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尤为中华民国的史册上，孙中山和黄兴比肩合作、手创共和的光辉业绩，彪炳日月，永垂青史。1913-1916年的孙黄分歧，却为这两位风云人物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阴影，令人扼腕叹息！
为什么孙中山和黄兴会在恢复民主共和大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发生纷争乃至一度分手？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史界也发表过一些文章，进行了种种分析，但大多从孙黄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来探讨他们从意见分歧，转而政见对立，及至组织上分离的缘由，缺乏对造成这一局面的深层次根源的论析，给人以“余意未尽”之感。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一步发表一点肤浅之见。
众所周知，“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历史本身是纷繁复杂的，在许多历史表象背后往往隐藏着历史主体——人的深层次的心理归因和动机。因之，探究孙黄两人从多年合作到一度分手的因由，应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出发，着力阐发造成这一局面的历史、现实和思想根源。唯有如此，才能较为客观、公正、全面地评价孙黄此间所持的思维取向和行动方略之歧异所在。
一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长江、珠江流域的军事政治力量被袁世凯政权摧毁无余。国民党的激进分子，如宁调元、仇亮、熊越山、蒋翊武、杨德邻、伍任均、刘嵩衡等，被袁世凯政府逮捕杀害；尚在北京的国民党议员，要么被袁世凯政府利诱收买，堕落为袁世凯的爪牙，要么投入进步、共和两党怀抱，替袁氏张目；一些党人则埋名隐姓，从此不复过问政治。曾经喧腾一时的民主共和气氛，骤然烟消云散；一度受过共和骤雨洗礼的神州大地，显得残花落英，四散凋零，难与袁世凯的专制淫威相抗衡。中国革命进入了艰难困苦的低潮时期。在国外，流亡的党人亦因革命新败，面临着重重艰险：一、生活窘迫。党人大多衣食无着，饥寒交迫。正如孙中山1913年12月致邓泽如及南洋国民党的信中所云：“至于经济一层，不特目前无进行之款，即同志中之衣食亦多不能顾者。前日大雪，在东之亡命客中，竟有不能向火而致疾者”。二、处境险恶。袁世凯在东京四布爪牙，对党人大肆追捕屠杀。如1914年2月下旬，袁派出刺客二人自朝鲜釜山至日本行刺国民党重要领袖，只是由于日方警察对孙中山等人暗中监护才未得逞。三、思想混乱。“茫茫前路无归处，暮雨秋风江上舟”(宁调元狱中诗)、“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流泪”(苏曼殊诗)等诗句，直接反映出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一些党人的迷茫与悲哀。诗不是史，但诗中有史，它往往比其它文字更能真切地反映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社会心态。
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何在？对于这样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确实教人一时难以做出答案来……——因为在当时政治风云变幻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重大社会问题的认识需要有个过程——客观形势的发展和矛盾的暴露是有其必然过程的。“二次革命”后，尽管袁世凯将国会解散，约法毁弃，使“共和民政，一切荡然”，但袁氏帝制自为的野心尚未充分暴露，社会各阶层人士(其中也包括一些革命党人)对他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人”还抱有幻想，对和平、对民国的发展还寄予希望，对“非去袁不可”的呼声，尚不能完全理解。受历史的局限，人们很难全面审视和把握时代的本质和脉向。呈现在身处异邦的党人面前的反袁大环境又是如此的严酷，加之袁氏政府操纵舆论工具，极尽混淆视听、造谣中伤、挑拨离间之能事，使人们一时难以分清是非曲直。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人中思想凸现混乱、彷徨，对斗争策略产生不同的看法也就不足为奇了。孙中山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来对待暂时的困难与失败。