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史学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湖南省社科院、社联等单位发起，邵阳市政府、市政协主办的纪念魏源诞辰2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4年9月21日至25日在湖南省邵阳市隆重举行。来自国内外17个省市和台湾、香港地区以及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的专家学者100余人出席了会议。并提交论文80余篇。会议围绕着“《海国图志》的时代意义及其影响”这一主题，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学术交流和讨论。

一、关于《海国图志》的时代意义。

《海国图志》是魏源编著的域外史地著作，它内容广泛，是一部海防大典和世界知识的百科全书，奠定了魏源的历史地位。与会学者对其时代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对晚清国人近代世界观的形成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中华中心说”的传统世界观构成了巨大冲击，并且初开中西文化比较的端倪，架起了一座从西方到中国到日本的文化交流桥梁。体现出魏源的“近代世界意识”、“近代外交意识”、“近代国防意识”、“近代建设意识”和“近代商业意识”等近代化思想。它蕴涵的爱国思想、变革思想以及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是维新运动的先导，传入日本后又从国外给维新运动带来一个变法的模式。

二、关于魏源“师夷”思想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魏源思想的精髓，被视为中国乃至东方世界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创造之一。就其因缘流变而论，有的学者认为“师夷”主张与魏源的“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主张是同步连体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每一次进步都立足于“师夷”而每次前进所受的挫折与阻挠都是由封建主义的闭关自守、顽固势力的反对造成的；有的认为“夷务”思想是一个整体，“以夷攻夷”、“以夷款夷”是魏源对古已有之的传统“夷务”思想的总结和继承，“师夷长技以制夷”则是他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中国传统“夷务”思想的创新和发展，三位一体，相辅相成。就其与洋务派的关系而言，有的学者认为魏源与洋务首领李鸿章的“师夷”、“制夷”思想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和不同思想基础上提出的，主要目的有异，没有直接的承继关系，李鸿章的思想内涵和基本思路，与鸦片战争时的琦善、耆英等的思想倒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对此，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洋务派揭起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成为魏源理论主张的继承者和实践者，洋务派与魏源在思想上产生共鸣，在行动上产生共识，二者的手段都是学习西方，目的也基本一致，从“师夷”到“洋务”，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合乎逻辑的反映，有着必然的联系。对“师夷”思想的评价，与会学者认为它标志着从传统的经世致用到近代改革开放的飞跃，是林则徐开眼看世界的扩大与升华，同时也指出它具有双重性格，虽倡导学习西方的科技，而不能全方位、有目的、有计划、有选择地学习西方文化的深层内核——政治制度和哲学社会科学；虽抨击和批判腐败的现实，却不能从整个封建专制制度上认识问题。

三、关于魏源的爱国主义思想

爱国主义是激励近代仁人志士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原动力。有的学者将魏源的爱国思想归结为经世、改革、“师夷制夷”三方面，认为它具有理性色彩浓、可操作性强和不断更新重构的基本特点；有人指出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为爱国主义注入了“救亡”的新内容，魏源的“以夷制夷”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两大纲领，丰富了近代爱国主义的内容关于其爱国思想产生的机缘，有学者从历史背景考察，指出鸦片战争的刺激使他的爱国主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

四、关于魏源的经世思想

经世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清初因文化高压政策而一度式微，鸦片战争前后又异军突起。有的学者把魏源的经世思想分为经学经世、史学经世和学术经世三部分，指出它不仅以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潮的复兴具有启动之功，而且在尔后次第兴起的洋务思潮、早期改良主义思潮和维新变法思潮中，仍然闪动着它的影子。有的将《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校颁庐抗议》系统研究，认为三书前后衔接，体现了清代经世致用思潮演进的三个层次：一是直接继承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二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产生的应变图新思想；三是二者台流的中体西用论。还有人指出魏源经世致用的科技价值观既继承了中国儒家科技价值观的合理内核，又凭借“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空前历史舞台，在传统内容的基础上作出了新的拓展。

五、关于魏源的中西文化观

魏源学习西方的思想开创了近代中西文化融合的新命题，学者们大都认为魏源的“师夷”主张和对西方民主政制的介绍突破了“华夷之辨”、“夷夏大防”的传统观念，具有积极意义。但也有学者指出魏源是站在儒家文化的基点上去认识西方文化的，内心深处大汉族中心论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对传统的孔孟伦常仍是服膺不移的。他主张师夷长技，但对先王之道却不敢越雷池一步；他赞誉西方文明，却无意将它引入中国。他认为西学的功能只能体现在制夷上，远不能与儒学正统的内圣外王之学相比。这种对西学认识的局限难免从负面影响到国人对西学作深一步的探索和认识，影响国人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圈的真正意义的突破。

六、关于魏源的历史地位

为魏源的历史地作出客观界定，是魏源研究中的宏观课题，不少学者对此发表了精辟的见解，认为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横跨中古与近代两个时代，在思想文化史上，诚如恩格斯所说的诗人但丁那样，既是中古时代的最后一位人物，又是近代最初的一位人物，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创榛辟莽的历史地位。有人从世界史角度考察魏源，指出魏源通过《海国图志》首次向世人昭示的通及全球的可怕的历史环境，不仅对日本和朝鲜，而且对全世界都有普遍意义。魏源思想与认识的影响不仅限于东亚近代史的初叶，对于今天的东亚来说，仍能找到它的轨迹，甚至可以说魏源思想可以列为世界性的研究课题，而迄今为止，中、日、朝三国对魏源的认识都不足。有入把魏源放在鸦片战争这一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放在这一时期连续出现的经世致用、开眼看世界和向西方学习三个思潮中考察，指出魏源是标志着古老中国走向近代的大里程碑式的人物，是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思潮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转型的界标，是这一思潮不断推向前进的最全面的代表。不仅比姚莹、梁廷楠、包世臣、黄爵滋、张际亮、沈尧、汤鹏以及徐继悆等高出一筹，而且比之龚自珍、林则徐，也有独到之处：他迈出了龚自珍未能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完成了林则徐未能完成的最关键的事业。也有人从文化转型的角度肯定魏源是中国现代化的前驱，开启了认识世界的风气，对后来讲新学新政的志士，特别是湘楚人物以很大影响，共同发轫了中国的现代化。

此外，与会学者还从哲学、史学、诸子学、佛学、舆地学、诗歌、文学等角度多方位探讨了魏源的贡献及影响，并对魏源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