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论诗文之旨，注重经世致用。他说：“文之用，源于道德而委于政事。”（《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页，以下引文凡出此书者，只注页码）又说：“诗以言志，取达性情为上，拟古太多，则蹈明七子习气。”（第933页）无不体现了魏源“文以贯道”、“诗以言志”的“主道”精神。
魏源说过“昔日所欠将余俟，应笑十诗九山水”。的确，翻阅他的诗集，在现存的九百多首诗中绝大多数为模山范水之作，但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多难之秋，他却写下了为数不少的时事诗。这里有对鸦片战争全景式的速写、有对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散点式的特写、有对事关国计民生急务的筹画、有对民众疾苦的同情与关心，也有对变法改革的大声疾呼。这些抒写时事的篇章，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作为思想家的魏源思想的敏锐、深邃，作为改革家的魏源的远见卓识。
一
鸦片战争标志着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从此，中华民族开始步入辛酸、屈辱的近代史。对此，魏源引以为奇耻大辱，感到痛彻心府。为了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沉痛教训、指陈方略得失，也为了唤醒国人，起来救亡图存，复兴国家，他撰写了具有极高历史价值的长篇纪实文章——《道光洋艘征抚记》，对鸦片战争的全过程作了全景式的记载。上篇主记广州方面的战争，下篇主记淞沪方面的战争。如果说《征抚记》偏重客观记事，议论成分不多，未能展开作者对此役的认识、看法，那么他作于期间的《寰海》前十章、后十章、《秦淮灯船引》诸篇，则不仅可与《征抚记》相互印证、发明，还在更大的视角上反映了诗人对此战前因后果的认识、和战攻守得失的评价、用人是非功过的褒贬，并由此涉及影响此战胜负其他因素的指评。诗中语气要激烈得多，认识要深刻得多，见解要明晰得多。《寰海》前十章第二首一方面表明诗人严惩吸食鸦片者，以此禁绝烟毒的思想：“但须重典惩群饮，那必奇淫在旅獒”，一方面则申明其“师夷长技”和慎选将材的思想：“欲师夷技收夷用，上策惟当选节旄。”魏源同林则徐一样，都主张禁烟应从大臣禁起，对大臣中吸食鸦片者严惩不贷，以儆国民。至于“师夷长技以制夷”则是魏源的名言，是其改革图强思想的突出体现。用人当否事关战局胜败、海防安危，魏源至为看重，故其在《征抚记》中肯定林则徐、邓廷桢的禁烟、御敌之功，斥责琦善、奕山等的媚敌、输城、赔款之丑行。清廷罢林、邓，而用琦善、奕山之流，自是用人不当。第四首则紧承“上策惟当选节旄”一句，借用典故讽刺清廷用人不当、赏罚不明的过失。诗中以周厉王时的荣夷公、周幽王时的虢石父、宋高宗时的汪伯彦、黄潜善等奸佞小人喻指清廷中的权奸穆彰阿、琦善等，而以西汉初年匡扶社稷的忠臣绛侯周勃、灌侯灌婴喻指林则徐、邓廷桢等有功之臣。认为正是朝廷的“功罪三朝云变幻，战和两议镬冰汤”才造成用人上的前后乖谬，导致战争失利。第五首仍承前而言，一再讥刺清廷的用人如同儿戏，不用林、邓，而用颟顸无能的琦善之流“但师卖塞牛僧孺，新换登坛马服君”。第九首则是揭露、抨击广州将军奕山的屈辱求和、媚敌卖国的丑行：“城上旌旗城下盟，怒潮已作落潮声”，“全凭宝气销兵气，此夕蛟宫万丈明”。认为正是在投降派奕山的主持下，广州军民的抗英战争才会从高潮走向低潮，并指责奕山一味企图用割地赔款来换取侵略者的停止军事行动。第十首则是揭露琦善之流破坏人民的抗战，纵敌逃脱的丑恶行径：“几获雄狐来庆郑，谁开柙兕祸周遗。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纵夷。”（第804-806页）
