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7）在近代中国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迹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他是经世派的开创者，亦是洋务、维新、以至新文化运动这一系列近代风云的源头之一。近代中国面对日益深重的内忧外患，不得不把关于民族生存的思考置于首位，这在魏源的行为选择和学术活动中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如果今天的研究者也仅仅关注于此，魏源在经世致用和“师夷长技”之外的成就自然就被过滤掉了。然而，魏源《诗古微》上承宋代疑古惑经思潮，下启民国初年反《诗序》运动，转变了诗经研究的方向，质疑了传统的文学阐释模式，质疑了经学话语对文论领域的控制，这与“师夷长技以制夷”一样，都具有推动文化转型的重要意义。

一

魏源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于《诗古微》之中，虽然此书并不专为文学而作，而是为了把今文经学的研究从《春秋》扩大到其他儒家经典，以壮大声势。“魏源《诗古微》、《书古微》两书充分发挥了《公羊春秋论》中推动清代学术思潮转变的基本宗旨，……刘逢禄只就春秋经传范围内探讨，龚自珍则改造公羊三世说，并发挥公羊说政治性、变易性的特点，抨击时政，两人均集中在今古文论争的重点领域著述。至魏源此两书出，遂把今文经学复兴推向更多儒家经典的范围，大大壮大了今文学派的声势，遂掀起有清一代学术思想变革的新高潮，具有深远的影响。”可见，《诗古微》的确是魏源有意识地把今文经学观点引入诗经研究的产物。但这样的评价显然是站在经学史研究的立场上，《诗古微》对于文学的意义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线。数十年前梁启超的评价，更能揭示《诗古微》在文学见解上一反传统观念的独特之处：“其论《诗》不为美刺而作，……此深合‘为文艺而用文艺’之旨，直破二千年来文家之束缚。又论诗乐合一，谓：‘古者乐以诗为体，孔子正乐即正诗’，皆能自创新见，使古书顿带活气。”虽然毋宁说前者的解释更符合魏源作《诗古微》的初衷，但梁氏的评价无疑更能道出《诗古微》对于近代文论转型的意义。

魏源之所以能够“直破二千年来文家之束缚”，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其今文经学的学术背景。其一，正是今文经学对古文经的怀疑，引导魏源把传统文论的最高经典《毛诗序》作为批评对象；其二，正是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学术主张改变了魏氏对于儒家经典的态度。一方面，他并不否认经传训诂的治经方法可能达到对经之本义的理解，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这只是经的表层意义，不必固守，经应该别有深义在，为获得这一层面的意义，学者应以宏观的眼光超越一字一义之训诂，从经文本身求微言大义。“经有奥义，有大义。研奥者，必以传注分究而始精；玩大者，止以经文汇观而自足”，这样一来，实质上解脱了经对于今人的束缚，把发挥经义的主动权交到了今人手里。魏氏论文与其今文经学的背景和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有着明显的关系。尤其是对经义之层次的区分，在魏源的诗经学中得到进一步的阐发。这一划分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诗经》既作为诗、又作为经的双重身份给诗经学带来的误导，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两千年来《诗经》之释义何以越骛越远的原因。

二

《诗经》本传有齐、鲁、韩、毛四家，前三家属今文经，后来相继亡佚；毛诗属古文经，几乎主宰着两千年来学者社会对《诗经》的理解，把《诗经》的意义固定为教化、美刺等一些抽象教条，风行不衰，并进而影响到人们对所有文学文本的接受和阐释。由于儒家在传统意识形态中的权威地位，由于经学在传统文化、学术格局中的分量，使经学说“诗”的方式很自然地成为传统文化看待文学的基本思维模式。

