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学术界对黄兴思想的研究已颇有进展，然而对其党风党德观，人们仍少有论述。本文试图对此加以梳理，并就其得失短长加以评说。

一、

黄兴的党风党德观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弘扬党风。党风，即党的作风。党风首先是党的性质的体现。黄兴认为同盟会、国民党是爱国、为民的党，此为该党之特色，亦“可以谓之党风”。他追忆历史指出：昔日党人之所以暴力抗清、屡仆屡起，就是因为革命党不忍坐视国家之亡，欲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革命成功，除了因为它顺乎潮流、合乎民意之外，亦有赖于革命党能将其爱国、为民的“至大至刚之气，贯彻到底”。他还进一步断言，在未来的建设时期，革命党要担负起领导国民、建设国家的责任，就必须保持和发扬其在革命中形成的爱国、为民的党风。他认为这是立国的根基。所以，他恳请党员在建国之初，就“极宜注意此点”，努力“宏其党风”。

2.培植党德。党德，即党员道德状况的总体反映。党风与党德关系密切，党风直接反映党德的水准，党德可以影响党风的好坏。在某种程度上，二者可以说是互为因果和表里。对此有初步体认的黄兴也曾有过“以一特别党风造成一种党德”的提法。然而，民初政党林立、党争不断。不仅各党之间你争我斗，同党内部也是互相攻讦，这种混乱的局面使黄兴极为失望，并认为这正是由于党德败坏所致。因此，他向党员提出了培植“宏大之党德”的要求。首先，在处理与其他党派的关系时要宽于待人，应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用博大的胸怀、理性的精神去与他党相切磋，不可从一党私利出发去做无谓的争斗，以免加剧混乱。其次，本党党员应该严于律己。他认为革命党人“不能有丝毫私意、私见、私利、私图。”民初之所以出现结党营私、争权夺利这类败坏党德、党风的现象，在黄兴看来主要是因为人们误解并滥用了西方关于自由、平等和权利学说。他认为既然身为党员，就应该重视道德的砥砺，讲求责任与义务，而牺牲个人的权利。所谓“本党对于国家，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只有义务心，绝无权利心。现在为本党尽义务之日，而一切义务又须实心做到。”他强调党必须重视道德建设，因为“一党有一党之道德，道德不完，则希望即不能达。”“党德既高，则希望可达。”

3.明确党纲。党纲，即党的纲领。党纲凝聚着党的理想、宗旨和任务，及时地提出一个革命的党纲，往往能够起到振奋革命精神、团结革命力量的作用，并有利于形成一种昂扬奋发的党风和健康良好的党德。反之，一个内容含混、不合时代的党纲，则会使党的精神涣散、斗志瓦解，并进而破坏党德党风。在革命时代，同盟会曾以一句简明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充分显示了自身的革命性和斗争性。然而在建设时期，如何根据新情况、审时度势，进一步发展、阐明自己的党纲，使同盟会(国民党)有别于那上百个政党和政派，以便将原有的革命精神和正气进一步发扬光大，这显然是革命党领袖所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言：“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黄兴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民国初年，他曾反复强调同盟会、国民党有着“特别之党纲”，其特别之处就在于它包括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这就使之具有了他党所没有的特征。他强调党员必须予以注意，而且更要求党员发扬往日的革命精神，恪守党纲，为党纲的实现而奋斗。他认为这是一个党员不可或缺的党德。在不同场合的讲演中，他曾不止一次地同时提出党纲与党德的问题。

4.严格党规。严格执行党规党纪，是端正党风、维护党德、贯彻党纲不可或缺的保证。党纪涣散不仅会破坏党德党风，而且最终会使党纲成为一纸空言。黄兴对此深有体会。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将失败原因总结为：第一，组织不纯，党内混入了奸细，以后发展党员必须严格标准，“介绍者尤宜负其责任”；第二，党内风气不正，党员“纯慕文明参议体制”，各执己见，使党的意志难以统一。他认为在革命时期，党的组织应以军律行之，实行个人专断，“计划一定，只有命令，不得违抗”。他还预言“即在军政府初成立时，亦当如是。”此外，他还从太平天国起义的失败中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即革命党人一定要“服从首领”。从实践上看，在关键时刻，黄兴也确曾打破常规，不惜以铁腕来执行党规党纪。如1912年，同盟会占多数的参议院屈从北方的压力，通过决议迁都北京。这一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事件，使孙中山、黄兴感到震怒。二人急招同盟会议员予以严责。当议员提出可按程序将议案交回复议时，黄兴表示：“政府决不为此委屈之手续，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以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其态度是何等的鲜明果断!就是在辞去南京留守之后，他也曾多次提请党员应该遵守党规、党德。

二、

党风党德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党兴则风正，党败德必衰!民初，在国民党党风不正、党员失德的现象初见端倪之时，作为党的缔造者之一的黄兴，就及时提出了党风党德的问题，并作出了可贵的探索。然而，黄兴的探索毕竟是初步的，尚存在明显的弱点与不足：

