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有研究黄兴的成果看，有些问题取得了共识或基本取得共识，有些问题还分岐或分岐较大。

　　黄兴研究中的共识

黄兴于1904年在长沙与宋教仁等创立华兴会，开始策划内地起义。1905年他与孙中山在日本共同创立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为辛亥革命奠定了组织基础。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组织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为革命最后胜利打开了道路，为建立中华民国立下了不朽功勋。他的高尚人格与盛德大量维护了革命团结。上述事实，史学研究者们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评价，在此不多赘述。

　　黄兴研究中的分岐

黄兴研究中的分岐，主要集中在辛亥革命后黄兴是否倒退为“妥协派”、“右派”，汉阳失守后黄兴是否提出过放弃武昌，黄兴与武昌起义后的革命领导权问题，以及黄兴与三民主义等。兹分述如下：

一、对黄兴在辛亥革命后是否倒退为“妥协派”的争论

武昌起义后黄兴的表现应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右翼代表。

这一观点是金冲及、胡绳武于1962年在《论黄兴》一文中提出的。他们认为，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革命的方面在黄兴身上占着主导的地位。民国成立后，妥协的方面就代而处于主导的方面。具体地说，在武昌起义后，黄兴仍然有着许多积极的表现，但是由于他思想上消极方面的发展，使他在政治上犯了一系列比较严重的错误。首先，在南北议和与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焦点是政权问题，黄兴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力主和袁世凯妥协，将政权交给袁世凯。其次，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后，南方许多国民党人群情激愤，主张用兵，黄兴最初一律反对，主张“稍缓用兵”，“仍不如以法律解决”之为愈。复次，袁世凯称帝后，黄兴在美国虽然作了一些揭露袁世凯罪恶的政治宣传，却始终未回国直接从事反对斗争。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政权仍然掌握在亲日派北洋军牌段祺瑞的手中。黄兴这时刚由美国回国，却标榜起“平民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旗号来。他们认为，武昌起义后，黄兴思想上消极的一面有了明显的发展，他的革命意志很快地减退下去。妥协，开始成为他思想上的主要特色。

黄兴虽有妥协和软弱的一面，但他是同盟会中的中派而不是右派。

这一观点是章开沅1963年在《辛亥革命后的黄兴和江浙立宪派》一文中提出的。他在肯定黄兴于武昌起义前在建立革命组织、传播革命思想、领导武装起义、维护内部团结等方面作出极大贡献的同时，也指出：黄兴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还具有妥协和软弱的一面。具体表现在：早在1911年11月，黄兴一方面与北洋军队血战在龟山汉水之间，一方面却随声附和黎元洪等请袁世凯出来建“拿破仑、华盛顿之功”的倒退主张。对于湖北军政府内部旧官僚和立宪派的争权夺势，他也没有组织坚决的革命分子进行有效的斗争。当时同盟会软弱的领导远远落后于全国飞跃发展的革命形势，黄兴对此也要负相当的责任。“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逃亡日本，在政治上更趋消极。他之所以不参加中华革命党，绝不是仅仅由于反对写誓约、打指印，而主要是由于与急进派的思想裂痕已经无从弥合。

章开沅又在1978年发表的《论同盟会的性质及其内部分岐》一文中，对他的上述意见作了补充。他认为，黄兴的政治见解和同盟会的中派代表人物宋教仁相近，但两者在同盟会中的地位与作用又不完全一样。在武汉保卫战之前，黄兴可列为中间偏左，武汉保卫战失败之后，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立宪派分子和已经蜕化变质、甚至背叛革命的同盟会员，江浙一带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也不断对他施加影响，这些都使他的妥协倾向日益增长。但总的说来，他始终是追随孙中山的民主事业的，绝不能把他列为右派。

黄兴不是“右派”或“妥协派”，只是在辛亥革命后他所致力的重点有所转移。

刘泱泱在《黄兴思想及活动述评》一文中，提出了这个观点。他既不同意将黄兴褒之为“举世无双的领袖”，也不同意贬之为“右派”或“妥协派”，而认为“黄兴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杰出人物，又带有那个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认为，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紧密结合，成为黄兴政治思想中贯彻始终的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在辛亥革命前后都得到充分的体现。辛亥革命后，在革命政权迅速被袁世凯篡夺，民国的招牌仍暂时保存着，在这种形势下，黄兴致力的重点有所转移。他一面继续宣传民权主义，特别大力宣传政党政治，意图限制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巩固共和民国；一方面大力宣传民生主义，鼓吹发展实业和教育，以求建设富强的国家。“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先逃亡日本，后移居美国为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继续作了不懈的努力。一是宣传反袁。二是开展外交活动。三是筹款。四是学习考察美国的政治制度。仍一直与国内反袁势力保持较密切的联系，共同策划反袁斗争。黄兴也有缺点，比如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悲愤万分，一度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武昌起义后接受袁世凯的和谈；民国成立后，继续散布对袁世凯的幻想，宋教仁被刺后，尽管已看出凶手是袁世凯，仍寄希望于国会和法律的“公正”解决等。但这些缺点，乃是资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黄兴身上的表现，不能据此而对黄兴加以否定。即便如此，黄兴仍不失为一名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民主革命家。

