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时期重要领袖人物之一。他一生所著论文及讲演、函电、公牍、诗词、联语等上千篇，近百万字，其中诗词六十多首、楹联四十多幅。他的诗词雄浑流丽，慷慨豪放；他作的楹联妙趣横生，别具一格。黄兴一生各个时期均有诗词发表，这是他从事革命活动的生动写照，也是他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本文仅就他早期的诗作进行分析，探讨其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问题。

一

黄兴原籍江西。其始祖黄国璋于明朝洪武初年流寓长沙附近落籍，“为湘中望族”。综观黄氏世系，“以勋业文字显于世者肩背相望”，科考及第者，几乎代有其人。深厚的家学渊源给年幼的黄兴以深刻的影响。黄兴幼承庭训，五岁时，其父即授以《论语》，选授简明唐宋诗词，并教其习练书法与对句，他“秉赋异常，诵读习诗往往超逸指定范围”。八岁时读私塾，习颂《诗经》。此时，他的才华已开始崭露头角。1892年，黄兴曾和同乡刘石介及其姑父胡雨田三人一道去善化应县考，黄兴一连写了三篇草稿，抄录他前两篇的两位亲友，均考上，而黄兴自己感到非常满意的第三篇，却不被赏识，以致榜上无名。由此，他认识到清朝官员的昏庸和吏治的腐败，对科举制深为不满。翌年，黄兴入城南书院读书.“复得院长王葵园(先谦)、刘采九(凤莲)教授，同学切磋，为文敏捷”。他初仍以研究词章为主，旁及诸经、训诂、音韵，后改宗义理，兼重舆地与算学。其治理学，除研究宋明学案外，并斟酌程朱的明德与新民，陈同甫、陈良与叶水心的救世济时，匡复宋室的意旨，以及王阳明的平乱匡明，顾亭林、黄黎洲的除奸抗清的思想。他认真阅读过《船山遗书》，因此，“受明末大儒王船山的影响又很深”。王船山的明物弭乱、光复汉族江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由此扎下了根基，其治诗文，不斤斤于章句与文辞以及唐、宋诸家之体例。而注重于风格与性情，故其所作有汪洋恣肆的气概、奋发进取的意旨。

1896年，黄兴再次赴善化应县考，临行前，亲友置酒预贺，黄兴却大不以为然，表示读书要求真学问，而应试仅仅是母命不可违而已。他写过一首《别母应试感怀》诗，结句有云：“一第岂能酬我志，此行聊慰白头亲”。此次考试，他考中秀才。从1893年到1897年下半年为止，黄兴在城南分院学习将近五年时间。1898年上半年，黄兴“以名诸生调湘水校经堂新生(秀才未经岁考者谓之新生)，下半年应“湖北两湖书院函招往学”，入两湖书院”。

黄兴入两湖书院之前，虽然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但并不具备民主革命思想。诚如他后来所说的：“兄弟在校经堂读书时，尚无革命思想，惟觉科举之制贻害无穷。”他作为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敬仰王船山，同情太平军，不满科举制度。

二

从1898年下半年入两湖书院1900年8月唐才常被害之前，是黄兴民主革命思想逐步萌发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他既有改良思想，又有民主革命思想，确切地说，是民主革命思想与改良思想同时并存的时期。在此期间，有一件特别值得注意的事，那就是1899年秋黄兴被张之洞派往日本考察学务，因为当时的日本学习西方有成效，中国的有识之士也主张学习日本，黄兴认为这是一个学习的极好机会，他以鹰为题，作《咏鹰》诗一首，诗云：“独立雄无敌，长空万里风。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一渡去沧海，高扬摩碧弯。秋深霜气肃，木落万山空。心中国古代的诗人和画家们，常常把鹰或雕一类的鹜鸟看成是鸟类中的英雄，以咏鹰为诗或画者几乎比比皆是。黄兴这首诗用“托物兴怀”的手法，自然也是以鹰喻人，更多的成分则是以鹰自喻，以鹰自勉。过去，对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史家众说纷纭，有人说这首诗是黄兴在城南书院读书时，“考中秀才之前作的”；也有人说它“作于1900年秋”；还有人说是作于1901年春。因此，有必要对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加以订正。我们认为，这首诗应当写于1899年秋，即黄兴赴日考察学务临行之前，是他民主革命思想开始萌发的反映，其理由如次：

首先，从诗的内容看，这首咏鹰诗写于“秋深霜气肃，木落万山空”的深秋季节，是答谢友人金封三时所作。金封三又名金华祝，湖北黄阪人，在黄兴离汉赴日考察学务之前，曾作《送黄克强赴日本》一诗，该诗云：“江头日落孤峰远，湖上花残秋气高。世界有人何梦梦，中原无鹿亦嚣嚣。嫌他歌哭千家醉，与子狂吟一日豪。郑重此言须记取，百年兴废属吾曹。”此处“江头日落孤峰远，湖上花残秋气高”，显然是写于深秋季节。金诗《送黄克强赴日本》当为黄兴第一次赴日考察学务时所作，而绝不会是1902年春黄赴日本留学时所作，因为黄兴1902年春赴日本留学时，金华祝也是同黄兴一道赴日本留学的同行者之一，既然二人同是被选派的官费留日学生，也就不存在“送别”的问题。

