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我国，“诗史”之争由来已久，持论者各有所据，一主张“以诗证史”，如陈寅恪先生；一反对“以诗证史”，如钱钟书先生。不才我在二前辈之间取中间的立场。这里不准备作理论上的介入，而想做一个事实上的实验。如果“以诗证史”不是方法论上的绝对谬误，那么魏源的诗作对于研究鸦片战争前后的历史和魏源自身的情感经历，也许可以提供极好的证明。虽然我并不主张这一方法的滥用，但在具体到魏源这个改革家、思想家兼诗人时，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活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还是切实可行的。这是因为，魏源的诗是历史的写真，更是他情感的写真，是经由情感的真实流露而映照出历史的某种真实。本文是一次回归文本的实践，是“以诗证史”方法的一次严肃的运用，但也只能是一次认真的尝试。不当之处，有望方家教正。

一、魏源的坎坷人生和大同理想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隆回人。从小天资俊颖，酷爱读书。据传说，魏源降生之际，其母梦高人授巨笔于她，醒后便生魏源。又据记载，他9岁应童子试，县令指茶杯中太极图说：“杯中含太极。”他正怀揣两个麦饼，便应声答曰：“腹内孕乾坤。”使县令大感震惊。这一传说，似乎预言了一位日后将扭转乾坤的天才人物的诞生。道光二年（1822），魏源中举，试卷特受赏识。曾任内阁中书舍人，这一职务，使他有机会饱览古籍，并熟知本朝故实。道光二十四年（1844）考中进士，擢为江苏知州，权高邮，为官多办实事。在学术上，属今文学派，强调经世致用，反对“书生坐论”，嘲笑“腐儒迂谈”，与龚自珍齐名，当时号称“龚魏”。

魏源一生多坎坷。平素为人坦直不讳，恃才傲物，《清史稿·魏源传》说他“兀傲有大略，熟于朝章国故，论古今成败利病，学术流别，驰骋往复，四座皆屈”。和所有的天才人物一样，魏源的悲剧性性格决定了他与现实抵牾不安，与小人擀格难通。在《偶然吟十八首呈婺源董小槎先生为和诗感兴而作》一诗中，他说自己“幼读高士传，掩卷不终楮。万物恝无情，洁身亦何取。中年涉世网，千幻万龃龉。欲不寻白云，尘环日催去。”在《客怀八首柬龚定庵舍人》诗里发出这样的感叹：“奇才与庸福，天地悭其兼；繁艳与硕果，华实两无全。”既是劝说龚自珍，也是安慰自己。在《道中杂言》四首之一里，魏源更是感慨万千：“朝逐车轮转，夜梦车轮旋，但从地上转，不能转上天。五更适旷野，三星煌马前。吁嗟牛与箕，簸箱如我然。……人生如日月，旋转天地间。安能学瓜星，不食复不言。雄鸡唤黄梁，君梦何当还。”在《寄董小槎编修》四首之二中，魏源直言不讳：“默好深思还自守，动皆得咎岂关穷。简编尺牍纷朱墨，此意蹉跎负此翁。”这些诗都说明人生的奔波困顿，已使得魏源神苶志否。“千幻万龃龉”和“动皆得咎”正是他为人为官的处境。魏源曾因驿报迟误被弹劾罢职，后因平定宿州骚乱有功，朝廷决定重新启用，这时的魏源已心灰意冷，“以年逾六十，遭遇坎坷，世乱多故，无心仕宦”而辞归。从此他“手订生平著述，终日静坐，户不闻声”，于佛教的“禅定”中向往着彼岸那“无余涅槃”之境，在64岁上“嗒然而逝”（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佛门“坐化”。

在世路艰难的行进中，魏源仍然天真未泯，他放眼寰宇，萌生出世界大同的理想。他在《偶然吟十八首……》之八中咏叹道：“若能决此藩，万国同一吭。朝发旸谷舟，暮宿大秦港。学问同献酬，风俗同抵掌，一家兄弟春，九夷南陌党。绕地一周环，谈天八宏放，东西海异同，南北极下上。直将周孔书，不囿禹州讲。因思肇辟初，声音孰分壤。破碎混沌天，吾怨轩曦往。”诗中所流露出的天真是显而易见的，为求世界大同，他竟怨恨天地开辟之初为什么要造成人类疆界不同、语言不通的隔绝。他的理想是打破所有的国界，冲决种族的藩篱，融通不同的风俗，和合所有的人心，不管东方西方、南学北学，绕地球一圈，都是自家兄弟。这一大同理想与魏源叙《海国图志》所言不差分毫，所谓“披其山川，如阅《一统志》之图；览其风土，如读中国十七省之志。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耶！”而要实现这“万国同一吭”的理想，就必须采取开放政策，首先是要让周孔的思想流布到世界各地去，仅让它隅守于本土是不够的。产生这种虽说天真也算得上伟大的思想，与康乾之世一度采取的开放政策有关。诗中娓婉地表达了他对道光之世闭关锁国政策的不满，无疑也流露出天朝之尊，以我为中心的陈腐观念。他的“直将周孔书，不囿禹州讲”的呼吁，可以说是近代史上中西文化交流之先声。帝国主义的炮声和清王朝的卖国投降，虽然轰毁了魏源的天真，但他的开启民智，为后来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们作了先期的思想酝酿。