《寰海》后十章作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时当《南京条约》签订前后，是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期。面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诗人更为冷静地去思考、探索其中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就其中所反映出来的诗人的思想、见解而言，甚或比前十章更深刻，更具启发性。
《寰海》后十章的第一首称得上是诗人对清政府对夷之策的全面检讨与评议：“争战争和各党魁，忽盟忽叛若棋枚。流攻浪款何如守，筹饷筹兵费用才。”首句是批评大臣们在和战问题上不顾大局，而是党同伐异，各持一端，使得朝廷在和战问题上举旗不定。次句是批评清政府在和战问题上举旗不定，时而与外夷订立盟约，时而又宣布开战。又次句是批评清政府在进攻、防守、签约问题上举止失措、筹画不当，攻是“浪攻”，款是“浪款”，不知如何坚守海防。又次句则是正告清政府在筹集军饷、征集兵员问题上要注重专司官员的选用。这些批评可谓一语中的，反映了诗人的真知灼见。诗的尾联“漫言孤注投壶易，万古澶渊几寇莱”，是借北宋寇准在对辽之战中于小胜之后与辽签订“澶渊之盟”的史实来正告当权者，极不可孤注一掷，意谓在攻守问题上，必须慎重行事，切不可浪漫。第四首则旨在鼓舞国人士气：“小挫兵家胜负常，但须整旅补亡羊。”认为中国军队虽打了败仗，但胜负乃兵家常事，只要整顿军旅，振作士气，那就可能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尾联“重颓赤帜骄夷帜，更使江防亟海防”，这是提醒当权者在稳固海防的同时要加强江防，防止外夷兵船攻入内河，威胁内地安全，事实证明诗人是有预见性的。第九首的前四句是议论时风：“曾闻兵革话承平，几见承平话战争”，是感叹清朝承平日久，久别战火，国人偷乐成习，厌恶战争。“鹤尽羽书风尽檄，儿谈海国婢谈兵”，这两句均为讥刺语，以反讽手法讥讽国人在鸦片战争后草木皆兵，谈战色变，形成一种恐惧心理。可以说这四句是对国人心理的一种解剖，刻画了国人在战前与战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而这两种心态对于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反侵略战争都是极为不利的。颈联乃诗中警句“梦中疏草苍生泪，诗里莺花稗史情”（第807-808页），前句言诗人梦中起草的奏章是在为苍生落泪，后句言诗中所写的鸦片战争可以当作稗史来读。这两句一方面写出了诗人心系天下苍生的襟怀，一方面则表明诗人写诗的严谨态度，即以著史的态度来写诗。