他洞察到中国社会危机的客观存在和政局矛盾走向激化的必然趋势，因而看清了持续革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从而在革命的低谷期选择了“急进”的斗争方略，这对于指明斗争大方向，推进革命形势的成熟，挽民主革命于狂澜，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黄兴由于始终处于斗争的第一线，对敌我力量对比与成败的关系有着深切的体验，通过辛亥革命后的实践，他深感革命力量的严重不足，看不到近期内有高潮迭起的可能性，因而主张暂避敌锋，且守一隅，对革命前景持悲观态度。表明他对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性估计不足，认识不到社会危机持续发展的必然性，因而认识不到积极准备实施革命方略的必要性。虽然，他对敌我力量的估计比较切合实际，向孙中山提出“宽宏其量，受壤纳流，使异党之有爱国心者有所归向”和组织干部，积聚人才等主张，有其合理的成份。孙、黄思维取向和行动方略的各具优长和偏颇，是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水平。
浮云遮望眼。“二次革命”后，扑朔迷离的政治形势和革命前景乃是形成孙黄分歧的现实基因。
本来，孙黄在总结“二次革命”失败教训中所产生的分歧，已令党内一批急进分子感到“领袖不能长靠，惟有自己结合组织团体”，自行其事。追随黄兴的“亲信部下”则“别树一帜，与孙对抗”，甚至扬言“中国军界俱是听黄先生之令，无人听孙文之令者。孙文所率者，不过一班无知少年学生及无饭食之亡命耳”。这些消极因素严重影响了孙中山的领袖威信，及而流传到海外，使其他不知情的党人及爱国志士，对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缺乏足够的信心。比如：“许多新加坡华人过去同情孙中山及他的党，现在这种同情已消退”。
来自党内骨干分子的不信任目光和海外支持者锐减所造成的不利局面，使孙中山陷入窘境之中。值此孤苦之际，陈其美来到了孙中山的身边。他以激烈的言行全力拥戴孙中山，追随孙中山从事“第三次革命”，获得了孙中山的信赖，成为中华革命党时期孙中山志同道合的主要助手。他对孙中山关于“二次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表示完全赞同，认为：“第二次革命之失败，由于我党之不统一，其原因皆由诸同志不能奉先生之教令，往事俱在，后之进行，须鉴前车，欲革命之能达目的，非此不可”。为此，他积极说服党内同志拥护、服从孙中山，再举革命。他对胡汉民讲：“总理领导我们，我们都追随不上，总理如在山顶，我们只在半山，我们这两年才算认识总理的伟大，却已是太迟了，而许多同志还未觉悟，说我们服从太过，岂不可叹”。又对侄儿陈果夫说：“我所以服从中山先生的缘故，决不是盲从，是因为我现今已经实在认识清楚，此刻中国有世界眼光、有建设计划、有坚韧不拔精神的，除了中山先生以外，再没有第二人，所以我诚心的服从他”。
陈其美的言与行，就他个人来说，主观上是为了维护孙中山的领导地位，团结党人，重新组党，再举革命，但客观上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在革命党内部，尤其在孙黄间投下了阴影。加之此间黄兴和陈其美为金钱之类的事发生龃龉、误解，使黄兴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叹出“欲图挽救，转受毁伤，尚有何说”的伤感之言。由于陈其美站在孙中山一边，黄陈关系就不能不影响到孙黄关系。故尔，孙黄关系在1913年后的不断恶化，陈其美个人的言行在其中确曾产生过事与愿违的不良效果。
陈其美的言行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呢？其原因颇为复杂，大致有两点值得注意：一、黄兴和他周围的人对陈不信任，对陈的人品历来有非议，视陈为势利小人，认为陈“原是青帮首领，不特为大部分人所鄙视，就是那些洪门会党的分子也都轻视他”。在他们心目中，“陈其美是一个以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四捷’著名的小人，谁和他闹翻，谁就要预作安排，来应付他凭空制造出来的纠纷和无端挑惹起来的矛盾”。因此，对陈其美支持、拥戴孙中山的动机，他们始终持怀疑态度，以为“陈英士方面的人早就觊觎协理一席，欧事研究会的出现更使他们振振有词了”。二、陈其美从以前对孙中山不太听从到现今的极力推崇，在党内把孙中山渲染成一贯正确、凡事正确的神话人物，令人反感。陈氏在1915年2月《致黄克强书》中说：“美以为此后欲达革命目的，当重视中山先生主张，必如众星之拱北辰，而后星躔不乱其度数；必如江汉之宗东海，而后流派不至于纷歧。悬目的以为之赴，而视力乃不分；有指车以示之方，而航程得其向”。这些话，对于和孙中山一起共事多年的黄兴等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虽然主观上为了树立孙中山的领袖权威，其客观效果却扩大了离心倾向。这不能不视为孙黄关系恶化的一种无形的干扰素。
二