有一种观点认为，魏源的“师夷长技”只停留在技术的层面，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只停留在字句的层面，上引魏源绝非“偶然”的吟颂，也许可以将我们的思考引向深入。

在鸦片战争中，魏源力主抗战，坚定不移地站在爱国将领林则徐一边，是林则徐的知心好友。林曾授意他撰《海国图志》，魏源未负好友之意，在林则徐所译《四洲志》的基础上完成了这部书的编撰任务，使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该书在叙述他的写作目的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因此而和林则徐一起被后代学者称为“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这一评价也告诉我们，魏源的寻找，魏源的眼界，不只是拘于技术一门，上述吟诗已明确主张四海一家，首先是文化意识可通可同。我国先哲后贤，都曾有过一种追求，所谓“天涯比邻，倾盖如故”，正与魏源齐心同慨，异口同声。

魏源著作颇多，主要著作或编撰有《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其中有镇压农民起义的记录）、《海国图志》、《元史新编》、《老子本义》（见《诸子集成》本）和诗文集等。这些著作，尤其是写于鸦片战争时期的诗作，几乎无处不在地流露出魏源的忧患意识。这使魏源不仅有一种“沉沉万梦中，中有一人晓”（《村居杂兴十四首呈筠谷从兄》）的清醒，更有一种“洁身人海中，不与万物伍”（《偶然吟……》）的孤独。这种意识所能够给予后人的启迪，也可以用他的两句诗来概括：“文章声价贱，书史患忧真。”（《京师接家书》七首之七）

二、魏源的改革主张和愤激心情

魏源所身处的清王朝，政治日趋腐败，国力日趋贫弱，他深感不改革弊政，天下将无宁日。在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之下，他认为欲消外患，必先除内患，而患莫大于人心之“寐而不觉，虚而不实”。在国势倾颓，民心动荡之际，魏源最不能容忍的是那些不忧不愤，醉生梦死，贪图私利，腐败无能的蓬随风转之徒。在《海国图志叙》里他借明代有识之士的话说：“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愤与忧，天地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也就是说，欲求海内之安，必先求人心之正；欲求人心之正，则必先正朝廷上下。

魏源曾在为人撰写碑文时委婉地从清初讲起，将清王朝官吏越来越平庸腐溃的鄙陋习气作了深刻的针砭。他这样写道：“国家承明制，挢（按：同矫）明弊，以内政归六部，外政归十七省总部，而天子亲览万几，一切取裁于上，百执事拱手受成。上无权臣方镇之擅命，下无刺史守令之专制，虽嵬琐中材，皆得容身养拙于其间。渐摩既久，以推诿为明哲，以因袭为老成，以奉行虚文故事为得体。……故便文畏事窭陋之臣，遇大利大害则动色相戒，却步徐视而不肯身预。自仁庙末年，屡以因循泄沓申戒中外，而优游成习，卒莫之反也。”（《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神道碑铭》）可以说这是一切封建专制王朝的写照。清王朝建立之初，由于受到汉民族的坚决反抗，各地抗清运动此伏彼起，因此在残酷镇压之外，也采取了一些安抚措施。在道光皇帝的先世中，也不乏有开放思想的皇帝，但统治加固，承平日久，陋习积弊，滞重难反，以至于病入膏肓而不自觉，鸦片战争前后的清王朝正是如此。

魏源把寄生于其中的庸俗苟且、唯唯喏喏之徒，统统称为“鄙夫”，说这些“鄙夫”胸中“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才为何物，所陈诸上者，无非肤琐不急之谈，粉饰润色之事”，这些人“以宴安鸩毒为培元气，以养痈贻患为守旧章，以缄默固宠为保明哲”，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主被其薰陶渐摩，亦潜化于痿痹不仁而莫之觉。”如此“久之又久”，必然“无职不旷，无事不蛊”（《默觚下·治篇》十一）。魏源在批判“鄙夫”的同时，把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在魏源的思想认识中，似乎“人主”被“鄙夫”包围是朝廷昏愦的根源，这当然有它正确的一面，但他不可能认识到封建制度本身才是这一切腐溃现象滋生弥漫的温床。

