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前，中国长期以“天朝上国”自居，视所有外国为“蛮夷之邦”，闭目塞听。鸦片战争中，统治集团始而盲目虚骄，终而屈膝投降，前后两番表演，原因实是一个，即对外国事务极度茫然无知。战争结束后依旧不知反省，夜郎自大，拒绝学习外国。这种顽固态度严重阻碍中国人对鸦片战争的反思和总结，更加延缓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

作为当时最有识见的改革家和思想家之一的魏源，在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下，奋笔疾书，于南京条约签订不久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辑成《海国图志》五十卷（光绪丙子平庆泾固道署重刊一百卷本）。道光二十七年（1847）再次增订至六十卷，咸丰二年（1852年）增至一百卷。这是中国近代最早、最有系统地研究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文化的专著，向人们展示出一个比较真实客观的外部世界，介绍了关于西方的新知识。更重要的是，他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提出来，充分表现出了解西方、研究西方、学习西方并最终赶超西方的民族智慧和自信心，预示着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正确走向。无论就社会影响而言，还是从学术成就而论，《海国图志》都堪称是划时代的。

《海国图志》虽然是一部世界地理著作，但是由于作者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介绍和分析外部世界历史与现状以寻求“制夷”之方，贯穿着鲜明的经世致用精神，故在编撰上具有与传统历史地理著作不同的特色。

一、广征博引，“以西洋人谭西洋”

《海国图志》使用的资料包括中国人著作和外国人著作两种。前者约七十余种。有历代正史以及《文献通考》、《广东通志》、《契丹国志》、《清文献通考》、《续通考》、《大清一统志》等通考、方志，和《册府元龟》等丛书类书；有关于域内外地理及其相关著述。如郦道元《水经注》，杨玄之《洛阳伽蓝记》，惠生《使西域记》，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谢清高《海录》，张奕《东西洋考》，黄衷《海语》，刘健《庭闻录》，颜斯综《南洋蠡测》，黄可垂《吕宋纪略》，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徐继畲《瀛寰志略》，叶钟进《英吉利国夷情纪略》，余文仪《台湾志》，萧令裕《记英吉利》，姚莹《英吉利地图说》、《康輶纪行》，俞正燮《癸巳类稿》，马欢《瀛涯胜览》，黄宗羲《行朝录》，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汪大渊《岛夷志略》，徐松《西域水道记》，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文秉《列皇小识》，赵翼《檐曝杂记》，刘郁《西使记》，邱长春《长春真人西游记》，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西域记》，范成大《吴船录》，钱民《景教考》，杭世骏《景教续考》，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杨光先《辟邪论》，阮元《畴人传》，图理琛《异域录》，魏源《圣武记》、《英吉利小记》，此外还有《元秘史》、《蒙古源流考》、《金石萃编》、《西域图志》、《十洲记》、《台湾外纪》，等等。

征引外国人的著作计有两大类20余种：一是明末清初西方来华传教士的著作，二是鸦片战争前后来华西人的最新著述，可以说汇集了当时最高水平的西学著作。另外，书中还有三十多件奏折和一些魏源亲自搜集的资料。

丰富的史料只是提供了研究的基础，学术价值的确立，关键在于作者鉴别、处理资料上所表现出的史才和史识。魏源将搜集到的丰富材料分为中国人撰述与西洋人著作两大类。他特别重视采用出自外国人的撰述，并将《海国图志》的最大特色归纳为“彼昔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魏源：《海国图志原叙》）。这既是其处理史料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在研究方法上创新的成功尝试。

《海国图志》最初的蓝本是林则徐派人翻译的《四洲志》。该书原名《世界地理大全》（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作者是英国人慕瑞，1834年出版于伦敦。书中主要介绍亚、非、欧以及南、北美五大洲的主要国家及其历史地理形势。《四洲志》译文近九万字，因将南北美洲合称为一洲，故称“四洲”。魏源将其内容全部收入《海国图志》中。除“美国志”外，其它各卷均把《四洲志》列在所有材料的第一条，并著明“林则徐辑”，以示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此外，林则徐在广州期间组织翻译的《澳门月报》、《滑达尔各国律例》、《华事夷言》也被全部辑入。