如果把以上两点视为外部客观因素，那么，只算披露了孙黄分歧的“表层”，其“深层”，即分歧之思想、心理根源何在？归结起来大致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一）在政党观上的对立
这一点，可以追溯到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孙黄二人对政党政治的不同主张。同盟会是由几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汇集而成的革命政党，从其成立之日起，内部就因地域、门户之见偶生摩擦，由于黄兴以大局为重，坚定地维护同盟会的团结和孙中山的领导地位，从而保证了革命事业的顺利开展。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掌握党务的宋教仁从实现议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着眼，不问“新旧”，不问派系，大倡无原则的“化合主义”，把大批官僚、政客、立宪党人拉入国民党，对梁启超、张謇、梁士诒、杨度、朱启钤等一类立宪党人和袁门之人，也“力劝”不已。这样，国民党“自形式上言之，面目全非，分子复杂，薰莸同器，良莠不齐。腐败官僚，即朝秦而暮楚；龌龊败类，更覆雨而翻云”。
对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推行政党政治，组织责任内阁，孙中山曾发表过不同意见，认为：“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为了维护党内的合作团结，孙中山没有反对宋教仁改组同盟会，并接受了国民党理事长的领袖职位。然而，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原来的总理制被改作了理事合议制，“民主主义”被抽去了革命性的内容而代之以“采用民主政策”。很明显，孙中山“理想派”的思想指导失灵，其领袖地位实际上亦被否定。不久，他就把理事长一职让给了宋教仁，专其心致从事于社会经济和铁路建设，对党务工作比较消极，并一度对勃兴一时的政党热潮态度淡然：“让他们自己闹闹，闹过几年，自然明白”。
与孙中山对宋教仁的政党政治热情持冷淡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黄兴极力支持、配合宋氏的一切党务活动。早在民国建元之初，黄兴曾力主采用责任内阁制，并一度同意出任责任内阁总理。后来他虽然支持孙中山行总统制，但思想上并未改变原来的主张。他对政党内阁的理解是：“政党内阁创始于英法，各共和国均采用之。即君主立宪如日本，近亦倾向此制。盖欲使内阁得一大政党之扶助，与国会多数议员成一统系，其平日所持政见大略相同，一旦发表，国会乃易通过，不致迭起纷争，动摇内阁，陷国家于危险”。在行动上，他全力支持宋教仁将同盟会公开为政党，“并推广办法，大收会员，以厚势力”。为将国民党发展成为民国第一大党，在国会议员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进而由国民党组阁以控制政府，黄兴试图说服民主党高层人士，与国民党“合一炉而冶”。他还劝说袁世凯和赵秉钧内阁的全体国务员加入国民党，以此作为实现政党内阁的终南捷径。结果，在袁世凯授意下，赵秉钧内阁中除教育总长范源濂、财政总长周学熙外，其它阁员都加入了国民党。为此，他感到十分高兴，认为此举是“民国之福”，“本党之幸”。他着意指导国民党人“应时而动”，积极参加议会选举，力争党内优秀分子被选为省会、国会议员。此外，他还仆仆风尘地“由湘、汉到沪”巡视党务，“调查一切政治状况与选举状况”。
正当黄兴踌躇满志地配合宋教仁积极推行政党内阁的时候，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氏，黄兴等人期待已久的国民党责任内阁胎死腹中，国民党随之裂变。对此，孙中山并不感到意外。袁世凯从反面帮助他认清了那批官僚政客和伪革命的真面目，因而在组建中华革命党时，他坚决否定变了“质”的国民党而重建一个能担负起革命重任的新党。黄兴则认为重建新的政党没有必要，希望在原国民党基础上通过整顿以扩势。这种主张与他此前的思想显然是脉承的，而这恰恰又是和孙中山的想法格格不入的。如是，两人在政党观上的分歧和冲突，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二）“理想”不等于“实行”的失衡心理
