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晚清著名思想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魏源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尤“熟于国朝掌故，论古今成败利病，学术流派，驰骋往复，四座皆屈”，是嘉、道年间湖湘经世学派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鸦片战争后，他由经学转治史学，倡经世致用，其学术思想和社会改革主张，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齐思和对魏源曾给予高度评价：“夫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凡此数学，魏氏或倡导之，或光大之。汇众流于江河，为群望之所归。”他“兼揽众长，各造其极，且能施之于实际，不徒托诸空言，不愧为晚清学术运动之启蒙大师矣。”

魏源一生执著于经世致用，倡导改革变易，主张将学术研究与政治生活、社会问题的解决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这种经世务实思想的形成，既与湖湘学派经世致用思想有关，又有其特殊的理论渊源，并与当时内忧外患的社会历史背景、经世经学思潮涌现的学术背景紧密相联，还与魏源仕途的坎坷和丰富的人生阅历息息相关。

一、湖湘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和影响

湖湘学派历来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并注重社会责任感、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这种经世致用，勇于实践的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湖南人。

魏源生于湖南，从小就受教于曾肄业于岳麓书院的二叔魏辅邦，很早就接触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思想；嘉庆十八年（1813），魏源20岁，他求学于岳麓书院，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并师从经世学者袁名耀。袁治学独具风格，主张“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急舆图、厄塞、河渠、险隘、古今沿革”。这种经世之学风，对魏源影响极深。是年秋，魏源参加拔贡考试，一举成功。在北京，魏源结交了许多师友，其中就有陶澍、贺长龄、唐鉴、汤鹏等经世派湘籍官员。这些人都是近代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学风上主张学以致用，经世济时，关心民间疾苦，主张除弊富民；在政治上具有强烈的民族爱国主义思想，关心国家大事，主张强国御侮。他们的经世思想对魏源影响很大，尤其以陶澍和贺长龄的思想对魏源影响最深。

陶澍（1779-1839），湖南安化人，字子霖，号云汀。嘉庆七年（1802）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功臣馆纂修、国史馆纂修、官至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抚、江苏巡抚，后升任两江总督，兼任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御使。陶澍一贯关心社会问题，主张经世致用。“少负经世志，尤邃史志舆地之学，所至山川，必登览形势，访察利弊”。“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主张“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以实学教授”学生。他强调治经要薄古，读经要有所得，“有得于经，则根茂实遂，言中体要，皆经之精液也。无得于经，虽猎取浮华，譬彼行潦之水，朝盈而夕涸焉”。他倡导实行漕政、盐政、货币改革，推行漕粮海运，将纲盐制改为票盐，并整顿币制，统一钱法，改革货币，自铸银币。这些改革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矛盾的缓和，起到经世济时之用。

贺长龄（1785-1848），湖南善化（今湖南长沙）人，字耦耕，又作耦庚，号西涯。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山西学政、南昌知府、江苏按察使、江苏布政使、山东巡抚、云贵总督等官职。他关心社会现实，主张兴利除弊、经世致用，他在任贵州巡抚时，深入调查，兴文教、建义学、种棉桑、劝耕织，勤吏治、革陋规、禁鸦片、淳风俗，这些经世措施，大大地促进了当地社会生产的稳步发展，安定了社会秩序。贺长龄一生最大功绩就是积极倡导经世致用的思想，并推行经世致用之学。其中最突出的成就，就是组织编辑刊印《皇朝经世文编》，将清朝初年到道光五年 200多年间官员的奏议、学者的著述及文集、方志等有关文献中，有关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等“存乎实用”的文章 2236 篇，按门类编辑成册，以作经邦济世之用。

嘉庆二十一年（1816）魏源曾到山西入贺长龄幕，成为贺长龄的得力助手。道光五年（1825），陶澍任江苏巡抚，贺长龄任江苏布政使，魏源32岁再度成为贺长龄幕僚，并应其延请，开始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并协助陶澍筹办漕粮海运事宜。道光七年（1827），魏源入陶澍幕。道光十一年（1831），魏源父卒，居丧三年，魏源协助两江总督陶澍整顿盐政。在淮南制订盐务章程，建立制度，严明纪律，裁减浮费，惩办私枭，修浚运道；在淮北则将纲盐改制为票盐，废除纲商对商务的垄断。由于魏源和陶澍、贺长龄“以文章经济相莫逆”，而且积极参与他们经世济时的改革，所以他们的经世措施和改革思想直接影响着魏源经世思想的形成。

