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再读李锐同志所著《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引起了笔者的一些思考。作者在该书《前言》中说了这样一段话：“由于人为的限制，保密制度和各种清规戒律，当代历史包括党史的研究，还没有真正进入繁荣时期，离自由讨论、科学探索也还很有距离。”此话的确发人深省，也实实在在。于是乎，激起了笔者一个小小的冲动：要把林伯渠在庐山会议期间写的一首小诗被人“修改”，至今未能恢复原貌及与其有关的一段“珍闻”（姑且称作珍闻）披露出来。

　　扑朔迷离的传闻

众所周知，林伯渠早年留学日本时，就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1920年底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小组，是我党少数几个从本世纪初就投身中国革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革命斗争，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60年5月29日，林伯渠因病在北京逝世。为了纪念这位为中国革命劳瘁了一生的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党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6月3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公祭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群众一万余人，纷纷前来为这位革命老前辈送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悼词，对林伯渠不朽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

按照中国的传统说法，这应该算是盖棺定论了。

然而，近20年过去后，笔者却开始听到关于林伯渠在庐山会议期间一些扑朔迷离的传闻。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不久，笔者受湖南人民出版社之约，采写一部反映林老生平业绩的书稿，其后又参与《怀念林伯渠同志》一书的组稿和中央党校林伯渠传记组的工作，有机会接触一些老同志和重要史料，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

1979年4月5日下午，笔者和林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女儿林利、林秉元（当时系借调）同志去北京医院访问李维汉，请李维汉谈林老在中央苏区、长征途中及陕甘宁边区的情况。谈完之后，林利去看了楼上病室里的周扬。回来路上，她告诉我们，周扬问她：“你知道你父亲有什么问题吗？”林利说不知道。周扬说：“林老在庐山会议上同情彭德怀，毛主席说他右了嘛。”

5月15日上午，我和林秉元同志在三里河那栋灰色大楼里，访问了当时的一机部部长周子健同志。没有等我们提问，他却先用低沉、舒缓的声音告诉我们：“在庐山会议上，林老支持彭德怀同志，现在看来林老是正确的。我没有参加庐山会议，这段情况，你们可以访问一下杨尚昆同志……”

因为在当时，庐山会议的资料还控制得十分严密。为了弄清这些传闻，后来林利同志专门访间了刘英同志，时间是1991年5月24日上午。那年，笔者到北京出差，抄录了这次访问的谈话记录。刘英同志回忆说：“……庐山会议回来后，一天闻天对我说：林老是个好人，同情彭德怀，讲了几句公道话。他说：‘彭德怀同志是有功劳的，是不是不要这么搞？’我问闻天，闻天说毛主席非常不满意，说林老站在彭的一边，批彭没有上纲上线”。“斗彭很厉害时，林个别去见毛主席，说彭德怀尽管有错误，但是有很大功劳的，不应该这样过份。毛非常不满意，说你要注意晚节……”。刘英同志还说：“中组部有份黑名单，上面有林老的名字。‘四人帮’垮台后，我和章蕴他们在专案组，审查康生的问题，是王鹤寿同志组织的，还有黄克诚等。中纪委刚成立时，我们看到这个名单，中组部内部搞了一个展览，也展出过，这个名单中组部还保存着……”。关于这份黑名单，林老亲属告诉我，粉碎“四人帮”后，他们也知道了这件事，便去中组部打听，中组部的同志告诉他们：林老在文革中是被林彪一伙立了专案的，理由是说他和彭德怀、李维汉夫妇、杨尚昆关系密切。

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公开的文字对这些也许并非传闻的传闻予以披露。据笔者所知，1994年林利同志应天津某杂志之约，写了篇回忆乃父的文章，文中提到了刘英同志所讲的这些情况，但到发表时，唯独这一段文字被编者删去。按理说，庐山会议已由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间题的决议》作了结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亦早已平反多年，难道我们还应该心有余悸？另一方面，周扬、周子健、刘英等同志，都是党的高级干部，特别是刘英同志，作为张闻天同志的夫人，对于这样产肃的历史问题，决不会信口开河。

那么，林伯渠在庐山会议上究竟怎么了？

　　不该被“修改”的耿耿铮言

林伯渠不仅是一位功劳卓著的革命家，也是一位热情洋溢的诗人，他留下的200余首诗作，是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宝贵遗产。196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在选编《十老诗选》时，曾将林老的诗稿送陈毅同志阅示，陈毅同志阅后提出：“林老的诗情高韵美，可以传世。最好请中国青年出版社出一专册。另外选一部分入林老诗选。”（见《林伯渠同志诗选》编后记）。1979年《十老诗选》出版，收入林老诗作40余首；第二年，《林伯渠同志诗选》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收入林老诗作200余首。这些诗作，不仅为我们展现出一位革命前辈半个多世纪革命生涯的闪光足迹，也展示出这位胸怀坦荡的老共产党人的心路历程。有些诗作，是可以当成研究资料来读的，如1959年7月12日写的《庐山即景》（其三），就是这样一首诗。他写道：