《海国图志》以《四洲志》为基础，在其它史料的引用上则坚持以今证古，以西人著述证国人著作的原则。从数量上看，《海国图志》所征引国人的著作显然多于西人著作，约为十比一，但从所引资料比重上看，西人著作比重大大超过国人著作，约为四比一。可以说，《海国图志》的主干是西人著作。在编辑《海国图志》的过程中，魏源不仅重新组合了明末清初传教士书中的资料，而且广泛地吸收了同时代西方传教士汉文译著中的新内容。《海国图志》从50卷本的57万字，到100卷本的88万字，主要是不断增补最新的西人资料。以《平安通书》为例，该书从1850年到1853年每年出版一册，完成于1852年的《海国图志》百卷本就有12处选辑了其刚刚出版的部分内容，其中包括卷七十六《地球推方图说》和卷一百的全部内容。这在当时交通闭塞、信息交流不畅的条件下，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海国图志》所运用的西书中，后一类主要是19世纪以来新教传教士出版的中文书刊。这些书刊一部分是1842年以前在东南亚的马六甲等地出版的，一部分是《南京条约》签订后在通商口岸出版的。这些书刊对于一般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特别是1842年以前的部分不仅不能在中国正常流通，甚至出版地也不在中国大陆。魏源能够千方百计搜集到这些资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更反映出“以西洋人谭西洋”之气魄和艰辛。

《海国图志》还充分继承发扬了中国历史考证学的传统，把“以西洋人谭西洋”的研究方法引入考证学中，在考证具体史实、处理古今中西记载的歧异问题上，贯彻以新的著作、西人著作为准绳的原则。例如，书中有关美国部分的编辑，把裨治文的《美理哥国志略》辑在最前面，称为《弥利坚即美理哥国总记上》，而将《四洲志》原本列为《弥利坚国即育奈士迭国总记下》。在介绍“佛兰西国沿革”时也是如此，首先引用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职方外纪》中的材料，然后才是《明史》中关于中法关系的记载。

由于政治立场和写作意图的差异，“以西洋人谭西洋”，还必须对西人著述内容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进行考辨鉴别。《海国图志》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也充分显示出魏源高超的史料鉴别能力和思想水平。例如，玛吉士的《地理备考》中有介绍世界地理和西方科技方面的先进内容，魏源大量摘要辑录的，正是其中最有价值的这一部分。但是该书在介绍世界地理的同时还有蓄意歪曲事实、宣扬西方侵华政策的内容。书中的亚洲部分，篇首即为《西藏国全志》，把西藏作为中国在亚洲的第一个“外国”加以介绍。魏源敏锐地洞察其险恶用心，在辑录该书的亚洲部分时，断然将这一部分内容删除。此外，在蕞录各书的过程，魏源也进行了不少必要的订正。例如，丹麦国名当时便有领墨、吝因、丁林、大尼、黄旗和哒国等不同的译名。在五十卷本和六十卷本中，他把大尼和哒国当作两个国家。后经研究有关资料发现，“或有哒国而无大尼，或有大尼而无哒国”，这种抵牾肯定有问题。经过一番分析鉴别之后，终于在百卷本中加以更正。诸如此类看似十分简单的问题，在当时却需要花很大的“钩稽贯串”的功夫方能穷原竟委。即便是西人的著述，也必须进行重新整合，才能使之符合于《海国图志》的编辑宗旨，对其立场观点尤其需要仔细考量，提高警惕。由此可知魏源的创始之功，至为难能可贵。

当时出版的“西洋人谭西洋”的著述，其共同的缺点在于只“详于岛岸土产之繁，埠市货船之数，天时寒暑之节”，而“各国沿革之始末，建置之永促，能以各国史书志富媪山川，纵横九万里，上下数千年者”（魏源：《海国图志后叙》）却不多见。魏源则以独具的慧眼和大家手笔，将数量庞大而往往互不相符、甚至彼此抵牾的各种材料分类排比，内容涉及各国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政治制度、军事实力、物产人口、风土人情、宗教信仰、行政区划等各个方面，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世界的历史与现状。这在当时可谓“创榛辟莽”，前驱先路。

二、撰写世界历史地理著作的综合体例

鸦片战争以前，人们普遍把沙俄看作最危险的主要外敌，所以当时的进步学者如祁韵士、徐松、张穆等大多专注于西北边疆的历史地理研究。战争的炮火则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东南沿海，域外历史地理研究渐成显学。而《海国图志》即是开“论东南西南海史地者”之先河的杰作。它虽然名为“志”，但却不是一部单纯的地理著作，实则为“一部首创的综合性著作”。有人评价它“名曰舆地，以其援引秦汉史籍，博引证明，实兼海国、舆地、历史为一也，其体例颇合近代著史之法”。这里所说的“近代著史之法”，就是创造性地运用典志体，综合多种编撰体裁以容纳具有时代色彩的内容。