二、常州学派经学经世学风的影响

钱基博认为魏源其学出于“常州庄、刘二氏，经经纬史，而润泽之以文章”。夏剑钦也将魏源经世致用思想的学术理论渊源归之于常州学派的经学经世学说，可见常州学派的经世学风对魏源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常州学派的开山祖师是庄存与，代表人物是刘逢禄。庄存与（1719-1788），字方耕，乾隆乙丑进士，生当考据训诂之极盛时代，通六经。然而“自顾以儒臣遭世极盛，文名满天下，终不能有所补益时务”，认为“辨古籍真伪，为术既浅显且近者也；且天下学僮尽明之矣，魁硕当弗复言”。于是“计其委曲，思自晦其学，欲以借援古今之事势，退直上书房，日著书”。其著述重在推求经义，以求有用于世，而不屑于考据。刘逢禄（1776-1829），字申受，嘉庆进士，庄存与的外甥，少从外祖父庄存与、舅父庄述祖学习治《春秋公羊传》，专主董仲舒、何休的学说，也主张经学经世。

魏源20岁随父入京，师从胡墨庄先生问汉儒家法、问宋儒之学于姚敬塘先生学，并学《公羊》于刘申受先生逢禄。通过学习和比较，魏源发现，“饾饤为汉，空腐为宋”，汉学家趋于烦琐考证，而宋学家则空谈性命。乾嘉学者群趋于考据辞章，“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之空谈，至此无一用事可效诸民物”，只能导致无用与误国。“独武进庄方耕侍郎（存与），……其学能通于经之大义，西汉董、伏二先生之微渺，而不落东汉以下”，“吾所谓真汉学者，庶其在是。所异于世之汉学者，庶其在是。”在今文经学的影响下，他不仅从《春秋》中寻找经世致用的微言大义，而且还推广到《诗》《书》，遍于群经。他“著《董子春秋发微》以‘发挥《公羊》之微言之大谊，而补胡毋生条例、何邵公解诂所未备也。’著《诗古微》‘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之微言大义，补苴罅漏，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著《书古微》所以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谊，而关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也。”主张复兴西汉今文经学，将治经学与致政事结合起来，以经学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

魏源不仅推崇庄存与、刘逢禄，认为他们的《春秋》才是“救裨当世”的“真汉学”，还特别欣赏常州武进的另一今文经学大师李申耆（兆洛）。魏源认为李申耆“独治《通鉴》《通考》之学，以地证史，以史治地”，与庄存与是“并世两通儒”，自己虽“于庄先生之不及见”但“见李先生”。魏源还与今文学家龚自珍、宋翔凤等成为朋友，尤其与龚自珍交往最为密切。龚自珍（1792-1841），年轻时就究心于经世时务，21岁时撰写《明良论》等文章，针砭时弊。曾经和魏源一起跟从刘逢禄学《公羊》，钻研其中的微言大义，以考史论经的形式，批判专制统治，阐发更法改制思想。龚自珍和魏源经常一起讨论经学，倡导以经学济世，对魏源影响也比较深刻。

正是因为魏源师承常州学派今文经学，并深受其经学经世思想的影响，才使得魏源放弃正统汉学，走上经学经世的学术道路，主张经世致用，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