与上述思想相联系，魏源理想的政教是要像国家创建之初那样，“人心思治，官仆吏愿，士纯工悫，男侗女宠，其君子勤礼而急怀，其小人畏威而寡慕，故上清静休养而天下治”。也就是说，魏源想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淳朴的社会：官吏心甘情愿做公仆，知识分子、劳动人士纯洁勤劳，男子天真，女子可爱，君子小人各安其分，或修身养性，谦虚怀抱，或有所畏惧，节制贪欲，于是天下清净。但他同时也清醒地看到，这种局面是不可能长久的，一旦“休养日久”，就会“生齿炽而机变滋，人心日趋于利”，而“利出于二孔，则不归于上，不归于民”。这时，“有救时君子欲矫其弊而还其利，势必不得不出于更革”。他的意思是，改革是被逼出来的，到了不能不改，不得不改的时候，“救时君子”就会感到一种“形势逼人”的民心诉求和时代预期。魏源也看到了改革所可能遇到的矛盾，他说：“小革则小效，大更则大效，于是中饱不便之人辄群起而哗之。豁（按：免除）群哗之难，难于豁积弊，任事者遂动色相戒，以改作为多事，以因仍为持重。”（《御书印心石屋诗文录叙》）他所说的“中饱不便之人”，即人们常说的“既得利益者”。他认为“天下大政，利于国利于民者，不必利于中饱之人。”（《军储篇一》）他的一些改革主张，好像是专门针对“中饱之人”而发，在这些人中间，有的已达到无法无天的地步，真是“无职不旷，无事不蛊”，如蛀虫一般吞噬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下面这首诗，就是揭露这大小蛀虫的嘴脸：“大漏卮兼小漏卮，宣防市舶两倾脂。每逢筹运筹边日，正是攘琛攘赆时。海若蛟宫奔贝族，河宗宝藏积冯夷。莫言象数精华匮，卦气爻辰属朵颐”。（《秋兴》十一首之三）

龚自珍也有一首诗，诗云：“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两诗合观，道光之世的民生之艰可以想见。

面对这样的朝廷，面对这样的官吏，面对“满耳号寒饥”（《偶然吟……》）的民众，魏源慷慨激昂地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变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与其使利出三孔二孔病国病民，曷若尽收中饱蠹蚀之权使利出一孔？出一孔之法如何？曰：非减价曷以敌私？非轻本曷以减价？非裁费曷以轻本？非法曷以裁费？夫推其本以齐其末，君子穷原之学也。”（《筹鹾篇》）

这番议论虽然是针对“盐课”而发，但他那种高瞻远瞩的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真可谓“振聋发聩”。“使利出一孔”的主张在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护封建集权的利益，其中有关减价、轻本（按：本指商本）、裁费（按：费指浮费）、立法（法指盐法）的层级推演式的论辩，也是魏源实学思想的一次集中的表露。

魏源是个反腐败的英雄，和林则徐一样，是一位戡天下之大难而置身于天下之至危的人物，但他承认自己书生气十足（《致柘农信稿一》）。也许正是这种书生气，使得他的发言总是那样义愤填膺。龚自珍曾说：“天下事，舍书生无可属，真书生又寡，有一于是，而惧人之訾己而讳之耶？”（《送夏进士序》）魏源是“真书生”，不害怕“人之訾己”，因为他深深懂得龚自珍在《明良论》里说的那个道理：“富而无耻者，辱其家而已，士无耻则名之曰辱国。”因此，他的良知良能使得他不做书生也很难。这就正如郭沫若所说，在一个“天地玄黄”的时代，到底有几个真正的书生，又有几个书生还敢于将他们怀抱的良知告白于天下呢？如此说来，魏源的愤激心情也承载着历史和民族的不堪承载之重。换言之，这位近代思想的先驱，压着过去的负担，却怀着未来的希望。

三、魏源的“师夷长技”和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永恒的主题，只要有国家存在，就会有爱国主义。魏源的改革开放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是鸦片战争前后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魏源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这突出地表现在他的《海国图志叙》中的一段话，“述器艺货币第十八”说：“轨文匪同，货币期同，神奇利用，盍殚明聪。”意思是说，西方国家和中国的制度不一样，语言文字不相同，但财物货币没有什么差别，完全可以利用，化腐朽为神奇，做到这一点，就能够耳聪目明，不尽受遮蔽。所以他说编《海国图志》的目的就是“为师夷长技以制夷”，并反复强调说：“长技不师，风涛谁詟？”（《述〈战舰条议〉》第十六，“詟”，读如“哲”，害怕的意思）为富国强兵，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这是鸦片战争中魏源的天真已被彻底轰毁以后在总结历史的惨痛教训时得出来的结论。