黄兴自同盟会成立之日起，就一直作为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协助孙中山筹划革命。他服膺孙中山的一系列革命主张。由于孙中山长期活动在国外，黄兴成了国内革命活动特别是反清武装斗争的实际领导者。早在武昌起义前，同盟会中湘籍骨干分子谭人凤、宋教仁等就开始散播“孙氏理想，黄氏实行”——推崇黄兴，轻视孙中山的舆论。辛亥革命爆发后，作为同盟会最高统帅的孙中山因从事外交活动，一时滞留海外，国内所有军事、政治大任责无旁贷地由黄兴负担了起来。这就为“孙氏理想，黄氏实行”的舆论提供了更多的实证。至临时政府草创，这种舆论已造成相当普遍的影响，无形中危及着孙中山的威信，极大地影响了革命领袖间的关系。陈其美在1915年2月《致黄克强书》中云：“溯自辛亥以前，二、三同志如谭、宋辈过沪上时，谈及吾党建者，必交推足下；以为孙氏理想，黄氏实行。夫谓足下无所增损。惟谓中山先生倾于理想，此语一入吾人脑际，遂使中山先生一切政见不易见诸施行，迨至今日犹有持此言以反对中山先生者也”。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陈其美的这封信是在孙中山授意下写的，孙中山还在信中加了一段按语，据此可窥见孙氏的心态——对“孙氏理想，黄氏实行”说法的反感已溢于言表。
平心而论，“孙氏理想，黄氏实行”反映了一定的历史实际。作为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以他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伟大创造和百折不挠的反清革命实践，在国人心目中树起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鲜明旗帜。时人称他为“中国英雄中之英雄”，“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世界之大人物”。黄兴作为革命派的第二号领袖人物，他曾以华兴会领袖和发动未遂的长沙起义，在国内特别是两湖地区有较大的影响。孙中山身为同盟会总理，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和政治主张，多是由他主持制定的。至于把革命方略付诸实施，则更多由黄兴去执行。辛亥前后，黄兴成了一位出将入相、叱咤风云的人物，党、政、军事，无事不闻，无役不与，因此赢得了“实行家”之誉。“孙氏理想，黄氏实行”之说由是广而传开。这种因时空所限，孙黄各显其长，精诚无间的“天作之合”被割裂成对立面，其传播竟到了“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的程度。大多数党人，特别是黄兴的附从者赞赏黄兴的“实行”，排斥孙中山的“理想”。在坊间，“孙大炮”、孙氏“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的论调也适时而出。反动势力和立宪党人乘机借此挑拨孙黄关系，打击孙中山。孙中山有回忆说：“民国建元之初，予则极力主张施行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实行三民主义，而吾党人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莫不以为予之理想太高”。以致在同袁世凯的较量中被迫让步，尤感“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主张”。
及至癸丑失败，孙黄一同流亡海外，“中国军界俱是听黄先生之令，无人听孙文之令者。孙文所率者，不过一班无知少年学生及无饭食之亡命耳”之类的流言，更使孙中山大动情感。当他得知是黄兴周围的人在散布此类流言时，甚为恼火的指责黄兴：“此等流言，……确确有据。此时虽无大碍，而他日事成，则不免生出反动之力”。孙中山历来极其重视舆论和宣传工作，深知不当宣传和消极舆论的蛊惑性和杀伤力。因此，他强烈要求黄兴竭力禁止其“亲信部下”，此后切勿再传此等流言。可见这些流言对孙中山的政治文化心理已造成不可言状的痛楚。
曾几何时，孙中山也试图在军事上来“实行”“理想”。“二次革命”前夕，孙中山苦于黄兴等军事将领迟迟不起兵讨袁，曾感慨地对谭人凤说：“若有两师兵，当亲率问罪。”谭答：“孙先生之说，空论也，两师兵从何而来”？这段话是耐人寻味的。其时，孙中山要起兵讨袁，当然要调动得心应手、忠勇可靠的军队，但孙中山连一师兵力也掌握不了——他的军事指挥权完全受制于黄兴等人。他愤恨许多军事将领阴违他的主张，也就不免迁怒于这些人所拥戴的黄兴，及至申言：“甚望兄(指黄兴)能静养两年，俾弟一试吾法”。这可看作他是在无奈之中向黄兴摊牌：你走开，让我来！呜呼！“理想”与“实行”的“不等式”，在某种程度上铸成了孙黄分歧的又一心理症结。
（三）性格“态”变的负面影响
孙中山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走向世界，向西方文明“盗取火种”的杰出代表。他直接接受了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洗礼，汲取了西方文明的精气，并内化为自己的性格品质。他眼界开阔，气度恢宏，胆略过人，激进倔强，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坚韧的意志力。长期的革命实践，培养了他自尊、自强、自信和乐观向上的独立人格。他最喜欢说的两句话是“天命无常”和“有志竟成”。前者强调人的命运并非上天派定，而在于主观创获；后者强调坚持奋斗，终能如愿以偿。从这两句话中不难看出，孙中山具有不怕失败、冲劲十足的个人秉性。在他身上反映着上升时期资产阶级“完人”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
