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反攻是黄兴于1911年11月16日至17日间领导发动的一次战役。对于民军在这次战役中的失败，论者往往将责任归咎于黄兴一人。笔者认为，汉口反攻战役的发动为当时民军方面大多数人所主张，战役的失败是由多种原因综合造成的。

一

黄兴是极力主张反攻汉口的。在1911年11月3日登坛拜将的讲话中，黄兴明确指出：“我辈宜先驱逐在汉口之清军，然后进攻，收复北京，以完成革命之志。”黄兴认为反攻依靠的主要力量应是湘军援鄂部队。为取得湘援，他曾致电焦达峰，指出：“鄂省为三湘门户，若门户一失，则敌人必进窥堂奥。万望从速派兵来援，若武汉无急，则三湘可高枕无忧，否则，鄂失则湘京亦未为得也，况湖南湖北本一家乎？”焦达峰收到黄兴的电文后，迅速遣拔一标兵马，兼程赴鄂。在焦达峰派遣湘军北上援鄂时，发生了焦陈事变，黄兴为求得湘援的实现，匆匆致电周震鳞、谭人凤，指出：为了统筹全局，湖南局面不能再乱，如果再乱，湖北也将支持不住，我们再不能失去这次光复两湖千载一时的机会。既然谭延闿已经被推举为都督，就应权且维持他的威信，共同安定湖南，“当前首要任务是迅速出兵援鄂。”由于有黄兴的指示，谭人凤等才未策划阻止谭延闿上台的行动，而只要求他“莫扯龙旗归顺清朝。”于是，“省城乃得粗安，而有出兵援鄂之举。”

对于当时反对反攻汉口的吴兆麟等人，黄兴进行了批评，他对吴兆麟说：“兵贵神速，我已准备进攻，望不要议论，徒乱人之心志可耳。”“我总司令官也，决心在我，无论何人，不得干涉。”黄兴作为一个革命军事家，决心一下，从不瞻前顾后，优柔寡断。李书城指出，黄兴在同学中一向是笃实厚重、不多发言的，但是，当他把问题看清楚了，决定了自己应走的道路之后，意志即异常坚决，不容更变。谭人凤对此则不以为然，他说黄兴“最短之处，则彼刚愎自是，不听人言。”其实，黄兴处于反对派与赞成派之间，依据自己对敌情的了解与对形势的把握，做出了反攻的决断，当然不会轻易改变。

尽管决断是由黄兴做出的，但反攻汉口并不仅仅为黄兴一人所主张，而是当时许多人的共同主张和愿望。黄兴莅汉后，人们对黄兴寄予厚望，认为黄兴是革命首领，必定是非同寻常之人，“料汉口稍失之地，不难夺回。”据载：刑剑吾“曾上书黄兴反攻汉口”。甘兴典所部湘军开到武汉以后，几乎每日必到总司令部催促下令反攻汉口。湘军第一协协统王隆中非常气盛，声称由湘至鄂，本是为助战而来。谁知到汉阳多日，未受命进攻，心情为之不悦。当时有一个叫大元的日本人，带了多名日本浪人来汉，他们看到民军势力日益增大，满军渐至穷蹙，特地到汉阳投效黄兴，“谓汉口之满军，兵力较民军薄弱，中外人民，又不帮助，不难击灭云云。”11月12日，黄兴召开会议，参加者有谭人凤、李书城、程子楷、吴兆麟、鲁继梧、王隆中、程潜等，会上，除程潜等极少数人外，大多主战。反攻汉口不仅为个人意见，而且还形成了会议决定：“先在汉阳防守，俟湖南援军开到后再反攻汉口。”从上可知，反攻汉口是当时多数人的主张和愿望，我们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由于反攻汉口的失败，当时一些主张反攻的人在后来的记述中将自己的看法抹去了。

人们希望反攻，黄兴痛下决心，其原因很多。首先是援鄂军队的到来。汉口失守后，在汉阳的军民大力宣传工事坚固，其目的即在延缓敌方进攻，“以静待援军到达”。湘军对援鄂是很积极的。12月26日，四十九标的官兵听说将出兵援鄂及巡防营管带甘兴典请愿前往的消息，主动向标统王隆中请缨。王隆中得到焦达峰、陈作新的许可，于10月27日下午就命四十九标登上民船，次日开船。“先头部队于克强拜将之晚进城”。11月4日，四十九标大部入武昌，次日到汉阳。11月8日，二协甘兴典部也抵鄂。湘军两协士兵开到汉阳后，“在汉阳防守的士兵大为兴奋，以为转败为胜的时机到了。”同时，军政府接到湖南江西派兵援助之电，声势大振，大众更为欣慰，“谓不日有海陆军来援，汉口不难恢复。”