五老峰头气象新，居高临下一身轻。

空中蝴碟迷庄梦，大计熟筹间耦耕。

花木怡然属自我，阴阳终古影耗冲。

规律客观不可忽，自有群众做结论。

这是依照林伯渠这首诗的手稿抄录的，但这首诗在《林伯渠同志诗选》中刊出时，第四句“大计熟筹间耦耕”被编者改成了“大计熟筹问耦耕”，一个字的改动，与原意相悖十万八千里。1980年林老亲属送笔者这本诗选时告诉了笔者这件事。那一年正好是林老逝世20周年，笔者曾写了一篇题名为《疾风劲草》的散文，寄给湖南一家文学杂志，文中引用了林老这首诗的原作。文章刊出时，刊物的主编先生以这首诗“费解”为由，将其删去。1986年1月红旗出版社出版的《林伯渠传》最后一节“鞠躬尽瘁，晚节弥坚”中，也引用了这首诗。在书稿定稿前，笔者曾建议引用林老原作，把被“修改”的那个“问”字改成“间”字，可是负责起草这一节的那位老同志很认真、很诚恳地对我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是从7月23日开始，这首诗是写于7月12日呀！”结果我的建议未被采纳。

我们不妨看看这首诗到底说了些什么。

这首写于八届八中全会前夕的诗，寓意深刻，充满哲理，充分表达了诗人主张尊重客观规律的思想。第一、二句写景，写诗人登五老峰时的心情。“空中蝴蝶迷庄梦”（原稿中“庄”字为繁写，后被誊抄者误抄为茫），显然是引用了《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的典故，批评“大跃进”时提出的“15年赶超英国”之类的口号及脱离实际的浮夸现象。“大计”句，是暗指当时中央决策者对彭德怀所持的态度。间：分开。耦耕：指两人并耕。《论语•微子》有“长沮•桀溺耦而耕”（《林伯渠同志诗选》对此句的注释为：“决定国家大计时应该多方面听取人民的意见”，见该书118页）。“花木”二句，是阐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物质是按本身规律运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阴阳：月日。影乾坤：投影天地之间。诗末两句，强调客观规律不可忽视，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不同看法和相互争论，自会有人民群众作出结论。

这里应该提到的是：手稿中“大计熟筹间耦耕”原为“大计顷刻间耦耕”，从字迹上看，“熟筹”二字，系由作者费了几番斟酌才改的。另外，原稿中结束句为“萌芽生力无穷尽，指挥风云当异人”，定稿时才由作者改成“规律客观不可忽，自有群众做结论”。从这几处改动中，可见作者当时复杂、矛盾的心态。

林伯渠自非神仙，为什么在7月12日（彭德怀在给毛泽东写信的前一天）就道出了“大计熟筹（或是顷刻）间耦耕”、“指挥风云当异人”这番优郁？也许，这将永远成为一个谜……

感谢李锐同志这本《庐山会议实录》（下简称《实录》），让我们对庐山会议多了些了解。原来，彭德怀在7月13日给毛泽东写信之前，已于7月3日到10日在西北组的小组会上，共有7次发言，“谈了一些情况和问题，有的措辞严厉”，“还提了一些全局性的、尖锐的意见（《实录》第97页）。这些意见，除了“人民公社办早了一些”，“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一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等之外，还包括“现在不是党委的集体领导作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实录》第98页）。这些意见，当然是可以刺痛人的。

这本书还让我们了解到，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成见很深”，并非始于庐山会议。如书中引用黄克诚回忆1959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报告中批评一些人的时候，讲过这样一段话：“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纪实》第73页）。几个月后，到7月31日和8月1日两天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在批评彭德怀时，更是直截地指出：“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实录》181页）；“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实录》193页）。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人们一般认为，彭德怀是因为那份“意见书”给自己带来了不幸，并株连一批同志跌进命运的谷底；然而，事实已很清楚，即便是他不写那份“意见书”，“这些疙瘩”也迟早要解开，他终将难逃厄运。

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对胡乔木、田家英、周小舟、李锐、周惠五人的“第二次召见”。李锐同志回忆说：“毛泽东这次找我们几个人再次谈话，关于彭德怀的信并没有多说，只是顺便提到洛川会议，应当说是含有深意的：让我们知道，彭德怀这个人同他在历史上不一路，启发我们这些‘不知世事’的人，不要倒到彭德怀那一边去”（《实录》第73页）。召见时间是“7月17日下午5点到夜10点”，这个时间，自然还在毛泽东23日公开批评《彭德怀的意见书》之前。

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在会议公开批彭之前，毛泽东可以向周小舟、李锐们“打招呼”，那么，谁又能肯定他在此之前，没有同其他更高一层的领导同志（包括林伯渠）谈过彭德怀的问题？好在当年参加过庐山会议的不少同志尚健在，随着党史研究的深入，也许总有一天，会把这个问题弄得比较清楚。

