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是中国近代史发轫时期的思想家、史学家和学者。其学术思想或曰经世致用思想的演变和发展轨迹，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学习、研究经学为主，以经学为治术，以求裨益于当世，师承常州经今文学派；后期由治经转入治史，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师夷”、“悉夷”、“制夷”的启蒙主义思想，在江南地方大吏中倡导改革、反抗外国侵略的爱国思想。本文仅就此发表一己之见，求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在垂死的经学中寻求经世致用的治术

魏源的学术思想，旁涉法、老、兵，兼采西学，由经学转入史学，旨在实用。钱穆说他：“初尚宋儒理学，后主今文”。就他治经来说，可以做如此断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今日复古之要，由训诂、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他是从理学入门，旁涉汉学，再由汉学之“训诂”声音而转入经今文学，用公羊学的“微言大义”来贯彻经术、政事、文章于一。他所谓的“一”就是他说的“以经术为治术”的“道”。

魏源十五岁补县学弟子员，“始究心阳明之学。”后来到北京，师从理学家汤金钊、董桂敷、姚学爽，对于“为学恪宗程、朱，躬行实践”的董桂敷执弟子礼。同时，他对汉学作为治学根基也很重视，与乾嘉考据学派中人物如胡承珙、宋翔凤等交往甚密。那么魏源为什么要扬弃汉、宋之学而崇尚经今文学呢？我想主要是这两种学问都满足不了新旧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实际需要。汉学家穷年累月从事训诂、考据，不问世事，“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罔知漕、盐、河、兵得失何在”，这样的“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而宋学家，特别是阳明心学那一派，空谈心性，“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魏源所面对的道咸间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不胜其忧危”时，欲“规天下大计”，便感到汉学与宋学皆成无用之学。

魏源由汉学、宋学转向经今文学，师承常州学派之家法，主要原因是常州学派庄存与、刘逢禄等所张扬的公羊学的“三世”说包蕴着“变易”观念，适宜于社会改革，切近于经世致用，符合他以经术为治术的主张。魏源治经今文学的代表作有《书古微》、《诗古微》、《董子春秋发微》、《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等，最有影响的为《诗古微》和《书古微》。

《诗古微》20卷，作于道光末年，考《毛诗》及《大小序》，“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谊，补苴其罅漏，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认为《毛诗》晚出，与三家诗同源（俱传自荀子）而异流，并辨后世解《毛诗》者增益伪说，以三家诗破之。关于《毛诗序》，他认为“序首”（即首句）为毛氏所作，“续序”（首句以后之序）为卫宏所作，多失毛义。《书古微》成书于咸丰五年（1855），分12卷，该书中心内容是辨伪。魏源不仅辨东晋《古文尚书》之伪，更进一步辨东汉《古文尚书》之伪。魏源在《书古微序》中说明他写此书的目的是：“所以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谊，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也。”怀着这样的学术宗旨，就很难实事求是而自己不犯“凿空”、“向壁虚造”的今文家传统的老毛病了。

从纯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诗古微》和《书古微》不能说没有成就，如《诗古微》辨毛、郑及后世说《毛诗》者之伪说；《书古微》辨续序为卫宏作，围绕《禹贡》考证地理旧说创获甚多。但也不能像梁启超说的那样：“其言博辨，比于阎氏之《书疏证》。”《书古微》从考据学着眼，无法与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相比，它“好为臆说，未能笃实古义”。钱穆说得准确：“魏氏诗、书古微之作，仍不脱家法观念之作祟，仍落考据窠臼，非能真于微言大义、经术政事处见精神也。”

魏源推崇西汉“六经治世”的治国方略，主张治经、明道、政事三者相结合，为解决现实社会的政治问题服务。他说：“曷谓道之器？曰礼乐；曷谓道之断？曰兵刑；曷谓道之资？曰食货。道形诸事谓之治；以其事笔之方策，俾天下后世得以求道而制事，谓之经；藏之成均、辟雍，掌以师氏、保氏、大乐正，谓之师儒；师儒所教育，由小学进之国学，由侯国贡之王朝，谓之士；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这是非常陈腐的观念。以“六经治世”、“以经术为治术”，在汉代也不曾实行，早在汉元帝为太子时，就劝导宣帝以经术为治术，重用儒生，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认为“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汉儒，特别是经今文学之儒生多数不过把读经当作获取利禄的敲门砖而已。以六经治世、以经术为治术不过是“纯任德教用周政”的复古主义，在汉代行不通，在二千年后的近代岂能行得通？

