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界对魏源货币思想的偏见
魏源的货币思想是其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怎样认识其货币思想的几个基本观点这一问题上，部分学者、专家存在着一些偏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缓本急标”问题
“重本抑末”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所奉行的基本国策，魏源却大胆地提出“缓本急标”、“货先于食”的主张，对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是个有力的冲击。这在当时，可谓大胆之至了。但是，魏源的“缓本急标”和“货先于食”的观点，还仅限于如何解决“银贵钱贱”这一货币问题上，而没有涉及商品经济的发展问题。他所说的“标”与“货”，都是指货币，他在《圣武记·军储篇》的整篇论述中，都未有离开“货币”问题。然而，部分学者却认为魏源提出的“缓本急标”及“货先于食”的主张，是“宣扬商品经济的新观念”，是对传统的“重本抑末”理论的“修正”。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是对魏源货币思想超前理解。
首先，魏源的“缓本急标”与“货先于食”之主张，是在坚持“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宜，则食先货”的前提之下提出来的，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前提去片面地谈魏源的“缓本急标”和“货先于食”的观点。
其次，魏源所说的“标”与“货”，指的是货币，而不是商品。他所提出的“急标”与“先货”的办法，是“采矿”与“更币”，而不是用发展商品经济的方式去赚取货币。所以，我们不能把魏源的“缓本急标”与“货先于食”的观点同现代商品经济中的货币观相提并论。
2. 关于对“纸币”的认识问题
魏源是坚决反对发行不兑换纸币的，其基本观点已如拙作所述；可兑换纸币，他的主张也只在“一意便民”的前提下，有限量地发行，而不应有“罔利”行为。理论界部分学者认为：魏源反对发行不兑换纸币的观点，过于保守陈旧，“并未在他的前人反对钞法的论点之外增加新的论点。以一人具有一定世界经济知识的魏源而盲目地全盘否定纸币，这和他在别的经济问题上的杰出见解极不相称”。这种评价，是对魏源关于纸币问题的观点的片面理解，并渗入了现代货币思想意识，与当时的国情是不相符的。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魏源之所以反对发行不兑换纸币，是针对王鎏等人提出的试图以发行纸币解决“银贵钱贱”的主张而言的。王鎏等人认为：“果欲行钞，必尽废天下之银，然后可行”，且可使“白金贱而尽充内帑”。他们完全否定货币本身的价值属性，把货币看成是单纯的商品价格标尺，可以随便用什么东西来替代。他们只承认货币的形式，而否定货币的本质，这是完全错误的。所以，魏源认为那种无“本”之纸币，就好比“行冥镪于阳世，陈明器于筵宾、施画饼于周荒”，虽然以政令强制实行，但对于解决国家的“金本位”不足问题，是无济于事的。
其次，国家强制发行不兑换纸币，必须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即国家应有稳定的财政收入，及丰厚的产品，可以随时调节市场物价。而王鎏等人的“纸币论”出笼之时，正是中国财政凋敝，经济萧条的时期，中央政府根本无力驾驭货币的价格，无法保证纸币不贬值。因此，“禁银行抄”根本行不通，强制实行，只会造成混乱。
再次，王鎏等人不了解“白银”在货币中所起的“母本”作用及其“世界货币”性能，认为只要政府一声令下，就可以停止使用白银作为商品交易的等价物。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一是因为发行纸币，必须根据白银（或黄金）的比价来确定纸币面值的比值。持有白银（或黄金）的多寡，即是财富多寡的象征。白银（或黄金）即使不能直接用于购物，但它可以折合为货币价格购物。在纸币币值不稳定的情况下，即使下政府禁止以银或金作为商品交换的等价物，但背地里以银或金充当货币购物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纸币币值越不稳定，禁令越严，背地里以银或金进行交易的现象会越普遍。而且随着纸币贬值的加剧，白银或黄金的价格就会日益升高，使用银和金为货币的现象就会更加普遍和公开化。
二是对外贸易时必须以白银或黄金进行交换。在国家不能控制进出口贸易的情况之下，民间与外商交易时所赚回的白银或黄金，必然流入民间使用；而购买外商货物，以物易物之外的差价，以及在不能以物易物的情况下，亦必须以白银或黄金付尝。因此，要禁止使用白银作为商品交易的等价物，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从以上几点说明，王鎏等人所提出的脱离“金本位”的“楮币论”，在理论上是荒诞的，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魏源起而反驳，正体现了其经济思想的完整性和成熟性，怎么能说“这和他在别的经济问题上的杰出见解极不相称”呢？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是想以现代社会中所发生的事情的现代经济学观念去强诸150多年前的魏源接受，这种观点的本身就是错误的。
