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开眼看世界”的先行者，是“经世致用”思想最优秀的倡导者之一。史学界对魏源“经世致用”思想做了较多研究，但对它形成原因探讨尚不足。鉴于此，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作出分析，不足之处，祈请指正。

一、深重的忧患意识

魏源生活的时代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清王朝内忧外患百弊丛生，社会矛盾到了“川雍必溃”的地步。国际上强大的殖民帝国正待机而噬。当时的清廷，朝堂之上是庸鄙腐朽的老大臣，省府州县是贪官猾吏、劣绅豪强的天下。漕、河、盐、兵等重要内政，无不百病丛生。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势必奋起反抗，各地民众起义此起彼伏，清王朝面临着历朝历代走向衰亡时同样的难题。更为严重的是，它还须应对历代从未有过的新考验——殖民入侵。在新旧矛盾轮番轰炸着清王朝立国的根基时，统治阶级却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华夏中央”的迷梦中，仍旧宴安逸乐，醉生梦死。在这种阴霾浊雾中，只有头脑真正清醒、眼光远大、具有忧患意识的人才可能穿透这片金粉面纱。魏源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他首先醒悟到这是“五千年未有之大变”，主张抛弃无助于国计民生的考据学和宋明理学，面对现实讲究“经世致用”。

当然，这里也有必要提及嘉道之际的社会状况。面对内忧外患，统治者不得不多方谋划摆脱危机的对策，相应放松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这种较宽松的政治氛围在客观上为魏源经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二、个人经历的激发

综观魏源的一生，可知历史选中他，并非偶然。他对国家深切的忧患之情，他力倡的“经世致用”学风，他编撰的多种经世著作以及他所进行的具体大政的改革等等，这一切都能在他的个人经历中寻根觅迹。

魏源家族在当地是一大望族，乃世代忠厚之家，书香门第。祖辈的爱民、为民的美德给魏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朴素的民本思想也在他心中扎了根。魏源的性格内向且倔强，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擅长独立思考，遇事极有主见；不满于现实又不愿趋炎附势。这些都为他忧国忧民的个人品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魏源在多年的求学、幕僚、游历生涯中又更多了解到下层人民疾苦，这就进一步激发了他经世以致用思想的发展。

从其亲身经历来看，魏源一生坎坷，不为当道重视。实际上，这位时代骄子有着过人的才情，自幼勤奋好学，博学多思。虽厌倦腐朽专制的科举制度，然为酬壮志终须面对。二十九岁时他第一次进京参加了顺天乡试，才华初露，其考卷送与道光帝阅览。道光帝阅后大加称赞，并写下“嘉赏”的批语，但发榜时本受“嘉赏”的魏源却不明不白只得了第二名。后又因魏源抨击科举制“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主张“当务之急应将一国的聪明才智从四书五经中解救出来，象外夷一样学习富国强民的有用学科”，而被主考官视为危险的异类，所以在之后的多次会试中，魏源都莫名其妙落第。与此对比，科举屡败的魏源在京都却相当被推崇，其诗文著作名满天下。刘逢禄就极其推荐龚、魏二人，并作《两生行》以奖掖。这些坎坷经历使魏源看透当时吏治的腐败与黑暗，他认识到如若将一生大好时光全用于无用之书，不如多做实事。于是，他先后帮助贺长龄编辑经世著作《皇朝经世文编》，辅佐陶澍改革漕运、盐政等具体大政，来实现自己“经世致用”的理想。此外，还敢为天下先，决然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满腔爱国之赤诚、深厚博大的学识及锲而不舍的精神将其毕生心血融入在《海国图志》。

值得一提的是，魏源还是中国历史上重要旅行家之一，他游遍域内名山大川的十之八九，可谓“生于山乡，神游九域。”在那交通工具极端落后，通讯技术非常不发达的时代，地域之隔成了视野的屏障，因此游历极有助于拓宽眼界和心境。魏源在游历途中广泛接触下层百姓，着重从实际出发了解社会积弊以解决现实问题。他不但写出了《禹贡说》等地理学术著作，还将理论运用于实践，实现了为人民谋利益的理想。特别是他在55岁时还自费游港、澳，为的是亲眼目睹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及自由竞争的经济体制，从而更坚定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三、坚实的学术功底

