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和魏源同是出生在湖南的著名思想家，先后相隔160多年。他们的经济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将他们的经济思想作比较性研究对今天仍然具有借鉴作用。

本文拟从王船山与魏源的富民思想、商业思想和货币思想三个方面的差异与相同之处进行探讨。

关于富民思想

王船山和魏源都主张藏富于民，认为老百姓富裕了，国家才有实力才能够抵御侵略和各种灾害的袭击，保证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王船山说：“金粟之裕于民，厚生利用并行，而民乃以存。”他多次强调要“开民之利，劝之以耕，使裕于养”，以达到“裕国而富民”，“恒蓄有余以待天下”，如果“国有余威，民有余情。府有余才，兵有余力，叛者有余畏，顺者有余安”，那样就能立于不败之地。魏源也极力主张富民政策。他说：“使人不敢顾家业则国必亡。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叶而培其本根；不善赋者，壁则剪韭乎？日剪一畦，不罄不止。”“故土无富户则国贫，土无中户则国危，至下户流亡而国非其国矣。”老百姓富裕是国家富裕强盛的基础。为了能够达到让老百姓富裕的目的，王船山和魏源都要求封建朝廷减轻赋税，宽以养民，反映了他们以民为本的思想倾向，但是他们的要求显然是不现实的。

通过什么途径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呢？王船山和魏源的意见却不同。王船山重“本富”，即主张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和棉花生产让老百姓走上富裕之路，他说：“以治民之制言之，民之生也，莫重于粟，故劝相其民以务本而遂其生，莫重于农。”进行农业生产的基础是土地，没有土地就无法进行农业生产。为此，王船山坚决反对豪强地主大肆兼并土地，要求封建统治者“给土地以营农”，对广大农民要“躬劝农桑”。在王船山看来，老百姓是渴望得到土地的，鼓励老百姓开垦荒地，是扩大耕地面积，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途径。他说：“田芜而思垦之，民之不能一夕安寝而忘焉者，而特力不足耳。”“必欲劝之垦也”，否则“田终以芜，国终以贫”。凡是有利于发展农业的办法王船山都加以肯定和推崇，他称赞王安石的青苗法是“利民之善术”。总之，王船山承袭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崇本重农”思想，依靠发展农业生产增强民力和国力是他富民思想的核心内容。

和王船山不同，魏源注重“末富”，即提倡弃农经商富裕起来。他指出：“天下有本富和末富，其别在有田无田”，所谓无田之富民，是指那些离开土地从事商业活动的人。魏源说：“无田富民逐什一之利，转贩四方，无赋敛徭役，无官吏挟制，即有与民争利之桑孔。能分其利而不能破其家也。”这些人的处境要比有田富民好一些。而那些“有田富民者，岁输租税，供徭役，事事受制于宜，一遇饥荒，束手待尽”，相比之下，当“无田富民”优于当“有田富民”，言下之意，魏源在这里实际上是提倡做  “无田富民”，即通过弃农经商之路藏富于民。魏源之所以主张“末富”，是因为他看到了封建社会里，土地由少数封建地主占有的状况是无法改变的，要想依赖经营土地为主的农业生产使老百姓富裕起来是不可能的。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经商的优越性日益显露出来，魏源看到这一点，因此他要求人们把主要精力从单纯的农耕经济中转移出来。魏源的思想表明他能够适应资本主义萌芽滋长的需要，敢于冲破以农为本的传统经济思想的樊篱，实现重大的突破。

