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所处的历史时代，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十九世纪的中国，内忧外患复杂多变。乾隆末年孕育的各种社会矛盾，在嘉庆一朝充分展露，相继爆发了白莲教、回民等规模大、影响深的民众起义。道光末年，洪秀全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清朝几被推翻。外国资本主义看中了中国的广阔市场，资本主义侵略的本质，他必然会用尽办法敲开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从鸦片贸易白银大量外流到抵御侵略失败，直至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大厦风雨飘摇，侵略势力张牙舞爪，清朝统治而临灭亡的命运。可悲的是，以满族贵族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阶级，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严峻的现实。长期以来，流行于封建士大夫之间的是那种脱离实际，烦琐空疏的学风，封建士大夫沉迷于训诂考据和醉心于功名利禄。“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争治诂训声音”，这完全不适用于清朝的现实状况。以魏源为突出代表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清朝统治的衰败腐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较早的有龚自珍，他说：“承乾隆六十载太平之盛，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其尤甚者。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于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魏源对清朝的社会弊端和政治腐朽也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说：“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前代之未闻焉；江海惟防倭防盗，不防西洋，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病漕、病鹾、病吏、病民之患，前代未之闻焉。”又云：“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有事塞决与百万，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漕鹾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所无也；士之穷而在下者，自科举则以声音诂训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漕则以胥吏案例为才，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所无也；其他宗禄之繁，养兵之费，亦与前世相出入”。在这里，魏源一连用了一个“与前世相出入”，二个“前代未之闻焉”，三个“此前代所无也”，四个“病”字，揭露当时的社会弊端。他说：“以推诿为明哲，以因袭为老成，以奉行虚文故事为得体。恶肩荷，恶更张，恶综核名实。……故便文畏事窭陋之臣，遇大利大害则动色相戒，却步徐视而不肯身预。”深受今文经学思想影响的魏源面对封建社会的满目疮痍，心潮澎湃，痛感清朝统治腐败，也感受到本阶级的致命威胁，以积感之民的责任感，致力于探索衰败腐朽之原因，企图挽救清朝的命运。魏源认为，必须面对现实，治学适用于现实要求，注重实际，讲求实效，提出了“学习西方”等一系列经世主张，从而产生和形成了经世实学思想。

魏源在同时代的同辈人中，何以从传统的文化思想中冲出来了呢？这与魏源的哲学思想、生活经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有其深厚的思想基础。

魏源从小立志要“谋救时方”，心怀大志。魏源是著名的学者，但是他一生并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参与社会实践，前后长达三十余年的幕僚生活，正当壮年，在实践中为“幕主”积极筹划政事，撰写文稿，因而使崇实之学与社会实践密切结合，每针对一个具体的现实问题，就把他的经世实学观阐发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而形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世实学思想。

魏源哲学思想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的、贯彻始终的体系。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兼而有之。当他强调“经世致用”、反对当时封建士大夫繁琐空谈、沉迷于训诂考据那种脱离实际的学风之时，提出了进步的唯物论观点。首先，魏源在知与行基本观点方面，道出了较丰富的唯物论思想。魏源说：“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认识到了“及之”、“履之”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阐明了知与行的本质关系，即“行”是“知”的来源。为证明知与行的唯物论观点，魏源举例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魏源认为只有通过“樵夫一足”、“估客一瞥”、“庖丁一啜”的认识，才知“五岳”、“沧溟”、“八珍”的本质。

魏源认为“亲历诸身”是“行”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说：“善琴弈者不视谱，善相马者不按图，善治民者不泯法；无他，亲历诸身而已”。这就是说，“亲历诸身”就是“及之”、“履之”，是获取“知”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魏源认为调查研究是“行”的又一重要内容。他说“夫士而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其勤访问始，勤访问，必自其无事之日始”。他认为，“勤访问”即调查研究是认识、了解事物的基础。他说：“选举、考察、职掌之必悉，而后可以审立官；赋榷、俸饷、出入之周知，而后可以制国用”。他认为“必悉”和“周知”即全面了解、掌握客观情况，才能“审立官”与“制国用”。