皮明庥在1980年《论武昌起义中的黄兴》一文中，对黄兴在武昌起义中的表现与作用重新进行了评价。他不同意把黄兴说成是“汉阳败将”、“常败将军”，认为阳夏之战重创了敌人，赢得了时间，保全了武昌，失败之中包含着胜利的一面；他在敌我悬殊的不利形势下，焕发了英勇无畏、自我牺牲、身先士卒的革命献身精神，在官兵不应命，部队无训练的状况下，抱定决心，调度指挥，充分显示了他的才能。他虽在武昌起义中也有缺点和过失，如在反攻汉口的战斗中操之过急，对袁世凯存有幻想，以及在汉阳失守后又提出放弃的主张等，但这毕竟是战士身上的缺点，是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局限。

皮明庥又在他主编的《武汉史稿》一书中，对其《论武昌起义中的黄兴》一文中的评价作了补充和修正。说阳夏之战，革命军在不利的情况下坚守40余天，一方面是由于绝大部分将士浴血奋战，英勇杀敌，广大人民群众自始至终给予了积极支援，另一方面，也与革命元勋、屡建战功的黄兴的指挥和坚持战争密不可分。他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下，就任民军战时总司令，运筹帷幄，亲冒锋镝，领导了艰苦卓绝的汉阳保卫战.当然，在战争指挥上黄兴也有不当之处。但整个说来，战争的失利主要不在于黄兴指挥不当，而是敌我力量过于悬殊造成的。

黄乃、安琳在《黄兴在辛亥武昌首义以后》一文中认为，在袁世凯篡夺临时大总统权力阶段，当汪精卫等人逼迫孙中山让位时，黄兴虽对袁世凯有所戒备，但又抱有幻想，希望袁世凯能实行共和政制。宋教仁被刺后，黄兴鉴于当时掌握兵权的人，尚不肯在此时出兵，只好先将宋案诉诸法治与公众舆论，借以揭露袁世凯的真面目；孙中山筹组中华革命党时，黄兴不主张另组新党，且认为当时亡命日本的党员，都是参加讨袁且被通缉的，不应对他们严加整肃，而主张就原有基础发展反袁的其他革命分子，以团结更多的力量共同奋斗，孙黄在建党原则上虽有分岐，但在讨袁和尽瘁民主革命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

黄兴不是“右派”、“妥协派”，是坚韧不拔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这一观点是杨慎之1981年在《试论黄兴》一文中提出的。他说：黄兴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家中独步一时的领袖人物。综观黄兴13年戎马倥偬的革命生涯，可以看出，即使他在某些方面有这样那样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但是在反帝、反封建这个关键问题上，总的说来是大节无亏的。在基本方面，他为反帝、反封建奋斗至死，因而不应将他贬抑为“右派”、“妥协派”。他的结论是：日月之蚀，不损其辉，白壁之瑕，无伤其洁，黄兴终不失为一位有理想、有文采、有事功、为人正派、坚韧不拔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辛亥革命后，1914年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积极策划“讨袁”时，黄兴当时虽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对袁世凯还有幻想，但仍然表示尊敬和拥护孙中山。他赴美考察时，又积极为革命募捐。其后，蔡锷在云南成立讨袁护国军时，他闻讯即决定回国，全力协助孙中山进行讨袁革命。1916年6月，黄兴经日本回到上海，不久因积劳过度，10月病世后，孙中山破例单独签名发布讣告说：“黄克强先生在自创同盟会以来，与文同事奔走，艰难迄于今日。……以克强盛年，禀赋素厚，虽此次讨贼未得比肩致力，而提携奋斗，尚冀诸异日。遽此凋谢，为国为友，悼伤百端!”我认为这个讣告，是孙中山对黄兴自同盟会成立以来直至辛亥革命后的公正的评价。章太炎在祭黄兴的挽联中也说“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二、汉阳失守后，黄兴是否提出过放弃武昌？