《秦淮灯船引》是魏源最长的一首乐府体诗歌，长达75句。此诗写于《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的第二年，是纪念国耻日的一首史诗般的作品。首段回忆英军入侵前南京秦淮河的灯月，以显示昔日的繁华。次段以船夫吴侬的口吻叙述英夷退兵后南京的萧条。第三段借虬髯客的吟唱回忆英军入侵南京时的嚣张气焰，所造成的南京的混乱、市民的奔逃。第四段写英国侵略者在南京的横冲直闯，横行无忌。第五段是讥刺统治者为了保全东南半壁而不惜用白银、绢帛、牛酒来取悦英夷，签订城下之盟。结尾一段是用反讽手法讽刺统治者和南京市民一旦英夷撤走，又依旧灯月相乱，歌舞升平。此诗看似不动声色，平平道来，实则平静中蕴含着激烈，温婉中隐含着悲愤。这里有对侵略者凭借坚船利炮在中国土地上劫掠杀掳罪行的切齿痛恨，有对统治者不思抗敌御侮，一味用金银牛酒来取悦侵略者的无耻行径的无情揭露，有对国人不恤国耻，只知追求奢华的扼腕之叹。
《都中吟》之四“筹善后”既是对鸦片战争失败教训的总结，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付外夷、强国固边的策略：一是强调加强炮台修建“炮台防江防海口”；二是提出对付外夷的基本策略 “造械造船造火攻，未敢议政且议守”，主张以守为主；三是强调要知悉夷情，师夷技以制夷“船炮何不师夷技”、“何不别开海夷译馆筹边谟”、“夷情夷技及夷图，万里指掌米沙如。知己知彼兵家策，何人职司典属国”；四是强调禁烟要从海上禁起，断绝鸦片来源“江海何不严禁烟”。这些设想和建议可谓一语中的，切中时要。
《江南吟》十首作于鸦片战争前夕。其中第八首集中揭露鸦片烟对大清臣民精神之戕害：“不知何国香风过，醉我士女如醇酿。夜不见月与星兮，昼不见白日，自成长夜逍遥国。长夜国，莫愁湖，销金锅里乾坤无。”一幅烟雾弥漫，日月无光，天地昏黑的图景，真是令人触目惊心！诗人提出的禁烟办法是“中朝但断大官瘾”，认为只要断绝朝中大臣的吸食，“阿芙蓉烟立可尽”。道光之时，曾对朝中大臣中吸食鸦片者施以重典，一时亦曾见效，可惜不能贯彻始终。
作于鸦片战争期间的《秋兴》十章，同样表现了诗人对时局的关心，其中第三首反映的是鸦片输入导致的白银外流、败政空虚的严峻局面：“大漏卮兼小漏卮”、“海若蛟宫奔贝族，河宗宝藏积冯夷。”（第809页）“漏卮”，指渗漏的酒器。“大漏卮”喻指英夷的鸦片贸易致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小漏卮”喻指当时的大小官吏借鸦片买卖、治河、漕运聚敛财富，使金银财宝源源不断滚入个人口袋。贝族，指海外之国英夷。“海若”句是说中国的财宝滚滚流入侵略者的钱袋。冯夷，即河伯，指黄河之神。“河宗”句借“河宗献宝”的典故隐喻国家的财富都流进了个人的腰包。此诗虽写得较为隐微曲折，但只要明了其中运用的比兴手法，即可理解诗中所揭示的清政府所面临的严峻的财政危机。
二
对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的揭露和抨击，也是魏源时事诗的重要内容。魏源生当嘉庆、道光、咸丰年间，这是中国封建制度总崩溃的前夜，封建制度的腐朽性、反动性日渐暴露出来；而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社会更是陷入内外交困的重重矛盾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日渐突出。对此魏源以极大的勇气、敏锐的目光、尖利的言辞给予揭露和抨击。