以经世致用为尺度来衡量魏源的经今文学研究，他确立的“以经术为治术，以求裨当世”的目标并未达到，“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也只能流于口号，喊喊而已。家法观念作祟，必然“好为臆说”，而采用经古文家治经的方法，即用训诂、考据、辨伪等手段去反对、驳斥汉学古文家，阐发今文家思想、立场，又怎能“笃实古义”呢？在“引公羊讥切时政”方面，魏源作的远不如龚自珍。梁启超以龚、魏并称，认为是“今文学之健者”，但是，龚自珍阐发今文经义的目的仅仅是借今文经中的微言大义讥切时政、诋诽专制，倡言改革。而魏源却以考证经义为主，绝少直接援用经今文学议政，揭露、批评社会弊端，他的经学研究与道咸间的严重的社会危机是不相联系的，不若龚自珍的治经之直接涉及国计民生之根本大政。从纯学术的角度看，魏源的经学研究有创获，从经世致用的视角看，经术与治术结合得并不理想，即没有达到“以求裨当世”的目标。

为什么魏源做不到“以经术为治术，以求裨当世”呢？因为魏源的时代，传统经学的气数已尽，无论是经古文学、汉学，或者是经今文学、宋学，在中西文化激烈撞击、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已成“悬崖转石”之势，“以经学救世”的幻想被“夷之长技”戮破或近于戮破了。“西学东渐”在鸦片战争前已初成潮流，对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产生了不少的震荡、颠覆作用，逼迫经世派“开眼看世界”。西汉经今文学，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初试锋芒的上升时期，董仲舒等今文家可以利用公羊学的“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而魏源等今文家处中国封建社会行将解体的“衰世”、“末世”，西汉公羊家能做到的功业，魏源辈们已经做不到了。但是，魏源等经世派士人，作为站在时代前沿的先进分子，毕竟不同于一般“饾饤为汉、空腐为宋”的经学家，经历一番惶惑、焦虑之后而求诸它，便由治经转向治史，以史为治术，开传统史学向近代“新史学”过渡之先河。

二、在中西文化冲突剧烈时期以史经世
　　
处在文化学术“蜕分期”的晚清嘉道间，“传统经学至此气数已尽，不得不把盘踞了两千多年的学术主流和中心的地位让给史学，为新史学的建立扫清了最后的障碍。”魏源由经入史也是学所必至理有固然也。比魏源早生(+年的章学诚作为“以史学争经学”的“后世开山”，他以“六经皆史”为口号，不仅代表着史学已不再甘居于学术主流之外，正在向经学的正统地位发起挑战和冲击，而且也标志着史学研究正在由“考古”转向“究今”，即把研究志趣由古代转向现当代，成为50年后道咸间经世致用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对魏源治当朝史产生重大影响。魏源撰述的《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都是当朝史，他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也是当朝、前朝的历史文献汇编。

《圣武记》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失败和《南京条约》签订的背景下撰写的，是“有感而发”的著作。该书的前10卷叙述清初开国、平定三藩、勘服蒙古、抚绥西藏、平定回疆以及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后4卷综述清朝的兵制兵饷，并对练兵之方、整军之策、筹饷之法、应敌之略发表议论。《圣武记》的写作意图，在于“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风俗进退消息之本末”，达到“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遒”，以为当朝面对“英夷”侵略提供历史借鉴之方略，该书中贯穿救亡图存思想和史学经世意识是非常鲜明的。魏源在撰写《圣武记》的同时，还撰写了《道光洋艘征抚记》一书，记述了鸦片战争的经过，揭露了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发动侵略战争的种种罪行，颂扬了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陈化成等主战派英勇抗击侵略者的战斗业绩和悲壮结局及悲剧命运，以及三元里及沿海沿江民众抵抗侵略的事迹。在这部书中，魏源已经提出“购洋炮洋艘”、“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的思想，成为他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制夷”思想的滥觞与火花。  

《海国图志》50卷本成书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后5年又有60卷刻本，到咸丰二年（1852）又出100卷刻本。该书前后10年时间才得以成完本。《海国图志》的资料来源，一为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一为鸦片战争期间从西洋人那里获得的地图、著作和俘虏口供。这些都是传统史料学所未有的新东西，是传统史学家所不可企及的。书中叙述世界各国的沿革、地理、国际关系和社会状况，是当时中国史学著述中的第一部较为完整的世界历史著作，是19世纪中叶中国以至东亚内容最丰富的世界知识百科全书，它开拓了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视野。

关于《海国图志》的著述宗旨，魏源在六十卷本《叙》中明确正告国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因此，不能把这部书当作一般性的世界史地知识读物看待，而是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侵略，探究抗击外敌、谋求国家独立富强的著作。从该书的内容看，由对内与对外两个互相联系的层面构成。对内，魏氏认为要抵御外侮，首先要做的是“平人心之积患”，方能“天时人事，倚伏相乘”，即激发人心，聚合力量，则终能“制夷”。而革除“积患”的办法是：“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痛、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祛其一。”所谓“积患”就是清朝的社会弊端和政治腐败，魏源曾予以揭露，从内政上说，“漕、盐、河、兵四大政”无一岁无患。而对外，“江海惟防倭防盗，不防西洋，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病漕、病鹾、病民之患，前代未之闻焉。”当官吏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些“便文畏事之臣，遇大利大害则功色相戒，却步徐观而不肯身预”、“以推诿为明哲，以因袭为老成，以奉行虚文故事为得体”之人，而提出改革腐败的内政。

