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1月17-27日的汉阳战役，民军在黄兴指挥下苦战10天而失利。诸多论者将责任归咎于黄兴军事部署和战场指挥上的失当。事实上，有些对黄兴军事部署的指责缺乏道理。黄兴在兵力有限、防守困难、力不从心的情况下，使战役指挥显现出多种特色。

汉阳战役起于1911年11月17日汉口反攻的失败，止于11月27日汉阳的失守，历时10天。对于民军在这次战役中的失败，论者往往将责任归咎于黄兴的军事部署及战场指挥，笔者对此提出不同看法，敬祈方家指正。

清军在攻下汉口后，面临着进攻武昌还是汉阳的选择。由于清朝海军的反正并即时上驶参加阳夏战役，从而增大了清军进攻武昌的难度，再加上以地利上的考虑，冯国璋乃决定以汉阳为进攻目标。他说：“昔日之势，重在武昌，武昌以洪山为扼塞，洪山失则武昌不守，顺流以取汉阳汉口，如破竹耳。今日之战，则重在汉阳。汉阳之大别诸山，俯瞰武汉，如釜底一丸，下掷则全城瓦碎，不待攻而自破矣。为今之计，唯有先取汉阳，为攻心之上策。”当时清军总兵力约3万人，其中第四镇混成第三协驻汉口，第五镇屯孝感，混成第十一协从孝感南下新沟，另有清军5000人进驻祁家湾。其进攻部署如下：王遇甲率第四镇在汉口正面进攻，侧翼第六镇统制李纯率混成第十一协及混成第十九标的炮一队，分甲乙两支队，吴金彪混合步、骑、炮各兵种编成甲支队，马继增混合各兵种编为乙支队，各约一标兵力。甲支队从孝感出发，分水陆两路，向新沟渡河进攻，乙支队沿大智门西面长堤，通过预先架设的浮桥，与甲支队取得联系。甲支队占领蔡甸后，迅速至舵落口掩护乙支队渡河。第八协步队一标，在甲乙两支队后跟进支援苏。

面对清军的正、翼夹攻态势，黄兴的军事部署是：步兵第四协防守南岸嘴至兵工厂一线，步兵第五协(欠第十标)防守兵工厂、钢药厂，步兵第二协第四标防守钢药厂至黑山西麓；湘军第一协及工程兵一队防守美娘山、三眼桥、扁担山一带，并向蔡甸方向警戒；炮兵在大别山、黑山、仙女山、扁担山占领发射阵地；步兵第六协在一七里铺、步兵第十标在归元寺为预备队。反攻汉口失利后，武昌第七协一标增援汉阳，为此黄兴又作了部分调整，命二协四标专守兵工厂，黑山至割丝口一线，令第六协接替。

对于黄兴的军事部署，持不同看法的人向来很多。孙武背后对黄兴在汉阳军事上的布置发表许多不同的议论，他认为民军兵力达两万人以上，不应该摆在汉阳一个地区，其上60里的蔡甸，为敌军从侧面进攻的必经之路，应该派大部分兵力驻守此处。这与黄兴的计划是不一致的。对于清军侧翼攻击部队所必经的汉阳门户——新沟、蔡甸，许多人主张加强防守。如杜武库曾向黄兴建议设新沟、蔡甸二道防线，预防偷袭，黄兴以兵难分作罢。李长龄更上书主张守汉川，他认为：汉川为汉阳门户、敌不得江而攻汉阳，必攻汉川，汉川得则架炮仙女山掩护步兵，汉水可渡矣；既渡汉，则循汉南山脉进攻，据蔡甸城头山，则汉阳便坐困矣。11月21日，清军李纯部攻陷汉川，强征材料，设浮桥渡汉水，占据蔡甸城头山，大破蔡甸民团。李长龄又上书都督府：“一曰以正兵攻蔡甸正面；二曰以舟师由马泉湖攻其侧；三曰调回赴襄阳之师尾袭其后；四曰急据大军山。黎以为是。”此外，张盘还请出奇师以制敌，他说：“武昌、汉阳以长江大河为天堑，正面进攻不易，不若由黄冈、蔡甸左右出一旅，以断敌之交通，使首尾不能相顾，方足以制其死命!”新中国建立后的一些有关史书对黄兴的军事部署所持的不同看法，也在于认为黄兴不重视新沟、蔡甸的防守。