3. 关于货币本身的价值属性问题
魏源认为：作为“权衡万物之高下”的货币，其本身必须具备较高的价值属性，且银与钱之间的比价应该“酌中”和相对稳定。但是，部分学者却认为魏源“强调金与银，银与钱的比价要‘酌中’，反对官府作‘过贱’或‘过贵’的规定，但没有说明根据什么条件来决定它们之间比价的‘中’。这是由于在魏源的经济思想体系中根本不存在价值概念，所以满意于把每银一两兑钱一千之类的历史比价作为理想的比价，不理解金、银或铜生产的劳动量如有变动，它们间的比价亦必随之而变动，不可能有二千多年间永恒不变的金银和铜钱的比价”。这种说法，其一是否定了魏源货币思想中所支持的“货币价值”规律的观点。魏源的货币思想中，始终坚持了“货币应遵循其本身的价值规律”这一基本观点，已如拙作《试论魏源货币思想的基本特点》一文中所述，认为“魏源的经济思想体系中根本不存在价值概念”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值一驳。魏源为什么认为明初所造“大明宝钞”，“每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则银钱之价酌中”，而“汉时银八两值钱千，既过贱”，“金代铸银钞，每锭五十两，值钱百贯”，“其价则又过贵”呢？他是通过对历代银、钱兑换比值及其发行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之后得出来的结论，而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魏源认为“银两兑钱千文”，其价“酌中”，但并不绝对排除因物价波动而产生的银与钱兑换价格的变化，只是强调官府在核定银与钱的兑换比价时，既不可将银价定得过贱，也不可定得过贵。当白银以货币的形式出现于市场时，其价格必须定得“酌中”，才适合其本身的价值规律。
其二则完全抹杀了魏源在经济学上所具有的知识。魏源所说的金、银与铜钱之间的比价应该“酌中”，指的是当“金”、“银”作为货币形式出现的时候，它们与铜钱之间的比价一是要比较合理，二是要相对地稳定，不能忽高忽低，使人无所适从。保持货币本身价格的合理性和相对稳定性，正是货币本身所应具备的特征。
其三是混淆了作为货币形式出现的金、银及铜与作为商品形式出现的金、银及铜之间的差别。作为货币形式出现的金、银及铜钱之间的比价，必须比较合理和相对稳定，才能树立其“权衡万物之高下”的信誉。作为商品形式出现的金、银与铜钱之间的比价的变动，往往也不是根据其生产过程中劳动量的变化，而是根据市场的需要与金、银生产量之间的供求关系的变化关于这一点，魏源在分析汉以前黄金的开采、贮藏和使用情况的变化时，已作了比较深刻的论述，他对金、银因供求关系的变化而产生价格变化的问题，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但是，严格地说，金、银脱离货币属性，以商品的形式流通于市场，那已是现代社会所发生的事情。部分学者却苛求近代初期的魏源能够脱离金、银的货币属性去谈它们的商品属性，这不是无异于缘木求鱼吗？
4. 关于兼行“玉币、贝币”问题
魏源在坚持货币本身价值规律的前提下，主张兼行“古时之玉币、贝币，以佐银币之穷”。他的这一主张，在当时“银贵钱贱”的情况下，为了弥补母本货币—白银资源不足，应是比较中肯和行之有效的。但并未被朝廷采用，因而未能实行。其主要原因是当时清王朝政治腐败，经济萧条，国内外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烈，封建王朝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根本无力进行系统的、有秩序的货币制度改革和调整。另一方面，也由于魏源人微言轻，他的主张即使再好，也很难下情上达，更不用说被朝廷所采纳和付之实行了。
部分学者认为：玉币、贝币是早已被淘汰了的古代币制，魏源却主张恢复，这是“因袭了极陈旧而原始的货币见解”，是保守的复古主义者。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对魏源货币思想的曲解和盲目排古。魏源曾有一句名言，叫做“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这样一个具有强烈改革意识的思想家，在货币问题上却是一个守旧复古主义者，这有可能吗？回答是否定的。那么，魏源为什么又主张恢复行于三代，废于秦世的“玉币、贝币”制呢？这从他的另一句名言恰好能找到答案，他说：“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这就是说，不能以古绳今，亦不能以今律古。那种以为行于三代的“玉币、贝币”制，已被秦世废除了，就不能再恢复，恢复就是守旧复古的观点，实际上就是魏源所批判的“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的真正的守旧主义。