林伯渠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全部诗作，都记在一个黑皮笔记本上，算是幸存下来，大都选入《林伯渠同志诗选》。但是这个本子上所记的手稿，只有《庐山即景》（其三）被他自己用红色铅笔画上一个大圈勾去。据见过这份手稿的同志分析，大约是因为后来形势变化，他不想让其公之于众（实际上，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这首诗也不能公之于众）。可见迫于情势，这位老前辈本人对这首诗也是有所顾忌的。实在庆幸这部分珍贵的手稿被保存下来，让我们能读到一位正直的共产党人这些耿耿铮言；遗憾的是：这首闪耀着林老思想光华的诗作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已遭到不应该修改的“修改”。我们只能企盼：这首诗作在再版或被人引用时，其本来面目能得以恢复。

　　“白首壮心松柏操”

“革命一生无愧祚，白首壮心松柏操”。这是王首道、习仲勋、杨尚昆同志纪念林伯渠逝世20周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一篇长文的篇名，这也是对林老一生中肯的评价。

林伯渠的这首《庐山即景》，除了抒发对即将落在彭德怀头上的厄运的优郁、愤懑之情外，更着重强调了他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的主张。在林伯渠传记组工作期间，笔者曾详看过林老当年在庐山会议期间一份发言提纲的复印件，发言具体日期未详。据李锐同志回忆，7月20日，中央政治局对毛泽东指定的胡乔木、杨尚昆、陆定一、田家英、周小舟、李锐等11人起草的《庐山会议诸间题的议定记录》进行过一次“正式讨论”（《实录》第84页），就这份发言提纲所涉及的内容看，当是这次会议的发言。如果说《庐山即景》只是抒发个人情怀的一首小诗，那么这份发言提纲则多少可为这首“费解”的小诗提供一些注脚。

林伯渠在这次发言中，谈到“对形势的看法”时，同意毛泽东对“成绩、问题、前途”的概括，“不是静止的，而是辩证的”；指出我们因比例失调所引起的紧张，“不能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来相比”；建议“汇总刘、黄、彭及纪要、简报上的意见，加以综合”。在“分析我们的不足”时，指出回题在于“既忽视客观规律，又未能综合（平衡）”；“有一部分是发展中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有一部分则是我们的错误造成的，如刮‘共产风’，似乎一切都要翻一番，因此脱离群众”。

由于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这时已在大会上散发，毛泽东虽还未给这份“意见书”公开定调，但据《庐山会议实录》所记，在小组讨论中有的同志对彭已有激烈的言辞，林伯渠在发言中大约是针对这种情况，诚恳地指出：“这样交换意见并不对”，要“取得一致，以便继续前进”。同时，他还“举例说明”：“过去成功了的革命，经过了多少周折，而现在向自然开火，已遇到将遇到的困难不会比以往革命少些。”那么，作为共产党人，要“认识和改造世界”，就需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谈到“经验教训”，他强调指出：要“掌握客观规律，全面执行党的政策”。不难看出，他的这个发言与《庐山即景》诗意是何其吻合；他分明已预感到风云行将突变，还能在发言中公开提出“汇总刘、黄、彭及纪要（当指《议定记录》——笔者）、简报上的意见加以综合”，更是何等不易！

随着会议情势急转直下，几乎所有与会者的发言，只能是一边倒，从反“左”转向反右。林伯渠在八届八中全会的小组会上，也违心地对彭德怀进行了“批判”。据参加会议的另一位同志回忆，林老对彭德怀的批判实在也是“没有上纲上线”，其中有一句：“你原来的名字就叫彭得华，得华，得华，名字就有野心”。当时，被认为是批得“没有水平”。据《彭德怀自述》所载，彭德怀和林伯渠认识很早，1916年彭德怀入湘军当兵时，就是林伯渠的堂兄林修梅的部下。当时，林伯渠是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彭的回忆是“任旅经理处长，即现在旅后勤部长”，见《彭德怀自述》第8页）。在其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更结成了很深的友谊。加上两人对“大跃进”的看法相近，实在难怪这位历尽沧桑的老人，对他那位几十年在敌军阵前“横刀立马”的战友批不出“水平”。然而，即便是如此，作为一位已年逾古稀的老革命，讲出这些违心之言，内心深处也是极其矛盾，极其痛苦的。在中央档案馆珍藏的一个缩微胶卷中，记录着林伯渠把一份批彭发言记录改了又改，涂了又涂的情形，并且注明：“不登简报”。

在庐山会议期间，持林伯渠这种心态的老同志并非绝无仅有，如朱德对彭德怀的批判总是温和的，有一次，毛泽东当众指责他的发言是“隔靴搔痒”，甚至对其英文秘书林克说：“朱德是老右派”（《实录》第169页），那么，林伯渠在庐山会议上的言论，自然是右了。至此，笔者不能不想到当年去中央档案馆查看资料时，翻遍了厚厚几大本林伯渠追悼会的签名簿，当时几乎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有签名，唯独没有毛泽东的名字，岂不耐人寻味？凡此种种，可见本文前面所提到的那些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往事已矣。当年发生在庐山会议上的那场风波已有定论，党中央对毛泽东这位历史伟人的功过亦已作出正确评价。这篇小文，只是想为从事党史人物研究特别是庐山会议研究的同志，提供一些研究线索，如能对当年那些确属坚持过正确意见，但其思想光华仍被长期湮没的同志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斯为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