晚清中国当然也不乏有和魏源相似经历的人，他们同样身处内忧外患的时代逆境，为何却仍沉浸在“天朝上国”、“华夏中央”的迷梦之中，而魏源能够摆脱这一观念的束缚，从“夷夏之辩”的心态中觉醒，首揭“经世致用”思想之旗帜？由此可知，时代危局引发的忧患意识只是“经世致用”思想产生的催化剂，它形成的关键之处还在于这种思想首倡者个人所具备的深厚的学术功底。首先，魏源年轻时就受到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可以说，他的思想渊源于儒学，又杂取旁收，兼采法、老、兵诸说，这样就培育了他宽容豁达的胸怀和气度。其次，魏源生于湖南，其后久居江浙，尤其深受湖湘文化和江浙文化这两大讲求“经世致用”区域文化的影响，因此他的学术思想的主动脉还在于通经为文、淑世致用。

湖湘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充分发挥儒家的“外王之学”，注重经世致用，要求士人积极参与社会实际政治、经济活动，以培养士人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敢为天下先”的气度。早在北宋初年，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安国就首次为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学风提供了理论依据。其子胡宏，又进一步为湖湘文化的经世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则更深入地发扬了湖湘文化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他创立了一个“言必证实”、“义必切理”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从而使“即事穷理”的经世思潮更盛行于湖南。他还主张研究历史、探讨学问必须为现实服务，提出了“通经致用”的主张，并力倡为学要注重实事求是，以利于现实社会。这种求实尚践的经世致用学风对湖南学者的巨大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青少年时代的魏源就深受王夫之以及湖湘文化的影响。早年他通过邓显鹤研读过不少王夫之的著作，沐浴过王夫之“趋时更新”、“因时变法”等进步思想的新风。19岁时，他又负笈岳麓书院，师从讲求经世之学的山长袁名曜。自此，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在他大脑中扎根。20岁时，他在为故宅的题联中就抒发了“经世致用”的志趣：“读古人书，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谋救时方。”五年后，他又作联赠筠谷从兄，再次表明要以经世为己任：“能致用便为实学，识时务不是愚人。”二十几岁的青年就有如此志向，原因正如林增平先生所说的：“同他们从先辈著作中获得启示有重大关系。”

此后，魏源举家迁江苏，客居江浙达三十七年之久。江浙地区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近代以来又处于中西冲突的交汇点上。江浙地区优秀知识分子首先感受到西方文化强烈的冲击波，较早地从“天朝上国”迷梦中惊醒，他们厌恶传统的古文派旧说，求助于今文经学，因此，江浙文化经世思想对魏源的影响也至关重要。主要表现有三：

第一，魏源成为常州学派今文经学的复兴发扬者。清乾嘉年间，江苏常州人庄存与力倡今文经学，其甥刘逢禄、宋翔凤将之发扬光大，形成有名的常州学派。常州学派主张经世致用，倡导学今文经之目的是为当时社会实际服务。庄存与的经学思想，不拘于名物训诂，注重剖析义理，开创了新的治经学风。故以后的今文经学家无不推崇庄氏，魏源亦对庄氏心仪至极，“奉之为宗主”，“近人叶德辉撰《经学通话》以默深附于常州学派庄存与之后，盖渊源固有所自也”。刘逢禄治学主张微言大义，力攻乾嘉烦琐考据之学，他的学术思想，标志着清代今文经学的真正兴起。魏源早年曾拜师刘逢禄，承继其衣钵，这对魏源一生的政治学术事业影响极大。宋翔凤则是魏源好友。由此可知，魏源身处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身边有重“经世致用”之学的师友，耳濡目染，他本有的湖湘文化良好根基与江浙文化相互作用，必定推动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

第二，明末清初经世致用学者顾炎武、黄宗羲对魏源影响很大。顾炎武、黄宗羲，同为江浙先贤，均推崇经世致用。现存《絜园文钞•雄册》中，保留了魏源手抄顾炎武的文章。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时，魏源把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等书摆在专集名录的第一、二位，仅顾炎武一人的文章就收了19篇，收黄宗羲文4篇，并自谓编文比例也“近仿梨州文定”，较早肯定了二人在学术思想方面对自己的影响。