十分难得的是，魏源反对向外国侵略者屈膝投降，与那些投降派针锋相对，但却不反对学习别人的长处，包括西方创造的“文明事物”和“文化事物”（按：钱钟书的区分），这与清末那些国故派也大相径庭。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引进他们的文明实体，却不让他们的物质或精神的“坚船利炮”摧毁我中华民族的国格人格和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魏源绝不为帝国主义的淫威所惊慑。这正是魏源的人格力量和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立场。他的人格和立场向今天的人们昭示：对外开放和爱国主义是不矛盾的。他的人格和立场也使那些“全盘西化”论者、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可以发展生产力论者，显得多么浅薄和卑贱！

就是这爱国主义和人格力量，在鸦片战争中，使魏源和龚自珍等人毫不动摇地站在投降派对立面，坚决支持以林则徐为首的爱国将领和人民群众的抗英斗争。魏源曾投奔抗英将领裕谦门下，协助筹划浙江沿海防务，以实际行动践履他的爱国主张。裕谦兵败自杀以后，魏源发愤著书，作《圣武记》。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他详尽地记述了林则徐督广州的丰功伟绩，揭露英帝国主义的种种欺诈伎俩。就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为“创中国水师千年之盛”，不妨“奏仿钦天监用西洋历官之例，行取弥利坚、佛兰西、葡萄亚三国各遣头目一二人，赴粤司造船局，而择内地巧匠精兵以传习之，如习天文之例，其有洋船、洋炮、火箭、火药，愿售者听，不惟以货易货，而且以货易船，易火器，准以艘械、火药抵茶叶、湖丝之税，则不过取诸商捐数百万，而不旋踵间，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就在这部著作中，他批评裕谦“有攘寇之志，而无制寇之才”，不能择地利、坚垣垒、练精兵、设奇伏、备火攻，如林、邓之守虎门。魏源认为，如果要具备制敌之才，那就要“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在此一举。他表彰林则徐督两广，时时注意探究敌情，翻译西书，奏请造船制炮。如果采纳林公之奏议，“何患能发之不能收之”？魏源将林则徐的励精图治与朝廷昏庸无能相形对照，义正严辞地说：“夫戡天下之大难者，每身陷天下至危；犯天下之至危者，必预筹天下之至安。……承平恬嬉，不知修攘为何事，破一岛一省震，骚一省各省震，抱头鼠窜者胆裂之不暇，冯河暴虎者虚骄而无实。如此而欲其静镇固守，严断接济，内俟船械之集，外联属国之师，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后可，必当轴秉钧，皆林公而后可。始既以中国之法令，望诸外洋；继又以豪杰之猷为，望诸庸众；其于救弊，不亦辽乎！”林公之坚定主战，琦善等人之“一意主和”，林公之克尽职守，奕山等人之畏葸苟且，在魏源的笔下相形以成水之与火，冰之与碳，魏源作为一个坚定的主战派的爱国者形象也鲜活地留存下来。

林则徐被罢职流放新疆，魏源在汉口与林公晤面，作诗二首，题为《汉口晤林少穆制府》。其一云：“万感苍芒日，相逢一语无。风雷地憎蠖，岁月笑龙屠。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凫。”诗后有自注：“时林公属撰《海国图志》。”这首诗融入了一个改革家兼诗人的万千感慨，“相逢一语无”一句，含蕴不尽地道出了林则徐和魏源的悲愤。在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到来之时，他们是多么憎恶那些屈伸无常的小人，可是无情的岁月又能让他们施展什么才华呢？像林公这样的忠臣志士终不免被流放新疆，还谈什么改革弊政、富国强兵呢？这不是历史在嘲弄人吗？魏源曾有《昆山别龚定庵自珍》一诗，诗中充满雄心壮志地说：“誓回屠龙技，甘作亡羊补。”如今面对林公，他真感到自己那些改革的主张有些可笑了。魏源的话自然是愤激之言，这首诗的全部价值正在于它写出了两个不屈的灵魂。在艰危之中，他们仍没有放弃他们的“经济之学”，只是从现实的梗塞难通，回到内心来作深刻反思罢了。林则徐因此而嘱咐魏源撰《海国图志》，《海国图志》的写作意图似乎就是这次汉口唔面定下来的。它不是一部简单的历史地理书，而是两颗心灵交契的结晶，是封闭的中国向世界洞开的一个瞭望台，为死寂的学术界吹进一股清新的空气。

王元化在《龚自珍思想笔谈》一文中说：“林则徐和魏源可以说是后来‘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驱。林则徐主持编纂的《中西纪事》、《四洲志》、《华事夷言》以及魏源在《四洲志》基础上重新撰写的《海国图志》，是我国介绍西学的嚆矢。这几部书第一次为闭关自守的中国打开了西方世界的大门。《海国图志》甚至对日本明治维新也起过推动作用。”这一结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四、魏源的以诗言志与无才补天