然而，孙中山是人不是神。他的性格品质不免有自身的弱点。在“我行我素”的强大独立人格背后，同乐观、倔强并存的，则是偶尔呈现的过分自信和偏激。1907年他和黄兴在同盟会旗式问题的争论上固执己见就是一例。
黄兴自幼从父诵习《论语》，复先后从萧举人、周翰林，攻读儒家经典，具有较深的传统道德素养。同孙中山相比，吮吸着古老东方文明乳汁长大的黄兴，具有基于几千年文化心理累积化生出的东方政治家风度和性格特征：深沉内在、含蓄克制、温良恭让、笃实躬行、忠厚缜密等等。孙中山说他“禀赋素厚”。刘揆一称他“沉默寡言，富于胆智”。周震鳞赞他“光明磊落，敝屣权势。……治学行事，脚踏实地。”谭人凤称道“克强于交际间有一种休休之容，蔼蔼之道”。胡汉民誉他“性素敦厚。……处世待物，则虚衷缜密”。同仁的评价，道出黄兴个性品质中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注重实际，扎实缜密，注重行事计划的客观性和可行性，少有理想主义色彩。但在这种性格特征的背后，不免蕴藏着以下不足：过分谨慎，处事略显保守，缺乏激情，事前就想确认成功的可能性。“宋案”发生后，黄兴深感革命力量不足，看不到近期有达到目标的可能性，不免感到沮丧、悲观，在行动上显得过分审慎，这是从其性格上寻出的心理归因。
比较孙黄两人的性格特点，我们似乎得出这样的印象：孙中山之于黄兴少了几分“古色古香”式的老成持重，多了几分简洁明朗和无畏勇气；两人性格具有相互补充、相互矛盾的一面。在一般情况下，双方能够克已以待，愉快合作；但在特定的场合，双方的性格偏向就会因外部条件的激烈刺激而酿成尖锐冲突。
“二次革命”的惨败，给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以沉重的心理打击，胜利的失去和失败的来临都是那么突然，没给人们思想以“喘息”。流亡于异国他乡的艰险折磨，更使人心浮气躁，以至于把一些本应心平气静可以缓解的问题激化了。本来认真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筹划未来的革命方略是极其正常的事，但在“二次革命”失败责任问题上首先引起了激烈的纷争。在孙中山那里，失败的刺激加速了偏激的升温，不自觉地把自省抛于脑后，一味抓住黄兴的个人责任不放。在组党问题上，他不顾黄兴等人的强烈反对，坚持要党员立誓效忠于他本人，更加盖指模，固执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在黄兴这边，由于长时间的克己忍让，在指责中再难以保持心理平衡，因此也掺上了意气用事的“基因”，难以冷静地对待双方的分歧，进而发展到与孙中山离异。本来退一步就海阔天空的事，却因双方的互不相让，导致两人“感情上的对立”，进而演成了双方在行动和组织上的不欢而散。对此，孙黄的终生盟友宫崎寅藏曾作过生动的记述：“从根本上说，双方之间一定有感情上的对立。我想此次对立，是孙中山的不对。那时候，我立即向他提出忠告。忠告的结果，双方固执己见，互相不让，互认对方是傻瓜或疯子而分手”。
基于上述历史、现实、思想和性格诸种因素的作用，孙黄关系在僵持中破裂了。历史似乎总爱捉弄善意进步的人们！作为后人，我们完全可以指出革命党人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诸多不是处，但对于受制于那个时代和阶级的党人来说，这种局面的出现却又是历史的难免！诚如方志钦先生在《论孙中山和黄兴的关系》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孙黄分歧不是偶然的。这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破产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彷徨无路、无所适从的状态的反映”。
当然，黄兴及欧事研究会成员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对中华革命党的战斗力无疑造成了严重的削弱，加上陈炯明、李烈钧、熊克武、柏文蔚和林虎等在南洋一度另立“中华水利促进社”，到处筹款，与中华革命党在南洋的活动不相协调，对当时正在迅速展开的反袁大业不啻帮了倒忙。由于欧事研究会成员大部分是曾跟随黄兴南征北战的军事将领，这就使得中华革命党失去一批昔日影响较大的军事领袖。尽管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中华革命党最早举起反袁旗帜，无奈势单力孤，以致在反袁护国高潮到来时，未能把握运动的领导权，只扮演了一个不十分起眼的配角！