其次，黄兴的《咏鹰》诗写于1899秋符合黄兴的思想实际。黄兴于1898年下半年入两湖书院，至1899年秋已有一年多时间，“九省通衢”的武昌比起古城长沙来虽然开放得多，但张之洞的教育思想仍然脱离不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窠臼。后来，黄兴回忆这段学习生活时说：“功课亦极平常，其宗旨纯系忠君。顾读书数月，见报纸所载，友朋所言，始知世界趋势，决非专制政体所能图强，亦非郁郁此间所能求学。然上课仍如故。未尝旷缺也”。因此，他为冲破“樊笼”而“渡苍海”，与金华祝诗中的“百年兴废属吾曹”的抱负是一致的。“因在日本会议数次，然同志太少，孤掌难鸣。”这说明他的民主革命思想已经开始萌发。由于当时维新运动失败不久，改良思想在一批知识分子的头脑里还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黄兴也不例外，他也还存在改良思想。《咏鹰》诗中虽然表明了自己的豪情壮志，但是如何实现自己的志向？他还在革命与改良之间徘徊。据史籍记载：黄兴“课程余闲，悉购西洋革命史及卢梭《民约论》诸书，朝夕舆育，久之，革命思想遂萌芽脑蒂中矣。然卒未敢向同学道及一字。”由此可知，黄兴在两湖书院通过一年多时间的自学与探索，渐渐萌生了革命思想，他是个刚强沉毅的人，只是不愿向同学表白而已。《咏鹰》诗中没有明确表述其革命意向，这也是符合黄兴的个性的。

复次，黄兴在一次演说中曾经说过，他被选派“出洋考察”正值义和团“滋事”和“各国有瓜分中国之言”从而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时候，而他返回祖国时，“适唐君才常密谋起义”，“友人因以相告”，“谈论之间，意旨不合”，“遂回湖南举办团练”，“乃未几得武汉之恶耗，唐君竟败至死。”唐才常于1900年8月23日凌晨死难，黄兴在此之前已从日本考察学务回国，因此，黄兴第一次赴日本考察学务的时间只能是1899年秋间，而不可能是1900年秋，更不可能是1901年春。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张继煦著《张文襄公治鄂记》亦有关于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始挑两湖、经心学生赴日本学实业”的记载。张之洞是洋务派官僚的代表人物之一，办新式学堂是洋务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何办好新式学堂，如何实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也需要有一个学习摸索的过程。张之洞选派黄兴等人赴日考察学务亦是顺理成章的事。既然1899年秋已派人去日本考察实业，当然也可以同时派人去日本考察学务。

毫无疑问，黄兴赴日考察期间，其民主革命思想已经萌芽。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他“心甚忧危，思图补救”，回国后，究竟对清朝专制政体怎样“革法”？是依靠下层群众自下而上地起来革命呢？还是依靠以张之洞为首的汉人官僚举兵“反清”呢？在黄兴看来，后者比较稳妥，他不主张义和团那种“革法”。同多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一样，他对义和团这种下层群众运动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说：“拳匪滋事”，“在北方如此野蛮”；而南方以张之洞为首的汉人官僚“势力尚坚”，且与满洲贵族之间存在着矛盾，他期待着张之洞的“改革”，用以达到振危扶衰、富国强兵的目的。正因为他对张之洞为首的汉人官僚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还欲“借察形势”，这是他回湖南“举办团练”的重要原因。

三

如果说唐才常起事之前，黄兴对张之洞为首的汉人官僚还存在着某种幻想的话，那么在起事被张之洞镇压、酿成自立军志士二十余人死难的流血惨剧之后，黄兴的思想则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他对张之洞等人的幻想已经完全破灭，从此，他“益知专制恶毒，决非革命不可。”这表明他已初步具有民主革命思想。

1901年秋，黄兴复往两湖书院求学，以期完成学业。每当他拿起笔和墨的时候，想到唐才常的殉难，不禁悲从中来，他问自己，为什么要“朝作书”、“暮作书”呢？为什么要玩这些雕虫小技呢？于是，他开始改变自己的求学意向，希冀将来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壮丽事业。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撰写了笔墨铭以抒情怀。《笔铭》曰：“朝作书，暮作书，雕虫小技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墨铭》曰：“墨磨日短，人磨日老，寸阴是竞，尺璧勿宝！”他复入两湖书院后，除学好学校规定的课程之外，“而于地理科及体操尤为精勤”，他认为，“不明地理.无以知天下之大势，不习体操，无以强身有为。”他和别的学生不同，“临操如临敌阵，短装布鞋，抖擞精神，听命唯谨，动作无不如度，不稍苟。”黄兴深知，打仗需要勇敢，但单凭勇武，还不能担当起反清革命的重任。他还认真钻研了我国古代军事家的著作，“对孙子特别偏好，在他的读书札记里，曾指出孙子的许多精辟道理。”他认为，孙子兵法所重的“修道而保法”、“因时而制宜”，“上下同欲、可与生死”，都与儒、墨诸家相贯通；而机智权谋、辅以仁爱，调兵遣将，威爱兼施，并不是寻常军人与文士所能轻易做到的，必须在实践中培养，在斗争中造就。这就为他后来在军事上的成就奠定了基础。黄兴求学意向的改变，固然是时势使然；同时，也与他民主革命思想的初步形成有关。因此，从1900年8月唐才常等二十余人死难到1902年初夏赴日留学之前，黄兴的民主革命思想已经初步形成。