受宋代疑古惑经思潮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质疑毛序对《诗经》的某些解释，并主张采三家遗说相互参证，但都没有动摇毛诗的正统地位。清人姚际恒、崔述，以及比魏源稍晚的方玉润，也试图进一步逾越以毛序说诗的藩篱，尝试缘文索意，以诗说诗。方氏在《诗经原始》的自序中开宗明义地讲：“不顾《序》，不顾《传》，亦不顾《论》，唯其是者从而非者正，名之曰‘原始’，盖欲原诗人始意也。虽不知其于诗人本意何如，而循文按义，则古人作诗大旨，要亦不外乎是。”当然，方玉润是较为自觉地往以文学态度、以审美体验说诗的方向努力，魏源则别有文学与审美之外的经学目的。但在某些具体结论上，魏源与方氏不谋而合、殊途同归，因为二者毕竟都以毛序说诗的惯例作为自己的批评对象，而毛序说诗正是经学阐释学的一个典范，是经学话语为传统文论所提供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要质疑毛序对诗经的阐释，就多多少少会走到“教化”、“美刺”的反面，会走到经学阐释学的反面。

魏源《诗古微》对诗经学和近代文学思想的最大贡献，正是在于破除了《毛诗》“美刺”说在诗经释义中的权威地位，并区分了《诗经》在“作《诗》者”、“采《诗》者”、“说《诗》者”等不同层次上的意义。“夫《诗》有作《诗》者之心，而又有采《诗》、编《诗》者之心焉；有说《诗》者之义而又有赋《诗》、引《诗》者之义焉。作《诗》者自道其情，情达而止，不计闻者之如何也；即事而咏，不求致此者之何自也；讽上而作，但蕲上悟，不为他人之劝惩也。”魏氏此说不仅澄清了《诗经》之本来意义与衍生意义的区别，而且也说明了其衍生意义是经由采、编、说、赋、引等接受过程而逐渐获得的。《诗经》原是周初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各地民歌的总集，不是一时一地之作，其内容多是男女婚恋、以及“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之作，随口而发，在辗转流传中又有所增删，其中的确可能有“美”有“刺”，但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对日常生活的自发感慨，即是魏氏所谓“作《诗》者之心”。当这些民歌经过采编者之手而汇集成册以后，便已经在本义的基础上有所附加了。所以，“观得失”可以说是《诗》的第一层引申义，即魏氏所谓“采《诗》、编《诗》者之心”。在孔子时代，《诗》已成为“六艺”之一，是古代教育的一个方面。那时士子们修习《诗三百》，主要是为了社交场合的应对，学诗在孔门属言语之科，故有“不学诗，无以言”，“登高而赋，可以为大夫”之说。引诗、赋诗所取的意义，可能偏离《诗》之本义甚远，是在具体语境中对《诗》的运用。所以，“用诗”可以说是《诗三百》的第二层引申义，即魏源所说的“赋《诗》、引《诗》者之义”。当然，这种意义具有偶然性、暂时性，不会固定下来成为解释的权威。《诗》的第三层引申义则源于经学的兴起。从《诗》到《诗经》的演变，也预示着对《诗》的阐释将成为经学。当那些抒写男欢女爱、歌咏劳动与生活的民歌拥有了“经”的地位以后，它们的意义自然也需要经过一番规范并固定下来，不能再作随意的解释了。这一层意义不是从《诗》之本义或“用诗”之义中引申而来的，而主要是从“观得失”的采诗之意，再加以衍生、增殖而形成的。应该说，齐、鲁、韩、毛四家说诗均有此种意图，只不过《毛诗》更为突出罢了。《毛诗》将《诗经》系统地解释为美教化、刺淫邪以正人心风俗的作品，于是民间男女的情歌唱和，大多被比附为文王之化、后妃之德，比兴也随之成为以美刺行教化的工具。这即是魏氏所谓“说《诗》者之义”，毛序说诗最大的失误便在于“持采《诗》者之意，为作《诗》者之意”。经过魏源的条分缕析，《诗经》之原义与《毛诗》之解释之间的巨大鸿沟，就显露无疑了，从而为从新的角度阐释《诗经》扫清了最大的障碍。这对于《诗经》研究摆脱诗教束缚，向美学批评方向发展无疑具有启发性意义。当然，魏源也并不否认《诗》以及其他文学作品的确有“可观风俗之盛衰”的作用，只不过需要明确作者与观者各有主动权，因而不能把两种意义牵合在一起，这实际上已潜在地提出了文学意义的多层次性。同时，魏源也并不反对作者以风俗盛衰为题材，甚至还提倡“以备采风”之作。当然，《诗经》其实还有第四层引申义，即《毛诗》成为诗经学之正宗以后，其阐释方式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不仅被推而广之用于一切文学文本的阐释，而且也诱导文人写作时有意识地在男欢女爱与政教伦理之间设置比附关系，这可谓“拟《诗》者之心”。魏源对此并无直接论述，但他对《毛诗》的质疑，必然动摇儒家文论的基本阐释模式，从而释放出文学文本在经学话语以外的意义。

