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魏源表现了超凡的思想境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一思想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由他编纂完成的《海国图志》一书中明确提出来的。他在序言中写道：“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这一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冲决了清王朝“夜郎自大”的思想藩篱，看到了西方人的长技，并提出了学习方略

不可否认，大清帝国确有强大无比的时期。清朝初年，满族统治者招纳明朝降臣，网罗汉族文人，迅速建立起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很快进入了长达100多年的康乾盛世——疆域辽阔且较为安定，国力强盛且经久不衰，民族团结且生活富足，人们充分享受着“清福”。这种生活环境滋生了“夜郎自大”的思想情绪。

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下，“以一人兴”，“以一人亡”——明君可以兴天下，昏君可以亡江山。乾隆末年，大清帝国已潜伏着社会危机，至嘉庆、道光年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诸方面彻底走向衰落。然而，长期以来形成的“天朝王国”的心理定势不易打破。现实愈严峻，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愈是粉饰太平，闭目塞听，以求苟安。例如，在鸦片战事紧急之时，有的人还打肿脸充胖子，讲些“抚之以恩”、“暂事羁縻”一类骗人的鬼话。不顾中国失败的事实，吹嘘清朝“国运方隆”，认为延请外人教造船炮技术是“丧失国体”，“反求胜夷之道于夷”，“古今无是理”。在此氛围之中，魏源敢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确具有破天荒的胆量。

魏源时代的中国，政治上高度专制，经济上自给自足，外交上闭关自守，人们墨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陈规，不知道“天朝王国”以外还有别国。所以，很容易形成妄自尊大的思想观念。面对英国侵略者船坚炮利的嚣张气焰，魏源超凡地看到了侵略者突出的长技，他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并设想了“师夷”的途径和方法，“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即法兰西）、弥利坚（即美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官之例。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以期实现“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为了更好地“师夷长技”，魏源还在科举取士方面提出了一些开创性的建议，他认为“今宜于闽、粤二省武试增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火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的者，为行伍出身。皆由水师提督考取，会同总督拔取送京验试，分发沿海水师教习技艺。凡水师将官必由船厂、火器局出身，否则由舵工、水手、炮手出身，使天下知朝廷所注意在是，不以工匠、柁师视在骑射之下，则争奋于功名，必有奇材绝技出其中。”魏源还尽力设想扩大“师夷”的范围，他认为“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车、自来水、自转碓、千斤称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魏源想像，“今以精兵驾坚舰，昼夜千里，朝发夕至，东西巡哨，何患不周？”

魏源的“师夷”方略，成为后来地主阶级洋务派的行动纲领和指南，魏源的“师夷”，着重于务实，也就是着重于从科学技术方面学习西方，这是富国强兵的重要途径。洋务派正是从这条途径开始的，从军队训练到武器装备以及民用企业的开办等等，都是以夷为师。以此为契机，中国迈开了通向近代化的步伐。

二、纠正了固步自封的心理病态，主动学习西方人的长技，用以抵御西方侵略

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之前，大清王朝沉醉于“天朝王国”之中，只有林则徐等有识之士在鸦片极度泛滥给中国带来严重危害之时，才在海防前哨作些木排铁链之类的防守措施，虽然表现出中国人的御侮精神，但由于措施落后笨拙，无济于事。在林则徐的影响下，魏源进而主张对英国侵略者要“力持鸦片之禁，关其口，夺其气”，把外流的白银，用来“购洋炮洋艘，练水战火战之用，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魏源还设想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打击外国侵略者，他认为“调客兵不如练士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因为当地群众“服水土”、“熟道路”、“顾身家”。魏源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还提出了“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的战略思想。这样做，就会“如设阱以待虎，设罾以待鱼”，以逸待劳，坐收其成。在当时的军备条件下，魏源的设想是有道理的。

魏源的思想言论，给后来洋务派、改良派以很大的影响。魏源之后不久，在中国出现了动作不小的洋务运动。购买仿造洋枪洋炮遍于大江南北，训练筹建新式的海陆军于海疆内地。这些举动在抵御外侮方面虽然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但是绝对不能设想没有这些举动效果会更好，甚至中国可以免遭侵略。这些举动的实际作用在于使中国开始从落后愚昧中走出，与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相接触。从这个宽阔的视野看问题，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魏源的呼声，使人们提高了思想境界，看到了西方人的长技。虽然，起初有人认为西方人的“长技”属“奇技淫巧”，但毕竟放下架子，俯视“技”、“巧”。至洋务运动时期，人们“奇技淫巧”的观念基本上消除，拜洋人为师，学习洋人的科技文化知识。与此同时，西方的生产管理经验、军事技术等无不被中国人学过来。自此以后，人们的思维空间开阔了，不再以九州方圆为最大，放开眼量，看到了异国他乡的新鲜事物，并且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把外国的事物学到手，用以实践。虽然在指导思想上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那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而且易于被中国人接受的东西逐步中国化——小从自行车，大到火轮船，都是如此。如果没有当年魏源的率先呐喊呼吁，中国至少还要在愚昧落后中徘徊。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吹响了中国近代化的号角，鼓起了向近代化进军的风帆。