第三，浙东史学的影响。该派杰出代表章学诚反对为考据而考据的治史方法，主张经传之微言大义，他曾道：“离经传而说大义，虽诸子百家未尝无精微神妙之解，以天机无意而自呈也。”这对于魏源“史学经世”思想的形成影响重大。他不但收集了章学诚许多文章精心编纂于《皇朝经世文编》中，而且在编著历史时如在《圣武记》、《海国图志》及《元史新编》等书中都恪守了“史学经世”原则。

四、师友的推波助澜

魏源作为经世思想最有力的发扬光大者，也不仅在于他广博的学识因而力倡“经世致用”，事实上，当时也不乏追崇“经世致用”的时代精英。更重要的是，他敢于跳出“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窠臼，真正把“经世致用”这种理论应用于社会实践，近人齐思和就称赞他“兼揽众长，各造其极。且能施之于实行，不徒托诸空言，不愧为晚清学术运动之启蒙大师矣。”

在提到魏源的实践活动时，我们必然会涉及师友对他的影响与帮助。师友关系是一个人的社会活动圈子，也是影响一个人思想形成与发展的社会人文环境。李柏荣先生撰《魏源师友记》，从一千多种典籍中，钩稽了魏源亲长师友二百三十三人的生平事迹。这二百多人中，从督抚大臣到文人士子，有各色人物。就地域而言，魏源师友遍及全国，而以湖南和江浙一带为多。就魏源而言，对其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两类人物：

一类是当时的宦海清流派，以陶澍、贺长龄为代表。魏源经世思想正式形成的标志即是在江苏时为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并在为陶澍等督抚大臣作幕僚时予以实践。例如，在盐政改革方面，魏源帮助陶澍在淮北施行“票盐制”，不但将历年所欠税费全部补交，老百姓也普遍得到低价盐的实惠。在改革积弊已久的漕运时，魏源启用民间商人与商船，不走运河走海道，大大便利了散商的利益。他还写有《筹鹾篇》，两江总督陆建瀛“见其文，力主行之。淮南改票，与有力焉”。这些完整的盐政、漕运、河政等具体改革方案，确实解决了当时社会改革中的一系列问题，收到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功效。王夫之也曾提出政治改革方案和经济改革理论，但那仅是方案和空想主张，尚未投入实践。而与魏源齐名的“经世致用”思想家龚自珍也没有。只有魏源，凭借个人的深厚实学加上朋友的支持帮助，成功地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从而成为“开眼看世界”的最优秀代表。

第二类是志同道合的学术师友，如林则徐、龚自珍、刘逢禄等，他们皆为经世思想的代表人物。我们知道魏源的杰出代表作是《海国图志》，而《海国图志》的材料来源最重要的便是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此外，魏源在征集其他资料时，也得到师友们的帮助。例如张穆“从《永乐大典》画出《元经世大典》西北地图，以治魏君默深，刻入所辑《海国图志》中”。当《海国图志》刊刻成书时，魏源即分寄好友请求指正。《海国图志》1842年出书时，只有50卷，后经两次修订，扩充到60卷、100卷。1848年，魏源岭南之行到广州，还亲自与著名学者陈澧讨论并吸收其修改意见，“魏默深著《海国图志》，初成，中有可议者，澧论辩之，后默深至粤，见而大悦，遂与定交并改其书。”可见，魏源在与师友的相互探讨中不断锤炼出此书的精华。

在此，很有必要提及林则徐开眼看世界和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对魏源“经世致用”思想发展升华的重大作用。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和向西方学习思想首先延展和深化了经世思想的时代内涵，魏源则在此基础上大胆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新主张，“师夷”思想是魏源“经世致用”思想中的最主要内容也是最高层次。西方是近代先进文明的代表，但当时中国仍深受华夏中心主义旧传统的影响，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的顽固派，他们认为拜西方为师学习，于情于理不容，因此极力反对。魏源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他认为要避免受制于外夷的命运，唯一正确的选择只能是抛却狭隘陈腐的观念，虚心向西方学习。这在当时腐朽落后的中国，在传统守旧的国人心中，犹如一声惊雷，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综上所述，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个人品格及亲身经历、个人坚实的学术功底、师友的支持与帮助等原因促使了魏源“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从而使之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初期著名的学者和杰出的思想家，对我国近代思想界、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