关于商业思想

王船山和魏源都看到商业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作用，主张发展商业，方便群众，繁荣经济，增加国家财政实力。王船山说：“故大贾富民，国之司命也”，商业可以起到“通天下货贿”、“通贫弱之有无”的作用。他还认为，发展商业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金钱者，尤百货之母，国之贫穷所司也，物滞于内，则金钱拒于外，国虽有余者，不适于用，其困也必也”。因此，他主张“夫四海之内，有分土无分民，商旅行焉以通天下货贿，无可用关也”。王船山的看法不仅要发展国内贸易，还要开展对外贸易，不要设关立卡，制造障碍。他对高勗劝杨行密通商邻道予以充分肯定，说这是“利于国惠于民”之举，“善谋国者，何惮而不为也”！魏源则明确地提出“缓本急标”的商业思想。他说：“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又先于食”，魏源的意思是发展商业要先于发展农业。他认为发展商业能够改变封建社会陈旧落后的经济结构，倾进生产力的发展。用商品经济的规律指导经营土地，土地就能带来更大的利润，他看到江苏一带农民把稻田改作花田，种植花卉苗木盈利后，非常感兴趣，赋词称道：“稻田贱价无人买，改作花田利翻倍”，充分说明魏源思想中已经具有了商品经济的价值观。

但是在对商业和商人重要作用认识的深度上，在发展商业和重视商人的一贯性方面，王船山和魏源存在着差别。王船山在肯定商业和商人的同时，又指责和抨击商业和商人，表现了一种矛盾的状态，他说：“生民者农而戕民者贾”，“商贾者，于小人之类为巧。而蔑人之性、贼人之生者为已亟者”。在王船山眼里，商人简直是一群败坏人性，掠夺财物的小人。为此，他主张“商贾者，王者之所必抑”。“惩墨吏，纾富民”。不难看出，王船山把那些豪商巨富与贪官污吏勾结起来大肆侵吞百姓利益的罪行同商人的正当赚钱谋利混淆起来了，表现了对商业和商人动摇保守的态度。魏源对发展商业的态度是坚定而明确的，对商人作用予以充分的重视。他十分注重商品经济的发展，在陶澍幕中，在参与具体的经济改革事务中，魏源总是把商民的利益放在重要地位，极力利用商品经济的手段去解决清朝政权棘手的漕粮运输，盐政积弊问题。他制定的漕粮海运方案具体内容就是借商道为运道，雇商人为运丁，道不待访，舟不待造、人不待募，费不别筹，利国计，利民生，利海商。这项既科学又可行的经济改革方案在道光皇帝的支持下获得了成功，表现了魏源已经学会从经济利益的深度上分析问题，以经济利益为标准制定改革方案，能够利用商民的力量为国计民生服务。

鸦片战争失败后，魏源还认识到英国致富的原因在于发展商业，并且用军事力量作为经商的后盾。因此魏源要求中国也要学习英国的做法“缓本急标”，发展对外贸易，以商富国，以富强兵。虽然在这方面魏源的思想还比较肤浅，但是对后来的王韬、郑观应的重商论具有启发作用。魏源在商业方面的思想，已开始具有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色彩。

关于货币思想

王船山和魏源都认为货币对商品流通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坚持货币金属主义，反对使用纸币、主张货币管理垄断论。王船山说：“天下交相灌输而后生人之用全，立国之备裕。”他认为以货币代替实物交换“故民之所趋，国之所制。以金为钱为百物之母而权其子。事虽异古，而圣王复起不能易矣。”王船山深刻地揭露了纸币的危害：“交子之制，何也为哉，有楮有墨，皆可造矣，造之皆可成矣；用之数，则速裂矣；藏之久，则改制矣，以方尺之纸，被以钱布之名，轻重唯其所命而无等，则官以之愚商，商以之愚民，交相愚于无实之虚名，而导天下以作伪”。使用纸币“笼百物以府利于上，或废或兴，或兑或改，千金之资，一旦而均于粪土”。王船山的意见是纸币千万不能“行于天下”。在货币的铸造管理上，王船山认为中央应该实行垄断，不应允许私人铸造钱币。他在评论汉文帝废盗铸钱令这一事件时，认为文帝这一做法是不对的，只会造成“奸富者益以富，朴贫者益以贫”的后果。

