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7年），字汉土、默深，湖南邵阳人，清末学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历任江苏东台、兴化知县、盐运使公司通判、高邮知州等职，晚年入钦差大臣周天爵幕府。著作有：《圣武记》、《海国图志》、《古微堂集》、《元史新编》等，后人为他编辑《魏源集》。他是近代最先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提出“以夷攻夷”，“以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技艺，制造枪炮、轮船，加强海防，抵抗外国侵略，提倡发展有益民用的机器工业。他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因而积极探索改善农业（粮食）经济理论和措施。

一、以农为本，但不“诬今”

从《魏源集》中涉及到农业时，他对以农为本是持基本赞同的态度。他说：“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他认为，“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洪范》八政，如食货而终宾师，无非以足食足兵为治天下之具。”他以美国和秘鲁为例，前者产谷棉为富，后者产金银为贫，来说明“稼穑为宝”，即“美利坚产谷棉而富称，秘鲁诸国产金银而贫闻。金玉非宝，稼穑为宝，古训昭然，荒裔其能或异哉！”但要看到时代的变迁，人们决不能照搬以往发展农业的模式。他说：“语今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又先于食。”因为“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以农作物和食品为例，“黍稷五谷之长，数麻菽而数稻；亨葵五菜之主，芼蓼藿而不及菘；枌榆养老之珍，今荒馑始食其皮；荇藻宾蘩，以共祭祀；堇荼荁薇，恒佐饔餮；蜉蝣蚧螬，古实甘美之羹；蚳蜗蜩★，礼则燕食之醢；今畴登鼎俎荐齿牙？……是物迁于古矣。”既然如此，就不能“执古以绳今”，即魏源把“执古以绳今”称作“诬今”，并断言“诬今不可以为治。”

二、减轻赋税，“富有之民”

魏源的富民观是民富则国强，民困则国亡。“土无富户则国贫，土无中户则国危，至下户流亡，而国非其国矣。”他的富民策略就是保护“富有之民”的利益。他认为富民是上“足君”而下“养民”的重要社会力量，是“一方之元气”是国家财力之来源，经济之依靠。如果国家想要获得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就应征收富民收入的一部分，使他们“敢顾家业”，并帮助他们增加财富。魏源以植柳和剪韭为例，指出：“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叶而培其本根；不善赋民者，譬则剪韭乎，日剪一畦，不罄不止。”同时，魏源强调国家对富民不能过度地征发，否则就会导致民困国衰。他说：“彼贪人为政也，专朘富民，富民渐罄，复朘中户，中户复燃，遂致邑井成墟。”魏源将富民分为有田之富民和无田之富民，他更同情有田之富民，所受的朘削。“天下有本富有末富，其别在有田无田。……是以有田之富民可悯更甚于无田。”他也曾有感于贫民之苦，指出：“官免赋而佃不免租，则利于富民，而不利于贫民。”

三、兴修水利，屯田救荒

在农业（粮食）政策方面，魏源论述较为集中的是水利、屯垦和荒政问题：

（一）水利：

1.治理黄河：魏源批评当时治理黄河缺乏全盘计划，“但言防河，不言治河，故河成今日之患。”为了整治黄河，必须派驻河道官员，总管黄河水利，坚持常年维修，此举的好处：一是“岁修及倒塘济运，至多以数十万计，如国初旧额，岁可省五百万。”二是黄河流经地区，北岸“皆历年河决正溜所冲之地，非沙压，即斥卤，皆土旷人稀，无辐辏★阓，而南（岸）自开封，下自淮海，旧河涸出淤地千余里，以迁河北失业之民，舍硗瘠，得膏腴，不烦给价买地。”三是“洪泽湖畅出入海，高堰可不蓄水，涸出淮河上游民田数万顷。”四是“五坝不启，下河不灾，淮、扬化为乐国。”五是“河不常患，帑不虚糜，而后国家得以全力饬边防，兴水利。”六是“其新河岁修数十万金，但取诸旧河、旧湖涸出淤地升科之项而有余，国家更不费一钱以治河。”

2.治理畿辅河渠：魏源认为，畿辅河渠的水患不治之因是在于违反了自然规律，他说：“漳流宜北不宜南，永定河宜南不宜北。南北之间，是为大壑。其性总归就下，其行必由地中。而近日治水者皆反之，逆水性，逆地势，何怪愈决裂。”故此，“治北河者，以不筑堤为上策；顺其性，作遥堤者次之；强之就高；愈防愈溃，是为无策。”

3.治理长江：魏源认为，长江水患归咎于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的发展而导致的生态破坏。他说：“今则承平二百载，土满人满，湖北、湖南、江南各省，沿江沿河沿湖，向日受水之地，无不筑圩捍水，成阡陌治庐舍其中，于是平地无遗利；且湖广无业之民，多迁黔、粤、川、陕交界，刀耕火种，虽蚕丛峻岭，老林邃谷，无土不垦，无门不辟，于是山地无遗利。”他认为，自然生态有内在的平衡关系，“平地无遗利，则不受水，水必与人争地”；“山无余利，则凡箐谷之中，浮沙壅泥，败叶陈根，历年壅积者，至是皆铲掘疏浮，随大雨倾泻而下，……水去沙不去，遂为洲渚”，这些分析颇具科学眼光，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分析长江水患成因的最为深刻之见解。为此，如何治理长江呢？魏源的决策是“两害相形，则取春轻；两利相形，则取其重。为今日计，不去水之碍而免水之溃，必不能也。欲导水性，必掘水障。”同时他要求加强水利管理力度，“苟徒听畏劳畏怨之州县，徇俗苟安之幕友，以姑息于行贿舞弊之胥役，垄断罔利之豪右，而望水利之行，无是理也”，所以“欲兴水利，先除水弊。除弊如何？曰：除去夺水夺利之人而己。”这种科学态度和严格管理以及反贿舞弊的主张，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是值得称赞的。

（二）屯垦

魏源在《圣武记•军储篇》中阐述了食源问题。他指出：“阜食莫大于屯垦，屯垦莫急于八旗生计。”八旗人数在顺治（1644-1661年）时只有8万，现在增加到数百万。“聚数百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之人于京师，而莫为之所，虽竭力海内之正供，不足于赡。”他主张因地因人而迁徙，满洲余丁去东三省，蒙古余丁去开平（今河北赤城）、兴和（今内蒙古），汉人则在驻防地安家。满人和蒙古人在屯垦时可以雇汉农助耕，同时京师附近的官田也可以安排无业旗民屯种。

（三）荒政

魏源强调：“救荒不如备荒，备荒莫如急农时。”因此，他非常重视抓紧农时以备荒。根据江南苏、常一带的自然特点，他建议借鉴江北低洼区域的成功经验，“仿湖圩春秋雨熟之稻，以防春汛开堰之患，其稍高地，亦种七月早获之稻，以免秋汛开堰之患”，认为这“颇能以人事补天时地利之穷。”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与粮食有关的漕运方面的管理，魏源提出了意见，针对当时漕运费用大，运输速度慢，而且运输过程中官吏勒索严重，百姓不堪负担的现象，他认为漕运必须改革——在运输组织上主张用商人组织取代官僚组织；在运输方式上则主张改河运为海运。在魏源的大力呼吁与策划下，海运得到实施，办法颁布之时，“海商翕然，子来恐后。”从而实现了“海运之事，其所利者有三：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