魏源认为，判断“知”的正确与否，须验诸实事，即以客观效果来取舍、决策。他说：“以匡居之虚理，验诸实事，其效者十不三四；以一己之意见，质诸人人，其合者十不五六”。他指出，接触实际和众人商讨得出的“知”，比“匡居之虚理”，比一己之意见更合乎“行”的规律。魏源认为，古今有别，不能以一个标准去衡量。他说：“执古以绳今，是为诬古；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

魏源对涉及老百姓利益，又是怎样的观点呢？他说：“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其于利民”。“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当魏源运用变易思想来观察自然现象和某些社会历史现象，并为变法除弊提供理论依据的时候，就比较接近实际，能看到事物的不断变化发展和存在着矛盾现象，甚至也偶而朦胧地感到矛盾互相转化的道理。他说：“暑极不生暑而生寒，寒极不生寒而生暑。屈之甚者信必烈，伏之久者飞必决。故不如意之事，如意之所伏也；快意之事，忤意之所乘也”。他说：“天下物无独必有对，而谓两高不可重，两大不可容，两贵不可双，两势不可同，重、容、双、同，必争其功。何耶？有对之一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可见，魏源的哲学思想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因素。

魏源哲学思想中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不可能超越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利益，“便民”、“利民”、“变易”归根结蒂是利于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但其哲学思想中科学的唯物论与辩证法因素，必然要在他的政治生活和思想发展过程中有所反映。哲学思想在实践中的运作，即在发展过程中的反映，决定了魏源有注重社会实际、讲求实效的一面，通过对他政治生活与著书立说的辨析，就可得出其现实主义思想的光华之处——经世实学思想。

清初，“文字狱”残酷镇压了知识分子反抗异族统治的思想，在利禄与威胁面前，知识分子有的逢迎，有的被迫采取逃避主义。他们对于经学，只作些训诂考据工作，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到嘉庆、道光时代，外有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内有民众起义，暴露了清王朝诸多问题，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向同政治联系的道路。在经学史上表现为今文经学运动的兴起。魏源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一方面抨击清朝科举的“楷书贴括”和官僚的“胥吏例案”，一方面反对当时盛行的琐碎考据，他认为，这是“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魏源在经学运动的旗帜下，依据内阁藏书和经典文献之所得，密切联系现实需要，欣然应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邀，历时一年半，于1826年辑成《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魏源在《皇朝经世文编五例》中指出了该书的宗旨，他说：“书各有旨归，道存乎实用。志在措正施行。何取纡途广经？既经世以表全编，则学术乃其纲领。……凡古而不宜，或泛而宰切者，皆所勿取矣”。《文编》规模宏大，选辑齐备，分为学术、政治、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类，魏源以独特的视角，犀利的目光，以注重实际、讲求实效的原则，他说：“今兹所录，……吾取经世之益”。分别从各地通志、奏议、奏疏等内阁藏书中遴选二千二百十一编，把这些有关清朝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经世致用”价值的文章辑录于一书，以贺长龄的名义出版发行。

魏源在南漕海运之事闪烁的经世思想，突出地表现为替民着想即便民的观点。道光四年冬，黄河决高堰，经运河南粮北运的道路阻塞，朝野议论盈庭，有主张借用黄河之水，有主张筑迂回的盘坝缓水。魏源以其对清王朝现实的深刻认识，以其独特的经世观，分析、阐述了与众不同的途径。他说：“今者官与民为难，丁与官为难，仓与丁为难，而人心习俗嚣于下；黄与滩为难，潜与河为难，而财力国计耗于上”。普天“为难”与财力等费用一时难于支撑的情况下，魏源认为“穷则变，变则通”，“神而化之，便民宜之”。果断提出了“海运之事”，认为，其所利者三：“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当时有人提出异议，魏源归纳为“不利之人有三，海关税侩也，天津仓胥也，屯弁运丁也”。魏源认为，只要“洞悉夫海之情形与人之情伪，且权衡时势之缓急，而后之难行无不可行，且不得不行”。魏源通过“权衡时势之缓急”，认为“非海难人而人难海，非漕难人而人难漕”抨击“商船雇价也，仓胥勒索也，漕丁安置也”的论点，他提出的对策是“以海代河，商代官”，充分利用已发展起来的民船、商船。结果，“之年夏，既蒇事，佥曰：‘是役也，国便、民便、商便、官便、河便、漕便，于古未有’。”

