写就之后，按照我党早已形成的文电保存制度，当即被誊抄出副本，在整理年度文稿时，该信副本被收录到《西安事变前外交信底》中（虽然副本中的个别之处出现遗漏和笔误，但并无大碍）。该信现由中央档案馆保存。不过在以往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从未涉及到曾有这样一封重要信函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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