魏源是一个十足的货币论者。他对货币作用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他说：“货币者，圣人所以权衡万物之径重，而时为之制，夫岂无法以驭之？”他还说：“然必皆五行百产之精华，山川阴阳之炉鞴，决非易朽易伪之物，所能刑驱而势迫。”魏源不仅看到货币是商品交换中不可缺少的价值尺度，金属货币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而且认为钱币的管理必须纳入法律的轨道。钱币的铸造权归中央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说：“自乾隆平定新疆、西藏后，命于天山南北各城设局鼓铸普尔钱，文日‘乾隆通宝’，皆镌地名用国书回字矣。又命驻藏大臣监造大小银钱，面文‘乾隆宝藏’汉字，背用唐古特字，并于边廓铸造年份，廓尔咯之武矣。是皆以天朝货币，而仿外夷之式。”魏源也不同意使用纸币，他详细地揭露了使用纸币的危害性：“唐之飞钱，宋之交会，皆以官钱为本，做商民得操券以取货，特以轻易重，以母权子”，“至蔡京改行钞法，则无复官钱，而且用空楮，以百十钱之楮，而易人千万钱之物，是犹无田无宅之契，无主之券，无盐之引，无钱之票，不堪复瓿，而以居奇”。“如欲复行，窃恐造之劳，用之滞，敝之速，伪之多，盗之易，禁之难，犯之众，勒之苦，抑钱而钱壅于货，抑银而银尽归夷，有十不便而无一便矣。”纸币是万万复行不得的。

在货币问题上，王船山和魏源的意见也是有差别的，表现在：

（1）王船山一方面重视货币，另一方面，又仍然重谷物，而且在处理物与钱的关系上，他的看法是应做到“重农而农益轻，贵粟而金盗贵”，王船山的这种看法是他一贯坚持的重农主义思想反映。而魏源坚持的是货币财富论。在魏源心中，金钱就是财富，国家拥有大量金钱，是富有强盛的标志。所以他强烈要求清朝政府要千方百计积累财富，增强国民经济实力。

（2）在金属货币的选择上，王船山坚持以铜为货币材料，不同意以银为币。他认为钱币存在着严重的弊端。“钱较粟帛而赍之轻矢，藏之约矣，银较钱而更轻更约矣”容易造成官吏的贪污中饱。而且银子比一般的铜钱价值更高，更便于携带和贮存，也就容易被强盗抢劫，“银之流行，污吏箕敛，大污昼攫之尤利也，为毒于天下，岂不烈哉？”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是“杜塞其采炼之源”，以致达到“墨吏有所止而盗贼可以戢”的目的。不难看出，王船山把以银为币造成的诸多社会问题说成是银币本身的问题，说明他对待银币使用的积极作用是估计不足的。和王船山相反，魏源则坚决主张实行以银为币的货币改革。随着鸦片贸易的扩大和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在中国的倾销，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国内银荒日益严重，银钱比值直线上升，铜钱几乎贬值一半，这样不仅造成国家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而且严重的妨碍商品经济的发展。面对严峻的经济局势，魏源在提出币制改革的同时，同时提出开采银矿和发展银币的经济主张。他说：“食源莫如屯垦，货源莫如采金与更币”，“皆因天地自然之珍，为国家不竭之府。”

（3）在外贸问题上，王船山认为开展对外贸易于国有利，他甚至主张对敌国也要互通有无，应“通市以无所隐，而视……敌国之财皆吾财也。”说明了王船山对商业作用的认识不只局限于国内，而放眼于国外。但是如何发展对外贸易，王船山则基本上没有论及。魏源在看到英国等帝国主义利用鸦片大肆对我国进行经济掠夺后非常痛心，他严肃地指出：“鸦片耗中国之精华，岁千亿计，此漏不塞，虽万物千金，阴阳为炭，不能供尾闾之壑。”因此，他坚决主张“塞患以兴利”，坚决禁烟，杜绝白银外流，同时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在《筹海篇》中，他详细地计算了中英于1837年在广东贸易的顺逆帐，如何变逆差为顺差。在《道光洋舰抚征记》中，他认为道光皇帝下令停止贸易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力主变贸易逆差为顺差。魏源视金银货币为财富的思想，不仅表现了魏源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反映了他的经济思想已具有现代意义。