鸦片战争爆发时，魏源居住在扬州，目睹了英国侵略、清廷昏庸战败的重大事变，更加忧愤，就在《南京条约》签订之月发愤完成了《圣武记》一书，在《圣武记叙》中说：“海警飚忽，军问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渎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先取其涉兵事及所论议若干篇，为十有四卷，统四十余万言，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魏源以此书宣扬其经世思想，希冀“以溯徊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风俗进退消息之本末”，达到“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的盛世。

魏源之《圣武记》取材囿于内阁藏书，“竭数年心力，提挈纲领，缕分瓦合”“国家武功之盛”，振奋民众，“流传后世”。而《海国图志》取材广泛，是一部世界历史地理著作。魏源通过对时局的辨析，社会的剖视，认为要强大、昌盛，必须学习西方，第一次在近代史上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把经世思想从整饬内政延伸到了“制夷”以强盛的领域，可以说，魏源的经世思想由此发展到了历史时代的高峰。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五月，林则徐又被革去四品卿衔，与邓延桢从重发往伊犁。六月，林则徐从浙江到扬州途中，魏源在京口唔林则徐。两人对榻倾谈，林则徐嘱撰《海国图志》。魏源认为，“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为先悉夷情，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魏源在《四州志》基础上，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历时半年，辑成五十大卷本《海国图志》。魏源认为，“欲平海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何以平人心之积患？他认为“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祛。其一，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冯河，毋画饼，则人材之虚患祛。其二，寐患祛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魏源《海国图志》既不言目自大，又不妄自菲薄，与奉行投降、卖国的保守主义者相比，充满了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

魏源的经世实学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何谓经世实学呢？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治学要以实际出发，为现实之所需，观察处理问题要注重实际，讲求实效。魏源在代贺长龄作《皇朝经世文编叙》里，提出了著名的以经世实学思想观察问题的四项原则。一是“事必本夫心……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就是说，不离开客观而光靠主观。二是“法必本夫人……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矣”。就是说，不能离开工具，法度而侍聪明。三是“今必本夫古……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就是说，不能离开现代而谈古代。四是“物必本夫我”就是说，不能离开别人的意见而凭自己的意见。

“师夷长技以制夷”道出了魏源经世思想的真谛。“师夷”就是学习西方，学习他人长技，即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达到壮大自身的目的。

魏源的经世实学思想一经产生，他为传播、实践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堪称晚清变革之先声。

首先，魏源为其经世实学思想的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先后围绕“言学尚致用而崇今文，言治崇变法而非泥古”的观点，围绕“其学也，即所以为治也；其治也，即所以利民也”的原则，著书立说，阐发经世实学观，唤醒同时代的人们。

魏源在为政期间，以其经世实学观为指导思想，造福民众，难能可贵。他学富五车，满腹经伦，然屡试不中，官运来得太晚，51岁中进士，次年做知县。

魏源约五年时间的为政生涯，可谓仕途失意。但是，魏源在职期间，励精图治，为民办事，为“推恩”至万家操劳。他为政最大的特点便是善于从事调查研究，全面掌握情况，看问题不落窠臼，从实际出发，以解决问题为目标，以“便民”为原则，将他倡导的经世实学思想付诸实践。

扬州府兴化县邻近高邮，洪湖二湖，地势低洼如釜。每年秋收季节，必涨大水，故建设了南关、中新等五座大坝以制洪水。原来堤坊坚固，民种早禾，秋初涨水，新谷已收，启坝注水，无大妨碍。现因堤坊年久失修不固，当政者采取稍一涨水就启坝泄水，不管百姓粮食收获与否，常常弄得颗粒无收，常年闹饥荒，民不聊生。