意见之一，说汉阳失守后，黄兴主张放弃武昌。

石芳勤在《黄兴在汉阳失守后是否提出过放弃武昌的主张》一文中，说黄兴放弃武昌的主张。是在汉口、汉阳相继失守后提出来的。其理由是，汉阳失守后，黄兴的情绪极其沉痛，消极思想也很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他难免将敌我力量估计不当，对武昌的得失利害关系，也缺乏全面分析，单纯地认为“现在武昌，均系战败部队，不宜再用，用则仍致.”因此他主观地提出放弃武昌而攻南京，然后再图收复武昌的主张。

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中也说，仅阳失守后，民军残部和总司令黄兴过江到了武昌。黄兴在军政府集议时，他主张放弃武昌，到长江下游去打南京(那时浙江等省都已经独立，但南京仍为清军防守)，以后再来收复武汉。黄兴的主张遭到多数人的反对。他灰心失望地离开武汉到上海去了。

唐文权1991年在《度尽劫波兄弟在——黄兴与章太炎》一文中，也说汉阳失守后，黄兴11月27日离汉去沪。12月1日，黄兴在沪在与章太炎、陈其美、程德全等讨论当前军事行动的部署时发生争议，焦点则在是否援鄂问题上。黄兴主张弃武昌，进取南京，以为北伐根据，对援鄂态度比较消极。黄兴不欲援鄂，当与有见于武昌的军事形势和那里内部复杂的派系关系有关，是亲历者的直觉直感。章太炎力主援鄂，主要是考虑轻易放弃武昌将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影响，是旁观者的利害分析。在北伐问题上双方并无分岐。

意见之二，对说黄兴放弃武昌的主张提出了质疑。

薛君度在《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中，说过去有些历史学家说汉阳失守后，在11月27日湖北军政府的会议上，黄兴曾建议放弃武昌，挥师沿江而下，夺取南京。有一项记载甚至说，孙武和黎元洪都同意了这个计划，但遭到其他人的强烈反对。黄兴也好，其他革命领导人也好，竟会提这样的建议，实在是难予置信的。武昌、南京相距遥远，这样一次军事行动既乏补给，又缺交通工具，还有敌在途中袭击的危险。凡此种种，都表明这个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从而提出了质疑。

意见之三，说汉阳失守后，是一名日本参谋提出弃放武昌的。

聂文明在《耿耿忠心爱祖国 铁而无私待挚友——黄兴与谭人凤》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见。说11月27日，汉阳终于失守，黄兴退守武昌，他提出“严守武昌，另调粤兵，而日本参谋某甲主张放弃武昌。”谭人凤误认为是黄兴主张放弃武昌，对黄兴进行了严厉批评。黄兴当晚离汉去沪。

皮明庥在他主编的《武昌起义史》一书中，说11月27日傍晚，黄兴率部撤离汉阳，退守武昌，旋即出席湖北军政府召开的紧急会议。会上，黄兴陈述了汉阳失守的原因之一是革命军内部不和，并辞战时总司令职。他的一位日本参谋提出“放弃武昌”的主张。遭到湖北革命党人的坚决反对，会议不欢而散。在此，皮明麻更改了他于1980年在《论武昌起义中的黄兴》一文中说，黄兴在汉阳失守后，主张“放弃武昌”的意见，改从黄说(黄兴本人否认提过放弃武昌)。

意见之四，认为对黄兴主张放弃武昌之事应持慎重态度。

肯定此事者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谭人凤等人的回忆，但这些材料的可靠性值得怀疑。谭黄交往甚密，但也有较深的矛盾。在有其它可靠资料发现之前，对谭人凤等人的回忆不能轻易相信。

意见之五，则认为黄兴根本没有提出过放弃武昌的主张。

其主要依据是时任参谋长的李书城在他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及此事，黄兴本人在事后也不承认有过此事。

我认为，关于黄兴是否主张“放弃武昌”的问题，应从汉阳失守后，武昌的政治局势和军事形势及战略地位来进行研究。如果放弃武昌顺江而下攻取南京，有利于革命的发展，不论谁提出，则应给予肯定。如果不利于革命的发展，不论谁提出，都应加以否定。

　　三、黄兴与武昌起义后的革命领导权问题

竺柏松《关于武昌起义的领导》一文认为，“黄兴到武汉后，并没有注意决定全局的革命领导权问题，而是接受‘好战’、‘善战’之誉，一头栽到了单纯军事斗争中去了。而且竟然同意搞封建的登坛拜将，甘愿听受黎元洪的委任。在军政大权都集中在黎元洪手中的情况下，黄兴事事受到牵制，终于导致军事上的失败。”