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方法，符合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在当时，外国的先进与中国的落后是一对矛盾，中国人能主动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以对付外国对中国的疯狂侵略，进而求得中国的自立、自强，这就是对立统一。即使敌人的长处，也可学来用于制服敌人。科学技术是无阶级性的，这就是唯物辩证法。这个方法，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以至今天，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由注重器物的学习，逐步扩展到政治模式、思想文化理念的学习，中西距离拉近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载体《海国图志》是一部极有影响的著作，近代思想家陈澧、何秋涛、李慈铭、王韬、梁启超等，都对该书作过介绍和评述。经此之后，魏源的思想及学识与时势结合，影响更大更远。

首先是封建士大夫接受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之后不久，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在镇压太平天国当中，一部分与洋人接触较多的清军将领，认识了夷人之长，于是提出“借师助剿”的建议。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曾国藩表白得最清楚，他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后来，李鸿章也认为：“查西洋诸国，以火器为长技，欲求制驭之方，必须尽其所长，方足夺其所恃。”左宗棠更是心领神会魏源的思想，他说：“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其长亦差与西人等。艺事末也，有迹可寻，有数可推，因者易于创也。器之精光，淬厉愈出；人之心思，专一则灵，久者进于渐也，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全国开办的洋务活动就是他们信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具体体现（有人说他们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民”，其实“制夷”还是主要的，因为洋务运动的首倡者恭亲王奕就认为太平军和捻军是“目前之患”，而“长久之患在西人”。当“制民”使命完成后，他们还是要“制夷”的。后来，洋务派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的抗敌，说明了这一点）。王韬在评价魏源的思想影响时说：“当默深先生时，与洋人交际未深，未能洞见其肺腑，然师长一说，实倡先声。”

其次，主张中国进步的改良派、维新派、革命派都接受了魏源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而且将学习范围扩展之政治模式以及思想理念。1859年，洪仁或许是受魏源思想的影响提出了《资政新篇》，在《法法类》中介绍了世界“各邦大势”、“纲常大典”，提出了一些兴邦措施，诸如“行车马之利”、“行舟楫之利”、“兴银行”、“兴邮亭”、“兴各省新闻官”、“兴市镇公司”、“兴医院”、“兴跛盲聋哑院”、“兴鳏寡孤独院”等等，以求“太平一统江山万万年”。对此，洪秀全大都眉批赞同。这是近代中国在政治制度方面效仿西方的开端。可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加之历史的局限性，在当时行施不得。至19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明确提出效仿西方国家，设立议院制度的主张，而且经过一番对比，认为“斟酌损益，适中经久者，则莫如英、德两国议院之制。”郑观应进而认为设立议院制度是兴邦利国的根本途径，他说：“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康有为、梁启超更想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模式嫁接到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上，实行君主立宪制。他们披肝沥胆、奔走呼号，以求实现宏伟的政治抱负，结果昙花一现般地失败了。孙中山先生搬用西方模式，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西方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以至风俗习惯成套地移植到中国。后来国民党政府也不遗余力地模仿西方，甚至卖国投靠。上述种种，都是继魏源之后学习西方的深入。令人遗憾的是，“先生”总是打学生，致使学生一事无成而抱终天之恨。究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先生”的侵略本性所致；其二，学生的软弱所致；其三，历史的让位所致。值得提及，学生为学习而付出的高昂代价（学费）没有白付，它警示我们：学习西方不能盲目地学，而要有选择地学，即适合的就学，不适合的就不学，这里适合与不适合的试金石就是国情。

第三，中国共产党人也是积极地学习西方。毛泽东指出：“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中国共产党人向西方学习的对象、内容、目的、方式、方法及途径与先前相比，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其突出的方面来看，不再以资产阶级的兴邦济世为学习内容，随之，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也不再被推崇，而是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救国救民的道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革命和建设，以求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科学文化水平落后于西方。建国之后的50年代，我们曾经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拜苏联为师，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加大了学习西方科技文化的力度，取得了更为卓越的成就。西方世界的事物，更为广泛地被中国人学过来，为中国人所用，中国真正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一员。

魏源之后的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西方侵华史，又是一部中国革命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拜西方为师的学习史——地主阶级学习过，农民阶级学习过，民族资产阶级学习过，工业无产阶级也学习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向西方学习也是一项重要活动。所以，“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一条历史主线，已贯穿中国一百多年。从目前状况来看，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仍是我们今后的一项历史任务。由此论之，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价值巨大，影响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