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在民主革命时期，林伯渠在故乡湖南工作过五次，每次时间短则四、五天，长则三年半，合计起来虽不过七年，但他那不畏艰险，坚持真理的浩然正气，献身革命的顽强精神，却长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林老是湖南临澧人。一九○四年，他在西路师范尚未毕业，就由学校选送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留学，时年十八岁。在日本，他结识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首领，并经黄兴、宋教仁介绍，在东京加入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同年十二月，被派回国。从此，开始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长沙，是林老革命征途中的第一站。一九○六年春天，他抱着推倒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信念，来到古老的长沙城，宣传同盟会的纲领，管理和秘密发行同盟会的宣传品。经过他的工作，同盟会的《民报》、杨幼麟的《新湖南》、陈天华的《猛回头》，在知识分子中广泛流传，民主主义思想迅速传播，加入同盟会的人日益增多。这年十二月，终于爆发了浏阳、醴陵、萍乡的农民起义。为掩护革命，他在长沙振楚学堂担任教师，并在西路公学兼职。次年二月，浏、醴、萍农民起义失败，清政府到处搜捕同盟会会员，屠杀群众竟达二万余人。同盟会总部为保护革命干部，加强边疆革命工作，将他调往吉林。

辛亥革命前夕，湖南革命浪潮高涨，林老又被召回湖南。七月底，他协同焦达峰、杨任等人恢复了同盟会湖南分会，在湖南体育会、铁路学堂、文明绣业女校、作民译社、振楚学堂等处建立机关、据点。林老以振楚学堂为活动据点，从事新军和巡防营的军运工作。当年清军在长沙的驻军，有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的第四十九标、五十标，巡防营的中路军。他与陈作新等深入这些部队的营连军官、士兵当中，发展同盟会员，酝酿兵变。由于有包括林伯渠在内的同盟会会员在新军中的艰苦工作，武昌起义十天后，驻长沙的新军首先响应，联合巡防营的士兵，发动起义，攻入省抚署，宣布湖南脱离清政府。辛亥革命，推倒了清朗封建政权，建立了中华民国。林老在长沙新军起义中，卓著功勋，不愧为开国功臣。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篡夺了。一九一三年春，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接着，又罢免了江西、安微、广东的同盟会员担负的都督职务。夏初，孙中山被迫发动讨袁战争，林老在湖南与同盟会会员举起了反袁旗帜，出任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谋，立于反袁战争前线。反袁战争失败，林老被通缉，遂于同年五月逃往日本。

“到眼河山故故非”，辛亥革命，虽然废除了清王朝，但山河依然破碎，革命志士无立足之地，林老心情非常沉重，但不气馁。“独抱古欢浑不语，明朝有意弄晴晖”。他继续追随孙中山，参加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并于一九一六年四月秘密回到长沙，冒着生命危险，奔走湘鄂之间，在长沙、汉口组织反袁机关，联络反袁部队，任湖南护国军总司令部参议。七月五日，袁世凯安插在湘督军芗芗铭终被赶出湖南。

护国战争结束后，林老留在湖南工作，任湖南省公署秘书兼总务科长，不久，又代理政务厅长。他勤于政务，重视调查研究，时常早出晚归。他常说：“骄、惰二字，误人最甚”。又说：“怠惰者，人生之坟墓也。”他富有实干精神，认为“见处贵透彻，行处贵着实”。他抄录《湖南少年义勇团》的守则“笃实、忠心、协助、友爱、礼让、恺恻、服从、和乐、勤俭、勇敢、清洁、整齐”，作为自己的守则。他每天军政公务纷繁，仍坚持写日记。他在日记中记载了湖南政局的变化及其政界人物的交往，为我们研究这段历史，保存了珍贵的史料。他在当年湖南政界中，有一定政治地位和社会名望，但他不计名利，在复杂而龌龊的社会环境中，能洁己前进，继续组织革命人士，探求革命道路。他与志同道合者组织了神州学会湖南分会和正谊社，以神州学会和正谊社为核心，团结革命志士，继续开展斗争。一九一七年八月，北洋军阀政府段祺瑞派遣傅良佐任湖南都督。三十一日，林伯渠毅然“交卸省署总务科长职务”。九月十八日，他从临澧启行，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会同湘军旅长林修梅及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在衡阳宜布起义，任湖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后来，湘粤桂组织联军，与傅良佐军队作战，林老奉孙中山命令，任湖南护法军劳军使，随部队参战数月。傅良佐退出湖南后，林老任省署财政厅长四个余月，后因北洋军阀张敬尧入湘，又被迫退往衡阳，继退郴州。

无数志士的流血斗争，并未改变混浊的政局，这使林伯渠感到必须作新的探索，开辟一条新道路。这时，他第二次到日本时的好友李大钊经常给他寄社会主义宣传品和书信，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驻扎郴州的林伯渠在李大钊的帮助下，逐步消除了疑虑，把握了真理，认识到“劳苦大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知道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动力。这个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与全人类的命运血肉相关的”。一九一九年冬，他与湘军旅长、堂兄林修梅，曾试图将军队改造为工农的军队，他俩兄弟常将李大钊寄来的宣传品、书刊、书信，在士兵中宣传或传阅。后来，林修梅还为此发表了《社会主义的我见》、《社会主义与军队》的论文。林老将这些论文汇编出版，广泛赠送、发行。长沙文化书社就曾大力推销此书。

一九二○年冬，林伯渠经李大钊介绍认识了陈独秀，后又结识了李达、邓中夏。在“一大”前，他已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从此，他以崭新的姿态投入到波澜壮阔的共产主义运动。

在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主要从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我们党通过林伯渠与孙中山的密切联系。推动孙中山确定了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一九二三年春，他介绍刘少奇、夏曦加入中国国民党，并派他们回湖南筹组国民党组织。九月，他又托毛泽东回湖南，指导湘区建立国民党组织。他对湖南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指导、推动作用。

北伐战争中，林老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随军行动，在攸县、醴陵、浏阳、长沙、平江等地住过一段时间。他每到一地，都要宣传国共合作的意义和散发北伐胜利进军捷报，宣传拥护工农利益，发展工农运动。因此，六军经过的地方，农民运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组织都获得了发展。

一九二七年四月，湖南农民运动达到了农民自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贫苦农民的新阶段。湖南农民的行动，吓坏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也震惊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要求立即制止湖南农民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派遣林老来湖南，“说明中央外交策略”，并令他说服中共湖南区委会（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中共湘区委员会改称）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禁止农民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四月二十七日，林老同夏曦来长沙，在来长沙前，他向夏曦作了详细调查。到长沙后，又与中共湖南区委、国民党省党部、省农协和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基层农协干部开了座谈会和个别谈话。林老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得出结论：“土地问题，是今日政治之中心问题”，“其在今日之湖南，土地问题尤形为政治、社会、民主诸问题之集中焦点”。他支持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斗争，赞扬农民的创举，且把湖南农民自动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归纳为分田、平均佃权、清丈田亩、插标分田、分谷五种形式。四月三十日，他回到武汉，寄出了《湖南的土地问题》的调查报告，将中共湖南区委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支持农民自动解决土地问题的意见，向有关方面作了汇报，论定湖南“打倒土豪劣绅之事，层见迭出，而其集中点，皆以土地问题为归宿。土地解决，万事冰释，否则社会秩序将无法维持”。林老坚持真理，支持农民没收地主土地斗争的态度，多么鲜明夺目啊！

总之，民主革命时期，林伯渠同志在湖南的革命活动片断，是他从爱国主义出发，经过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进到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