在中国史学史上，典志体向为有识史家所重视。司马迁的“八书”、班固的“十志”都是典志体的杰作。以后又发展为大型的典志体史书，最有名的有《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典志体在传统史学中占有这样重要的地位，在近代又被魏源用于撰写这样一部工程浩大的世界历史地理巨著，其中有深刻的原因。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它适合于反映社会史的丰富内容。史书是记述人类活动的。人类史包括多种因素、多个侧面。典志体可以包容各种典章制度、天文、地理、民族、经济、物产、军事、外交、学术文化等，每一部分既可反映社会史的一个侧面，同时又可储备各种知识。在近代，迫切需要了解外国的历史、地理、制度文化，典志体史书正适合囊括这些内容。二是具有灵活性。这种体裁没有固定的框框，可根据需要调整，灵活变通。因此，《海国图志》以典志体为主，同时采用“史论”、“图”、“志”配合的编撰方法。卷首的《筹海篇》两卷，总结鸦片战争的教训，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主张，为全书的总纲领；其次为地图，包括世界各国地图七十余幅，其中包括魏源首次编绘的世界历史地图。如《东南洋各国沿革图》、《西南洋五印度沿革图》、《小西洋利未亚洲沿革图》、《大西洋欧罗巴各国沿革图》，古今内容并叙，图面阳文表示今名，阴文表示古名和别名，图文并茂，开一代人谈西洋以地图形式展示沿革变迁之先河；再次为“志”，乃全书的主要内容，共71卷，以中国为起点，按中西交通途经各地的顺序先后，详尽介绍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等各国情况；复次为“表”3卷，包括《中西历法异同表》、《各国教门表》等各类表近十幅。其中《中国西洋纪元通表》，记载自公元元年至1841年间重要年份的中历与西历对照，“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最早一份有系统的中历和西历对照表，为当时人们研究外国情况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工具”；《海国图志》最后为《国地总论》、《筹海总论》、《夷情备采》和西洋近代制造技术等方面的资料，其中包括各种船炮器物图八十余幅。这种体例尽管还不是十分严谨，但已经显示出综合运用多种体裁的努力，代表着史学演进的一种趋势。

中国古代的史学著作一直沿袭“内详外略”的“春秋义法”，历代正史中虽然有《外国列传》或《四夷志》，介绍外国情况。但是由于条件所限，舛误颇多，且偏重于亚洲与太平洋地区各国，尤其是与中国有隶属关系的国家的情况，还经常将国内民族与外国混淆。为避免此类问题，魏源尝试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进行全面改革。具体做法是：（一）着重以地图表明地域分布，列出东、西两半球的地图以及各大洲地图，初步准确地标明了世界各国各地的具体位置，使人对世界地理形势一目了然；（二）在介绍各国情况时，先以地理位置的不同将世界各国划分为东南洋、西南洋、小西洋、大西洋、外大西洋；次以洲别分为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次据太平洋地区的情况将东南洋各国分为“海岸国”与“海岛国”。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魏源的这些划分固然还存在许多模糊错误的地方，但是比起以往史书的《四夷传》、《外国传》等要科学和系统得多，初步形成了以地理方位、洲别、国别、图表撰写世界历史地理著作的新体例。

三、将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作为编纂重点之一

《海国图志》不是一部单纯的历史地理书。之所以这样说，不仅仅在于《筹海篇》和贯穿于全书中的“御侮”、“制夷”的反侵略思想，而且还因为它将西方科学技术作为编纂的重要内容之一。《海国图志》从50卷本到60卷本，增辑了有关仿造和使用西洋轮船、大炮、弹药和西式炮台等中外资料20余件，并附以图样多种。100卷本中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篇幅达到19卷，占了全书的近五分之一。

百卷本中的卷84、85收录《仿造战舰议》、《火轮船图说》两篇集中讨论轮船、兵舰的制造和动力问题的文章，讲述蒸汽机的构造和工作原理。这在当时是非常有意义的，反映出鸦片战争时期有识之士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热情和对西方最新科技成果的关注。同时，该卷还引述了这一时期中国军事技术专家郑复光利用蒸汽机研制火轮舟的《火轮船图说》，内容比“西洋人”所述还要具体。1862年4月，曾国藩命徐寿、华蘅芳制造的中国第一艘火轮船“黄鹄号”，依据的主要就是《海国图志》这几篇文章提供的信息。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辑录这些科学技术论著，表明他对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具有很高的鉴别力。

《海国图志》对新式火器的介绍，较之轮船要多。如卷86《铸炮铁模图说》，卷87《铸炮说》、《炸弹飞炮轻炮说》，卷88至卷93《西洋用炮测量说》、《西洋制火药法》、《西洋自来火铳制法》、《请仿西洋制造火药疏》、《地雷图说》、《攻船水雷图说》。此外还有关于新式城防、海防以及其它武器的介绍。此外，《海国图志》卷94《西洋器艺杂述》根据多种资料介绍了量天尺、千里镜、定时钟、天船（热气球）、风琴、显微镜、自鸣钟、自来火、水磨等制造工艺，其中有一些是最新发明，如美国的近代印刷术等；卷98“雷电论”甚至提到美国富兰克林的避雷针。

