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一直被认为魏源《海国图志》的中心思想，是魏源一生中思想的顶峰。“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句话甚至成了魏源及其《海国图志》的代名词。

其实，这是一种概念化、简单化、断章取义的论断。首先，“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句话能否单独抽出来作为一个口号、能否成为《海国图志》的中心思想，就很成问题。因为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讲得很明白，他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可见，把“师夷长技以制夷”单独抽出来作为一个口号是与魏源的原意不符的，是断章取义的做法。还有，如果我们再仔细考察一下《筹海篇》，就会发现问题更大。《筹海篇》共分三部分：议守、议攻、议款，其开头部分即写道：“自夷变以来，帏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自守之策有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二曰调客兵不如练士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攻夷之策二：曰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款夷之策二：曰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通市。可见，魏源《筹海篇》的内容包括议守、议攻、议款三方面，议守是其中心，“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既不是《筹海篇》的中心思想，也不能单独抽出来作为一个口号，而是与“调夷之仇国以攻夷”一样，同为魏源“攻夷”之策。即使我们退一步来说，即认为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句话可以单独抽出来作为一个口号，问题在于：能不能就把它作为魏源一生思想的最高峰呢？显然不能。

诚然，“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的提出，在当时确有骇世惊俗之功，是要有一定胆识的。它的提出，可以说是魏源一生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高峰，但并不是顶峰。魏源思想的顶峰是他在《海国图志》中所透露的对西方民主共和制度的称赞与向往。理由如下：

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真正能够救中国，即真正能使中国繁荣富强的是近代化（即工业化、民主化）。近代化可以说是整个近代中国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中心议题，而排外与争取独立只是围绕这个中心议题的一个前提条件而己。因此，近代化问题应该成为我们评价近代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最高标准，其它的只是一般性或阶段性的标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魏源，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以前所注目的恰恰是一般性的东西，而我们以前所忽视或不重视的却正好应是本质的，关键性的东西。

第二，把“师夷长技以制夷”作为魏源一生的最光辉之处既不符合魏源一生思想发展的逻辑，也不符合历史实际。这样做主观上可能是为了抬高魏源，事实上则是对他的贬低。我们知道。魏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思想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鸦片战争以前，他基本上是个传统的经世致用式的学者。战争的惨败以及签订条约的奇耻大辱，极大地震动了魏源，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鸦片战争后短短的十余年中，魏源的思想发生了几次连续性的跃进。就其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而言，一变为1842年7月完成的《圣武记》中的“造炮不如购炮，造舟不如购舟”的主张，二变为1842年12月编成的《海国图志》50卷本中提出的建厂造炮、学习西方“养兵练兵之法”的主张，三变为1847年《海国图志》60卷本中要求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最后变为1852年《海国图志》百卷本中对西方近代民主制度的热情称赞与向往，如他在《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序》中曾热情地称颂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他说：“公举一大酋总摄之，非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询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在卷60《外大西洋弥利坚总纪中》又说：“足见国家之勃起，全由部民之勤奋，故虽不立国王，仅设总统，而国政操之舆论，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闻，事简政速，令行禁止，与贤辟所治无异，此又变封建郡县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他还称赞民主、自由的瑞士为“西土之桃花源”。由引进到自造、由军事技术到生产技术、由经济到政治体制，魏源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且是一个不断进步、上升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魏源对西方近代民主制度的称颂与向往，并不是出于一时的好奇与冲动，而是经过认真研究、比较和思考的，其中蕴涵着他对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疑虑、失望与愤懑，他甚至主张废除君主世袭，实行民主政治，如他在《元史新编序》中即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公则中外一家，不公则南北瓦裂。”这里的“公”，即是指实行民主政治。暗喻清政府如果不以天下为“公”，则将导致南北分裂。此序作于1853年，当时太平军已定都南京，说“南北分裂”显然是有所指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海国图志》中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称赞与向往，不仅标志着魏源近代意识的昂扬，而且也是魏源一生思想的最光辉之处。相比之下，那种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作为魏源一生思想的顶峰的看法，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逻辑上也讲不通。后期的魏源思想可以涵盖前期的思想，但前期却不能代替、包括后期，因为他的思想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