事实上，上面所列对黄兴军事部署的指责缺乏道理。汉阳北依汉水，东临大江，西边为连绵的山峦，南面背靠湘省。由于清军第四镇横列汉水北岸，威胁极大，故依汉水沿河设防。西边面临清军李纯一协及另一标的攻击，故依山堵击，这是无可厚非的。黄兴所辖兵力，共计两万人，从长江沿汉水至群山之间绵延数十里，兵力不足，所以，要延长防守汉川十分困难。新沟距武汉120华里，“为汉水河狭水浅之地，容易架设浮桥”。蔡甸又为汉阳门户，两地都十分重要，在这里防守的是敢死队金兆龙部与湘军王隆中部一营的两个队，都是精锐之师，只是兵力太少，难以御敌。黄兴对汉阳西面军事部署的第一条防线在美娘山、仙女山、锅底山、扁担山、汤家山、三眼桥一线，这里地势比新沟、蔡甸险要，所配置的湘军两协，都是黄兴认为最可依靠的精兵。黄兴计划设置的次防御线在十里铺与锅底山之间，“大筑副防御为最后计”。由于十里铺一带无险可守，故此线难以依恃，实际上，于一里铺成为后援队的中介地，黄兴也曾迁司令部于此。时人多上书黄兴等要求出重兵防守新沟、蔡甸甚而汉川，更有人建议出奇兵夹击汉口清军，这些计谋都是不错的，但兵力有限亦为事实。有记载说：“东至青山、两望，北[西]至蔡甸、黑山，防守线延长数十里，备多力分，无可抽调”都督府秘书陈重民说：“汉皋平衍，守御难周，胜负兵家之常，不能禁虏之不由两翼包抄而来”

军事科学院所编《中国近代战争史》上说，黄兴的军事部署，“由于设防没有重点，因而处处兵力薄弱”。另外，“黄兴对清军的进攻部署，却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认为清军主力在汉口龙王庙至玉带门一线，汉阳正面是敌人的主要进攻方向；对于从孝感、新沟南下，迂回侧击汉阳的大批清军，认为是敌人的牵制部队，未予足够重视，仅派少数步、骑兵前往蔡甸设防。这一错误判断，对汉阳的防御作战影响很大”。其言外之意是主张从汉水正面防守中抽调兵力西守新沟、蔡甸。其实，汉水沿岸抵抗的是清军一个镇的兵力，而新、蔡一带清军进汉兵力仅一协，另有一标为后援。汉水正面清军为了攻取汉阳，与李纯部争功，时常偷渡，或拂晓，或傍晚和半夜以山炮、机枪掩护满载兵士的船只，向南岸民军阵地冲击。民军也集中火力奋勇阻击。当时秋雨连绵，战壕里积水没膝，衣裤尽湿。清军在大雨中，亦时来偷袭。民军冒雨浴血奋战，不知击退敌军多少次进犯。但是，由于清军是久经训练的北洋劲旅，而民军却是以自强军为基础吸收工人、农民、市民、学生等临时组成、缺乏训练的新军，“论训练和战斗经验，都是远远不及的，任凭一股血气之勇，和敌人顽强抵抗，因此伤亡惨重，既得不到喘息的机会，又没有补充”。于此可见，汉水沿岸民军正面防守十分吃力，在这种情况下，若再抽调兵力西移，就大大增加了清军正面突破汉水的可能性。当时对汉阳成夹击之势的清军第四镇与李纯部，互为掩护，互为策应，他们进攻所遇到的最大障碍分别是汉水与汉阳西边诸山之险，黄兴依汉水及汉阳西边诸山设防，兵力配备方面是汉水沿岸兵多而欠精锐，汉阳西面诸山是兵少但最善战，并留预备队相机行事。北线与西线，无论抽调哪一线的兵力，都是十分危险的。时人的记载中虽然多指责黄兴忽视了新沟、蔡甸的防守，但我们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由于清军最后以突破西线防御而占领汉阳，以致人们在后来的回忆中多加上了防守新、蔡一线的主张。