作为改革家的魏源，已把自己关进书斋，潜心他的著书立说，对国家的未来和世界的情势作了理

性的思考。而作为诗人的魏源，那翻腾的热血，跳荡的思绪，忧郁的胸臆，愤激的情怀，无论如何也难以冷静下来。于是，魏源的心事与诗以言志的古老传统一拍即合。

你看，炮声刚过，秦淮河又复现出往日的“繁荣‘娼’盛”：“君不见，去年今夕秦淮岸，鹊桥待渡银河半。炮雷江口震天来，惊得灯船如雨散。……玉树重开花月夜，羯鼓宁惊‘霓羽裳’。鲸波化作桃花浪，兵气销为明月光。……衣香鬓影天未霜，酒龙诗虎争传觞。今昔何昔银河苍，万岁千秋乐未央。惜哉不令英夷望，应叹江南佳丽胜西洋。”（《秦淮灯船引》）魏源以讽刺的笔墨勾画出一副醉生梦死图，羯鼓动地，也惊不破“霓裳羽衣曲”，清王朝的昏庸腐败只用“鲸波化作桃花浪，兵气销为明月光”两句诗，便概括无遗。透过这首诗，我们看到一个在“沉沉万梦”中“终夜长开眼”的诗人形象。这岂只是在指斥那些“不知亡国恨”的“商女”，分明已对行将就木的清王朝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在清王朝的大小官吏中，魏源是比较清醒的人物，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他的思想认识有了较大的飞跃，这在他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中有明显的反映。

道光二十年（1840），魏源作《金陵怀古》八首，表面上是发思古之幽情，实际上是对清王朝气数将尽的预言，其自身的身世之叹已内在地包含于这种历史兴亡之感中。如第一首：“一桁青山六代官，沧桑都在水声中。只今雨雪千帆北，自古云涛万马东。千载江水风月我，百年身世去来鸿。陆机别有兴亡辨，不与过秦监夏同。”六朝兴亡之事，是后世诗人最喜欢吟咏的主题之一，金陵古城，又不知演出过多少历史的活剧。魏源曾任兴华知县，直接参与江浙一带防务，吴越春秋，残照夕阳，历史和现实交汇成的一幕幕、一副副场景和图画，如在目前，如在梦中，成为魏源挥之不去的梦魇。第二首便借历史直抒胸臆：“照残今古秦淮水，磨穿英雄晋石头。地气辄随王气尽，前人留与后人愁。春秋吴越灯前垒，台榭齐梁雾里讴。凄绝多情天上月，年年（按：一作千年）长恋治城秋。”清王朝的气数将尽和魏源无力回天的凄绝之情，在这首诗中已披露殆尽。其余各首，反复吟咏处，也是这种难以平静的心境。

如果说，《金陵怀古》还只是魏源借史事鉴今事，抒发了魏源无才可去补苍天的情怀，那么，同样作于道光二十年的《环海》、《环海后》，以及《秋兴》等诗，便是魏源作为改革派、抗战派的宣言书，矛头直指投降派，对朝廷的用人政策表示强烈不满。在诗中，魏源直陈他的主张：“欲师夷技收夷用，上策惟当选节旄。”（《环海》之二）在魏源的改革思想中，人才问题占着重要的位置，他在《都中吟》一诗中就直言不讳地说：“开科开捐两无益，何不大开直言之科筹国计，再开边材之科练边事？市骨招骏人才出，纵不拔十得五终得一。”“知己知彼兵家策，何人职司典属国？”

他把人才问题看成治国安邦之道，认为无人才是国家最大的贫穷。他在《圣武记叙》中即说：“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兢之谓贫。”人才的诞生是需要条件的，而许多人才又同时被闲置。魏源说：“国家之有人才，犹山川之有草木，蔚然羽仪，而非山麓高大深厚之气不能生也。”因此育人者“不以高危自处，而以谦卑育物为心”，“人材”是“求之则愈出，置之则愈匮。”（《墨觚·下》）人也是枉然。“人君治天下，法也；害天下，亦法也。不难于得方而难于得用方之医，不难于立法而难得行法之人。……得其人自能立法矣。”（《默觚·治篇四》）这一杰出的见解，在以后的世事中一一得到应验。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记述了魏源权高邮时为人才脱颖而出将树木砍掉的事迹，虽然是愚蠢迷信之举，但说明魏源重视人才的思想是一贯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才把涉外事务中选好使节作为“上策”。