1849年6月，“霪雨连旬”，“是时复以涨甚”，洪水危及堤坊周围百姓安危与“新谷”，有人主张如往年一样启坝注水，连年受困于洪水猛兽的百姓这时已是“民情汹惧”。“署县魏源先赴邮南探水势，然后到任，接印四日，又赴各坝”仔细察访，实地了解，原来过早启坝注水其目的仅是泄洪水以免溃堤。魏源虑及民众，针对这种只顾眼前的短期行为，大胆提出组织民工昼夜固堤以防水的措施。新官到任，一反成见，身先士卒，同当地10余万民工奋斗在修堤补缺一线，几次几被“巨涛所漂”，“暑雨所激，目赤肿如桃”，魏源这种工作作风，今天看来仍可“见者感经”。通过努力，保住了大坝，“立秋后获毕，坝启，岁竟大丰”。民众对魏源感恩戴德，谓其稻为“魏公稻”。魏源变以启坝注水消极防灾为以筑堤积极防灾，不仅使老百姓免受饥荒之苦，更有意义的是，这是魏源主政以来第一次以其经世思想造福民众。  

清代中后期盐政凋敝，内部管理混乱。1850年（道光三十年）6月，魏源接任淮北海州分司运判。淮北盛产食盐，也是当时食盐集散地之一，大小盐贾汇集，以盐业获暴利，而盐税却与日递减。众多有识之士，提出了改革盐政的呼声。魏源在陶澎幕府时，提出了改行票盐的合理化建议，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魏源在改行票盐法的基础上，督促淮北各盐场场官，严扫晒，偷漏短秤等弊病，并查获走私团伙，堵塞其私盐三十余万斤。于是淮北盐产大增，不数月，征收税课超过了规定的限额。时两江总督陶澎“念淮北改票已著成效，而淮南敝极，欲依法更张”。这就是说，陶公对比淮南盐政的混乱，想效法魏源盐政改革的举措，整肃淮南盐政。魏源认为：“淮南额重，引地辽阔，骤改之恐鞭长莫及之虞”。这就是说，淮南盐政改革涉及面广，情况复杂，改革如果一步到位恐达不到预定效果。建议先以上江食岸为改革试点，取得经验再渐推广。魏源这种“举重若轻，弛张在握”的工作方法就是其讲实效重实际的经世思想在实践中的灵活运用。不从客观出发的陶公，急于求成，“竟奏全改”，后果不出魏源所料，造成“南盐缺产，课不足”的损失，不但生产不正常，反而盐税减，引起财税紧缺，魏源主动又“以二十余万引济淮南”，且“筹银二十余万生息，为高、宝西堤岁修之用”。魏源在实践中运用经世实学思想，“于民生有利之谓也”，我认为这正是魏源思想仍值得纪念的宝贵之处。

魏源的思想对同代人及后世人，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站在经学运动的前列，辑成经世经典《皇朝经世文编》并提出了经世观点观察处理问题的基本原则，给沉闷的社会注射了一支清醒剂。此书出版后，当时的公卿如陶澍、杨芳、李兆洛、包喜、龚自珍等，均有奏议或论说，盛赞足可匡时借鉴。姚莹读后赞叹曰：“贤哲所为宏卓，匪是不足为明体达用。”（《东涣文集》卷八）刊行后产生的深远影响，社会震动更是广泛。当时经世致用之学渐入人心，虚浮空疏的学风为之逊减。国内外探求变通因革之士纷纷仿效。一时间国内有张鹏飞、饶玉成、三画堂主人、麦仲华、陈忠倚、何良栋、求是斋、于宝轩及润甫等数家的《皇朝经世文编补编》、《续编》相继问世。国外，日本津藩国校督学斋藤谦认为此书“可以与杜氏《通典》、马氏《通考》、邱氏《衍义》补相为表里……有志于经世之学者，不可不读也。”（据尹乐永《魏源年谱》材料）。可见，《文编》的刊行，不啻为晚清变法革新的先声。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海国图志》之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

综上所述，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冲出传统文化束缚的伟大思想家，学习西方的口号，将沉寂的近代引向了崇实的新领域，找对了中国发展的新方向，可以说，没有魏源的经世思想，就没有中国的近代化，魏源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汇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