前引章开沅《辛亥革命后的黄兴和江浙立宪派》一文，也曾说，黄兴对于湖北军政府内部旧官僚和立宪派的争权夺势，并没有组织坚决的革命分子进行有效的斗争。

张海鹏1993年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的《黄兴与武昌起义》一文中指出：“辛亥革命走向失败的进程，与黄兴等革命党人对武昌起义的认识有关。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则是由于黄兴等同盟会的领袖人物对武昌首义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认识不够，做出武昌为起义突破口的战略转变太急促，亲临前线指挥的动作又太迟缓，未曾谋胜机先，形成了起义爆发时的领袖真空，从而使得刚刚手刃了两名革命党的黎元洪被拥戴为都督，旋而副总统，旋而大总统，以至于影响了民国初年的全部政治生活。”

任泽全1982年发表了《武昌起义胜利后的领导问题》一文，提出与竺文商榷的意见。任文分析说，孙中山主持制定的《同盟会革命方略•军政府与各处民军关系条件》第二条明文规定：“军都督有全权掌理军务，便宜行事”。湖北革命党人制定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都督代表鄂州政府，总揽政务”；第二十九条规定：“都督统帅水陆军队”。革命党人既然推举黎元洪为都督，上述两个文件都规定了都督的权限，何以说黎“篡夺领导权”呢？任文还说，登坛拜将的目的是加强黄兴的军事指挥权威，以便同心协力“驱除鞑虏”，“建立善良真正共和，共谋人民福利”。黄兴是人所共知的辛亥革命巨子。他欣然登坛受职、勇任战时总司令，决不是因为听了“好战”、“善战”之类的颂词，而是他“以天下为己任”，立志“光复汉族，建立共和政府……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表现”。

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我很赞同林增平《黎元洪与武昌起义》一文中所作的分析。他认为，“黎元洪被推举为革命都督，既不是偶然的机遇，也不是革命党人犯了错误。这一事件，完全可以从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和革命党人的思想认识等方面去探寻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他进一步指出，辛亥起义前，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出自革命党人主动，而不是立宪派人首倡；黎元洪“实为当日时势最适当之人选”。黎元洪出任都督“这一事件的本身就包含着对革命的‘利’、‘害’两个方面”；黎元洪的上台，既有利于起义者及时顺利地建立政权，稳定局势，但同时就倚伏着使起义者丧失政权的危机；黎为其他省的汉族官绅作了附从革命的楷模，起到了孤立清廷的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所谓“咸与维新”的局势，倚伏着导致革命失败的隐患。

　　四、黄兴与三民主义

1991年华国梁在《略论黄兴的三民主义思想》一文，提出“黄兴的三民主义思想与孙中山先生的思想类比，其深度与系统性逊色多了。黄兴虽在1904年华兴会成立大会上就提出了驱除鞑虏，反抗专制，但从黄兴本人的言论资料看，到1911年受任武昌民军战时总司令时才明确‘建立共和政府’,1912年11月12日，黄兴才第一次也是现今所见资料中为数极少地系统地提到三民主义……其余场合下，仅见其专谈‘民族主义’、‘民生主义’这一点，黄兴对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各点理解的深度也是不一致的，对民生主义，黄兴在多数情况下说成是‘民生政策’，甚至说成‘国家社会主义’”。

针对华文的观点，文风在《黄兴与三民主义》一文提出了商榷的意见。在辛亥革命过程中，革命理论核心的体现，就是三民主义。从华兴会与兴中会的政纲对比，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它既不是因袭，更不是巧合，只能是孙黄两位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未谋面之前，对三民主义所包涵的某些思想都有了相同或相当的认识。三民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除孙中山的首倡与主导作用外，黄兴是否作出过自己的特别贡献？回答是肯定的。何况三民主义一词的发明权并不为孙中山所有，而应归冯自由所有。冯时任香港《中国日报》社长，因登广告“提倡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一语冗长不便，乃简称三民主义代之。同盟会是“孙黄”首次会晤后，以孙黄为核心共同创建，在创建过程中，两人经常在一起“交流思想，情投意和”。党名同盟会，为孙接受黄的意见遂有其名。并共同拟定了同盟会十六字纲领，黄还是会章起草人之一，黄又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刊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可见，组建同盟会时，孙黄的作用不分伯仲。革命党人以《民报》为阵地，与康梁的《新民丛报》围绕三民主义的政纲理论大论战，为辛亥革命作了舆论准备，从此等意义上讲，黄兴对三民主义的贡献是巨大的。创立三民主义理论主要归功于孙先生，但是只把黄兴说成为孙中山理论的信奉者。就会给人们一种印象，即黄兴本人没有什么思想，只为三民主义做了一些实际工作。针对这一问题，黄兴本人曾辩驳道：“一般的人都说孙先生是理论家，我是实行家，这是大错特错的。试想没有理想，哪能见诸实行；没有理想的实行叫做盲动，轻举妄动。我们现在实行革命，就是实行这正确的理想。理想者，实行者，在空间上不可须臾离，在时间上无前后之分，所以古人才有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