魏源自身的遭遇使他对人才的感受特别深切，表现在诗歌里也就多了几分牢骚和无赖，但他总是把人才和国家的兴亡紧密联系在一起。魏源不相信中国无人才，江南无人才，他热切地呼唤人才的出现，特别是那些忧国忧民，为民族的利益不计个人得失的人才。他在《金焦行》中历数各代英雄人物说：“……我有苍茫万古哀，酒酣走上妙高台，江左夷吾安在哉！……海会寺前郑三宝，曾出此山震夷岛；晋江城外郑成功，曾出此山夺台彭。白土山前梁化凤，复驱岛寇如卷蓬。若言江左人物少，前朝何故多英雄？”最后两句已隐隐道出在道光之世的用人标准里是出不了英才的。魏源的哀和愁正是哀王风之衰靡，愁人才之被囚，正如他那首标明“少作”的诗所叹：“我有苍茫万古愁，欲起灵均诉澧茝。”（按：屈原《九歌·湘夫人》：“沅有茝兮醴有兰。”）……宣室他年问鬼神，定向长沙起年少。（《送李希莲陈元心何积之归郴州》，最后一句指贾谊那样的人才）魏源其实在自叹身世，因为像他这样的人才是并不被重用的，他已自知自己的改革、用人和抗英主张都不会被朝廷赏识，他们所赏识的只是那些狐鼠之辈。于是，魏源按捺不住牢骚，在《环海》第四首中竟不顾他规劝好友龚自珍时说的那个“明哲保身”，锋芒毕露地斥责朝廷战和不定的政策和贪生怕死的鄙夫小人：“谁奏中宵秘密章，不成荣虢不汪黄。已闻狐鼠神丛托，那望鲸鲵渤澥攘。功罪三朝云变幻，战和两议镬水汤。安邦只是诸刘事，绛灌何能赞塞防。”最后两句正是他曾表露过的心迹：“兰以谷中芳，玉以石中藏，卞氏何多事，必欲献君王？”（《啑古吟八首与陈太初修撰为连日谈史而作》）

魏源对朝廷已失去信心，特别是鸦片战争的情景使他不能不拿起笔来鞭挞朝廷的无能，发泄自己的悲愤：“揖盗开门撤守军，力翻边案炽边氛。但师卖塞牛僧孺，新换登坛马服君。壮士愤捐猿鹤骨，严关甘送虎狼群。尚闻授敌攻心策，惜不夷书达九雯。”（《环海》十一首之五附诗）“门外寇难门内搜，水军不与陆军侔。一新壁垒楼兰将，百战戈船下濑愁。贵后田单朝气竭，老来廉颇智囊收。先声枉使群夷慑，退舍曾麾众岛舟。”（《环海》之七）“城上旌旗城下盟，怒潮已作落潮声。阴疑阳战玄黄血，电挟雷攻水火并。鼓角岂真天上降，琛珠合向海王倾。全凭宝气销兵气，此夕蛟官万丈明。”（《环海》之九）

这些诗把清廷卖国投降、开门迎盗的嘴脸作了彻底揭露，显示了魏源赤诚的爱国之心。其它如魏源笔力雄健的讽刺，也往往使人过目难忘，掩卷深思：“曾闻兵革话承平，几见承平话战争。鹤尽羽书风尽檄，儿谈海国婢谈兵。梦中疏草苍生泪，诗里鶯花稗史情。官匪拾遗休学杜，徒惊绛灌汉公卿。”（《环海后》十首之九）“日日渔村理画榔，雀晴鸠雨费评量。东风忽压西风浪，下水俄更上水樯。几见使船如阵马，愁看敝笱制鳏鲂。莫登采石矶头望，恐有量江钓月航。”（《环海后》十首之十）

这些诗都是当时就传诵众口的名篇，诗人魏源的形象也由此树立了起来。后人在谈到鸦片战争期间的文艺创作时，魏源也就成为不可忽视的人物。“诗以言志”的传统在魏源这类诗里得到了最好的承传，“无才补天”的怨愤也难以抑制地从诗中流露出来。

五、魏源的流连山水与出世情怀

魏源的诗歌创作常为人忽略，最多只论及他反映鸦片战争的那些诗篇，而魏源创作过大量的山水诗，是个名副其实的山水诗人。正如郭嵩焘所说：“人知其以经济名世，不知其能诗，而先生之诗最夥。游山诗，山水草木之奇丽，云烟之变幻，滃然喷起于纸上，奇情诡趣，奔赴交会。”魏源那点未凿的天真，正是从这些诗中表现出来。这种天真在道光年间的封闭国策和社会浑浊污秽的销磨腐蚀中，只有高山大川给了它悠然自得的天地。其中也有些诗只不过是借山水以“寄心慰情”，它们表现出魏源灵魂寻找安顿之处的苦闷和思想的深刻矛盾，入世和出世的“意识腐蚀”像怪物张开的巨嘴吞噬撕裂着他的身心。

魏源是个旅游家，他几乎游遍域内名山大川的十之八九，形成了他所谓的“游山学”（《游山吟》）。他在《吴门重晤黄南坡太守》五首之五里说：“白发坡翁海外行，自言奇绝冠平生。我生第一伤心事，未作天山万里行。”可以想见，他的山川登临情结，即使和李白相比也毫不逊色。这除了他对舆地的特殊爱好和有志于了解祖国的地理山脉以外，也有放情山水，逃避现实的一面。