第三，如果我们再考察一下“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提法的来源，就会发现，它既不是魏源思想的顶峰，也不是魏源最先提出的。在魏源之前，林则徐已提出，这在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中即已写明，其写道：“先是林则徐奏言：‘自六月以来，各国洋船愤贸易为英人所阻，咸言英人久不归，亦必回国各调兵船来与讲理，正可以敌攻敌。中国造船筑炮，至多不过三百万，即可师敌之长技以制敌’……。”林则徐在1840年10月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首先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15）的主张。魏源只不过是作了一下系统阐发的工作而已。如果我们就“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渊源而言，鸦片战争期间具有这种思想的人就更多，甚至连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也极表赞同这个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主张既不是魏源最先提出，也不能成为魏源思想的顶峰。这一主张本身就带有很多局限性。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狭隘的民族感情。我们不得不承认，“师夷之长技制夷”主张中所体现的民族感情与爱国情绪是狭隘的，其“师夷长技”的目的主要的不是为了自身的发展与富强，不是为了社会的进步，而是为了“制夷”，是建立在战争、攻夷、制夷的基础之上的，是一种实用主义主张，这不能说不是一大局限。正如一外国人所说：“仔细读过它（指《海国图志》——引者）的前言和第一卷之后，我们首先得到的印象是，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去编写这本书，其主要目的，就是研究夷人战略才能和优越性，并推荐他们的武器去打败他们。那就是说，首先拜他们为师，然后仇恨他们，消灭他们，以此作为由于学习了人家而进步的酬劳。这真是一种对教育的特种报酬。”（《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当然，这个外国人讲的并不完全正确，因为要打“夷人”首先是由于“夷人”先攻打中国所造成的，这亦即“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在当时出现的合理性，然而合理并不等于真理，如果说林、魏时期由于外国列强的侵入而提出这个口号还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后人在研究他们时仍奉行此、推崇此，并把它作为魏源思想的最光辉之处，则未免显得太狭隘、太感情用事了。

二、传统的思维方式。如前所述，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是与其“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主张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而这种“以夷攻夷”、“以夷款夷”、“以夷制夷”甚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古代就有，并不需要多少识见，诸葛亮的“以夷攻夷”论，古人的“以毒攻毒”，甚至春秋战国期间的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等等，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表现，而且“以夷伐夷”、“以夷制夷”的思想本来就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待其他民族的一种民族分化政策，如《资治通鉴•汉章帝章和二年》载南单于请伐北单于，“秉（耿秉）上言：……今幸遭天授，北虏分争，以夷伐夷，国家之利，宜可听许”。这一点连魏源本人也不否认。可见.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维方式并没有为人们提供多少新的东西，更不具有近代意味。

三、迂腐的天朝上国、华夷之辨观念。这一点无需多说，只要看看这个口号本身就可以明白，“师夷长技以制夷”，仅仅七个字就有两个“夷”字，这说明魏源在使用这个口号时仍未摆脱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的束缚，仍是把西方国家当作“夷狄”、把中国作为“天朝上国”来看待的。翻开《海国图志》，到处都是“夷”“狄”的字眼。而且在撰写《筹海篇》和编纂《海国图志》五十卷本时，魏源所看到的西方“夷狄”的“长技”主要的仍是“船坚炮利”“养兵练兵有方”等军事方面的“长技”，这怎么能说是他一生思想的最高峰呢？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阶段性的高峰而已。

当然，魏源在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之际，即能把当时人的一些思想系统地作一总结，并明确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已属难能可贵，且是相当进步的，其局限性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后继者、研究者，则应把视野放开、放宽，应综合其一生，找出其更具代表性、更能反映历史发展方向的思想，亦即他的发展近代工业和民主启蒙思想，然而遗憾的是，他的这些思想特别是他的民主启蒙思想在整个近代中国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即使像冯桂芬、王韬、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进步思想家所看到、所继承的也多是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之类的“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的思想。这一点与魏源及其《海国图志》在日本的影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日本明治维新之士从魏源的《海国图志》中看到了西方的民主政治与近代化。对此，现代日本学者井上清在其所著的《日本现代史》中即已指出，他说：“幕府末期的日本学者、文化人等，经由中国输入的文献所学到的西洋情形与一般近代化，并不比经过荷兰所学到的有何逊色。例如横井小楠的思想起了革命，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又说：“幕府末期人士又经由中国文献的媒介，最初获得了关于国际法和立宪政治的知识。”（井上清《日本现代史》卷一《明治维新》）这里所说的中国文献，就是指《海国图志》等书。魏源及其《海国图志》在中日两个国度内的不向遭遇，预示了两国近代过程中即将出现的差距。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近代日本由于受到其工业化、立宪政治的影响，促成了明治维新，而近代中国人则热衷于其“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及议战、议守等有关防御外国侵略的主张，没有或很少注意其民主启蒙思想，很少涉及政治体制问题，以致日循颓废，国事日非，中西、中日差距越拉越大。时至今日，不是还有很多人一味地抬高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而置其民主启蒙思想于不顾，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