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登台拜将”。是在辛亥武昌起义中，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效法汉高祖刘邦，设台拜韩信为大将的故事，于11月3日，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关于设台拜黄兴为将的事，过去有关史书中，一般都认为，是湖北革命党人公推黄兴为战时总司令，为“郑重其事”，采取“登台拜将”的仪典，报请黎元洪许可而举行的。这种说法，见诸于居正《梅川日记》和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等书。

刘邦拜韩信为大将，是用来尊崇韩信，并以此来提高韩信的威望而压服三军所玩弄的权谋。事后韩信不仅以此为荣，并以此深得刘邦和三军的信任。黄兴未到武昌前，革命军总司令一职，本由黎元洪兼任。自比汉高祖刘邦的黎元洪，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是否也要尊崇黄兴，并以此来提高黄兴的威信呢？黎元洪自比刘邦，已属可笑，黄兴在革命军民中的威望，远比其高，由黎拜黄为将，更属不伦不类。

黄兴是同盟会内仅次于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在辛亥革命时期，凡属著名的革命之役，多数都由他参加，是一个革命的实行家，在革命党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辛亥武昌起义之前，湖北革命党的领导干部，曾派人去香港邀请他(还在上海邀请宋教仁和谭人凤)速来武汉主持领导，发动武装起义。但因黄花岗之役的失败，使他灰心丧气，他又对湖北的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认识不足，因而没有应邀及时来汉。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黄兴得知武昌起义的胜利消息后，子10月24日赶至上海，28日到达武昌。

此时，由于清军大举南下，汉口战事十分吃紧，大局岌岌可危。特别是前线指挥无人，前有总指挥何锡落受伤辞职，后有总指挥张景良通敌正法，正是群龙无首。黄兴的到来，武汉革命军民都把他比作“天将下凡”，把收复汉口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莫不翘首仰望。

黄兴到达武昌，也给黎元洪及其同伙打了一剂强心针。因此黄兴南渡武昌时，黎元洪派出代表带着军乐队、仪仗队在江岸迎接，仪礼颇为隆重。

黎元洪及其同伙在一时兴奋的同时，也感到内心的苦闷，担心威望辜著的黄兴，会有碍于黎元洪的都督地位。黄兴在从上海赶赴武汉的途中，曾在轮中与同行者田桐等人说：“黎元洪本非革命党人，我到鄂后，必须取而代之，且称两湖大都督。”11月2日，革命党人集议，田桐等人提议公推黄兴为湖北湖南大都督，位于黎元洪之上。但这个提议遭到湖北地区观念较重的首义人士刘公、孙武、吴兆麟等人的反对，主张由黎元洪委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宋教仁只得表示说：“此事不过征求大家同意，我们原无成见，……既有利害冲突，即作罢论可也。”最后大家复议定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所有湖北革命军及各省援军.均归其节制调遣。

黎元洪得知有人拟举黄兴为两湖大都督，更感到对他的地位是个威胁，他决不愿意受黄兴的节制，也不会让黄兴插足于湖北军政府之中。因此，必须除之而后快。但黄兴刚被迎来不久，又如何“驱黄”呢？于是黎元洪及其亲信孙发绪等人，在既兴奋又苦闷的情况下，便策划了一场“驱黄”的阴谋，所谓“登台拜将”，就是这一阴谋的产物。解放前出版的《新生月刊》第5卷第2期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对此事有一段记载，现摘录如下：

正在这种沉默的空气中，孙发绪起而言曰：“此事不难，驱黄出省可也。”黎等讶曰：“今日才迎，怎好便驱？纵驱之，其如黄不去何？”孙发绪道：“可用阳尊阴逐之策，请都督(指黎元洪)仿汉高祖登台拜韩信的故事，于明日(按：11月3日)就都督府前坪(阅马厂)高搭将台，预备「战时总司令」印信一方，令箭一枝，总司令大旗一面，届时集合全军将士，由都督亲捧印、箭、旗三物，拜授于黄为战时总司令，请其率师北伐，并于汉阳设置战时总司令部，迫登台拜礼毕，即送黄渡江就职。这么一来，黄兴即被逐出于省垣了。尔后战事若利，则黄率师北上，自然离鄂日远。战事不利，则军法所在，纵不便持法相绳，黄亦无面见江东了。”黎等闻谋称善，于是星夜如谋筹备。

11月3日，在武昌阅马厂设立了一座将台，举行了规模隆重的仪典。黎元洪传知各机关人员及军队营以上的官佐集合于台前，并派军队一标于正午齐集军政府，在将台四角树立军旗，中立一“战时总司令黄”六字大旗。当军队军乐队毕至，文武咸集时，首先由黎元洪登台宣告：“本都督代表中华民国四万万同胞及全国军界同胞，特拜黄君兴为战时总司令，于本日此时就职，……我将士皆须诚心悦服，听其指挥。”说完，请黄兴登台就职，接受关防、聘状、令箭。黄兴接受后，也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此次革命，是光复汉族，建立共和政府。……今日既承黎都督与诸同志举兄弟为战时总司令，为国尽瘁，亦属义不容辞。……尚望大众努力前途为要。”，黄讲完，台上台下欢声雷动，气氛极其热烈。当晚，黄兴戎装出发汉阳，在汉阳昭忠祠设司令部，于归元寺设粮台，准备保卫汉阳，反攻汉口。

尽管黎元洪委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但当时的整个形势对黄兴还是有利的。他身负众望，得到全体革命军民强有力的支持，其他省也在陆续响应，如果黄兴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在政治上团结一切革命党人和其他同情者，孤立和分化封建势力，有步骤地解决湖北革命的领导权，使之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不是不可能的。但他没有这样作，没有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取代黎元洪，而是把众望当作了压力，压力又往往求胜心切，产生急躁情绪。他一到武昌，便不顾一切，立即全力以赴地扑向军事。从10月28日至11月26日，他几乎都在汉阳夜以继日地组织军事和指挥战斗。结果由于敌强己弱，革命党人内部又不团结，相互之间不能协同作战，战事失利，这给黎元洪以可乘之机。在汉阳危急，黄兴几乎丧生的情况之下，黎元洪却依然稳坐武昌，“以其威名出己上，不甚与协”。

26日汉阳失守，黄兴以十分悲痛的心情退回武昌。27日，在武昌军事会议上，黄兴由原来的求胜心切转变为悲观失望，痛不欲生，提出放弃武昌而攻取南京的错误主张。这样全部矛盾都集中在黄兴身上，引起许多人的强烈反对，甚至张振武当众出示手枪，说再以放弃武昌为言者，即属汉奸，当场可击杀之。黄兴心情沉痛，有口难辩，在此窘境中，抱愤辞去总司令一职，于当晚离汉返沪。

黄兴全力以赴地扑向军事，完全是出于对清政府的仇恨和对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表现了他身先士卒、英勇无畏的革命献身精神。他在汉阳的失败及其辞职返沪，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决不是由黎元洪及其亲信孙发绪等人所设置的“登台拜将”的阴谋而摆布的。不过，黄兴在汉阳的失败及其辞职返沪，又使黎元洪及其亲信孙发绪等人的“拜将”阴谋得逞，黎元洪的都督依然大权在握。

玩弄阳尊阴逐的阴谋诡计，是黎元洪及其同伙政治上虚弱的表现。黄兴在汉阳的失败，为许多人所谅解。他在整个阳夏战争中的巨大功绩，将永远写在中国近代史册上，为后人所称赞，黎元洪及其同伙连同他们的“驱黄”阴谋，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后人所唾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