1844年，魏源入京参加进士试，目睹当时政治的种种弊病，写下一组政治讽谕诗《都中吟》13首。第一首是揭露当时科举考试的弊病。诗歌开门见山，讽刺说：“书小楷，诗八韵，将相文武此中进”，只要写得一笔漂亮的小楷，做得一首八韵诗就可踏入仕途，做到文武将相。凭着进士头衔，就可“从此掌丝纶，从此驰鞀铎，官不翰林不谥文，官不翰林不入阁。从此考枢密，从此列谏官，尽凭针管绣鸳鸯”，官运亨通，声名显赫。但这种雕虫小技到底于国于民有何用呢？诗人讽刺道：“雕虫竟可屠龙共，谁道所养非所用！屠龙技竟雕虫仿，所道所用非所养！”雕虫小技竟可与屠龙之技同日而语，实实令人可笑。更可笑者，朝廷竟用这种百无一用的书生去治河、防海：“昨日大河决金堤，遣使合工桃浪诗。昨日楼船防海口，推毂先推写檄手”（第675-676页），岂不是将国之大事视同儿戏！当时国事维艰，国家亟需才略之士，而为国抡才的进士考试不考经邦济世之策，而考这些无补于事的雕虫小技，足见科举考试已沦落到何种地步！
清代后期，朝廷为补财用之不足，竟开捐纳之例！金钱可以买官，国家的选官用人制度还有什么尊严可言！而且捐纳一开，还会导致贪赃枉法，贿赂公行的恶性膨胀。对此，魏源深感扼腕之痛：“吏兵例，户工例，茧丝牛毛工会计，全恃舞文刀笔吏”。本来在封建社会官、吏分途，官尊吏卑，不可混同，但在捐纳制度下却是“缺可补，可不补；级可去，可不去，翻手覆手敢予侮，能令公喜令公怒”，官缺能否补，全凭当权者的喜怒。不仅如此，胥吏还可掌握选官之权，甚至连刑部的官职都可以捐纳：“府吏胥徒非世业，谁道尽握六官法。若言部胥不可捐，何故刑部胥无权。”面对这种捐纳制度的弊病丛生，诗人不禁想起汉代清正、廉洁的汲黯、张汤“任法任人孰操券，请看汲黯张汤传”。第三首则是合言当时开科取士、开捐纳官的弊病“数开科，数开捐，开科遴选为得士，开捐输粟为助边”，本来开科是为了得士，开捐是为了助边，结果呢？“借问开科得何士，项槁盐车悲騄鈏”，“借问开捐何所润，中外度支财益罄”，诗人的结论是“开科开捐两无益”。有鉴于此，诗人主张废弃当时的开科取士制度和捐纳制度，而建议“何不大开直言之科筹国计，再开边材之科练边事？”以特设直言科来网罗筹画国家大计的人才，以特设边材科以发现守边固防的人才。他并且坚信“市骨招骏人才出，纵不拔十得五终得一”（第676页），只要朝廷真心对待人才，人才总会有的。
第五首“通仓廒”则是揭露仓官的贪污舞弊、敲诈勒索。清初，仓官因为地位低而无人肯做，而到了道光之时，人们却不惜用钱买仓官做，“国初点胥胥痛哭，近日仓缺万金鬻”；原因就在于，“仓胥拥之何其豪”，做仓官可以使人豪富。而仓官贪污舞弊的诀窍是“钱胡自来自米来，发水愈多收愈速”，以发水增重的办法来骗官骗民，以此中饱私囊。在海防吃紧的多事之秋，这些仓官的胡作非为实在令人切齿痛恨：“海运未举海防多，水犀楼船方荷戈，吁嗟奈尔仓胥何！”（《魏源集》第677页）
魏源还把揭露、抨击的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皇帝。清代皇帝的奢靡、浮华之风始于乾隆，至道光、咸丰时，愈演愈烈，皇帝携同皇室、后宫长期居住于离宫，避暑疗养，消闲度日，置朝政于不顾，害得朝廷大臣奔走于途。《都中吟》之六“西苑闭”，写皇帝为享受“天光鱼鸟”之“清寂”，而置皇室常住的西苑于不顾，日日住在海淀的行宫之中，“行宫岁岁海淀左，城中西苑苍苔锁”。之七“下海淀”则接着写道：“下海淀，下海淀，请事画诺如邮传。未明往返八十里，郎官住城堂住淀。”由于皇帝长期住居在远离皇城的行宫中，使得朝中官员像邮差一样往返于皇宫与行宫之间，未明即往，午时方返，行程八十里，害得坐骑大汗淋漓。诗人回忆往事，对今昔之变颇感不满：“我闻康熙畅春原偶跸，雍正圆明制未悉，乾嘉终岁始驻园，车驾入城只什一”，康熙时偶尔住跸畅春园，雍正时圆明园制度未全，而到了乾隆、嘉庆时，皇帝常年住于离宫之中，车驾入城只十分之一的时间。那怕“边报军书连日夕”，最高统治者亦不在意，而是“全凭水鱼山光慰宸极”，只害得朝臣“趋朝敢辞海淀苦”。《江南吟》中的第九首“留行宫”亦是讥讽最高统治者到处修建行宫，以此聚敛财富，挥霍民脂民膏：“留行宫，留行宫，燕蓟盘山鲁泮宫，六龙吴越天南东。离宫卅六象天极，金碧楼台山水国。”皇帝生活的奢华，追求个人享受，置朝政不顾，这无疑是导致清廷政治腐败、风气不振的原因。