《海国图志》在集中介绍具体技术制造工艺的同时，也非常重视近代科学知识的传播。除了上述轮船、火器制造中涉及到的力学、光学、数学、化学等方面的近代科学知识外，还引用明清之际外国传教士的著述以及最新的西方地理著作如玛吉士《地理备考》、培瑞的《地球椎方图说》等推广地理学、天文学、气象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卷96首次系统介绍了地圆说以及哥白尼的日心地动学说，还在这段介绍文字的后面加了一段按语：“源案：此即西人地动太阳静之创说。但地球既运转不停，则人视北极亦当变动而不能止其所矣。姑存备一说。”（卷九十六《地球天文合论一》）这说明魏源本人对日心说尽管不是十分理解，但他却能将其作为一种学说介绍给国人，表现出客观、包容的学术襟怀。

综上所述，《海国图志》是近代世界历史地理学史上首部集中介绍和传播西方近代制造技术和科学知识的著作，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开山铺路的作用。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此书在编撰上也存在着局限性。

魏源所处的时代，中外接触刚刚开始。时代和个人条件的限制，使《海国图志》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在今天看来非常幼稚的知识性的和认识上的错误。从资料来看，魏源从未走出中国一步，除了1847年短暂的香港、澳门之游外，他对西方近代文明基本上没有亲身感受，加之语言的障碍，使《海国图志》所引用的史料基本上是书本、图片、西人报纸等间接的材料（即使是可靠的外国人记载，甚至他审问安突德所作的《英吉利小记》，对于魏源本人来说仍是未经验证过的间接材料），且多为汉译文本。对《四洲志》中误译之处以及收入《海国图志》的西洋人中文著作的记载失实和错乱舛讹，魏源做了不少的考证，但因上述客观条件的局限，还有许多被沿袭下来。例如，由于各种译本的译名不同，魏源无法分清巴悉、巴拉西利都是Brazil（巴西）的译音，将其认作两个不同的国家，说巴悉是独立国，巴拉西利是巴悉的“分地”，属葡萄牙兼摄。再如，在介绍缅甸时，魏源收录了马礼逊《外国史略》中“道光四年，国王再侵英之印度界，时缅已东盟越南，南服暹罗，觊觎印度之富，遂倾国而来”一段话。马礼逊在这里蓄意歪曲事实，将英国侵略缅甸说成缅甸侵略印度，为英国的侵略罪行辩护。魏源失察，原文照录。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但由于那时两国都是封闭式社会，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如“十里云雾”。《海国图志》50卷本和60卷本均无日本，只是100卷本才加上“日本岛国录”，由于其主要资料录自《瀛寰志略》，《瀛寰志略》把日本说成由对马、长崎、萨司马（萨摩）三岛组成，而实际上长崎、萨摩在九州岛，对马是朝鲜海峡的一个岛屿。魏源无从判断其中的舛误，将其录入《海国图志》中。直到光绪年间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才澄清了这一问题。此外，魏源还错误地认为天主教和回教都是印度婆罗门教之“支变”（《海国图志》卷七十一：《南洋西洋各国教门表叙》），“昆仑当为葱岭”（《海国图志》卷七十四：《国地总论上·释昆仑》），等等。

从体例上说，《海国图志》以辑录为主，难免有将材料张冠李戴的现象。最显著的例子，一是将《万国地理全图集》中介绍挪威的一段文字放入介绍瑞士的“瑞国沿革”中（《海国图志》卷四十七：《大西洋》“瑞士国”）；二是误把《明史•佛郎机传》放在《佛兰西沿革》中，认为《明史》中提到的“佛郎机”就是法兰西。而事实上，《明史》的“佛郎机”指的是葡萄牙（《海国图志》：《大西洋欧罗巴洲·佛兰西沿革》）。

此外，长期以来关于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策略引起的争论中，都涉及到他对俄国、法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对国际关系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的问题。而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当时的客观环境下对西方列强的了解不够全面、准确所致。

但是，不可否认，魏源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所能搜集到的中外资料和著作，为没有多少世界知识的中国人勾勒出了一个相对清晰而完整的世界图像，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书中又尽力介绍当时所能了解到的西方国家达到富强之道，以唤醒人们研究外国情形，向西方学习。魏源这两项反映时代脉搏的进步观点，开创了近代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新风气，影响至为深远。《海国图志》当之无愧地是研究外国史地和宣传改革思想的先驱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