吴禄贞之死也是民军反攻汉口的重要原因。革命党人吴禄贞从日本回国后做了新军第六镇统制，积极发展革命势力。武昌起义后，他力谋配合，先是切断京汉铁路交通，将准备运往前线的清军急需的军火、粮秣扣留，又与山西都督阎锡山计议组织燕晋联军，准备直取北京，推翻清廷。为与湖北民军取得联系，吴禄贞派他的副官长王孝填到汉。黎元洪知道吴禄贞的设想后，大为兴奋，连说：“吴缓卿的代表来了，事情就好办了。”一时湖北军政府充满乐观情绪。但随后不久，传来了吴禄贞被刺杀的消息，“革命同志对清廷更加愤恨，发誓出师北伐，以雪此恨。”

第三，反攻汉口的计划与汉口清军兵力减少有关，这是一个旨在扼制清军战略的方案。当时清军的部署是：江北提督段祺瑞驻河南统第二军，为第一军冯国璋部的后盾；倪嗣冲屯颖上牵制淮上之师；冯国璋全力临武汉。冯积极备战，其进攻方略是以汉阳为攻击目标，汉口临襄河正面主佯攻，主力过蔡甸、新沟构成侧翼夹攻形势。11月11日，黄兴接得侦探陈爱涛报称，清军有骑兵数百骑，步兵约三千人，欲于毛陈渡架桥占颂蔡甸之金牛山，为进攻汉阳之计；又于汉口桥口铁路南端及歆生路附近，均筑设炮垒。11月12日晚又接到报告，言及清军拟对于汉阳取夹击之势。已遣一支队出新沟，经蔡甸，渡襄河，向民军左侧背攻击。另以一支队绕黄破陂，经阳逻，拟进攻武昌。在此期间，汉口商民，旅汉外侨，以及由北而南的军界、学界人士，也纷纷将清军情势报告黄兴，“不曰北京如何恐慌，即云汉口清兵毫无斗志。”黄兴得报，即拟乘虚袭击，以遮断清军后方联络。依据当时情形而论，黄兴所定反攻汉口之策，正击中清军的要害与薄弱环节，如果进行得顺利，必将使清军陷入丧失与后方联系，侧受夹攻，进退两难的境地，从这种意义上讲，反攻汉口计划不失为英明之举。

当时令人鼓舞的形势也促使了反攻汉口计划的出台。汉口失守后，全国形势并未倒退，而是日新月异，其表现为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以及清军的反正。11月3日贵州、浙江新军起义成功，上海也在同一天宣布光复；6日，四川新军起义，宣布建立蜀军政府；8日，福建党人起义，同一天安徽也宣告独立；9日，广西宣布独立；13日，山东宣布独立。其它地方也不断起义革命。这种形势令人鼓舞。此外，清朝海军在退到九江后宣布易帜，并开回武汉江面配合民军作战，从而使武昌所承受的清军压力大为减弱，这极有利于民军从水陆两方面反攻汉口清军。“与其待敌攻我，不如由我先发。”于是，汉阳总司令部经过一番准备，黄兴乃于11月16日下令，分三路向汉口反攻。

三

民军反攻汉口无论从战略目标——攻占汉口，还是从实力消耗——死伤对比看，都无疑是失败了，那么，民军因何致败呢？

首先，民军内部对反攻与否以及反攻的时机持有不同看法，黄兴未能统一意见，这是民军失败的一大原因。反攻汉口虽为大多数人所赞成，但是对于具体的反攻时间，在相当一部分人之间产生了分歧意见，吴兆麟主张防守，甘兴典和王隆中则主张进攻。主攻派的具体主张也不尽相同，如甘兴典要求缓攻，以便从容休整；王隆中则主张速进。这二人还因此而产生矛盾，王称甘部是巡防军，只能守城，不能打仗；甘则说王部是新军，能否打仗，不得而知，让王不要趾高气扬。湘军来鄂援军只有两协，而协统彼此闹意见，甚至在总司令部彼此争论，大闹特闹，“黄兴亦莫可知何。”就这样，“黄兴未能将意见统一起来，贸然地全力进攻汉口，当然不能得到很好的结果。”