三
作为政治改革家，魏源还关心民病，同情人民处在腐败政治下的遭际和命运。
作于鸦片战争前夕的《偶然吟》之九“久霖桑户外”就是一首关心民众疾苦的诗作。他由久雨中的鸟鹊无食哺育小鸟而想到天底下处于饥寒交迫中的广大百姓“不忧一身饥，所忧一家寒”；“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痛瘝苟不瘳，尧禹亦何为！”他由一身之饥，想到一家之寒；又由一家之寒，想到四海之饥；并认为如果治不好天下百姓的疾苦，又要尧禹这样的明君何用呢？
江南本是富饶之乡，历来民称富足，可是处于鸦片战争前夕的清政府，面对海防、边防、江防的巨大开支，又无节流开源之道，只好加征捐税，向民间横征暴敛，弄得江南一带民不聊生。《江南吟》10首可谓是鸦片战争前夕江南一带民间遭受征敛之苦的一幅长卷画轴。第一首写因赋税繁重，银价上涨，农民种田不成，只好种花：“种花田，种花田，虎丘十里山塘沿。春风玫瑰夏杜鹃，午夏茉莉早秋莲。……有田何不种稻稷，秋收不给两忙税。洋银价高漕斛大，纳过官粮余秸舑。稻田贱价无人买，改作花田利翻倍……游人但说吴民娇，花农独为田农泪。”第二首“急卖田”写农民在严重的洪灾面前因无力抵抗洪水而急于卖田的情形，“急卖田，急卖田，不卖水至田成川。谁人肯买下河地，万顷膏腴不值钱。上游泄涨保高堰，下游范堤潮逆卷；何况夏雨淫霖先半畎。日日望禾长，禾长水亦长；日日望禾高，禾高水亦高。闻说有圩能护田，圩能隔水不隔天。淫霖尚可，坝潦杀我……昨夜西风五灞开，已极倾湖之水天上来。”农田如此之贱，自因水患之重；而水患之重，则因官府无能，治水无方。第七首“再清查”则通过写捐税积欠严重，官府催缴不易而反映出民众所负捐税之重：“再清查，三清查，新旧款目多如麻。前亏未补后亏继，转瞬又望四查至。借问亏空始何年，半缘漕项半摊捐。帮费愈加银愈匮，戴星税驾岂无人，但有催科无抚字。吁嗟乎！催科之难难于上青天，补亏之难难于塞巨川……”
对于春荒之时农民无以为食，只好饮鸩止渴，以吃麦花充饥，结果导致中毒死亡的惨景，诗人可谓满掬同情之泪：“中野种乔麦，春风吹麦新。二月麦花香，三月花如银。麦秋不及待，人饥已奈何！明知麦花毒，急那择其他。食鸩止渴饥，僵者如乱麻。冀北顷刻延，偿以百年嗟。投之北邙坑，聚土逐年坟。明年土依然，春风吹麦新。勿食乔麦花，复作坑中人。”（《北上杂诗七首同邓湘皋孝廉》）
四
鸦片战争前后，清王朝内忧外患，矛盾重重，处于多事之秋，魏源目光如炬，洞悉国家危机，深识政治弊病和社会种种积患。他忧心如焚，急切异常，常以诗歌作政论，用诗歌来指陈当时急务，提出应对方略，并呼唤改革以期奋发图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
当时的淮北盐务虽屡经整顿，却仍是私盐泛滥，政府的盐税收入也日渐减少，而一些经管盐务的官员却中饱私囊，循私舞弊。诗人在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幕中时，曾参与整顿盐务，提出票盐之法，使盐运大畅，革除了多年积弊。诗人在《江南吟》之六中一！方面揭露了私盐泛滥，官员中饱的情况：“缉私盐，改捆先治场私源。七斤豫章八斤楚，不改恐致官私嫌。改捆愈多私愈深，即挖官包作私用。”诗人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曷运场私敌邻私，倍盐贱销两获算”，“温州郡守师票盐，商民歌咏官府嫌”，即增加盐的投入量，以薄利多销的方式来稳定盐价，而更重要的是，推行票盐制，加强食盐生产和销售的计划性。诗人认为推行上述二法，不仅盐商高兴，而且“利民利国徒鸡廉”。