三、晚清社会时局激剧变化的影响

任何一种学术思想家的产生，都有它的特殊时代背景，不可能凭空出现，从天而降，魏源经世致用、倡导改革的思想亦不例外。

魏源在世60多年，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清王朝由盛世向衰世转变的时期。由于乾隆好大喜功，连年征战，造成军费浩大，而且乾隆享用奢靡，巡幸无度，滋扰万状，导致官民交困。到了乾隆晚年，因和　专权，贪污横行，以致朝廷纲纪紊乱。嘉庆当政以来，更是内乱不已，百姓反抗此起彼伏，先后发生齐王氏、姚之富等人领导的川楚白莲教起义，林清、李文成领导的河南、北京天理教起义。清朝政府为扑灭各地起义，全力用兵，但清兵已经日益腐化，失去入关之前骁勇善战的能力，所以屡遭挫败，导致国库空虚，元气大伤。道光中叶以后至咸丰中叶，更是外受英国、法国的不断侵扰，内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战争不断，遍及天下，且持续几十年，而且清政府一败再败，已经衰弱不堪。政治机构腐朽紊乱，纲纪废弛，贪污横行，兵饷激增，对外漏卮日深，银荒等问题更趋严重，国家越来越贫困。

魏源不但强烈地感受到这种社会的剧烈变化，而且深刻地认识到了这种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并因此而唤醒了他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忧患意识，使他勇敢地面对社会现实，进而发愤图强，著书立说，努力研究和探讨社会现实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社会改革对策，写下《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海国图志》等经世名篇，以应对日益变化的社会局势，维护封建统治。

在《圣武记》自序中，魏源明确地指出他对当时深刻的社会危机的清醒认识，并指明了他经世致用学说创立的原因和动力：“荆楚以南，有积感之民焉。距生于乾隆征楚苗之前一岁，中更嘉庆征教匪、征海寇之岁，迄十八载，畿辅靖贼之岁，始贡京师。又迄道光征回疆之岁，始筮仕京师。京师，掌故海也。得借观史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传说，于是我生以前上讫国初数十大事，人材风俗进退消息之本末。晚侨江淮，海警飙忽，军问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由这段话不难看出，正是特殊的社会时代背景在客观上促进了魏源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

四、经学经世学术背景的影响

清朝入关以来，为加强统治而大兴文字狱，使文人学者都不敢言论清朝的政事，尤其是乾、嘉年间，“朝廷忌讳之多端，文纲之严酷，学者讳言本朝史事，于是研究历史之风气，由修史而变为考史”，以至出现“学者群趋于考据一途，为纯学术的研究；而声音训诂之学，突过前代”的学术状况。

嘉庆执政以后，尤其是道光、咸丰以来，由于变乱叠起，国渐贫弱，封建统治的衰落，统治者已经不能像清初那样严格地控制学者的言论和思想，所以他们逐渐下谕广开言路，允许学者讨论国家大事，并号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向朝廷进言，以解决当时的社会危机。在这种社会政治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从不问政治、不顾现实、埋头于考据训诂的官方汉学里面解脱出来，开始留心清朝掌故，讨论国是，转变学风，厌弃考证，而好言经世，以图富强，提倡经世之学。他们“以经世学相切　”，“言天下事”，“习兵家言，习击刺骑射”，以匡时济世、治国安民为己任，从中国传统的经世实学中寻找思想理论武器，走上经世致用的学术道路。

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魏源对正统汉学的无用进行了批判，认为乾嘉之学“屏斥躬行”，而以诂经记丑相标榜，以为自己所为是孔门的生安之学，他们“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是无济于世的委琐之学。他进而提出了经学经世的学术思想，认为“道形诸事谓之治；以其事笔之方策，俾天下后世得以求道而制事谓之经”，“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先河，以《三百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他“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以经学治政事，以经学的微言大义来解决社会问题，达到经邦济世之目的，走向经世致用的治学之路，成为晚清经世致用派的代表人物。

五、仕途坎坷和丰富的人生阅历的影响

魏源出身于世代诗礼之家，其祖父为人特别慷慨，曾在魏源10岁时“毁产代输”，“完一都之饷银”，家道因此而中落。其父魏邦鲁长期在江苏任巡检、主簿一类的小官，但承其祖辈遗风而慷慨好施，且为官清廉，甚得人心。这种家庭环境的熏陶和影响，使魏源从小就有了“救裨于世”的志向。

