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年，百卷本《海国图志》终在扬州杀青付梓，刊刻行世。这部在中国近代史乃至亚洲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著述虽然由魏源署名，却凝聚着林则徐的心血，可以说两人同为它的编著者。

一、魏源、林则徐合作的思想基础

魏源（1794—1857）是湖南邵阳人，原名远达，字默深，自幼好读经史。他于1814年与龚自珍（1792—1841）相识，1822年与林则徐（1785—1850）订交，地点均在北京。1830年5月，林则徐为亡父守孝期满，抵京候补，在北京停留了三个多月，得以与以内阁中书舍人候补的魏源深入探讨时务，因此过从甚密。时龚自珍亦在礼部任职。魏、龚都以主张通经致用，反对脱离实际的烦琐考据（汉学）及空谈心性的宋明理学名噪京师，正当风华正茂之际。他俩与亦提倡经世致用之学的林则徐一拍即合。三人从此结为至交。

1832年，魏源入两江总督陶澍幕府。6月，林则徐由河东河道总督调任江苏巡抚，由于他也大力支持陶澍在淮北推行的盐法改革，因之对帮助陶澍筹划改革的魏源更为赞赏。魏源时定居江宁（今南京）乌龙潭。林则徐从苏州每到江宁，都爱去请他商议时政。1834年3月，林则徐为了推广种植早稻，以《再熟稻赋》为题，在苏州甄别紫阳、正谊两书院，曾延请魏源等“来阅卷”。1837年1月，林则徐从署理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任上卸职进京陛见，同魏源从此一别就是四年。这期间，魏源多半时间都定居扬州，在“絜园”侍奉老母，著书立说；同时也密切注视着林则徐在湖北和广东领导的禁烟运动与抗英斗争，并时有飞鸿，互诉衷情。

1841年3月，魏源在林则徐推荐下，入署理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裕谦幕下。不久，因朝廷摇摆于战和之间，魏源自知难有作为，便重返扬州。6月，林则徐因受投降派诬害，被削夺两广总督后以四品卿衔被派赴浙江，协办海防；旋即又再遭贬谪，“发往伊犁”。8月中的一天，林则徐乘舟抵达京口（今江苏镇江），与魏源意外相逢。这天，在临江的一处小客栈里，林则徐借着月色同魏源对榻倾谈了整整一宿。林则徐在反省了国人中鄙视远夷不谙世情之误后，将他在广东收集和编译的《四洲志》、《华事夷言》等有关西方的资料郑重地交给魏源，叮嘱他务必将一个真实的世界向国人和盘托出。魏源事后写的两首诗，证明了这次不平常的会见：

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

风雷憎蠖屈，岁月笑龙屠。

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戎图。

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凫。

（原注：时林公属撰《海国图志》）

聚散凭今夕，欢愁并一事。

与君宵对榻，三度两翻苹。

去国桃千树，忧时突再薪。

不辞京口月，肝胆醉轮囷。

魏源在鸦片战争以后曾出任江苏兴化县知县（1849年），于当地的盐政改革及农田水利建设做出了出色成绩。他经常头顶倾盆大雨，脚涉急流泥泞，出入于抗洪抢险的第一线进行现场指挥。他因劳累过度竟得了疸疾。当时，河道总督依照惯例，下令启闸放水淹田，以保河道不致冲坍。但魏源却从广大老百姓的利益着想，拒不从命，要求既保河堤，又保农田。在大坝最危险的时刻，他甚至伏坝痛哭，说愿以生命来保护大坝，换取百姓的五谷丰登。当洪水退后，人民为了感谢他，不仅把所产的谷子命名为“魏公稻”，而且还要集资为他建立生祠。他知道后严令禁止，这才作罢；但却不能阻止住人们在家里悄悄为他烧香祈祷。他于1857年64岁上因病辞世。兴化人民将他附祠于范文正公（范仲淹）祠堂供奉、怀念。

林则徐和魏源，一个曾位居高位，是从一品大员；一个一直在基层，系七品芝麻官，但都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克职尽守的能员干吏和“爱民如子”、公正廉洁的清官贤人。这，正是当时真正的经世致用派所提倡和实践的，也是魏源和林则徐得以合作《海国图志》的思想基础。这个基础所包含的强国御侮与安邦富民的内容，则是那个时期的经世思潮（是经过改造与注入新鲜血液、新鲜活力的经世思潮），也是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两大主题。

二、魏源、林则徐同为《海国图志》的编著者

1843年1月，署名魏源著的《海国图志》50卷本告成。1844年该书正式发行，1847年增订为60卷，1852年又扩编为100卷。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嘉道之际具有改革意识的经世致用派在日益严峻、深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下，对迂腐空浮的汉宋之学所作出的一次最为激烈、全面、实在和有力的大批判；也是具有数千年文化根柢的今文经学—经世致用派在世界近代化大潮汹涌澎湃、连天卷来之际的自我刷新、应世之变；同时还是爱国知识分子、先进的中国人面对“侵略的西方”和“先进的西方”的双重挑战所作出的毫不怯懦、胸有成竹的第一个回应。《海国图志叙》开章明义道：