综上所述，魏源《诗古微》虽然以确立今文经学的合法地位为出发点，但他对《诗经》的具体研究却为后人留下了诸多依据审美经验而得到的解释。当然《诗古微》中仍有未能脱离“诗教”的解释，例如仍然视《关雎》为“刺时”之作，“周以一妃兴，殷以一妃亡，美戒劝德，莫烁于斯”。毕竟，经学思维在传统文论中运行得太久，几乎浸染至每一毛孔，使人日夕与之为伍而难以自觉，何况魏源的研究对象又是兼双重身份的最高典范《诗经》。

　　　　　　　　　　　　　　　　　　　　　　　　　三

在现代以前，关于《诗经》阐释的每一次转移，对于文学观念都会产生根本性的、宏观的影响。所以，魏源《诗古微》的意义，也不仅限于对《诗经》的经学研究和文学研究，它透露了传统文论中开始出现近现代文学意识的信息：

1.恢复了“诗三百”的本来面目，解除“经”对文学的挪用，解除意识形态对文学阐释的束缚。从此，《诗经》和其他文学文本有可能在学者眼中成为知识对象和审美对象。对于文学进行审美的批评和知识性的研究，正是近现代文学理论区别于传统文论的重要标志之一。

2.揭示了《诗经》在接受过程中意义不断增殖的历史真相，揭示了文化积淀、学术传统和时代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启发人们探讨接受过程在文学阐释中所起的作用。

3.暗示文学文本的意义具有潜在的丰富性，为多种阐释提供了可能。这本是文学的审美本质之所在。然而，一旦文学阐释受到某种意识形态的限制，强以“采诗者之心”作为“作诗者之心”，强以“采诗者之心”规范“读诗者之心”，这种丰富性就会被阉割。又由于传统的教化论、美刺说并不完全拒绝审美，而是与审美经验结成同盟，比兴、言外之意、微言大义、寄托，等等，都属此类，都被用于意识形态的审美化，于是儒家政教思想在文学中的渗透更为有效，文学审美本质的丧失就更不易被察觉。参透这一机关，就为近代文论反思政教中心的文学观为何如此之深入人心提供了思路。认同文学艺术在政治、宗教、道德之外的独立价值，正是文化现代性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文学观念要摆脱传统意识形态和审美模式的束缚，要建立文学在政教之外的价值，就必须建立新的意义阐释模式，以激活文学文本在意义上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从而恢复文学的审美本质。对此，《诗古微》中的相关论述可谓是一次极有价值的尝试。

人文学科中的各领域，在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时，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就是确立意义的阐释原则，以便探讨意义生成的方式、过程和意义生成的可能性；而时代需要对主流意义的选择，也就往往影响到这一时代的学术对于意义阐释方式的确立。今文经学从传统思想资源中获得意义的方式，潜在地符合近代中国对“经世致用”的要求，因而正是时代给今文经学的复兴和改造提供了契机，当然今文经学的意义阐释原则也就易于潜移默化地扩散到文化的各个层面。今文经学重发挥的意义阐释原则、重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态度，在魏源的诗经研究中，无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启发人们认识到文学意义的多层次性，认识到读者在意义生成中的主动性，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文论的阐释模式以及这一阐释模式所制造的权威，质疑了经学话语作为文论之理论依据的合法性，从而为近代文论摆脱经学意识的控制，从审美的角度寻找新的理论资源打开了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