又如漕运问题，可以说运河是清时南北水路运输的主要通道，既关系整个京城的粮食供应，也关系运河两岸民众的生计。魏源曾作过《筹漕篇》（上下），提出改革漕运的对策。他的《江南吟》之五即对漕运予以关注，一是揭出漕运的弊病，二是提出革除积弊的办法：“漕运来，漕运来，如山如屋如风雷，千艘辟易何雄哉！入闸闸为阻，千夫万夫挽邪许；入运运为胶，微蜀湖田泽雁号。我闻漕艘丈尺有成规，受五百石无差池。水力船力胜米力，何事礧砢穹窿为？私货愈多费愈重，徒供仓吏闸夫用。”认为漕运之弊在于船只太大，载货太重，超越了运河的负荷；诗人提出的办法是，“病漕病河兼病民，何如改小一帆送”，即改大船为小船。其具体设想是，“战舰苦瘦，粮艘苦胖；战舰苦窳，粮艘苦滥。曷移战舰作粮艘，更改粮艘修战舰”，即将作战的小船改作运粮之船，而将运粮的大船改作战船。这的确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方便了漕运，又增加了战舰的吨位，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又如长江的水利与水患问题，这也是当时朝廷的急务。其时长江中下游十年九灾，两岸百姓苦不堪言。为此诗人曾作过《湖广水利论》，分析长江水患形成的原因，提出根除水患的办法与措施。他的《洞庭吟》一诗正与上文相互印证。诗以主客问答的方式行文，用事实驳斥了将洞庭水灾归究于天降祸殃的说法，认为原因在于“水钟三湘失七泽，自古沧桑多变易”，“荆州九穴十三孔，今惟二穴余皆壅。地不让水水争地，仰盂受灌建瓴涌。沿湖圩田岁增岁，曲防壑邻占地利。何况老林秦蜀开，下游沙塞洲渚洄。”“八百里湖十去四，江面百里无十二，安能塞川川不溃？”归纳起来，原因有如下诸端：一是人与水争地，大肆围湖造田，垦滩造田，造成受水面积少，水道不畅；二是森林采伐过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以致污塞河道。而诗人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九穴须复九江初，七泽仍请云梦渚，以川还川湖还湖，那患阴阳妨噏嘘？”即恢复河道和水泽，退耕还湖。可以说在历史上以诗歌形式分析水患形成的原因，提出根除水患的措施，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
目睹清政府国力衰微，政治腐败，经济萧条，内忧外患，危机重重的局面，魏源认识到如若仍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只能更加落后，成为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对象，于是他呼唤变革图强，他的部分诗歌亦成为他改革的心声和号角。在这方面，他与启蒙思想家龚自珍是同气相求，同声相通的。他在《北上杂诗》中大声疾呼“何不借风雷，一壮天地颜？”诗人切盼发扬天地之正气与民族之精神一洗神州大地疲弱之习，唤发无限生气，使祖国山河壮丽多姿。《秋兴》之四则直接抒发改絃更张，变革图强的豪情壮志：“但有公厨总聚砄，断无百载不更絃”,“鼎新革故神明事，盐漕何人破旧筌”，诗虽针对盐务、漕运而发，而其精神则完全适合当时一切要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