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志叙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简洁语言对《海国图志》作了高度的命题概括后，即指出学习西方必须首先从洞悉夷情开始（这就清楚地回答了学习应从何处入手的问题）；还指明学习西方的目的是为了战胜西方的辩证关系，从而就把向西方学习这一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加以理论化了。这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历史提交的第一份振兴近代中国的理性化答卷。

《海国图志》初问世时，不少中外报道即以为这是林则徐与魏源合著之甚或竟以为是林则徐“主持编写”的。例如1845—1847年出版的《中华丛报》（第14卷—16卷）就报道说：“这部不寻常的大作，……只有这样一位钦差大臣才能写得出来”。它们并以此证明“被贬黜了、流放了、还再三被传说已经死了”的林则徐“还活着”。它们评价说，《海国图志》尽管存在种种不足，但“在中国的文学史上，还没有一部书可以与之比拟”；它表明“像林则徐这样一位达官显贵，毕竟是开始研究起外国来了。他的榜样已引起了许多同僚的仿效”，因而，“不管这第一步迈得如何小，但毕竟是一件好事的开端”。也正是出于这个缘由，1847年9月出版的《中华丛报》介绍说，美国人从上海弄到一部1844年出版的50卷本，就立即“被几位朋友（陈胜粦认为可能是与该报有关的美、英、德人）当作一件奇物来传阅”，随后，它又“落入一位法国绅士手中，继而流传到欧洲去了。”

关于《海国图志》的作者问题，林永俣先生在《论林则徐组织的迻译工作》一文里引《中华丛报》和德庇时等人的看法说，外国人早以《海国图志》系林则徐所著。外国人的根据有两点。其一，《海国图志序》首先就申明：“《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其二，《海国图志》的《筹海篇》，根本就是林则徐所著；因为那是论海防的政策，即“以守为攻，以守为款，用夷制夷，畴司厥楗”。如果不是像林则徐那样具有海防的知识及办理洋务的经验者，是写不出来的。

此外，林永俣先生还在上述文章里提出四点参考意见：

第一，魏源在1841年8月于京口接受林则徐之托后，曾写过两首诗以资备忘。其第一首末联云：“乘槎天上事，商略到欧凫。”并注：“时林公属撰《海国图志》。”魏源这里已经交待明白，是林则徐把他过去在广州、浙江等处收集到的有关世界各国的情况，包括已经译成和尚待翻译的外国资料以及国内研究的成果等一些文稿，交托给魏源去整理出版，甚至连书名都确定为《海国图志》。

第二，鸦片战争失败后，签订了《南京条约》，清廷对于英国侵略者更是十分惶恐。因此，魏源不便在《海国图志》里写出《筹海篇》的真正作者。这同魏源在其所著《圣武记》的最初几版里，不能把批评鸦片战争政策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收录进去的道理是一致的。到了魏源的后人，也还存有戒心，魏耆写他祖父的事略，就不提50卷本之事，当然也不敢公开说明《海国图志》的真实作者，以免惹起是非。

第三，《海国图志》的第一、二版都是在林则徐生前出版的。依一般情理推测，林则徐不会不关心《海国图志》的出版。而《海国图志》出版后，魏源曾把它分赠给一些好友，如邓显鹤、姚莹等，因此，他也必定会将它送与林则徐的。可是，迄今却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林则徐曾看过这几版的《海国图志》。

第四，林则徐当时的处境十分艰难。如果是林则徐“主持编写”《海国图志》，那么他更当小心谨慎，不能具名，以免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并累及亲友。只要使朝野人士都能通过《海国图志》这本书，了解世界形势，打破闭关自守的局面，便达到目的了。

今天来看，不论上述观点是否成立，它们都有力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林则徐和魏源的思想是多么相似相通，特别是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与开眼看世界这组重大问题上，简直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才使得当时的人们对于《海国图志》的真正编著者扑朔莫辨而疑云重重。在此基础上，我们也要认可这样一种事实，即由于林则徐与魏源所处具体环境的差异、任职身份的差异以及个人禀赋的差异，因而前者的历史活动主要体现于政治实践上，后者则侧重于理论探索方面。正是从这种角度观察问题，如果我们将林则徐视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抵抗西方与学习西方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实践家的话，那么，魏源即可看作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位迎接西方双向挑战的伟大的思想家和理论家。而《海国图志》则是这种政治实践与理论探索的珠联璧合。正是从这层意义上讲，魏源与林则徐应当都是《海国图志》的编著者。