孙黄两人毕竟是年在民主自由奋斗道上结成的亲密战友，始终抱着救国救民的愿望并以实现资产阶级共和民主为最高理想，两人虽然在组织上分离，但在政治理想上却没有分心。他们都能以大局为重，注意维护对方的形象和声誉。黄兴为避免党内纠纷的扩大和加深，在“暂难为左右袒”的情况下，决计到美国游历。为此，孙中山特地致函美国友人戴德律(Detrick)，请善待黄兴。孙中山始终希望黄兴参加中华革命党，并为之留下协理的要职。黄兴在美国亦非常注意维护孙中山的威信，还不断发表演说和谈话，宣传革命，抨击袁世凯的反动统治，争取华侨同胞和美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俟袁世凯帝制自为，国内反袁声浪不断高涨，中华革命党和欧事研究会的成员都深感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必要，孙黄之间也产生了重新合作的强烈愿望。1916年7月，在孙中山敦请下，黄兴经日本回到阔别三年的祖国，“他行装甫卸，就晋谒中山先生。中山先生旋即回访克强先生。两人相见，握手言欢，极为亲切快慰”。此后，孙黄“互相过从，商谈国事，一如往昔，并无丝毫芥蒂”。孙黄之间几年来的重大纷争，至此基本消除。惜哉不久黄兴英年早逝，未能与孙中山继续比肩奋斗而抱恨终天。
三
剖析1913-1916年孙黄之争这一段纷繁的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启示有三：
其一、孙中山所采行的方略代表了时代的方向，由他树起的反袁旗帜，不失为民主革命的中流砥柱
孙中山和黄兴在这场分分合合的悲喜剧中，都扮演了十分重要而兼有几许无奈的角色。在纷争中，双方各有理性和偏颇的一面。涉及具体细节，甚至很难说哪一方绝对正确或错误。但从整体和大方向上把握，孙中山不愧为民主革命的伟大旗手，他于革命低潮时期坚持以不死之心，冒死急进，在艰难顿挫中筹划着旨在推翻专制统治，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伟大斗争，凸显其高人一筹的伟大胆略和惊人识见。孙中山处在中国政治危机持续恶化的紧要关头，清醒地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道路不可避免，从而为革命党制定了一整套急进的行动方略，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符合中国社会的客观需要，对于高扬民主革命的旗帜，保存革命火种，实现中国向民主社会的转型，作出了他人无法比拟的历史性贡献。其欲挽狂澜于即倒的思维取向和行动方略不失为革命低潮时期一种积极的理性的抉择。他对革命事业所表现出来的一往无前、愈挫愈奋的坚强信念和顽强意志更是值得人们崇敬和学习。尽管孙中山在实行方略的方式方法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那是问题的次要方面。如果按照黄兴“期革命以十年”的方策行事，待袁世凯盛极必衰，再起兵反袁，恐怕不下十年，革命的火种早已被盛极之时的袁世凯扑灭得一干二净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何如再举？可幸的是，做了孙中山十年副手的黄兴在纷争中基本保持克制，顾全大局，且在反袁高潮到来前夕摈除前嫌，和孙中山再度携手，共同为推翻专制统治而奋斗，持续三年多的孙黄之争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可谓悲极见喜矣。
其二、从资产阶级政党角度论，党内出现分歧是无可避免的，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产生在经济成分复杂多样、没有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近代资产阶级政党，不可能建立起一个思想统一、组织坚强、纪律严明的战斗司令部，因而其内部成分庞杂、意见分歧、行动不一也是很正常的。我们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以现代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标准去衡量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内部纷争。1913-1916年孙黄的分歧，是如何总结失败教训，如何挽救民主共和制度于危难的分歧。这种分歧属于资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思想分歧，毋足苛求。
其三、1913—1916年的孙黄之争，就孙黄关系历史的全过程而言，显然是处于从属的、次要的位置
毕竟两位领袖人物之间的精诚合作、并肩战斗是长期的、占主流的。况且，这次纷争是以孙黄和好的喜剧终结。所以，这一时期孙黄关系虽然极其微妙，但绝不能就此夸大其词，肆意渲染他们纷争的负面影响，将之强拉到路线斗争的“纲”上去；或忽视两人纷争中的共同点，而应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整个孙黄关系来正视这出离合悲喜剧，从而对孙黄此间的政治活动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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