从11月2日汉口失守到17日汉阳保卫战开始这一段时间里，民军方面大多数人主张反攻汉口，主要原因在于援鄂军队的到来，吴禄贞之死，汉口清军兵力减少及当时令人鼓舞的全国形势。所以，汉阳保卫战前民军兵力配置取进攻汉口态势而非防守汉阳，等到17日汉口反攻失败后，马上进入汉阳防御战，民军需要休整、调配，而清军侧翼夹攻部队李纯部在11月11日左右，已向蔡甸进发，因此，民军即使打算调大批兵力防守蔡甸，从时间上看比清军要晚一个多星期，至于在更远的新沟、汉川设防，就更加困难。且防守新沟、蔡甸一线，给后勤运输补给也会带来相当的难度，后来民军在较近便的汉阳西线诸山作战时，后勤方面都出了问题，如弹药、炊饭供给不上等，因此若在新、蔡一线设防，民军将会因这样长距离的后勤供给而遇到极大的困难。

黄兴对于新、蔡地区的防御虽然力不从心，但也并非弃之不顾，他一方面派少部兵力设防，另外利用当地游击队，牵制清军。汉川毗邻新沟、蔡甸，乃敌军进攻汉阳的必经之路，在这里活动的是梁钟汉部。据梁钟汉说：“九月十四日(十一月四日)我接到战时总司令黄兴命令，委我为襄河游击总司令我觉得责任重大，必须集中全力，巩固襄河防务。”在此之前，梁钟汉为防清军“柑汉阳之背”，已将所部军队，正式改编，委陈占胜为独立营管带，专门训练一营新兵力，作骨干之用；委张殿臣为第一支队长，杜厚斋为第二支队长，梁达五为第三支队长。余文甫为补充队长，率全队开往新沟布防。冯国璋也注意到了这一情况，他说：“汉川方面，据报有匪千人，拟截吴支队后路。”梁钟汉部的活动，对汉阳西线防守起了十分重要的影响。10月初，梁部副司令张卿云率兵“与清军大战于新沟附近，将清军击溃，除当场击毙外，俘虏官兵五百余名，虏获战利品甚多”，10月24日，梁部与刘英部联合发动了消灭汉水上游清军刘温玉五营巡防队的仙桃镇战斗，“不逾二三日”即胜。新沟方面，清军因侦知民军设有防御，停留于应战，不敢贸然前进，从而为汉阳防守争取了20天的时间。梁钟汉说：“如非我在汉川起义，则刘温玉从襄河而下，冯国璋从孝感应城而至，汉阳早受危险。”梁钟汉部的努力，牵制了清军侧翼部队，对汉阳防守起到了配合作用，完成了黄兴所交付的任务。

另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就是黄兴派往新、蔡的军队竟为季雨霖带走。10月20日，季雨霖率北征队到沌口，“是晚，有李姓督队官率步兵两队来札北地。询系奉总司令黄公命令，以虏军由新沟窜过蔡甸，汉阳后路吃紧。同人乃商之季公吸收之，遂命将有器械之数十人，分载数船”而去。这种行为对清军甲乙支队突破民军防线起了客观上的帮助作用。

武汉乃四战之地，利进攻而不利防守。宋教仁在《湖北形势地理说》中曾提及于此。再加以民军、清军在训练装备上的差距，则防守汉阳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黄兴是著名资产阶级军事家，但有许多记载称之为“常败将军”，究其原因，与阳夏战役尤其是为黄兴所一手指挥的汉阳防御战的失败不无关系。其实，我们不应以胜败论英雄，而应该看到，黄兴在汉阳战役中的指挥还是颇有特色的，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勇敢、慎重的儒将风范。在十里铺的血战中，参谋部副部长杨玺章正与黄兴谈话，被击中身亡，黄兴“泰然不为动”，任凭敌军炮弹落在身旁。随从人员强拽以避，黄兴仍坚持指挥战斗，杀伤来敌。章太炎说，黄兴用兵“常挺身独进，为士卒先，故能因败为胜”，“其在民国，功比孙黎矣”。黄兴用兵不仅勇敢，而且慎重。熊成基曾向他索一横幅，黄兴大书“兵凶战危”四字。熊成基怫然不悦，黄兴说：“能知其危而慎用之，乃不败矣，吾公不患委靡，而患热心过甚，故以此相戒，岂戏弄公哉。”“成基乃服”。