三、《海国图志》的重大影响

《海国图志》的100卷本共80余万言，从反侵略的动机出发，在中国近代史及中国史上，第一次全方位地多角度地介绍世界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的概貌；第一次从“开眼看世界”的高度，将一个崭新的、充满生气与进取精神的外部世界展现于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天朝上国”幻境及昏睡状态下的国人面前，使识者无不顿出一身冷汗而闻鸡起舞，卧薪尝胆。

还须指出的是，《海国图志》其实也在向当时的东亚、东南亚以及整个亚洲人民，撞响十万火急的警世晨钟；因为那时不仅中国，而且整个东亚、东南亚，整个亚洲都已处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眈眈虎视之中及其远洋舰队炮口的射程以内。所以，《海国图志》也在向这一地域内的人民严峻指出：东洋已不属于东方而属于西洋。从这种意义上讲，《海国图志》所设计的，不仅在当时是一条可以振兴中华以抵抗外侮的强国之路，而且也是一条可以唤醒东亚（主要是日本和朝鲜）乃至于整个亚洲而有所作为的强国御侮之路。

遗憾的是，《海国图志》——这套从军事到经济乃至于包括政治在内的全面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谋划大纲出版后，在清廷中并未引起什么反响——因为它根本无缘进入清廷。就连曾以“虚怀纳谏”的明君自居而又素怀励精图治之志的道光帝也不能见到它；尽管道光帝生前已有两种版本（即《海国图志》的50卷本和60卷本）问世。到了1858年6月，兵部左侍郎王茂荫给咸丰皇帝上书说：“臣所见有《海国图志》一书，计五十卷，于海外诸国、疆域形势、风土人情，详悉备载，……于守之法、战之法、款之法，无不特详。……其书版在京，如蒙皇上许有可采，请敕重为刊印，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亲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知夷（虽）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当时《海国图志》的最新版本百卷本（1852年版）业已面世六年，可王茂荫却还不知。尽管如此，若咸丰帝能采纳王茂荫建议而官印50卷本，使亲王大臣人手一册，“以是教，以是学”，大致还为时不晚。可是王茂荫的建议却被束之高阁，未得回应。

与此相反，《海国图志》在邻国日本却大为走红。据王晓秋先生介绍，《海国图志》出版后很快就由中国赴日贸易商船带到日本。长崎的进口汉籍账目记载说，1851年中国商船入口《海国图志》3部，1852年入口1部，1854年则入口15部（这是由两位中国商人分别带去的）。入口的《海国图志》大部分被官方征用或由幕府官员买去，供不应求，价格也因而不断上扬。而在1854年至1856年3年间，在日本就地出版的《海国图志》的各种选本更高达20余种之多，其中翻刻、训点本有6种，日译本有15种。按选本的内容分类，则有关于筹海篇、夷情备采、武器图说等方面的5种，关于美国情况的8种，关于英国的3种，俄国的两种，法国、德国、印度的各1种。

《海国图志》一经传入日本，对于幕府末期不太了解世界形势的日本人来说，不啻天赐的宝书。他们纷起拥读，用它来开阔眼界，武装头脑，并把它奉为“海防宝鉴”。正如杉木达在《海国图志•美理哥国总记和解跋》里所指出的：“本书译于幕末海警告急之时，最为有用之举。其于世界地理茫无所知的幕末人士，此功实不可没也。”日本幕末尊皇开国论的倡导者、著名维新志士佐久间象山则在《省愆录》一书里将魏源引为“海外同志”。可以说《海国图志》不仅影响了日本幕末的一代知识分子，给予那些要求抵御外敌、革新内政的维新志士以启迪，而且还成为日本朝野上下开眼看世界的政治地理教材或者说是启蒙读物。尔后日本的开国与维新，使这个东瀛“蕞尔小国”从封建的闭关锁国状态中脱身出来，迅速走上资本—军事帝国主义道路，与《海国图志》的教诲当不无关系。而惊醒后的日本以后却反过来对作为它的文明先生之一的中国构成一次又一次的巨大威胁，这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所幸的是，尽管清政府对《海国图志》曾不屑一顾，但后者从反侵略与谋求祖国独立富强的目的出发开眼看世界所提出的在中国全面引进西方长技、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构想，终在问世一二十年以后被洋务派和维新志士渐以理解和吸收。诚如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所言：《海国图志》“征引浩繁，亦间有参差失实，要其大旨在考览形势，通知详情以为应敌制胜之资，其论以互市议款夷，言之如通商之曰，无不笑且骇者，历十余年，而其言乃验。”从此，过去久被士人置于眼界之外的“夷务”，日渐渗入国计民生，成为经世之学的大题目。

在中国由封建社会向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门槛上，林则徐和魏源应是两位但丁式人物，是古代中国走向近代中国的承前启后、双峰并峙的文化英雄。他们共同喊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开启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和走向世界的历史闸门。从此，近代化思潮便由此穿隙而过，渐成滚滚洪波巨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