王船山和魏源的经济思想之所以存在着差别，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

王船山出生长于明末清初。这时候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开始瓦解。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的革命风暴推毁了明王朝的统治，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弊端明显的暴露出来。一些地主阶级的改革派，要求调整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以重振封建盛世。同时在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母体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开始萌芽，以工商业者组成的市民阶层开始出现，他们要求对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改革，发展工商业，维持自己的经济利益，为自己的成长壮大开辟道路，王船山作为地主阶级的改革家既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要求，又反映了正在成长的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这就决定了王船山的经济思想具有积极、进步的一面。但是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毕竟根深蒂固，以儒学为正统思想的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仍然有力量，同时市民阶层尤其是它的上层即大贾富商，在发展过程中，财势日益增大，直接冲击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顽固堡垒，直接威胁地主阶级的利益，而且首先威胁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王船山作为中小地主阶级的代言人，自然会要求“崇本抑末”，使其经济思想表现出保守落后的一面。魏源处于中国封建社会逐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国内的传播和运用，我国资产阶级的前身开始出现。同时，这时出现了中西两种文化交流碰撞的局面，古老的生活方式和儒家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面临严重的挑战。魏源作为地主阶级的改革派和近代启蒙思想家顺应了时代的需要，他的经济思想代表了在中国封建经济的土壤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滋长的外国商品倾销刺激，国内商业资本力量开始壮大而提出的要求，魏源不自觉地充当了这股新兴的经济势力的代言人，也就是说魏源经济思想是近代思想启蒙的曙光中最耀眼的光芒。

王船山在早年领导抗清复明的农民起义失败后，就开始隐居湖南省衡阳县石船山潜心研究，著书立说。当时衡阳的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王船山早年到过两广、两湖、江西等地，目睹了这些地方兴起的手工业和外贸商埠。这种现实必然反映到王船山思想中，使他的思想具有积极、进步的性质。尽管如此，王船山毕竟大半辈子生活在穷乡僻壤之中，长期接触的是农业和农民，加之那时交通落后，通讯困难，难免使他消息闭塞，孤陋寡闻，凡此原因都限制了王船山的思想视野。同时由于王船山从小接受的儒家传统思想的教育，这些都决定了王船山难以冲破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使其思想保留着保守落后成份。魏源19岁就来到长沙岳麓书院作拔贡前的学习准备，在此学习十个月，深受湖湘学派独特风格的熏陶和影响，使他在师友交往和学习风格形成两个方面受到重大影响。第二年春天他进京赶考，在北京居住了三年，这时期在天理教农民起义的打击下，从皇宫中吹出一股“行实政”的新风，要求变法图强，经世致用，魏源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来到各种思想汇集的京城，结交了以林则徐、龚自珍为代表的一批具有新兴思想的师友、参加了各种社交活动，开阔了眼界，增强了见识，使他的政治学习生命产生了重大的转折。1820年在三上京城赶考落榜的情况下，他从邵阳出发，携母亲和全家人去江苏父亲任所，一直住在那里。江浙沿海地区商品经济比内地发达，从外国传的新思想、新技术比内地接受运用要早，这些不能不影响魏源的思想，促使他思想的飞跃和突破。

王船山对于清军入关，明朝灭亡痛心疾首，他与清王朝不共戴天，一直没有在清朝做过官。不在其位，难谋其政。“六经责我开生面”，他的思想见解往往从研究古籍而阐述，是从总结历代王朝失败灭亡的经验教训而提出。因此他研究问题侧重于历史的反思和总结。也就是说现实并不迫使和要求他去直接解决亟待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这种政治地位必然限制了他的思想的开拓性。魏源从1825年至1839年，先后在贺长龄、陶澍幕中度过了十四年之久的幕府生涯，直接参与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决策，经历了重大的经济变革事件，制定和设计了不少重要的经济改革方案。这种身临其境的活动迫使魏源不得不费尽心思去寻找治国良方，探索着解决棘手的社会经济难题，这样就为他思想中的创造性、开拓性提供了机会和条件。魏源的诸多积极进步的思想往往就是重大经济改革活动的思想准备和实践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