2.博采众议。黄兴在用兵方面十分果断。但在决断之前，广泛征求意见。霍雄飞是黄兴的参谋，“有所建议，多被采纳”。李西屏也是黄兴的参谋，其建议或用或不用，都得黄好评，李很高兴。对于参谋的意见如此，对于部将的意见亦是如此。熊秉坤于汉口失守后奉命到汉阳十里铺准备构筑正副防御。11月5日，他访知汉阳第一门户为锅底山，即上书黄兴建议防守。黄兴接到建议书后，“甚嘉纳之”，即由熊秉坤“导之亲往勘视，乃改守锅底山为第一门户”。正是因为博采众议，黄兴的决断才有了正确的基础。

3.重视扰袭敌后。黄兴在正面对敌的同时，十分重视派兵扰袭敌军后方，奇正兼用，曾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汉阳战役中，黄兴派游击队，潜渡襄河至汉口武圣庙后隄一带，窥探敌师虚实，“与北军遇，辄巷战，每战，敌皆受重创。盖民军为武汉土著，街衢道路，咸熟悉，凡战，民军以半数与之战，分半军绕间抄袭其后，致北兵腹背受敌，以故所战皆失利，民军又匿居空屋中，虚掩其门，目间北兵至，突出激战，敌惊而溃，民军一面虚张声势，自后追击，一面由别路抄出其前，迎头痛击，甚或无一生还者，北军怒极”。黄兴善用诡道，这与其研究、运用《孙子兵法》不无关系。

4.注重用敢死队。黄兴曾在反攻汉口的战斗中用过敢死队，当时，“湘军不战而退，敌乘胜追踢，敢死队犹拒战舵落口者数小时。及退汉阳，黄指挥在昭忠祠，益注意敢死队。”11月18日，黄兴“编成敢死队，皆敢死队之勇而善战者也，由方兴带领”。敢死队用得最成功的一次，是夺取磨子山、扁担山一线。

5.使用督战员。民军军官指挥水平很低，对此黄兴十分清楚，为了弥补这一缺憾，黄兴在战斗中大量派遣督战员作为临时指挥人员协助指挥。黄兴曾从陆军第三中学学生中“抽调一部到战场上作督战官，协助指挥官作战”。还有一部分来自黄兴司令部的参谋、秘书等人员，多担任督战员，随黄兴督师前线。督战员所起的作用很大，特别是当部队从蔡甸南撤，退守仙女、美娘两山时，为了阻击敌人的追击，使部队从容南撤不致慌乱，他们冒着敌人的弹雨枪林，英勇堵击，使全线官兵无不感动，从而沉着应战，予敌以大量杀伤。“所以，冯国璋虽然率领着北洋极精锐的部队亟欲南下，竟难遽逞”。

6.及时鼓舞士气。黄兴对士气十分重视，他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全国一有省份宣布独立，黄兴立即向部队通报，以振奋人心；此外，对于在战斗中表现突出的将士立即予以奖赏。李松山“带全队防守汉阳兵工厂。午夜梭巡，不遑暇食”。黄兴“优给奖资，以励将士”。难怪章炳麟说黄兴“尤善抚循士卒，人乐为用”。

7.防御方法的多样化。汉阳战役是防御战，黄兴采用了许多方法。他命令部队购买大量的麻袋，于各要隘盛土为堡，并用兵工厂的钢板等构筑工事，在汉江沿岸架设铁丝网、鹿砦，于三眼桥等要隘埋设地雷，用炮兵交叉火力等。其中地雷的作用尤为突出。

黄兴在汉阳保卫战中的战场指挥颇具特色。他的指挥艺术，虽然并不是他个人的发明创造，在今天仍不失其借鉴意义。