以玉、贝作为货币，在货币本身的价值属性方面，它与金、银货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玉、贝货币一旦成型之后，就很难改作他用，也不能随意分开为币值面额更小的货币而且由于玉、贝本身的脆性，在商品交易的流通过程中容易碎烂。而金、银货币则恰好不存在这些弱点，所以它们比玉、贝货币优越得多。魏源之所以主张兼行古时之玉币、贝币，主要是从玉和贝本身所具备的价值属性去考虑的。他认为玉、贝“皆天地自然之珍，国家不竭之府”，“物华天宝，民珍国瑞”，只在“镌其等值”，就可“广其流布”。与此同时，魏源也看到了以玉、贝作为货币的缺限，所以他说这只是“权宜救币”的措施，只起“佐银之穷”的作用，并不是要全面恢复古代“玉币、贝币”制度。因此，认为魏源主张兼行古代玉币、贝币，是守旧复古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二、魏源货币思想的局限
魏源的货币思想虽然有着许多闪光之处，在中国货币史和货币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应该引起我们注意。
1. 魏源片面强调货币本身的价值属性，而忽视了社会生产总值对货币本身价格的影响
魏源强调制造货币应取“五行百产之精华”的金、银、铜、玉、贝为原材料，所以大力提倡“开矿浚源”，并主张在发行银币的同时，“兼行古时之玉币、贝币”。但是，他忽视了社会生产总量与货币流通总量之间的比例关系，没有意识到当金、银、玉、贝货币的“等值”确定之后，国家应根据社会生产总值的实际情况对货币的发行总量进行宏观控制，才能保证货币本身的价值属性。他认为：只要是以金、银、玉、贝等本身较高的物质作货币的原材料，就可以保证物价的相对稳（即货币不贬值）。所以极力地主张“开矿浚源”和兼行“玉币、贝币”，而根本没有谈及在货币资源丰富之后，国家应对货币发行总量进进宏观控制这一问题。
事实上，货币本身的价值受到货币发行总量的制约：货币本身的价值是否稳定，首先取决于货币的发行总量与社会生产总量的价值是否协调，打破了这种关系，货币本身的价值就会产生波动。当货币的发行总量超过了社会生产总量的价值之后，即使以金、银、玉、贝为货币，也同样会使货币贬值，超过得越多，贬值越快，幅度越大。因此，仅仅强调货币的质的价值属性，而忽视货币发行总量对货币价值的影响的观点，是片面的。
2. 魏源忽视了生产力发展情况对货币本身价格的制约
魏源对因社会动乱使货币本身的价值受到影响的问题谈论得较多，他说：明“崇祯十六年，银每两兑钱千有六百，二千有数百，……及国朝顺治初，而银价复以两兑千，……盖前归流贼之虏掠，与民间之窖藏，故贼平始贱也。”明万历中“赤金止七八兑，崇祯中十兑，江左至十三兑，……盖世乱则藏金者多也”。这就是说，具有较高比价的金、银货币，当社会动乱时，由于“流贼”的掳掠和民间的窖藏，使之与铜钱之间的比值上升；当社会安定之后，被“流贼”掳掠与民间窖藏的金、银货币复流入市场，它们与铜币的比价又会超于平衡。这认识，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
但是，另一个影响货币本身价值的因素，魏源却没有认识到，或说忽视了。即生产力的发展快、慢、甚至倒退，对货币本身的价值起着极大的制约作用。当生产力发展得快，社会物质财富大幅度地增长，供求关系饱和，甚至供过于求时，物价就会下降，货币本身的价值就相应地上升，即能以较少的货币额购买较多的商品；当生产力发展缓慢，甚至倒退，社会物质财富生产总量维持平衡，甚至大幅度地下降，供求关系失调，甚至大大地供不应求时，货币本身的价值就会下降，即出现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现象。对于这一问题，魏源根本就没有谈及，因而给他的货币思想留下子一个缺限。
3. 魏源对可兑换纸币的可行性未能作较深入的探讨
魏源看到了可兑换纸币能起到便民的作用，但他没能更深入地研究、探讨在发行金、银、玉、贝等有价货币的同时，如何发行可兑换纸币，以利商旅携带的问题。他在谈到唐宋之飞钱、交会时说：“唐之飞钱，宋之交会，皆以官钱为本，使商民得操券以取钱，取盐茶，取香货，皆有所附丽行之，特以轻易重，以母权子。一意便民，而不在阁利，即《周官》质剂之遗。”可见，魏源对唐宋时期所发行的以官钱为本，粗具货币性能的飞钱、交子、会子等契券还是比较赞赏的。这些契券的可贵之处，就在“以官钱为本，皆有所附丽行之”；其优越性则是“特以轻易重，以母权子”；其可行性是“一意便民，而不在罔利”。这些就是魏源“金本位”货币观的核心所在。遗憾的是，他未能在此基础之上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将唐宋时期所行的“飞钱”、“交会”等“一意便民”的契卷性可兑换纸币制，发展为通行可兑换纸币制。
社会是不断发展的，货币制度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尤其是到了近代，社会发展的速度日益猛进，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对货币的形式有更新的要求。固守于古代以“五行百产之精华”的金、银、玉、贝币制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但是，根据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与社会习俗，全面“废银行钞”，发行不兑换纸币也是行不通的。如果能够在发展行金、银、玉、贝货币的同时，兼行可兑换纸币，以便商旅往来携带、支给，那才是当时理想的货币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