其次是民军进攻动态失密，清军以逸待劳，有备而战。民军试图反攻汉口的态势，早为外人所窥透。一些材料记载：11月14日革命军2000人渡过汉水，在东亚制粉厂附近列阵，有“打算即刻反攻的态势。”15日，“遥传革命党方面将有行动。”居住日租界后方的华人，外迁者甚多，曾有身着长衫类似革命党的华人，劝告居住法、德租界外边的居民迅速迁走。日本人“由此推测，革命党或将于最近转向反攻，也未可。17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的报告中说：“官军方面预料革命军将行进攻，自前日以来昼夜用火车赶运兵员及军需品，将兵力集结于大智门附近，积极布置作战，以备迎敌。”程潜回忆他自到汉阳后，每夜听到敌人机枪声通霄达旦不停，而17日晚上却万籁俱寂。由此他才悟到：敌军官长平日为了睡得安稳，不惜牺牲子弹，乱放一阵，表示有备；今夜不同，官长不睡了，各自站在火线上，是准备要跟民军相拼了。另外，民军在渡河时人声嘈杂，且放火烧屋照明，“这样堂堂正正的进攻，敌人当时早有准备。”反攻动态失密，自然会加大进攻的困难。

第三是一些军事将领的失职。勤务总长王安澜违误命令，所需干粮、白布标帜未曾办到，“黄兴怒甚。”战斗中，甘兴典的士兵有几个受了伤，向后退却，甘兴典也骑着马向后奔跑，以至引起他的部队全部遗退。熊秉坤回忆说，他本与三营在一路，不料开战数时，不见三营及广东先锋队。派人寻觅，见三营在左翼，不见广东先锋队的踪迹。当行至裕隆制粉工厂，二营管带托病请督队官率队出战。战斗激烈时，不见十标统带杨传连，后经询问，杨托言在后方督战。这样的军事将领是不可能指挥其军队取得胜利的。

援鄂湘军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王隆中所辖一协湘军其实为原第四十九标，他本人是湖南首义时以教练官身份升任标统的。援鄂时，又升任第一协统领，但并未扩充部队，仍然只有四十九标的1700多人。原先湖北方面以为王隆中有四、五千人，“想是被那个‘第一协’的军衔所误。”武器也只有步枪，标部本来有几挺重机关枪，却留在长沙没有带来。王部人数虽少，但“官兵都很自负。”骄气很盛，兵不服官，官难将兵。宾士礼奉总司令黄兴命令犒赏湘军，见有一头目正与该棚兵士集赌，队官见宾士礼等人来到，即命赌者立止，兵士抗命，集赌如故，队官遂将赌具拿去，该头目因输至怒，即持枪将队官击毙。这样混乱的军纪，其战斗力岂可高估！战斗中，官长又不尽力，各队失去指挥，王隆中不指挥军官，军官又不指挥士兵。至于甘兴典所部第二协有许多是新兵，主力是巡防四营，战斗中该部首先退却，其战斗力可知。由于湘军在人数、军纪、战斗力等方面的问题，导致了以援鄂湘军为主力的反攻汉口计划的流产。

武昌方面的配合不力对反攻失败也产生了重要影响。11月16日，黄兴到武昌会见黎元洪，要求战斗打响后，武昌军队由汉阳门上船，渡长江，攻击汉口正面，配合他夺取汉口。他还要求组织湖北的敢死队，偷袭北军炮队。黎表示照办。第二天拂晓，黄兴按计划进攻汉口，但武昌方面军队无法在汉口登岸，而且没有任何敢死队去偷袭北军炮队。武昌方面侧翼攻击不力，“这样，由汉阳方面进攻汉口的革命军就独力难支。”

天气不佳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据载11月16日之前数日，每日降雨。“16日夜，时正遇大雨，天黑不辨路径，民军冒雨渡河，衣尽湿，加以北风大作，寒威逼人，手足战粟，不能举枪。”雨夜天气，消耗了战斗力，影响了士气，极不利于进攻。

以上几点是民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此外，反攻失败与新兵多、装备差也有关系。一哄争食最突出地反映了新兵的素质差，难怪黄兴嗟叹：“新兵误事”。李书城后来总结教训说：从战术上说，我不懂得兵士是作战的基础，未查明军官和兵士的训练程度，只照书本上的作战公式下命令，结果三路进攻的负责军官一个被撤职，两个被处死。士兵不仅在战场上死伤很多，而且在退却途中并无敌军追击，落水而亡的也竟达数百人之多。敌军是素有训练的北洋军，我以初成之师与之作阵地战，真是既不知彼也不知己，犯了军事上的大忌。在装备方面，由于民军的武器装备都比较差，缺乏炮兵，不能摧毁敌军阵地工事，又无协同步兵进攻火力，以致全线陷于敌人猛烈的炮火下，经过一度激战之后，终因敌军炮火猛烈而被迫后退。

由上可知，民军的失败是多种原因综合造成的，不可将责任尽归于黄兴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