魏源自小聪慧，且勤奋努力，所以15岁时就考取秀才。家人对其仕途抱以很厚的希望。嘉庆十八年（1813）秋，20岁拔贡成功，道光二年（1822），参加顺天乡试，中第二名举人。道光六年（1826），魏源入京参加丙戌科会试，却与龚自珍均名落孙山。道光二十四年（1844），魏源 51 岁，参加甲辰会试，中第十九名。但又因文字草率，而被罚停殿试。次年，才补行殿试，中第三甲第九十三名进士，分发江苏，任东台知县，开始真正的仕途经历。第二年因母病故居丧。道光二十九年（1849），魏源服丧期满，出任兴化知县，次年，调任海州公司运判，协助两江总督陆建瀛改革淮南盐政。咸丰元年（1851），魏源迁高邮知州。太平军攻克南京，魏源在高邮办团练，参与镇压太平军，却因“迟误驿报”而被革职。钦差大臣周天爵保奏魏源复职，但魏源“以年逾六十，遭遇坎坷，世乱多故，无心仕宦”辞谢。最终潜心佛学研究直到与世长辞。作为优秀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魏源一生仕途坎坷，抑郁不得志，这使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他认识到国家真正的危机在于人才的缺乏，在于有用之才得不到重用，“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竞之谓贫，官无不材，则国桢富”，“不患财用而惟急人才”。他指出当时清朝政府人才方面存在的问题：“士之穷而在下者，自科举则以声音训诂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吏案例为才。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所无也。”认为科举制是“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所以他强调改革科举制度，而且呼吁朝廷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以事功取人、以才取人，大开“直言科”来筹划国家大计，大开“边材科”加强练兵巩固边防，大开“海夷译馆”来计划加强边疆防务，大批起用学有所长的“经世致用”的人才。

魏源仕途的坎坷，使他的足迹遍及中国绝大部分省市，这在实际生活中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也使他更多地接触到中国的实际，使他对社会的现实、国家的危难和人民的疾苦都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嘉庆十九年（1814），魏源与父亲魏邦鲁一道入京，途经河南，当时河南遭水灾后的荒凉惨象，在魏源思想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他开始面对社会现实，关心民生疾苦。自嘉庆二十二年（1817）至道光四年（1824）的 年中，魏源来往于湖南、江苏、北京之间，考察山川，深入社会，并深刻研究《曾子》、《大学》等，将经学思想与社会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开始走上经学经世的学术道路。道光二年（1822），魏源赴长城古北口，于直隶提督杨芳家设馆授徒，教读子弟。“暇时并访求古代之遗迹，山川之形势，关隘之险要”。并向杨芳学了不少军事知识，为其后来重视边防、参加抗英战争做了准备。道光五年（1825），魏源32岁，在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幕，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并协助江苏巡抚陶澍筹办漕粮海运事宜，标志着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基本形成。道光七年（1827），魏源入陶澍幕。次年，捐内阁中书舍人。内阁是清廷贮藏典籍档案的机构，藏有许多史馆秘闻官书、地方史志及士大夫私家著说，故老传说。魏源在这里接触到许多重要的文献，使其熟悉历代特别是清朝的历史掌故，为其经学经世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道光十一年（1831），魏源父卒，居丧三年，魏源协助两江总督陶澎整顿盐政。道光二十年（1840）七月，鸦片战争爆发。魏源47岁，满怀爱国激情奔赴浙江前线，在宁波审问英俘安突德，了解敌情。次年，魏源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参与抗英战争，终因清朝腐败无能，战争失败。加上林则徐被革职，这更使魏源对朝廷感到失望：“城上旌旗城下盟，怒潮已作落潮声”；“从来御寇须门外，谁溃藩篱错六州”。他深感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非进行改革、非变法图强不可，于是著《圣武记》。同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又使魏源从内政的改革转向注意外患的侵略，开始睁眼看世界，了解和研究世界，于是编《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思想，其经世致用思想进一步深化，其改革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得到进一步升华。1846 年因母病故居丧。居家期间，魏源游历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及香港、澳门等地，了解到更多的中西方史料，看到了中国和西方国家存在的巨大差距，也加深了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

总之，由于仕途的坎坷和丰富的人生经历，魏源更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内忧外患，也更深刻地看到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这在客观上促使他积极思考经世致用的方法，以解决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拯救封建统治，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