第一，对党风党德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黄兴的党风党德观尚有许多重要问题没有涉及，他的有关阐述也往往只是停留于事物的表面。在民初，黄兴实际上主要把精力放到了对教育、财政、实业、责任内阁等具体问题的探讨上。相对于国民党而言，党德党风这样重要问题，在黄兴(包括孙中山、宋教仁等)这些重要人物的思想中却未能占据重要的地位，这本身是否就恰恰反映了早期国民党及其领袖人物的一个重要弱点，即对党风党德的重要性未能给予充分的认识。

第二，维护党风、党德的措施不力。

综观辛亥革命前后黄兴维护党风、党德的措施，主要表现在依靠复兴传统、加强个人集权的方法来整肃党务上面。黄兴自幼受传统教育，他能写诗、填词、作曲，人称文似东坡、字工北魏。传统文化特别是讲究修、齐、治、平的儒家学说，在他身上打下了较深刻的烙印。他那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以及重视人格培育、道德修养的特点，都与传统文化的影响有着很大关系。在革命斗争中，他曾直接从优秀的传统中汲取力量。如：他曾从同盟会员中选择了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志，组成名为“丈夫团”的秘密组织，以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团员应具有的品德。但另一方面，从黄兴党风党德观中对自由平等学说的怀疑与抨击，以及他对传统道德的推崇和提倡中，我们也可以嗅到些许的复古气息。特别是他在民国元年发给袁世凯和各省都督的电文，以及“复上海昌明礼教社书”，如果掩去黄兴的大名，将其发表在《不忍》杂志上，真可让人误以为是出自康圣人之手。在提倡“国粹”，恢复传统道德方面，与孙中山相比，黄兴确实领先了一步。

至于个人专断，近年人们在研究孙、黄在中华革命党问题上发生的矛盾时，大都对黄兴反对孙中山个人专断给予了肯定。但我们不能因此得出黄兴一向反对专断这样一个结论。因为他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原因不是单一的，认为按指模的做法丢身份、伤感情；孙、黄因“二次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而产生的个人恩怨；同盟会内部的派系之争等等，都应考虑在内。反之，无论是思想上还是实践中，黄兴对专断的推崇都与孙中山有不谋而合之处。如孙中山在解释中华革命党为何要实行专断时说：“而况革命之际，当行军令，军令之下尤贵服从乎?”这与黄兴的革命时期应以军律行之，“只有命令，不得违抗”的说法岂非大同小异。为了达到民主的目的，无妨采用一些非民主的手法，这在当时得到了革命党人普遍认同。

第三，在言行一致、率先垂范方面，黄兴的做法也不尽如人意。

首先，关于明确党纲。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的宗旨明确，就是要反清革命。它的党纲就是一面飞扬的战旗，团结起无数的战士，对满清的统治发起猛烈冲击。它的党风也相应地显得坚定豪迈、壮怀激烈，充满了强悍之气。同盟会十大起义屡败屡战，始终是不屈不挠。无论是革命的高潮还是低谷，同盟会的党纲总是那样鲜明，它的党风总是这般激越——以暴力抗专制，用铁血造共和!满清垮台后，孙中山宣布民族、民权两大任务已经完成，此后要致力于民生主义的实现。黄兴则强调此点恰为同盟会党纲的特色。但细察其发展教育、实业等具体主张，又似乎与其他众多的党派没有太多的差异。章太炎在民国元年提出毁党造党时就认为，同盟会既无特有之党纲，亦无坚持特有党纲之决心。这其中虽有意气之争，但也道出几分同盟会的弱点。如果说“特别之党纲”名实不符，主要还在于革命派整体理论准备不足的话，那么，当宋教仁不惜删改同盟会纲领以组成国民党时，黄兴的支持和宣传，以及其后仍意犹未尽地试图进一步推动与他党的合并，则显然与他自身的局限有很大关系。

其次，关于严格党规。黄兴曾主张严格党员标准，且介绍人尤当负责。但当他劝袁世凯入党、拉赵秉钧加盟时，似乎又将此话丢于脑后。他一身兼有11个党籍。虽然他曾在关键时刻维护过孙中山的威信、防止了党的分裂，但同样存在着以他为首的湖南系。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成员如此复杂，纪律这样涣散，又怎能指望党风、党德出现奇迹!

当然，我们在这里分析黄兴的局限，并非要指责他未能就党风党德问题构建出一个完美的理论体系。因为党风党德至今仍是一个使世界许多政党(包括共产党)倍感困扰的难题。而苛求前人正是治史者的大忌。我们只是想指出，一个政党一旦没有了目标和理想，没有了领导人的以身作则和铁的纪律，只靠个人专断和传统文明来维护党风、党德，那无异于缘木求鱼!观中华历史，看古往今来，党风、党德问题始终关系到一个党的兴衰成败。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加强党风、党德建设，莫使“秦人不暇不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分析、评述黄兴的党风党德观，其意义也许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