四

1902年初夏，黄兴留学日本的夙愿终于实现了。他和金华祝、李步青、李书城等三十一人作为官费生被派往日本留学。临行前，他的心情十分激动，赋诗一首，题为《留别两湖同学》，诗云：“沉沉迷梦两千载，迭迭疑峰一百重。旧钠何因藏虮虱，中原无地走蛇龙。东山寥落人间世，南海慈悲夜半钟。小别何须赋惆怅，行看铁轨踏长空。”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他所痛恨的不只是清朝政府，而是“沉沉迷梦”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黄兴慨叹国运艰难犹如“迭迭疑峰一百重”，当时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就像“旧钠”一样，而清朝统治者只不过是藏在“旧钠”中的几只“蛆虱”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充分体现了他对清朝统治者无比的愤葱、鄙弃和蔑视，他期待着英雄人物竞相奋起，推翻清王朝；而严酷的现实却是谭嗣同、唐才常相继遇害，他不能不发出“中原无地走蛇龙”的叹息！现在，“人间世”虽然还看不到如同谢东山一样的英雄人物继之而起，如今只剩下康南海的变法言论如象“夜半”钟声一样在空中回荡，今天与故土暂作小别用不着过分惆怅。重逢的时间是不会太长久的。由此可见，黄兴对祖国的前途充满着必胜的信心，也表现了他将要干一番大事业的壮志豪情。这首诗充分反映出黄兴已经不只是“具有一些朦胧的民主意识”，而是已经初步树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

黄兴从1902年初夏赴日留学到1903年6月返国，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但他的民主革命思想有了长足的发展，逐渐趋于成熟。

黄兴来到日本求学，他“以为图谋革命，学问决不可废”。对学校安排的各门课程“仍按步作出，不敢少懈”。另一方面，他又暗中从事革命活动，“与人接洽，得同志甚多。”他与杨生、樊锥、梁焕彝等创办《游学译编》，介绍和宣传西方社会科学。此外，他还与张孝准、魏肇文、陈范等湘籍留日学生组织“湖南编译社”，大量从事译述。课余时间，黄兴还延聘日本退伍军官讲授军略，暇则参观士官联队各种兵器，每日晨起，必“赴神乐坂武术会，演习枪弹骑射，会中条例，凡枪能连中靶之红心六次者，即得银质奖牌，公射无不中.书案累累满履者，皆奖牌也。”与此同时，他还从事组织军事团体和培养军事人才的工作。1903年春，黄兴联络湘籍留日学生成立“土曜日”，创立该会的目的在于鼓励留学生“挺身杀敌”，“以军国民革命的路线相号召”，“以破坏现状为出路”，他每会必到，实施具体指导。同年春，黄兴与留日学生500余人集会声讨沙俄侵华罪行，旋组织拒俄义勇队，为避清吏耳目，“义勇队员每天清早秘密聚会到大森练习射击.黄兴懂得军事知识，由他给义勇队教授枪法。”又因驻日公使蔡钧横加干涉，学生军又更名为“军国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为宗旨，黄兴自报为“运动员”，并启程回国担任运动两湖及南京一带的革命任务。

1904年2月15日，黄兴与刘揆一等人正式成立了国内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华兴会。华兴会成立伊始，便把武装起义提上了议事日程。刘揆一决定回湘潭一趟，期与哥老会著名首领马福益取得联络。1904年春初，黄兴、刘揆一与马福益在湘潭茶园铺矿山上的岩洞中会晤，拟于10月10日西太后七十生辰全省官吏在皇殿行礼时，预埋弹药其下，以炸毙之，而乘机起义，推黄兴为主帅，刘揆一与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是夜山路均有会党防守，得以畅所欲言。马福益命其党徒就岩阿雪地，掘一土坑，埋数鸡其中，上以柴火煨之，香味浓极，各自痛饮狂餐，乐至天明，故黄兴心情十分畅快，归途吟有“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词句，以纪其事。

长沙甲辰起义事泄失败，黄兴又在上海领导了沪、宁起义，这次起义又因受万福华刺王之春事件的牵连而失败，黄兴被迫流亡日本，并经过日本志士宫崎滔天介绍，与孙中山会晤，于1905年8月20日正式成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孙中山任同盟会总理，黄兴任同盟会执行部庶务，实居协理地位，从此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