在这些流连山水的诗篇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一些人生感慨之作，写得十分机巧，富有情趣，且深含哲理。如《出峡词》二首之二：“……江行恒患风，峡行恒患石，上水惟苦迟，下水惟苦疾。人生万事内，如意安可必；……上水君勿愁，下水君勿喜。”《游山吟》八首之七：“……我亦造化所铸之一物，本与山川同自出。骨血脉理毛发肤，草木土石形气质。……不知千秋万世视我古人时，比我何山何谷堪仿佛。”《游山后吟》六首之四：“平生好游山，独不好游洞，每入洞中如入梦。……此生不惯蛇钻穴，但好天仙不地仙。……阴洞真如城府人，险峨幽暗而阴屯。”《洞庭吟》：“雄谈空谓贾长沙，忧乐江湖复何用；”《西洞庭石公山吟》：“……谢客言，把客手，入世出世何所有！秦人求仙仙避秦，今日山中之仙来沽山外酒。我辈未必非仙才，万古苍茫列前后。”《岱狱吟》下：“……世界下白上反碧，海天互倒为其容。断萍漂泊随长风，须臾迅扫无遗踪。变化转输随所职，七十二君莫载记。……乃知素王（按：孔子）小天下，要取鸿蒙最初气。……尘网日汩良可悲，此生莫忘岱峰观日时。”这些诗表现了魏源对人生的感悟和对山水的真情，这种感情真挚到愿自己化为一山一石。在《明末楚石诸禅师和三圣诗》十一首之十中，他这样写道：“……转瞬忽如烟，石昔人不昔。谁为狱立人，与石阅开辟。徘徊复徘徊，悲愤终古积。安得天石同，世无炎凉易。安得人石同，变无鹰鸠惜。”从中不难体味出魏源对世态炎凉的忧患情怀，他恨不能变作山石，无与人事。

但魏源的大部分山水诗只是追求一种超脱旷达的情趣，几乎没有社会和人事的痕迹，魏源已仿佛判若二人，与他的诗学主张完全水米无干了。他的旅游行踪和模山范水只烘衬出一个与现实隔绝的魏源，也只发出一种声音——听不见人世喧嚣，听不见穷苦呻吟的和尚敲木鱼的声音，以及魏源自得其乐的平静的心灵独语。如《天台石梁雨后观瀑歌》，将暴雨松风之后浸入心灵深处的幽谧写得丝丝入扣，有一种找到了世外桃源的欣喜。诗云：“须臾雨静月华湿，月瀑更比雨瀑谧。千山万山唯一音，耳畔众响皆休息。静中疑是曲江涛，此则云垂彼海立。我曾观海更观瀑，浩气胸中两仪塞。不以目视以耳听，斋心三日钧天瑟。造物贶我良不悭，所至江山纵奇特。……是时樵牧无声游屐绝，老僧扶杖穷幽讨。山中胜不传山外，武陵难向渔郎道。”又如《布水台下同僧观瀑》：“泉不知何起，亦不知何止。只因石剌天，遂使水非水。……空谷呼不应，人语不入耳。但觉太古气，苍苍寒骨髓；但觉太古音，浩浩无成毁。嵯峨萧瑟际，肃穆高深理。惜无伯牙琴，来写成连旨。倘若诺讵那，吾将坐化矣。”（原注：诺讵那尊者游雁荡大龙渊观瀑坐化，见《雁荡志》）魏源在这里表明了一种心迹，恨不能做“羲皇上人”，以至于愿意在这种太古之气中静静地死去。这类诗在魏源整个诗歌创作中占有相当的比例，这里仅举二例，以概其余。

魏源在《戏自题诗集》中，非常自负地认为，李太白、陶渊明、林和靖言月、言酒、言梅，都不如他言山，“惟有耽山情最真，一丘一壑不让人”，“昔人所欠将余俟，应笑十诗九山水”。这种癖好和情趣在魏源是由来已久的，他的老师就曾经劝告过他不要“耽于山水”，但当他志意灰懒时，也就很自然地要由实现的尘网脱出而回归他的山林了。

郭嵩焘《魏默深先生古微堂诗集序》说：“盖先生之心，平视唐宋以来作者，负才以与之角。……每有所作，奇古峭厉，悠忽变化，不可端倪。又深入佛理，清转华妙，超悟尘表”。虽然评价过高，但大抵符合魏源山水诗的实际，所谓“清转华妙，超悟尘表”，正是魏源山水诗特色的恰当表达，又恰好表明了魏源的出世情怀。