对外，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应对西方的方略。这一方略有“悉夷”、“师夷”、“制夷”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环节，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学习、接受西方以科技为主体的先进文化，作为魏源及经世派人士的经世致用思想而具有了崭新的内容和现代意义，从而与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相比有了质的变化。

所谓“悉夷”，是了解中国以外的外部世界，反对闭关自守的蒙昧主义。为此，《海国图志》比较详细地介绍西洋诸国的历史与现状，而“悉夷”的重点，是他们有而中国稀缺的“长技”。百卷本《海国图志》与50卷、60卷本相比，增加了“筹夷章条”、“夷情备采”、“战船”、“火器议”、“器艺货币”等方面内容。魏源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这主要是指西方军事技术方面。此外，对西方的民主政治和商品经济制度下的工商业状况也有所涉及。这说明该书从50卷本到100卷本的10年间，魏源对西方的了解、认识也在逐步全面深化，发现“西夷”之所长并不限于技艺器物方面，其富强之道，是以商立国与推行民主政体，“其章程可垂奕（亿）世而无弊”。

“师夷”的内容主要是向西方学习军事科学技术，先是主张向外国购买船炮，后来又主张设厂自己制造船炮，同时也要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用工业。他在《海国图志》中探讨了军事上师法西夷的具体方案，即在闽、粤港口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聘请西夷工业制造方面的技术人员、军事技术人员来中国传授这些方面的科技，打破传统军事教育模式，培养新式军备人才，以改革清朝军制、海防等各方面的现状。

“师夷”，首先遇到传统文化中坚持“夷夏之辨”文化观念的中国士人、官吏的反对。“夷夏之辨”的核心理念是“中国中心”论，特别是当时的统治集团自视为“天朝上国”，而西方诸国为未开化的蛮夷。这与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以后孕育出来的“欧洲中心论”作为对东方诸国实行殖民掠夺统治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两种文化上的中心论虽然均不可取，但西方科技先进、国力强大，而中国科技落后、国力衰弱，却是客观事实。当时的文化顽固派夜郎自大，认为西方近代科技是“奇技淫巧”，有害而无益，睁着眼睛不承认人家先进、强大的事实；而经世派则开眼看世界，老实承认这种事实。魏源说：“今西器械，借风力、水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全）民用。”中国人完全可以“因其所长而用之。”若能学习西方之所长，必会“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师夷”虽然没有完全摆脱“中国中心”论的局限，但其巨大的文化意义在于，它是处于中西文化冲突中的劣势地位的中国摆脱落后地位追赶世界潮流的明智之举。

所谓“制夷”，不仅指在具体战争中打败侵略者，它的深层意蕴，是以“科技经世”取代“经学经世”，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是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方略的重大历史意义。这一主张开启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先河，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早期现代化意识的先觉标志。在魏源之前，已经早就有人学习西方的器物之学，翻译西方的科技书籍，但是，他们的个人活动没有明确的理论观念作指导，没有把向西方学习提高到救国拯民的爱国主义的理性高度。“制夷”所包孕的早期现代意识已超出军事技术层面，它已涉及到经济、教育等现代化社会变迁的诸多方面，为后来的洋务派、改良派在实践层面上启动现代化作了思想上的领航工作。

《圣武记》与《海国图志》两书代表着魏源在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的经世思想和社会改革主张，但是两书的史学价值却不同。《圣武记》并没有超越中国古代传统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水平，而《海国图志》所包蕴的“科技经世”之现代化意识为开近代新史学之先声，不仅对经学是一种“潜移”的扬弃，而且对传统史学也是一种突破。

魏源以史学经世过程中现代化意识的萌生，是在经受了鸦片战争之后。鸦片战争是他的学术道路、人生旅途的一个转折点，或曰“分水岭”，他作为时代转折点上的一座文化界碑，其前后镌刻着既相联系又有差异的内容。鸦片战争以前，他在研究经学、史学时，强调“通经致用，以经术为治术”，“今必本夫古”、“欲识济时之要务，须通当代之典章”，由此而形成了他的经学、史学经世思想。以此为指导，他提出一系列经世改革理论，如主张改革漕、盐、河、兵四大弊政，也编著过《皇朝经世文编》、《元史新编》等，但都未能突破中国几千年来的重本轻末的传统观念，也未能超出中国史学研究的藩篱。而鸦片战争以后，除了在《海国图志》中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外，他还发表一系列新的改革、开放、引进的主张，都体现出他向西方文化学习的意识。

在无比深刻的历史动荡与社会变迁面前，深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逼使魏源等知识精英去思考、探求救国拯民的方略。尽管他们也许并未自觉地意识到，他们作为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先驱者，其思想具有了“异端”色彩或曰启蒙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