六、魏源的经世致用与思想局限

和所有的封建时代的历史人物一样，魏源也有他的局限性，不过我不想用“时代局限”或“阶级局限”来评判他，因为任何时代和任何阶级都有它的局限。如果局限就是指某种无法超越的错误，那么魏源和历史上许多士大夫文人、思想家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只是他处在清朝中叶向晚清和近代过渡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国日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已日渐成为主要矛盾。魏源反抗于斯时，歌哭于斯时，浮沉于斯时，功过亦在斯时。魏源的60多个生涯，是动荡奔波的生涯，充满着矜持痛苦，出世入世的龃龉不安与身处末世的无出路感，使他和古代士大夫文人如出一辙地走完了自己的路。

魏源作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所效忠的一切，自然是为他那个阶级服务，他参与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他对少数民族的错误看法，都为他未必意识到了的阶级利益所决定。这其中有不可忽视的建功立业的思想，这种思想又与他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一起鼓舞着他，使他不愿尸位素餐。魏源在任上是认真负责的，如他治水利，治盐务，惩治游民流寇的骚扰，都深得民心，深孚重望。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载：魏源任高邮知州时遭逢大风暴雨，湖浪摧堤，高邮危殆，“府君冒风雨，伏堤上哀哭，愿以身贷民命”。这种献身精神，至今可使那些尸位素餐者惭愧。魏源说：“人生十五以前，惟知为身计；三十以前，惟知为家计；四十以往，惟知为子孙计，为身后名计；其为性命者计，千万中无一焉。”（《默觚上·学篇十四》）“性命”之学也就是修身养性之学，也就是“正名”先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知识人士念念不忘，薪火相传的功课。魏源其实也把“身后名”看得很重要，所以身前就要办几件实事。魏源的这种自觉，在哲学上的依据就是他的知行观。在魏源看来，行比知是更为重要的。“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他举例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默觚上·学篇二）但是，在要有裨于世用的问题上，魏源也是有偏颇的，这与他的“学”、“治”思想方法有关。

魏源在学术上属于今文经学。道、咸以降，今、古文之争连绵不绝。同属于今文经学的龚自珍说过，未读之前称古文，既读之后叫今文，今文古文同属孔子这一个老祖宗，只是读者人人殊，越到后来越读出各种不同的宗派来。学问不可专而私，就像“实事求是”，话虽是汉人说的，宋人、清人照样可以说，所以必然的结论就是，尊经和致用是并不矛盾的。魏源的“今文家法”就是经世致用，他反对模仿古人，所谓“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默觚上·治篇五》）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默觚》的《学篇》和《治篇》中，其中有不少经世致用的好主意，他的哲学辩证法也有丰富的内容，我已有专文论述；但平心而论，魏源在学术理论上的建树并不算突出，这是他过分地强调“经世致用”的结果。所以后世学者在谈到魏源的学术成就时，一般都持保守的态度，如钱穆先生，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魏源和龚自珍的评价都不高。

在魏源的学术思想中，最保守的是他的文艺美学观，他在《御书印心石屋诗文录叙》中说：“盖诗乐之作，所以宣上德而达下情，作其忠孝，恒与政治相表里，故播之乡党邦国，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见有远近，言有文质，比物连类，指归乎忠爱，……其亦有往复低徊于君臣遇合之际，而洒然动，慨然兴者夫！”（《古微堂文稿》）这就难怪魏源极力推重陈太初的《诗比兴笺》了，因为它符合魏源的“诵诗论世，知人阐幽，以意逆志”的诗学原则，也是“诗言志”和“香草美人”的古老传统在魏源思想中的表现。这种传统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汉代以来，牵强附会、射覆索影，有“以此专门名家者”（钱钟书语），就是这坏的一面的相沿相承，这就严重阻碍了文学的发展。这也是钱钟书反对“诗史成见，塞心梗服”的原因所在。

魏源强调“诗言志”，但并没有把自己的诗学理论坚持到底，当他面对现实时，他的确是实践儒家“诗言志”的美学主张的，这在上举诗文中已有足够的证据。但当他回避现实，由反对“明哲保身”到奉行“明哲保身”时，他便背弃了儒家的入世传统，而遁入出世的情境，去佛道禅定超脱的境界中寻找精神寄托了。他的大量的山水诗便是证明。

总之，魏源的思想、性格是复杂的、矜持的，他的理论是不彻底的，作为诗人，虽然自具特色，但与同时代的龚自珍相比较也略逊一筹。他有功于民族，也有过于人民，他的“首倡团练”，成为当时乃至以后的曾国藩们镇压人民的工具。我们虽然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他，但是非功过不可不辨。当我们今天纪念他的时候，可学习和借鉴的是他的爱国主义，是他的改革主张和为民办实事的精神，特别是他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驱者的眼界和胸怀。我们在评价他作为改革家和思想家的贡献与局限时，也不要忘了他还是一位诗人，一位名副其实的山水诗人。他的诗，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特别是人的心灵史。只有将他的一切方面作全面的理解，浮现在我们面前的才会是一个真实的、完整的魏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